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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陽站始建於1902年,為京廣鐵路江北段(原京漢鐵路)使用時間最長的車站。

 信陽站始建於1902年,為京廣鐵路江北段(原京漢鐵路)使用時間最長的車站。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一成立,即在京汉路的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次年春,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赵子健来到郑县(今河南郑州),任郑州铁路职工学校教员,在工人中传播新思想,发动、组织工人。不久,李大钊也来到郑州。


郑州是中国东、西的铁路大动脉——陇海铁路、京广铁路的交汇点。 1921年8月,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为反对资本家的压迫、剥削而发动了全路大罢工,在共产党的领导和京汉铁路等地工人的大力支持下,罢工最终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并诞生了河南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洛阳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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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控制中国的南满铁路,掌握东三省交通经济命脉。 一战爆发后,西欧国家对华投资中断。1918年的济顺、高徐铁路都由日资兴建,日本几乎控制了这两路的路权。 1919年,时任陇海铁路督办施肇曾秉承交通总长曹汝霖的意思,与日本大仓公司秘密缔约垫款洛潼铁路。

施肇曾把洛潼铁路转包与日本(原本由比利时投资承包)之时,正值五四运动席卷全国。1919年6月18日上海《时事新报》报道了此事。北洋政府若无力偿还修路借款 ,日本将把持洛潼铁路作为还债担保。 河南各地群情激奋,8月4号信阳全县代表、公款局、劝学所电请政府挽回路权,扶沟县召开国民大会设法挽回。

最终北洋政府迫于压力,于1919年8月5日,不得不宣布取消对日本包修洛潼铁路之事。 8月12日,河南省议员陈鸿畴等强烈要求依法查办施肇曾,并且,列举证据质控施肇曾卖路吞款。

1922年,河南工人运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4月9日京汉铁路各工团代表在长辛店召开发起成立全路总工会的筹备会,江岸代表杨德甫被选为筹备主任。8月10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参加会议的有14人。河南境内各站参加的有彰德(今河南安阳)代表戴清屏,黄河北岸代表吴昌义,

黄河南岸代表韩松亭,许州(今许昌)代表柳胜友,郑州代表凌楚藩、高斌、刘庚和,郾城代表杨志清,信阳代表王复生等。 李大钊在《中国工人运动的趋势》一文中写到:1922年初“关于京汉线的工会,大体上又分成南段和北段,这里工会组织比较发达,工人运动也有相当的成效”。

到1922年底,在河南境内的京汉、陇海两铁路上的主要城镇基本上都已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或有了党员在开展工作。

1923年1月5日, 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三次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认为建立总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2月1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 此时已经第一次直奉战争胜利掌握了北京政权的吴佩孚驻跸洛阳,京汉路的收入是其军费的重要来源之一,不同意总工会的成立。


因为苏俄(共产国际)此时的合作对象已经改定为孙中山。 「《孙文越飞宣言》,简称《孙越宣言》,是孙文与苏联交部副部长越飞1923年1月16日于上海见面,商谈中俄两党合作问题后,于1923年1月26日所共同发表之宣言。」 1月28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领警察多人,到总工会筹备处宣布吴佩孚的电令,
禁止铁路工人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大会。1月29日,吴佩孚从洛阳电令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对铁路工会活动实行监视,不准工人举行集会。 1月30日,共产党员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及工人代表凌楚藩、杨德甫等代表全体工人到洛阳面见吴佩孚,提出:根据约法和吴佩孚1921年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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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吴非但不能禁止,而且应给以保护。 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

  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吴非但不能禁止,而且应给以保护。 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 2月1日,工人代表们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进入普乐园会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秘书李震瀛登上讲台,高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为抗议吴佩孚的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进行全路总同盟罢工,李震瀛、杨德甫等主要领导人在江岸指挥全局;高斌、姜海士、刘文松在郑州,吴汝铭、史文彬、洪尹福在长辛店,林祥谦、罗海城、曾玉良在江岸执行总工会的命令。信阳负责的是分工会委员长胡传道和副委员长、共产党员徐宽, 新乡负责人是分工会委员长杜石卿,彰德负责人是分工会会长、共产党员戴清屏。2月4日,总工会一声令下,京汉线全路开始了大罢工。 京汉铁路上的技术工人大多属于外来人口。 杨德甫是湖北帮帮首,曾到日本留学,因工龄长、手艺好、徒弟多而享有较高威望。林祥谦则是福建帮首领。 https:// acftu.org/wjzl/gysl/gysy 最早到达江岸车站的铁路工人中有一批是来自福建马尾造船厂的,在他们的介绍下,京汉铁路的福建籍工人逐渐增多,并形成了福建帮。福建帮帮首林祥谦就曾在马尾船厂当钳工,后通过在京汉路工作的妹夫周连城和几位同乡的介绍,林祥谦及其父亲、弟弟先后来到京汉铁路工作……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张国焘、邓培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列宁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99页。) 这次大会及列宁与中国代表的谈话对中共从事铁路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在工运工作中也逐渐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只有铁路工人、海员、矿工为三个有力的分子”,进而提出组建全国铁路总工会,组织铁路工、矿工、海员三个产业的三角同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1922年直奉战争结束后,中共利用吴佩孚“保护劳工”的政治主张,通过交通部向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派遣了六名密查员,作为中共在各路开展工运工作的特派员,主要目的是发动各路群众,建立工会组织。张国焘甚至认为,中共是以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起家的。 ,约占全国罢工人数的1/7以上,受到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赞

徐光英總參謀長徐光英葉挺參謀長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1920年留法勤工儉學鄧演達創建的「第三黨」軍統

徐光英(1899年-1984年),字樹屏,廣東省海陽縣(今潮安)浮洋鎮徐隴村人,中共早期高級軍事幹部。軍統元老。[1] 生平 1920年留法勤工儉學。1921年加入旅法共產主義小組,後到西班牙讀軍事。1922年8月轉入中共旅歐支部。 北伐戰爭中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1927年3月參加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為暴動指揮部五人團成員,負責工人糾察隊的武裝訓練與指揮。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任第11軍第24師(師長葉挺/古勛銘,黨代表顏昌頤)參謀長。南昌起義部隊南下途中,徐光英負責繪製行軍路線圖一直做到江西南部尋烏縣。1927年9月23、24日分別攻克潮州、汕頭後(史稱「潮汕七日紅」),李立三任汕頭市公安局長,未到職前由徐光英代理公安局長。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政治紀律決議案》,共10項處分:[2]徐光英因在汕任公安局長時,取締工人擅自逮捕並殺乘機搶劫貧民三人,應處以留黨察看一年之處分。 1927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起義軍總指揮葉挺,副總指揮葉劍英,總參謀長徐光英,副官陳賡,師長徐向前等。徐光英率領中路起義軍(第四軍教導團第一營和工人赤衛隊第一聯隊,突襲東較場,攻克廣九車站和廣州市公安局。 左右江起義前,中共中央派一批幹部奔赴廣西,徐光英化名徐開先,協助張雲逸做兵運和軍訓。起義失敗後,徐光英脫離中共。1930年參加鄧演達創建的「第三黨」,出任該黨陝西省委書記。 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軍統組建忠義救國軍,任參謀長。別動軍第三縱隊司令、軍統貴州息烽訓練班副主任。黃埔軍校南寧分校少將政治主任。軍事委員會軍需署少將軍需監。 1947年赴港居住。 參考文獻 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 編:《潮州人物》,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 中共中央出版的《中央通訊》1927年第13期(油印本) 分類:1899年出生1984年逝世軍統局人物海陽人徐姓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1年入黨)黃埔軍校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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