鲁迅骂人无数,所向披靡,但也被这个人骂了半辈子
原创|发布:2017-09-09 12:18:43 更新:2017-09-09 12:18:43阅读 23990赞 310
大家都知道,鲁迅以“骂人”著称,从政界、军界,到学界,几乎被他骂了个遍。但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有一个人骂鲁迅也骂得很厉害,让人叹为观止。
文/刘诚龙
大家都知道,鲁迅以“骂人”著称,从政界、军界,到学界,几乎被他骂了个遍。但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有一个人骂鲁迅也骂得很厉害,让人叹为观止。
这个人,名叫苏雪林。
苏雪林比鲁迅小16岁,虽然同时代,但不同辈分,两人没同过事,按理说,他俩是没有什么利害冲突的。然而,自鲁迅覆盖“民族魂”的挽幛永远离开世界后,苏雪林就开始了骂鲁生涯,其语言之尖刻,立场之坚定,谩骂之长久,被称为“骂鲁第一人”。
以阶级斗争而言,鲁迅不能称为极端革命者,苏雪林也谈不上是极端反革命,两人为什么如此交恶?好像也找不出一个标志性事件来,苏雪林出道之初,本来是特别崇拜鲁迅的,称得上是鲁迅的粉丝,由崇鲁一变为反鲁,起因之细小,让人不敢相信。
1928年,苏雪林在文坛崭露头角,是年7月7日,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组织了一次作家派对,受到邀请的有文坛宿将鲁迅、林语堂、郁达夫,也有文学女青年苏雪林。苏氏此时借了成名作《绿天》赢得盛誉,也赢得尊严,却不料,林语堂将其引到鲁迅面前时,苏氏伸出了纤纤素手,准备与偶像亲密接触,鲁迅却没有伸出手来,只是朝她点了点头。场面突然变得尴尬起来,苏雪林脸上泛红,林语堂也面上发窘。
鲁迅与苏雪林的“握手门事件”,让苏雪林永远关闭了她对鲁迅的崇拜之门。鲁迅新故,按说可以忘却恩怨了,人都死了,还说什么呢?苏雪林却不惜犯了不对亡灵说不是之忌,写了《致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专攻鲁迅“私人行为”,谩骂的调门相当高,连苏氏的老师、鲁迅的论敌胡适也觉得过火,劝她“旧文字的恶腔,我们应该深戒”。
而苏雪林莫说深戒,浅戒也不戒,从此拉开了其半生骂鲁生涯,骂鲁迅是“诚玷污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邪小人”,刻薄之极,无出其右。
抛开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从人的性格弱点来看,上世纪学界大家之间的人群撕裂,也是不可忽视的大因。苏雪林与鲁迅,其中固然有政治与思想立场因素,但其个人性格也不可小觑。在苏鲁之间,苏雪林的小家子气毕现无遗,而其他大家呢?是不是都是胸怀宽阔?也很难说。比如鲁迅与顾颉刚由朋友而成怨怼,也让人不胜唏嘘。
鲁迅与顾颉刚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好像也没有政治立场的对立,顾先生是历史学家,对政治没啥兴趣,一生都把自己投入故纸堆里,一个纯粹的学者,而他与鲁迅虽没闹到你死我活,却也是有你无我。
他俩原先同在厦门大学当教授,也算是同事,但后来,谁也不愿意与谁对面,你见不得我,我也见不得你。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到了中山大学去当教授,一个很大的起因就是不愿与顾共事。可是冤家路窄,鲁迅前脚刚离开厦门到中山,顾颉刚后脚也就跟了来。结果鲁迅对学生说:“顾颉刚来了,我立即走。”连饭碗都不要了。
不但如此,两人还闹得要上公堂。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当红鼻﹙鲁迅对顾的蔑称﹚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
顾颉刚得知后,怒气冲了灵顶,立刻给鲁迅去了一信,说要在“法庭上辩一个清白”。官司虽不了了之,但两人结下的梁子,已是解不开了。
费解的是,鲁迅与顾颉刚结下如此冤情,却难以找出深仇大恨来,后人也只能从“细故”上来找蛛丝马迹。鲁迅曾写《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著作,陈源污称鲁迅剽窃了日本学者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的《小说》一章,顾先生有一次与陈源私下扯白话,也说鲁迅有抄袭之嫌。这话传到鲁迅耳里,就对顾氏心存恶感了。
后来两人在厦门大学当同事,当初关系不是很亲密,也还融洽,后来一些生活小事,却酿成了大恩怨。比方说,顾先生对厦大引进章廷谦先是反对,后来章氏来了,顾又给章“一大碗红烧牛肉和一碗炒菜花”,鲁迅说顾“阴险”,是“两面派”。而引起鲁迅特别反感的是,顾先生先后推荐潘家洵、陈乃乾、容肇祖等人来厦门大学当教授,引发鲁迅反感,因为这些人都是现代评论派的人,而鲁迅与现代评论派是势不两立的。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里写道:“顾颉刚则日日夜夜在安插私人。”据有人统计,鲁迅给许广平的信里,有六七次谈及顾氏在厦大荐人的事,次次都表示了相当厌恶。
也就因这些很小的事情,累积相加,形成了鲁顾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还有一佐证的是,鲁迅在厦大曾经很讨厌校长秘书黄坚,事情起因也很小:厦大国学院要举办小型展览,鲁迅准备陈列他收藏的部分拓片。挂拓片要登高,鲁迅在桌上放一把椅子,自己站上来,孙伏园自告奋勇帮忙保护。这时,黄坚因故把孙伏园叫走了,鲁迅心里很气愤,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之讨厌黄坚,有二事:一,因为他在食饭时给我不舒服;二,因为他令我一个人挂拓本,不许人帮助。”
现代文人间,这些一言不合,一事相忤,则道不同不相与谋,或者你跟我的论敌玩得来,我就不跟你玩等诸般情事而造成势同水火的,不算少,鲁迅与顾颉刚是,鲁迅与钱玄同是,顾颉刚与傅斯年是,顾颉刚与胡适也是……
读现代文学史,看到这些学界大家的恩恩怨怨,总是让人无端生发感慨:以政治决裂倒也罢了,以小事交恶,值吗?难道上帝真有诅咒,让文人必然相轻吗?
鲁迅生前她是最为谦卑的学生,鲁迅死后她却变成骂鲁迅最狠的人
原创|发布:2018-03-21 09:47:32 更新:2018-03-21 09:47:32阅读 23875赞 183
最近网络上有两人因在网络上骂街而引起网民公愤:一个是恶语攻击在天津大火中牺牲的消防员之母产子的《农家女》杂志编辑高富强,一个是秽言辱骂刚刚去世的作家
最近网络上有两人因在网络上骂街而引起网民公愤:一个是恶语攻击在天津大火中牺牲的消防员之母产子的《农家女》杂志编辑高富强,一个是秽言辱骂刚刚去世的作家李敖的梨花体女诗人赵丽华。都说网络不是法外地,像这样的口没遮拦,遭人围剿是必然的。
中国人爱骂人,是有其悠久历史与传统的,有许多国骂,人们更是张口就来。老蒋的一句“娘稀皮”,已成为他一张撕不掉的标签。骂人这件事,古今中外的文人们更是张口就来,乐此不疲。仿佛,一个作家不敢骂几个人,那是不能称其为作家的。
这点,在清末民初表现得尤其突出。比如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鲁迅先生,就是以笔为投枪,用笔墨去战斗的,他的一生,可谓是骂人无数。当然,这样的性格,也会招至他人的回击,比如,郭沫若先生就没少对鲁迅先生口诛笔伐。只是,郭沫若先生在鲁迅死后,能重新发现鲁迅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所以,郭沫若的后半生,一直是在为鲁迅鼓与呼,褒扬之词,那真是如滔滔江水,不绝如耳。
在中国近代文坛上,有一个女斗士与郭沫若先生的表现截外相反:鲁迅活着的时候,她非常谦卑地自称为鲁迅的学生,时时处处维护鲁迅的尊严与声望,但是,当鲁迅去世后,她却第一个跳出来,对曾经的恩师展开了无情谩骂,这个人就是女作家苏雪林。
苏雪林原藉安徽太平县,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出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她的父亲是县衙门里的一个不入品的小吏。苏雪林,原名苏小梅,字雪林。她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大清混乱不堪的王朝末年,也是各种思潮泛滥的巨变期,这也给身为女子的苏雪林一个走出家门、出人头地的机会。
1914年,她的父亲因为工作关系而迁居安庆,苏雪林开始进入当地一所基督教小学读书。1915年,苏雪林考入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在校期间能诗善画,很引人注目。1919年,毕业后即留在母校附小教书。
在那段极短的教书生涯中与庐隐女士相识。在庐隐的影响下,苏雪林不甘于做一辈子小学教师。当年,她辞了教职与庐隐结伴同行,离开安庆,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苏雪林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读书期间,受教于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陈衡哲等知名教授、学者,同学中又有庐隐、冯沅君、石评梅等追求女性解放的才女。在师友的影响下,她的思想也深受震动,发生了很大变化。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她对写作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从而走上了一条与文相伴的人生之路。
1921年秋,为了接受西方的先进文化,她背着家人前往法国留学。她考入法国里昂创办的海外中法学院,先学西方文学,后学绘画艺术。由于水土不服,经常生病,加之不断收到家中来信,父亲病故,母亲生病,婚姻问题也困扰、煎熬着她,只好辍学,于1925年提前回国。
回国后,她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沪江大学、国立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后到台湾师范大学、成功大学任教。她笔耕不辍,被喻为文坛的常青树。
教学之余,她勤于写作。初入文坛的苏雪林,对鲁迅非常崇拜、敬仰。1928年3月,苏雪林创作的第一部作品《绿天》出版。《绿天》一出版,苏雪林很快就送给了鲁迅。在扉页上用黑色钢笔写了:“鲁迅先生校正。学生苏雪林谨赠七、四、一九二八”。苏雪林在鲁迅面前谦称为“学生”,可见其对鲁迅先生是敬重的。
苏雪林曾在《国闻周报》上发表《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对鲁迅的《阿Q正传》等小说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她还说:“谁都知道鲁迅是新文学界的老资格,过去十年内曾执过文坛牛耳……”
但是,有谁能想到,在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后,苏雪林对鲁迅先生的态度却忽然转变,对鲁迅进行了子虚乌有甚至是刻薄恶毒之极的污蔑和攻击。鲁迅逝世还不足一月,苏雪林就迫不及待地拉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
1936年11月12日,她写了长达四千言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公开祭出反鲁大旗,破口大骂鲁迅是“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在文坛“兴风作浪”,“含血喷人”,其杂文“一无足取”,“祸国殃民”。从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苏雪林连续写了多篇文章《说妒》、《富贵神仙》、《论偶像》、《论诬蔑》、《论是非》、《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对(武汉日报)副刊的建议》、《论鲁迅的杂感文》等,无论从内容及语言上看都十分激烈,对鲁迅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
苏雪林之所以会如此快地“变脸”,当时的文坛曾有过诸多猜测。有人说苏雪林之所以对鲁迅如此怨恨,是因为鲁迅曾“怠慢”过她:她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次新老作者的聚餐会上,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作东,参加者有鲁迅、林语堂、郁达夫、王映霞等人。苏雪林作为新人,因为《绿天》的成功发行,受到大家的热捧,就连林语堂都对她赞美有加。然而当李老板把她带到鲁迅面前时,她热情地伸出手,没想到鲁迅既没有同她握手,也没有寒暄,只是象征性地朝她点了点头。鲁迅的态度深深地刺痛了敏感自尊的苏雪林,让苏感到非常尴尬,仇恨的种子从此埋下。这只是一家之言,但如果实情真是这样的话,那苏雪林未免小肚鸡肠得令人匪夷所思了。
苏雪林的种种反常表现令人难以理解,就连苏雪林极为敬重的胡适也觉得她的论调太不厚道,有失公允且缺乏风度,遂致信苏雪林,对她进行了委婉的批评。但苏雪林依然故我,一直以所谓“反鲁斗士”自居,其立场之顽固,言辞之偏激,远远超过了与鲁迅有过节甚至是笔墨之争的胡适、林语堂、梁实秋、陈西滢等人。
1967年,苏雪林将自己“反鲁”的大部分文章结集出版《我论鲁迅》(爱眉出版社)。该书出版时,苏雪林称“半生的‘反鲁’事业……以后我不高兴再理会了”。
鲁迅在世时不敢骂,估计她怕鲁的人格,更怕鲁的那支笔,那支笔会把她永远钉死在耻辱柱上。等到鲁死后骂鲁,许多卑鄙的小人都是这样做的,岂止是苏雪林?
由此,老黄又想起了刚刚去世的李敖,李老师生前也是骂坛(文坛)的一员悍将,被他骂过的人并不比鲁迅少,没想,这刚一放下手中的笔,赵诗人就跳出来了,这历史就是轮回,何其相似的情节,何其相似的讽刺啊!
她能用大半生骂鲁迅,却不愿花时间为爱下厨,最终在孤独中逝去
原创|发布:2018-11-13 17:11:51 更新:2018-11-13 17:11:51阅读 17146赞 97
都说文人相轻,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的文坛,确实是骂声一片,一“言”不合,就在各自的报纸、杂志上发文互怼。细数清末民初的那些知名作家,没骂人的还真不多,其中最让人坏人害怕的“骂匠”,当数以文字当投枪与匕首的鲁迅先生了。
她能用大半生时间骂鲁迅,却不愿为爱下厨,最终在孤独中逝去
中国人爱斗嘴,是有其传统,所以才有了“国骂”一说。都说文人相轻,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的文坛,确实是骂声一片,一“言”不合,就在各自的报纸、杂志上发文互怼。细数清末民初的那些知名作家,没骂人的还真不多,其中最让人坏人害怕的“骂匠”,当数以文字当投枪与匕首的鲁迅先生了。
鲁迅的一生不惧权贵与权威,从段祺瑞到吴佩孚、从梁实秋到郭沫若、从张学良到林徽因、从周作人到梅兰芳……无不为其犀利的文笔所“伤”。
当然,这样的性格,也会招至他人的回击,比如,郭沫若先生就没少对鲁迅先生口诛笔伐。只是,郭沫若先生在鲁迅死后就偃旗息鼓、再没有骂过一次,不仅如此,郭沫若的后半生一直是在为鲁迅鼓与呼。
只是,在民国的文坛上,有一个人的表现却与郭沫若绝然相反,她在鲁迅生前自称是其学生,一直对周老师恭敬有加,但是,鲁迅先生一去世,她立马脸色大变,摇身一变而成为“反鲁”斗士,这个人就是民国时期的作家、教授苏雪林。
苏雪林原藉安徽太平县,后因父亲的工作关系而迁居安庆。苏雪林从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毕业后,即留在母校附小教书。从教之余,对写作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从而走上了一条与文相伴的人生之路。
1921年秋,她背着家人前往法国留学,先学西方文学,后学绘画艺术。后业,由于父亲病故、母亲生病以及婚姻问题的等等困扰,只好辍学,于1925年提前回国。回国后,她一直从事大学教育工作。并且,她坚持笔耕不辍,被喻为文坛的常青树。
初入文坛的苏雪林,对鲁迅非常崇拜。1928年3月,苏雪林创作的第一部作品《绿天》出版后,她很快就送给了鲁迅一本,并在扉页上题写了“鲁迅先生校正。学生苏雪林谨赠”的附言。苏雪林在鲁迅面前谦称为“学生”,可见其对鲁迅先生是敬重的。
但是,令人难以想到的是,鲁迅逝世还不足一月,苏雪林就迫不及待地拉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坚持不懈地对鲁迅进行了子虚乌有甚至是刻薄恶毒之极的污蔑和攻击。
(上述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闻一多、王统照、杨振声、梁实秋、苏雪林、萧红、萧军、沈从文、老舍、赵太侔、洪深。)
苏雪林之所以对鲁迅如此痛恨,有人猜测都是因为她的处女作《绿天》。《绿天》的成功发行,受到大家的热捧,而鲁迅对她的作品及个人却不屑一顾。据说,在一次文友聚会上,出版社老总将她介绍给了入会的鲁迅,她热情地伸出双手,没想到鲁迅既没有同她握手,也没有寒暄,只是象征性地朝她点了点头。鲁迅的态度深深地刺痛了敏感自尊的苏雪林,让苏感到非常尴尬,仇恨的种子从此埋下。
当然,这样的猜测只是一家之言,此后的半个世纪,苏雪林一直以“反鲁”为己任却是不争的事实。1967年,苏雪林将自己“反鲁”的大部分文章结集出版《我论鲁迅》(爱眉出版社)。该书出版时,苏雪林称“半生的‘反鲁’事业……以后我不高兴再理会了”。
一个拥有如此独立精神的女性,在家庭生活上却不幸的,有一次,苏雪林的丈夫想要苏雪林为他做一碗汤,但是苏雪林认为自己不是所谓的“上得厅堂下的厨房”的旧时代女性,就没有同意,这之后不久两个人就分居生活,也都没有再找伴侣,苏雪林最终一人孤独地老去。1999年4月21日,102岁的苏雪林病逝于寓所,结束她饱受争议的一生。
(图片来自网络)
武汉大学的珞珈三女杰是哪些人: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
原创|发布:2020-09-12 07:45:45 更新:2020-09-12 07:45:45阅读 8246赞 48
百年来,武汉大学群贤毕至,人才辈出,其中有一个说法,叫“珞珈三女杰”,指的是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这3位女性作家。
武汉大学位于珞珈山上。在一定程度上,珞珈山成了武汉大学的“代言人”。人们只要提及珞珈山,立即下意识地想到武汉大学这所传承百年、闻名遐迩的名校。
百年来,武汉大学群贤毕至,人才辈出,其中有一个说法,叫“珞珈三女杰”,指的是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这3位女性作家。
袁昌英是湖南省醴陵人,生于1894年,曾经先后留学于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获得过文学硕士学位。从1929年开始,袁昌英执教于武汉大学外文系,主讲希腊悲剧、希腊及罗马神话、戏剧入门、法文、现代欧美戏剧、法国戏剧、中英翻译等课程,并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后半生。
袁昌英的丈夫杨端六是一名经济学家,于1930年任教于武汉大学,并担任了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等职。当时,武汉大学有一个规矩,夫妻两人不能同时在学校教课。只有袁昌英、杨端六夫妻例外。不仅如此,袁昌英和杨端六的儿子杨弘远、女儿杨静远都毕业于武汉大学,后又都在武汉大学任教。
他们一家,与武汉大学留下了如此深厚而又独特的渊源。
苏雪林祖籍是安徽省太平县,于1897年出生于浙江省瑞安县,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又留学法国,在中法学院攻读西方文学和绘画艺术。回国后,苏雪林先后在沪江大学、安徽大学任教。1931年,苏雪林应邀到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基本国文和新文学研究。在武汉大学,苏雪林执教生涯达18年,直至1949年赴台。
苏雪林是一位笔耕不辍而高产的作家,不过,人们对她印象最深的还是她对鲁迅的态度。在鲁迅生前,苏雪林是鲁迅的“忠实粉丝”,多次发表文章,对鲁迅予以极高的评价。在鲁迅面前,苏雪林总是谦称为“学生”。可是,当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后,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几十年如一日地攻击、辱骂鲁迅,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
凌叔华是北京人,生于1900年,在“珞珈三女杰”中年龄最小。凌叔华出身官宦之家,父亲凌福彭与康有为一同考中进士,官至直隶布政使。凌福彭又是一名画家,与齐白石、姚茫父、王云、萧厘泉等知名书画家结交甚密。凌叔华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长大,接受了文化艺术的熏陶,自然而然地成长为一名才女,在《现代评论》《新月》月刊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了《酒后》等小说作品。
凌叔华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与冰心同学一年。1926年,凌叔华嫁给北京大学教授兼英文系主任的陈源。1929年,当陈源赴武汉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及外国文学系主任时,凌叔华也来到了珞珈山。前面说过,武汉大学有“夫妻两人不能同时在学校教课”的规矩,陈源怕别人说闲话,便没有让凌叔华在武汉大学教书。
其实,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来到武汉大学之前,就已经相识于北京。因为她们都是《现代评论》《新月》月刊的作者。到了武汉大学后,她们更是有了机会经常聚会。
当时,袁昌英的丈夫杨端六是法学院院长,凌叔华的丈夫陈源是文学院院长,属于中层干部,她们与丈夫一起居住在校舍一区。苏雪林比较年轻,是中文系的讲师,居住在校舍三区。
陈源和凌叔华夫妻,出身非富即贵,而袁昌英和杨端六夫妻都是平民家庭,苏雪林因而与袁昌英走得比较近,经常去她家做客“蹭饭”。袁昌英不但学术水平高,还烧得一手好菜,让苏雪林赞不绝口。
不过,到了天气晴好的闲暇日子,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3人时常联袂外出,在珞珈山、洪山、蛇山等地登高望远,在碧波荡漾的东湖行舟荡荷,寻访名胜古迹。武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加之山多湖多,景色宜人,让她们3 人流连忘返,不知归路。
于是,人们便将她们3人称为“珞珈三女杰”“珞珈山上的三个文学朋友”。
1990年,时逢苏雪林90大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著名女作家赵清阁撰文《隔海雪林贺寿星》说:“没有她(苏雪林)和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袁昌英等先驱们的奋斗,便不会有后来妇女们的觉醒,也不可能争到妇女的解放、自由、平等;尤其利用文艺为武器而获胜,取得文坛一席之地,因此她们的贡献是可贵的,卓有成效的。”
这样的评价,对于“珞珈三女杰”来说,是相当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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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吴非但不能禁止,而且应给以保护。 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 2月1日,工人代表们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进入普乐园会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秘书李震瀛登上讲台,高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为抗议吴佩孚的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进行全路总同盟罢工,李震瀛、杨德甫等主要领导人在江岸指挥全局;高斌、姜海士、刘文松在郑州,吴汝铭、史文彬、洪尹福在长辛店,林祥谦、罗海城、曾玉良在江岸执行总工会的命令。信阳负责的是分工会委员长胡传道和副委员长、共产党员徐宽, 新乡负责人是分工会委员长杜石卿,彰德负责人是分工会会长、共产党员戴清屏。2月4日,总工会一声令下,京汉线全路开始了大罢工。 京汉铁路上的技术工人大多属于外来人口。 杨德甫是湖北帮帮首,曾到日本留学,因工龄长、手艺好、徒弟多而享有较高威望。林祥谦则是福建帮首领。 https:// acftu.org/wjzl/gysl/gysy 最早到达江岸车站的铁路工人中有一批是来自福建马尾造船厂的,在他们的介绍下,京汉铁路的福建籍工人逐渐增多,并形成了福建帮。福建帮帮首林祥谦就曾在马尾船厂当钳工,后通过在京汉路工作的妹夫周连城和几位同乡的介绍,林祥谦及其父亲、弟弟先后来到京汉铁路工作……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张国焘、邓培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列宁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99页。) 这次大会及列宁与中国代表的谈话对中共从事铁路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在工运工作中也逐渐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只有铁路工人、海员、矿工为三个有力的分子”,进而提出组建全国铁路总工会,组织铁路工、矿工、海员三个产业的三角同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1922年直奉战争结束后,中共利用吴佩孚“保护劳工”的政治主张,通过交通部向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派遣了六名密查员,作为中共在各路开展工运工作的特派员,主要目的是发动各路群众,建立工会组织。张国焘甚至认为,中共是以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起家的。 ,约占全国罢工人数的1/7以上,受到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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