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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计划》与陈公博的下场

蒋发堂

1945年8月24日傍晚,日本外务省和军方的重要官员在东京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一项重要的议题——《东山计划》。最终,外相重光葵斜着身子站了起来,此人在1932年4月的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中失去了一条腿,装了假肢以后,身子总是站不直。他边说边鞠着躬:“《东山计划》就这样决定了,拜托了!”

南京。大方巷口的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内,总司令冈村宁次和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在焦急等待着东京的指示。一位参谋副官急匆匆进来,把刚收到的绝密电报交给司令官。冈村看后,将电报交到今井的手上:“《东山计划》从现在起就开始执行吧!”

 

 

《东山计划》的实施

 

25日凌晨,南京城内明故宫机场上,一架日本“中华航空公司”的商务运输机的马达轰鸣着,此时,一辆军用货车直接开到跑道上,伪南京政府主席陈公博等七个黑影渐次登上舷梯。

一位叫小川哲雄的日本少佐问:“东山君,人都齐了吗?”

“齐了,赶快起飞吧!”

飞机立即从黑暗中起飞,在南京上空盘旋一圈,之后向东北方向飞去。

原来,这就是所谓绝密级《东山计划》的一部分,陈公博化名“东山公子”,他的老婆李励庄化名“东山文子”,同行的女秘书莫国康和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伪安徽省省长林柏生、伪实业部长陈君慧、伪经理总监公署总监何炳贤也都起了各自的日本名。《东山计划》意欲秘密抢救陈公博等要员潜往日本,企图躲过即将来临的中国政府对投日大汉奸的审判。

在此,有必要回顾这个计划的来龙去脉。

1945年8月16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伪行政院长兼伪上海市市长周佛海赶到南京,与伪政府主席陈公博一道,召集高官会议,宣布伪政府立即解散。之后,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表示要同舟共济,防止新四军抢先接收京沪大城市。等蒋介石回来,再把南京、上海作为厚礼献给蒋介石。

为了表忠心,当天晚上陈公博给重庆的蒋介石写了份电报,报告三件事:第一件是说明日军投降没有问题,不过集中尚需要时间,希望中国勿迫之太急,恐有意外。第二件是日军决定不再与共产党军队作战,因为冈村宁次说他们也是中国的部队,与重庆军队无区别,也是战胜国的部队。除非共产党军队袭击,否则日军必定退让,特别请中央注意。第三件报告宣城已为新四军占领,芜湖被围,六合告急,南京岌岌可危,并乞指示机宜。这个电报是写了,可是没有密码,电台叫不通。陈公博急得不得了。

就在这时,南京城内响起了枪声。周佛海的人和陈公博的人相互打起来了。

周佛海的人以“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总指挥部”的名义,抢先动手,发动“政变”,封锁南京的车站、码头;接管了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控制了银行、伪《中报》、伪中央电台和政府机关;逮捕伪内政部长、伪考试副院长等一批重要人物;打死了逃跑中的伪陆军部长,气势汹汹地要接管伪中央军校,双方发生冲突。而伪中央军校学生立即还以颜色,封锁了西康路和颐和路一带的路口,修筑工事,保卫陈公博官邸,还包围了湖南路西流湾一带周佛海的住宅。

南京城内一片大乱。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决定进行调解,因为南京若毁于废墟或被新四军趁乱占领,蒋介石绝不会饶过他们,回国将会遇到很大的麻烦。于是,他宣布南京仍在日军控制下,中央政府不来人决不允许被接管。周佛海不得不服软,向陈公博道歉,之后灰溜溜地回到上海。三天政变就这样结束了。陈公博与周佛海从1921年到1945年建立起交情,但友谊的小船就这样迅速翻掉了。

陈公博想凭自己手中残余的一些力量,向重庆方面讨价还价,可是多次发电报请示蒋介石,却石沉大海。他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怎么办?病急乱投医,陈公博想起了一个人,此人或能救他。

这人就是任援道。而他会帮助陈公博吗?任援道,江苏省宜兴人,参加过辛亥革命,上过保定军校,带过兵,曾任平津警备司令。1937年12月12日南京沦陷,生灵涂炭。任援道认为机会来了,便趁火打劫,收编了镇江鱼雷学校的三艘炮艇及部分官兵和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一万多人,投靠到大汉奸梁鸿志的伪政府,成为绥靖部部长,指挥伪军与挺进江南的新四军为敌。1940年4月,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后,任援道走陈公博的后门,当上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和军事参议院院长。这是个善于投机取巧的家伙。但陈公博与任援道素有交情。

1944年春夏,汪精卫在日本病危,陈公博与周佛海计划重新洗牌,更换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伪省长。为培植自己的势力,陈公博支持任援道任伪江苏省长。而周佛海则要削弱陈公博的势力,提出“军政分治”的原则,任援道要当省长可以,但必须交出第一方面军的指挥权。任援道抗不过周佛海,只得交出军权。他恨周佛海,对陈公博表示要有情后补。

陈公博知道任援道和戴笠有关系,要想联系重庆,只有靠任援道。于是,打电报让任援道立刻来京。

任援道从苏州来了。他对陈公博拍着胸脯说:要找戴老板甚至蒋委员长都不是个事儿,包在我身上,你等我回话。

第二天,任援道果然来到陈公博在南京西康路的办公室,故作神秘地关上房门说:“蒋先生回话了……”

陈公博迫不及待:“蒋先生怎么说?”任援道压低声音:“蒋先生对陈先生还是很谅解的。”

“真的?没想到蒋先生还念旧啊。”陈公博又惊又喜。

任援道一本正经地说:“蒋先生对你解散伪政府、维持地方都还满意,但是,有人向蒋委员长打小报告,说你在南京与共产党联系,集中军队想拥兵反抗……”

陈公博急了:“我没想拥兵更不敢反抗!”任援道说:“蒋先生也不信,说公博断不至此。但人言可畏。你得拿出诚意……”什么诚意呢?

任援道:“这样吧,把你手上的军队交给我,我向蒋先生证明你没有拥兵反抗。”

原来,就在日本投降前,任援道已经与戴笠联系,吹嘘自己有实力控制东南。日本宣布投降后,重庆方面的力量暂时达不到沦陷区,蒋介石和戴笠为了不让共产党的部队进入,决定借力打力。经顾祝同和戴笠推荐,蒋介石委任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负责京沪线及南京治安。任援道是个光杆司令,怎么控制南京?正犯困呢,来了个送枕头的。于是,任援道就给陈公博挖了个坑。

陈公博为了表示效忠中央,立即写手令,让伪军将领都听任援道指挥,并把南京的伪军头头叫来,当面让他们都得听任援道的调遣。陈公博让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就这样,任援道轻而易举骗取了陈公博的军权。

两天后陈公博去找任援道,问:“我都按蒋先生意思去办了,为什么蒋先生不回电报给我?”

任援道说:“这正是蒋先生的为难之处。你是伪主席,是最大的汉奸,蒋先生不方便啊。

他的意思是想让陈先生避一避。”“往哪避?”陈公博愤愤地说,“如果蒋先生认为我有罪,我理应归罪;如果蒋先生认为我是统一的障碍,也该留下来!这叫待罪……”

任援道却说:“你待什么罪?蒋先生根本没给你定罪,他要你走,所以才不会来电报,他是抗战领袖,要凯旋还都,哪能打电报给你来自找麻烦?”

此话刺痛了陈公博:“既然我是伪主席,我一跑,叫畏罪潜逃,不正成为第一号通缉犯?”

原本任援道就嫌陈公博碍事,此时见陈公博不愿走,立马翻脸:“反正上面的意思我传达了,你自己掂量吧。”

几天后,陈公博突然人间蒸发,不见了。更奇怪的是,8月29日,日本同盟社发了一条爆炸性消息:南京政府代主席陈公博昨日自杀受伤,因伤重而毙命。

陈公博真的自杀了吗?

真相还要从五天前的早晨说起。24日早上,陈公博正在吃早餐,他的左右邻居,伪安徽省长林柏生和伪实业部长陈君慧一起跑来报告:不得了啦,我们两家的大狼狗,被人毒死了。陈公博手一抖,鸡蛋滚到地上,牛奶也洒了,这明摆着是威胁与警告!怎么办?三个人商量一上午也没个结果。

就在这时,陈公博听说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参谋副长今井武夫从湖南芷江飞回南京。今井武夫去芷江是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等进行洽降的。

陈公博抓住救命稻草,让秘书莫国康给今井武夫打电话,要他无论如何来官邸一趟。这个莫秘书的影响力还真不小,果然,把今井武夫请来了。

今井向陈公博汇报了芷江洽降的情况。说:“冷欣副参谋长后天抵达南京,新六军在27日也要坐美国运输机抵达,何应钦总司令月底要来南京受降。阁下是应该考虑一个办法。”

陈公博与何应钦之间面和心不合,1933年长城抗战时他就替何应钦背过黑锅。如果留在南京,落到何应钦手里就麻烦了。于是他用乞求的口气说:“我想去日本,可否给我想想办法?”

今井武夫问:“阁下这次赴日,是政治避难还是逃亡?或是出自其他什么目的?”

陈公博说:“我绝不是潜逃或亡命,只是何应钦总司令进驻南京,我在此地或有不方便,所以还是暂时避开为好。”

今井武夫考虑了一会儿:“要走就赶快走,我马上与日本国使馆接洽一下,借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明天早晨必须离开;否则,过了明天中午12点,日本所有的飞机起飞都要经过盟军总部同意,未经批准强行起飞,一律击落。到那时想走也走不了。”

陈公博着急地说:“好好,我马上收拾一下。”返回大方巷侵华日军总司令部,今井武夫马上向冈村宁次进行汇报,并召来日本驻伪府大使谷正之一起商量,让谷正之电告国内请示一下。很快,日本政府就制定了所谓抢救陈公博等要员的《东山计划》,飞机预定目的地是青岛,陈公博等再从青岛坐船去日本。

以上就是《东山计划》的来龙去脉。

飞机飞向青岛,但飞行员得到消息说美军将抵达青岛,于是临时改变航向直飞日本本土。进入日本海岸不久,飞机燃油快没了,机组临时决定降落在鸟取县的米子机场。等飞机加油后已超过正午12时,不能再飞了,只得临时决定,在米子市暂住。

由于事先没有和当地政府进行联络,小川哲雄只得在马路上拦了一辆货车,将他们一行送到米子市政府,随后又由市政府调用一辆红色的救火车,将他们送至一家小旅馆歇息。半夜,陈公博等人突然被嘈杂的人声惊醒,隔着窗户往外看,只见一伙人手持武器嚷着要支那人滚出来。这可把他们吓得魂飞魄散。

原来,白天当这拨人乘坐救火车招摇过市时,李励庄与莫国康所穿色彩鲜丽的旗袍很是拉风,引起米子市民的注意,一个“支那人已占领米子”的谣言,不胫而走。于是日本在乡军人自警团连夜集合,拿着武器要消灭这些入侵者。经小川哲雄出面再三解释“这些人是自己人”,自警团才撤围而去。三天后,东京外务省才派来一科长来见“东山”先生,进行安排。九月上旬,五个男人都换上了日本军装,扮成复员的日军将校,两个女的再也不敢穿旗袍了,换上了和服。几经辗转,直到9月8日,“东山”一行才迁入京都郊外的金阁寺住下。

9月9日,南京秋高气爽、丹桂飘香,饱受了八年战火、劫后余生的南京市人民,兴高采烈地迎来日军正式投降。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仪式于上午9时9分在黄埔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盛大举行。日军冈村宁次大将在投降书上签字,然后将其交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受降典礼过后,何应钦与冈村宁次进行私下会晤,他把一份要求日本政府引渡陈公博的备忘录交给冈村宁次。

那么,中国方面是如何知道陈公博在日本呢?又怎样要求引渡陈公博呢?

原来,陈公博等人所乘日机在南京起飞后,谷正之发了一个密电给东京日本外务省,报告“东山”一行姓名、人数及抵达东京羽田机场时间,请密派要员到场照料。

这份密电被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技术室毛庆祥手下的人截获。毛庆祥是蒋介石发妻毛福梅的侄子,蒋介石虽然与毛离婚,但对毛家人还不错,委以重任。戴笠原要把军委会技术室并到军统系统,遭到毛庆祥的坚决抵制,因此,戴笠与毛庆祥矛盾很大。此番毛庆祥破译了电文,就是要戴笠的好看。

陈公博等人秘密失踪后,军统头子戴笠吓得够呛。戴笠刚从蒋介石手中抓到了肃奸的大权,头号大汉奸就从他眼皮底下消失了,这怎么向蒋委员长交待呢?于是,他不敢声张,派人私下查访,却毫无头绪。后来看了报纸,他便向蒋介石汇报了陈公博自杀的消息;毛庆祥也向蒋介石呈交了有关陈公博隐藏在日本的电文。戴笠少不了得挨蒋介石一顿臭骂。

因此,才有何应钦要求引渡陈公博的备忘录。

 

 

陈公博自杀未遂与最后的下场

 

9月19日上午,日本外务省大野局长来见陈公博,说何总司令有一个备忘录给冈村,陈自杀是假的,要日本护送归国,望做好准备。来人一走,陈公博想,与其被押回国审判,还不如真的自杀算了。

当天下午,沉闷的天气令人昏昏欲睡。金阁寺后院,房间的纸门都敞开着,李励庄的日本侍女不破贞子没有午睡,一个人站在房间前面的院子里发呆。突然,从陈公博的卧室中传来厮打声,紧接着“啪”地一声枪响,在宁静的下午听来格外刺耳。不破贞子吓了一跳,立即冲进房间,只见“东山先生”与“文子夫人”正扭作一团。

不破贞子尖锐地叫道:“干什么呀?”

“文子夫人”双手抱着“东山先生”,用眼睛示意他手中的枪,冲着不破贞子喊:“贞子!这个!这个!”

不破贞子立即扑向“东山先生”,终于从他手中夺下了手枪。

林柏生、陈君慧、何炳贤等人都赶来,只见陈公博瘫倒在榻榻米上,喃喃地说:“想自杀都没有机会,只好等着审判了。”见此情景,汉奸们都默默不作一语,心灵深处纷纷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9月30日,日本外务省驻京都的办事人员通知陈公博等:中国航空委员会已派出一架飞机到米子,请做好准备。

10月1日晚上,“东山”等人又恢复了原来身份,乘火车去米子。中国陆军总部人员和八名宪兵早已等在那里。10月2日,飞机在风雨中起飞,不一会儿在福冈降落。陈公博以为是日本政府改了主意,其实还是因为天气原因。他们在日本又住了一夜。10月3日,陈公博等人终于登上归国之程。数小时之后,飞机终于飞抵南京。

1946年2月17日,是旧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光复后的第一个元宵节,南京市民家家挂起了纸灯,有的扎成兔灯、蛤蟆灯、荷花灯,还有的扎成英文“V”字灯表示胜利。孩子们更是兴高采烈,放鞭炮、提灯笼,走大街、转小巷,嬉笑打闹,无忧无虑。从午夜起,一阵阵此伏彼起的鞭炮声,犹如阵阵春雷不绝于耳。

宁海路25号看守所的高墙内,死气沉沉,长吁短叹。早晨5时许,看守来到陈公博、陈璧君、褚民谊的牢房门前,叫醒他们:“蒋委员长要接见,立即做好出发准备。”

一辆带篷大卡车早已停在铁门内,车上有几名军警,胸前挎着卡宾枪正等着。待他们上车后,车便发动,经山西路口到中山路,没有往东,而向西北方向驰去。

陈璧君疑惑地问:“这车往哪儿开?老蒋的黄埔路官邸应该向东开才对。”

褚民谊向外看了看,说:“可能是去铁道部一号官邸去见委座?”

只有陈公博预感不是好兆头,又不愿说穿陈璧君与褚民谊的美好愿望,紧锁眉头,一言不发。卡车在下关火车站前停住,他们被押解下囚车,上了火车。

“带我们去哪里?搞什么鬼?”陈璧君又叫起来。

押送他们的负责人解释:“委座昨晚飞沪,蒋夫人亦在沪。请你们到上海去见他们。南京耳目众多,接见多有不便。”

中午时分,陈公博等人却在苏州下车,一辆警车已等在站内,后将他们押解至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陈璧君又怒骂起来:“卑鄙下流的东西,送老娘受审只管送便了,为什么一再用最高领袖之命令骗我们?”任她破口大骂,双脚齐跳,还是被架进看守所。

这里的条件大不如前,每顿只有发霉的一盒牢饭,最令陈公博痛苦的是每天只能抽10支烟。没几口就能抽完。他的心情糟透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略择两段狱中日记看一下。

3月15日

天雨昨夜又是整夜地没有睡着。时局的突,已使得我内心感到万分的痛楚,而连日的阴雨缠绵,更像在心头上压上了一块大石头,烦闷到几乎透不过气来。数十年来为了求学,为了帮助父亲从事所谓“造反”,以及正式献身革命工作,我所遇到的逆境的确也算不少了,但无论际遇如何艰困,环境如何险恶,我始终以好汉自命,抱定打落门牙和血吞的态度,不怨天,不尤人,艰苦奋斗。但时至今日,我实在忍不住要喊一声:天呀!

陈公博居然呼起天来,说明已经山穷水尽,走到绝路了。

当时,陈公博的老婆李励庄也被关在宁海路25号看守所。他们的儿子陈干只有17岁,家庭剧变,已失去优越的生活,还要为父母的事奔波于南京宁海路、苏州看守所。陈公博内心十分不忍。他的日记记述了这一情形:

3月17日 天雨

窗外的雨,还是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现在还是暮春的季节,离黄梅的时期还很长,为什么尽是下着绵绵的细雨。难道老天爷也为了我的遭遇表示他的哀伤!

下午二时半,干儿又从南京赶到了苏州。这样的雨天,他还要东奔西走,心里似乎有些不忍,所以当他临走时,我又再三地叮嘱他以后没有紧要的事,也不必多来看我。我对他说:“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奔走也是多余的,你来看我,也徒然增加我内心的痛楚。在我自己,但求无愧于心,对于任何方面,都不再有什么牵挂,也不再有什么放不下手的地方,但愿你好好求学,将来替社会办些实际的事业。”干儿似乎有些伤感,眼睛里有些泪汪汪的样子,在袋里取出手帕拭了拭眼睛说:“爸爸!你放心吧,我决定遵照你的命令用心读书,将来从事实际的政治工作,继续爸爸未了的心愿。”干儿这几句简单的话,引起了我的感叹!“干什么还要办政治工作呢?”提到政治,我真有些伤心了。“为了办政治,你的祖父,卖尽家产,结果弄得锒铛入狱,我也是为了办政治,到今天也免不了身入囹圄,难道这样的痛苦还受的不够?干儿,我告诉你,以后你干什么事都好办,只是千万不要再干政治,你要牢记!”我的声音有些发抖,一句句打在干儿的心上,他哭了,泪水滴在面颊上晶晶有光⋯⋯

3月19日,陈公博接到通知:有人来访。他以为是戴笠或其他“党国要员”来看他,兴奋不已。来人自称是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他递给陈公博一份起诉书副本。陈公博心里骂戴笠:“当时拍胸保证‘政治解决’,这完全是鬼话。”他还真不知道戴笠因飞机失事,两天前就在南京岱山摔死了。

4月4日下午,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首次开庭审讯陈公博。法院发出旁听证280张,届时却来了500多人,原定下午两点半开庭,可是刚过正午,就挤得人满为患。法院临时决定,把法庭的长窗全部卸除,使旁听席一直可以延展到窗外的石阶之上。

身穿灰布长衫,手上拿着厚厚一摞自白书的陈公博,在法警押解下,来到法庭,看上去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似乎民众都把我看成动物园里的一种奇异的动物。想到以前我巡视到各地的时候,民众夹道欢呼,一样的人山人海,只是情景完全不同。其实陈公博还是陈公博,为什么一个人的态度要变得如此厉害?”

对于检察官起述他的十大罪状,陈公博逐一辩解,变成遮丑表功。会场上一片嘘声,审判长不得不摇铃以求肃静。

陈公博继续申辩:“汪先生在时,我是辅佐汪先生一个人,在汪先生死后,我名义上总是负军事、政治的全责,那就够判重罪,其实不必苦苦要罗织成十大罪状……本案说复杂是太复杂了,说简单也太简单的,因此请法庭随便怎么判,我决定不再申辩、不再上诉了。”

整个庭审进行了六个钟头,到晚上八点半才结束。

陈公博日记记载:“身体疲乏得厉害,回到狱里,就横卧在榻上。”

4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即宣告判决结果。虽然开庭时间是下午四点,但午后一点,旁听席上已经人满为患。法庭不得不临时增加座位。三时一刻,江苏高等法院派出武装法警6名,前往看守所提陈公博到庭审判。

那天陈公博穿青灰色花条呢夹袍,黑皮鞋,戴船形帽,态度非常镇静。三时五十分押解到院,四时整宣布开庭。

审判长起立宣读判决主文:“被告:陈公博,因汉奸案件,本院判决如下:陈公博通谋敌国,匿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

陈公博听完判决主文,居然神色不变。审判长告诉陈公博,如不服判决,可向最高法院申请复判。陈公博说:“刚刚听到判决理由,对我的答辩书,虽未采信,毕竟是采用了,应该向庭上表示感谢。况且上次开庭时,还容许我宣读自白书与答辩两小时之久,而事后还在报上公布,我的希望已达到,就不需要再申请复判了。法院所以判我死罪,是为了我的地位关系,也是审判长的责任关系,我对此毫无怨言。本来我回国受审,就是要表示出我束身以为伏法的典范……”

但是,李励庄不甘心,申请复判。理由有四:一是本案之审判,匆匆六小时而终结,关于本案重要关键及有利于被告之事实、证据均未能调查清楚,查本案最重要关键,在被告始终反对汪精卫之离渝而终随汪离渝,始终反对汪之组府而终出任要职,此中委婉曲折之内幕若不明了,则本案真实内容无由大白,而被告之苦心孤诣亦无由表现;二是辩护律师形同虚设;三是科刑不当;四是《自首条例》未予援用。

5月16日,最高法院特等刑事宣判书下达,主文为“原判决核准”。

6月3日上午是陈公博最后的日子。8点半,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的囚房放风了。犯人们都在外面散步和聊天。陈公博虽然知道死期已不远,但怎样也料不到执行死刑的命令,会来得如此之快……

刚走到刑场的一半,法警就从他脑后直接开枪,子弹从前面穿出,陈公博扑倒在地,血涌出来,流了一地,过了几分钟,才气绝身亡。

纵观陈公博的一生,从革命党变为共产党,又因一些危险和挫折放弃革命理想,投靠了有升迁之前途的国民党。在汪精卫的提携下,逐步成为汪精卫核心圈的重要干将。他在抗战中虽然起初不同意与日本合作,但又经不住汪精卫的反复劝说,而最终放弃了民族利益和国家立场,从而落水,成为汪精卫死后的头号汉奸卖国贼。抗战胜利接受法庭的审判,被宣判死刑,是他作为汉奸罪应得的下场。

(注:本文所引用的档案材料和陈公博日记,均出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审判汉奸档案)

(责任编辑刘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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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吴非但不能禁止,而且应给以保护。 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 2月1日,工人代表们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进入普乐园会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秘书李震瀛登上讲台,高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为抗议吴佩孚的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进行全路总同盟罢工,李震瀛、杨德甫等主要领导人在江岸指挥全局;高斌、姜海士、刘文松在郑州,吴汝铭、史文彬、洪尹福在长辛店,林祥谦、罗海城、曾玉良在江岸执行总工会的命令。信阳负责的是分工会委员长胡传道和副委员长、共产党员徐宽, 新乡负责人是分工会委员长杜石卿,彰德负责人是分工会会长、共产党员戴清屏。2月4日,总工会一声令下,京汉线全路开始了大罢工。 京汉铁路上的技术工人大多属于外来人口。 杨德甫是湖北帮帮首,曾到日本留学,因工龄长、手艺好、徒弟多而享有较高威望。林祥谦则是福建帮首领。 https:// acftu.org/wjzl/gysl/gysy 最早到达江岸车站的铁路工人中有一批是来自福建马尾造船厂的,在他们的介绍下,京汉铁路的福建籍工人逐渐增多,并形成了福建帮。福建帮帮首林祥谦就曾在马尾船厂当钳工,后通过在京汉路工作的妹夫周连城和几位同乡的介绍,林祥谦及其父亲、弟弟先后来到京汉铁路工作……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张国焘、邓培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列宁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99页。) 这次大会及列宁与中国代表的谈话对中共从事铁路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在工运工作中也逐渐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只有铁路工人、海员、矿工为三个有力的分子”,进而提出组建全国铁路总工会,组织铁路工、矿工、海员三个产业的三角同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1922年直奉战争结束后,中共利用吴佩孚“保护劳工”的政治主张,通过交通部向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派遣了六名密查员,作为中共在各路开展工运工作的特派员,主要目的是发动各路群众,建立工会组织。张国焘甚至认为,中共是以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起家的。 ,约占全国罢工人数的1/7以上,受到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赞

徐光英總參謀長徐光英葉挺參謀長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1920年留法勤工儉學鄧演達創建的「第三黨」軍統

徐光英(1899年-1984年),字樹屏,廣東省海陽縣(今潮安)浮洋鎮徐隴村人,中共早期高級軍事幹部。軍統元老。[1] 生平 1920年留法勤工儉學。1921年加入旅法共產主義小組,後到西班牙讀軍事。1922年8月轉入中共旅歐支部。 北伐戰爭中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1927年3月參加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為暴動指揮部五人團成員,負責工人糾察隊的武裝訓練與指揮。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任第11軍第24師(師長葉挺/古勛銘,黨代表顏昌頤)參謀長。南昌起義部隊南下途中,徐光英負責繪製行軍路線圖一直做到江西南部尋烏縣。1927年9月23、24日分別攻克潮州、汕頭後(史稱「潮汕七日紅」),李立三任汕頭市公安局長,未到職前由徐光英代理公安局長。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政治紀律決議案》,共10項處分:[2]徐光英因在汕任公安局長時,取締工人擅自逮捕並殺乘機搶劫貧民三人,應處以留黨察看一年之處分。 1927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起義軍總指揮葉挺,副總指揮葉劍英,總參謀長徐光英,副官陳賡,師長徐向前等。徐光英率領中路起義軍(第四軍教導團第一營和工人赤衛隊第一聯隊,突襲東較場,攻克廣九車站和廣州市公安局。 左右江起義前,中共中央派一批幹部奔赴廣西,徐光英化名徐開先,協助張雲逸做兵運和軍訓。起義失敗後,徐光英脫離中共。1930年參加鄧演達創建的「第三黨」,出任該黨陝西省委書記。 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軍統組建忠義救國軍,任參謀長。別動軍第三縱隊司令、軍統貴州息烽訓練班副主任。黃埔軍校南寧分校少將政治主任。軍事委員會軍需署少將軍需監。 1947年赴港居住。 參考文獻 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 編:《潮州人物》,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 中共中央出版的《中央通訊》1927年第13期(油印本) 分類:1899年出生1984年逝世軍統局人物海陽人徐姓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1年入黨)黃埔軍校人物
  近代以来日本陆军中的三代“中国通” 2017-07-31   由 时光山人 發表于 历史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势渐强,逐步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在其“大陆政策”影响下,日军中兴起了研究中国问题的热潮,并由此在日本陆军中产生了前后三代“中国通”。这些“中国通”作为日军侵略的马前卒,搜集情报、干预政治或是直接参与战争,在中国犯下了累累罪行。 第一代“中国通”---青木宣纯 青木宣纯 青木宣纯(1859—1924)日本宫崎县人,日本陆军中将。日本谍报界鼻祖,日本军部第一位"中国通"。总计在中国生活了28年,在北京创办了青木机关,培训了大批特工人员,也是侵华观点的最早提倡者之一。 1897年10月到1900年3月第一次任清国公使馆武官。他在北京设立特务机关,对外则以“青木公馆”的名义,广泛结交中国官绅人士。其最为得意之举莫过于取得直隶按察史袁世凯的信赖。当袁出任山东巡抚时,特邀青木前往济南协助编练新军,袁世凯经常对同僚讲:青木是“唯一可靠的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他利用与袁世凯的关系,为日本搜索俄军军情,为战胜俄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代“中国通”---坂西利八郎 坂西利八郎 坂西利八郎(1870—1950)日本陆军中将,继青木宣纯之后的日本对华谍报的第二代特务巨头,在北洋政府时期历经七代政府更迭而他始终在幕后操纵,故被称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日本陆军中的所谓第三代中国通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本庄繁等人均出自其门下。 坂西利八郎曾跟随野战炮兵第6联队参加过甲午战争。1909年以善于钻研中国问题的专长被调入参谋本部,旋即派往北京。坂西通过青木的引荐,结识了直隶总督袁世凯,应聘为北洋新军的练兵顾问兼北洋督练公所总翻译官。日俄战争期间青木宣纯调往满洲军司令部以后,所遗谍报工作即由坂西负责。1911年在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参谋本部立即派坂西去北京,任公使馆武官,建立以“坂西公馆”为代号的特务机关。在北洋军阀掌担北京政府的十数年间,坂西广泛结交了北洋各派系的军阀、政客,向他们渗透日本内阁的意图,干预中国政事。 第三代“中国通”---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本庄繁 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1888-1948),侵华日军甲级战犯,主持情报工作,继青木宣纯和坂西利八郎之后,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建立伪“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