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密查员是各路现任职员最害怕的，因此共产党员得着护符，不仅不怕人而且使人怕，得以往来各路，通行无阻。

这六个密查员，当然不对任何人宣布，实际上即是职工运动特派员，主要的是在各路工人群众中活动，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对于交通部则选择某地为工人所最痛恨的交通系的职员，胪列其营私舞弊的罪状，作成报告送去。再则这六个密查员对交通部虽是有固定的人名，但出发各路可换别的同志，真的，这样一来，我们在铁路上的工作得到顺利的发展，差不多六条铁路都建立了相当的基础，特别是京汉铁路沿路都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共计十六个之多。直奉战争以后吴佩孚企图影响工人，甚至制造自己的肖像徽章发给京汉铁路北段的工人，说工人帮助战争有功。当时确有不少的工人把大帅的徽章佩带起来，引为荣耀，我们怎样办呢？我们向工人宣传：“吴佩孚也是军阀，工人佩带军阀的肖像，是可耻的”。这样一来，工人就不佩带了，有带者必受同伴的耻笑或捽毁。

我们当时曾被吴佩孚利用没有呢？没有的，用事实证明是没有的，就在那个时候，北方各铁路发生风靡一时的罢工斗争，并不因恐遭吴佩孚的疑忌而来束缚自己的行动，后来京汉铁路大罢工与吴佩孚血战，更证明我们对吴佩孚没有任何的幻想和任何的让步。 ——— 摘自邓中夏的<中国第一次罢工的高潮>

1920年末，邓中夏和何孟雄到北京长辛店为工人办劳动补习学校，并领导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运动。唐山工人运动先驱是邓培，1919年五四运动唐山、上海、长辛店工人一起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罢工。罗章龙也多次深入唐山地区及开滦煤矿调查，在矿区举办工人夜校并组织工会团体和建立党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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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吴非但不能禁止，而且应给以保护。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

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吴非但不能禁止，而且应给以保护。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 2月1日，工人代表们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进入普乐园会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秘书李震瀛登上讲台，高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为抗议吴佩孚的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进行全路总同盟罢工，李震瀛、杨德甫等主要领导人在江岸指挥全局；高斌、姜海士、刘文松在郑州，吴汝铭、史文彬、洪尹福在长辛店，林祥谦、罗海城、曾玉良在江岸执行总工会的命令。信阳负责的是分工会委员长胡传道和副委员长、共产党员徐宽，新乡负责人是分工会委员长杜石卿，彰德负责人是分工会会长、共产党员戴清屏。2月4日，总工会一声令下，京汉线全路开始了大罢工。京汉铁路上的技术工人大多属于外来人口。杨德甫是湖北帮帮首，曾到日本留学，因工龄长、手艺好、徒弟多而享有较高威望。林祥谦则是福建帮首领。 https:// acftu.org/wjzl/gysl/gysy 最早到达江岸车站的铁路工人中有一批是来自福建马尾造船厂的，在他们的介绍下，京汉铁路的福建籍工人逐渐增多，并形成了福建帮。福建帮帮首林祥谦就曾在马尾船厂当钳工，后通过在京汉路工作的妹夫周连城和几位同乡的介绍，林祥谦及其父亲、弟弟先后来到京汉铁路工作……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张国焘、邓培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列宁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99页。) 这次大会及列宁与中国代表的谈话对中共从事铁路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在工运工作中也逐渐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只有铁路工人、海员、矿工为三个有力的分子”，进而提出组建全国铁路总工会，组织铁路工、矿工、海员三个产业的三角同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1922年直奉战争结束后，中共利用吴佩孚“保护劳工”的政治主张，通过交通部向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派遣了六名密查员，作为中共在各路开展工运工作的特派员，主要目的是发动各路群众，建立工会组织。张国焘甚至认为，中共是以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起家的。，约占全国罢工人数的1/7以上，受到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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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英總參謀長徐光英葉挺參謀長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1920年留法勤工儉學鄧演達創建的「第三黨」軍統

徐光英（1899年－1984年），字樹屏，廣東省海陽縣（今潮安）浮洋鎮徐隴村人，中共早期高級軍事幹部。軍統元老。[1] 生平 1920年留法勤工儉學。1921年加入旅法共產主義小組，後到西班牙讀軍事。1922年8月轉入中共旅歐支部。北伐戰爭中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1927年3月參加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為暴動指揮部五人團成員，負責工人糾察隊的武裝訓練與指揮。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任第11軍第24師（師長葉挺/古勛銘，黨代表顏昌頤）參謀長。南昌起義部隊南下途中，徐光英負責繪製行軍路線圖一直做到江西南部尋烏縣。1927年9月23、24日分別攻克潮州、汕頭後（史稱「潮汕七日紅」），李立三任汕頭市公安局長，未到職前由徐光英代理公安局長。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政治紀律決議案》，共10項處分：[2]徐光英因在汕任公安局長時，取締工人擅自逮捕並殺乘機搶劫貧民三人，應處以留黨察看一年之處分。 1927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起義軍總指揮葉挺，副總指揮葉劍英，總參謀長徐光英，副官陳賡，師長徐向前等。徐光英率領中路起義軍（第四軍教導團第一營和工人赤衛隊第一聯隊，突襲東較場，攻克廣九車站和廣州市公安局。左右江起義前，中共中央派一批幹部奔赴廣西，徐光英化名徐開先，協助張雲逸做兵運和軍訓。起義失敗後，徐光英脫離中共。1930年參加鄧演達創建的「第三黨」，出任該黨陝西省委書記。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軍統組建忠義救國軍，任參謀長。別動軍第三縱隊司令、軍統貴州息烽訓練班副主任。黃埔軍校南寧分校少將政治主任。軍事委員會軍需署少將軍需監。 1947年赴港居住。參考文獻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潮州人物》，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中共中央出版的《中央通訊》1927年第13期（油印本）分類：1899年出生1984年逝世軍統局人物海陽人徐姓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1年入黨)黃埔軍校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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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日本陆军中的三代“中国通” 2017-07-31 由时光山人發表于历史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势渐强，逐步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在其“大陆政策”影响下，日军中兴起了研究中国问题的热潮，并由此在日本陆军中产生了前后三代“中国通”。这些“中国通”作为日军侵略的马前卒，搜集情报、干预政治或是直接参与战争，在中国犯下了累累罪行。第一代“中国通”---青木宣纯青木宣纯青木宣纯（1859—1924）日本宫崎县人，日本陆军中将。日本谍报界鼻祖，日本军部第一位"中国通"。总计在中国生活了28年，在北京创办了青木机关，培训了大批特工人员，也是侵华观点的最早提倡者之一。 1897年10月到1900年3月第一次任清国公使馆武官。他在北京设立特务机关，对外则以“青木公馆”的名义，广泛结交中国官绅人士。其最为得意之举莫过于取得直隶按察史袁世凯的信赖。当袁出任山东巡抚时，特邀青木前往济南协助编练新军，袁世凯经常对同僚讲：青木是“唯一可靠的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他利用与袁世凯的关系，为日本搜索俄军军情，为战胜俄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第二代“中国通”---坂西利八郎坂西利八郎坂西利八郎（1870—1950）日本陆军中将，继青木宣纯之后的日本对华谍报的第二代特务巨头，在北洋政府时期历经七代政府更迭而他始终在幕后操纵，故被称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日本陆军中的所谓第三代中国通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本庄繁等人均出自其门下。坂西利八郎曾跟随野战炮兵第6联队参加过甲午战争。1909年以善于钻研中国问题的专长被调入参谋本部，旋即派往北京。坂西通过青木的引荐，结识了直隶总督袁世凯，应聘为北洋新军的练兵顾问兼北洋督练公所总翻译官。日俄战争期间青木宣纯调往满洲军司令部以后，所遗谍报工作即由坂西负责。1911年在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参谋本部立即派坂西去北京，任公使馆武官，建立以“坂西公馆”为代号的特务机关。在北洋军阀掌担北京政府的十数年间，坂西广泛结交了北洋各派系的军阀、政客，向他们渗透日本内阁的意图，干预中国政事。第三代“中国通”---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本庄繁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1888-1948），侵华日军甲级战犯，主持情报工作，继青木宣纯和坂西利八郎之后，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建立伪“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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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国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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