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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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山勇(よこやま いさむ、1889—1952),日本陆军中将。侵华日军第十一军第五任司令长官,二战日本名将之一。1952年4月21日病死于巢鸭监狱,终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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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4月20日 出任关东军附
1932年8月8日 晋升大佐
1933年8月1日 整备局动员课长
1934年8月1日 步兵第2联队联队长
1936年3月28日 第6师团参谋长
1937年3月1日 资源局企划部长
1937年10月25日 企划院总务部长
1938年3月1日 晋升少将
1939年4月1日 出任企划院第一部长
1939年8月1日 晋升中将,出任东部军附
1939年9月12日 第1师团长
1940年4月29日 获勋一等瑞宝章
1941年10月15日 第4军司令官
1942年11月12日 获勋一等旭日大绶章
1942年12月22日 第11军司令官
1944年11月22日 西部军司令官
1945年2月1日 第16方面军司令官兼西部军管区司令官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最终被判处绞刑,后因身体原因被减刑
1952年4月21日 病死于巢鸭监狱,终年63岁
1889年,横山勇出生在日本东北的千叶县。横山新治陆军大佐的长子。姬路初级中学,大阪陆军地方幼年学校,中央幼年学校毕业,他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1909年5月27日以优异的成绩从士官学校毕业。由于在学校期间表现突出而与同期的石原莞尔、饭村穰并称为第21期的三羽鸟。同年12月25日被正式授予少尉军衔,其后在职务上,基本一路顺风。1915年12月毕业于陆大第27期军刀组。1919年(大正8年)4月,参谋本部付工作,历任参谋本部铁路班颗员,陆军省军务局课员。1924年8月,晋步兵少佐,陆军兵器本厂付。1925年1月到1927年到3月德国留学。回国后,整备局课员就任。1927年6月,资源局事务官,1928年(昭和3年)8月,晋级步兵中佐。1929年月,资源局规划部第2科长。1932年4月,成为关东军司令部付,同年8月,晋升步兵大佐。1933年8月,成为整备局动员科长,历任步兵第2联队长,第6师参谋长。1937年3月,晋级陆军少将,兵器本厂付。规划院总务部长,第1部长。1939年8月,进入陆军中将成为东部防卫司令部付。
1939年9月12日出任关东军第1师团师团长。当时正值诺门坎事件接近尾声,关东军第6军的惨败给予横山勇极深的印象。这对于自1936年5月就进驻黑龙江孙吴地区既设阵地的,作为对苏防御与进攻主力的第1师团来说,是一个警告。而且横山勇面对的不仅是友军的失利,其所部第1步兵联队和其他3个步兵联队所辖的速射炮中队也投入了这次战役,并且遭到了一定的创伤。由于此次战役的恶劣结果导致日军不敢轻易向苏军发难,也使得横山勇在师团长的岗位上一直就是制订师团对苏作战预案、训练士兵和完善孙吴地区筑垒地域的设施,没有参与什么象样的战斗。
1941年10月,横山勇出任关东军第4军司令官,是该职务上的第四任。第4军成立于1938年初,当时下辖第1师团、第8独立守备队以及第5、6、7、13国境守备队,主要负责整个黑龙江从漠河到乌苏里江与黑龙江汇合处沿线的守备与防御。由于横山勇是从第1师团升上来的,因此对防区十分熟悉。他全力为北进计划中的对苏联进攻而做准备。1942年12月22日横山勇接到了调往南方的命令。原来,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大将在从南京飞往汉口途中,座机被驻安徽省大别山的国军击落而毙命,因此大本营调横山勇前去接任。
1943年1月,横山勇抵达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所在地武汉。第11军是日军在关内唯一一支战略机动力量,他直接与国民党第3、5、6、9四个战区以及大别山游击区接壤,担负着牵制和消耗国民党军队主力的任务。而在横山勇接任的时候,该军正处于危险的士气低落,消极作战的阶段。这是由于一年前的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大惨败造成的。而横山的前任冢田接任时间太短,还没来得及发挥能力,就被击毙,由此可见横山勇所面对的困难。所以,他一到任就闭门不出,专心研究前两任司令长官三次进攻长沙的作战详细战况总结。最后,他得出常德在战略地位上比长沙重要的结论,准备将战争重心西移。当年2月,为实现西进目标,横山勇从第3、13、39、40、58师团及独立混成17旅团中抽调大批兵力,集中对付位于洪湖地区的国军第128师王劲哉部及第6战区的挺进军。由于动员兵力超过一般常规,参谋们都很惊讶。可他认为,第11军自从第三次长沙会战失败后几乎没进行什么作战,面对部队中的极度畏战情绪,只有一场绝对的胜利才可以改变,因此选择了牛刀杀鸡,狮子搏兔的战术。他为了保证战役的顺利,还派遣间谍打入第128师内部,收买了内奸。由于日军使用兵力强大,内部出现叛徒,国军作战失败,丧失了长江以北的洪湖地区,王劲哉本人也被俘虏。横山勇取得了在中国战场第一场胜利,扫清了占领区腹心之患。
初战胜利,横山勇颇为得意。他紧接着于4月制订了更大规模的鄂西会战,希望以此威胁常德和重庆,调动第6战区主力,在运动战中歼灭。5月3日,他亲临沙市前线指挥所指挥行动。日军11军出动第3、13、39师团和独立混成17旅团的主力,及野沟、野地、长野、小柴、户田、针谷等支队,向国军发起进攻,一接战就钳掉了国军第73军。不满足的他想继续包围位于公安地区的第87军时,他所遇到的第一个对手陈诚接过了第6战区指挥权,迅速下令部队后撤,致使他的计划落空。随着石牌要塞屡攻不克,日军各部伤亡增加,进展有限而国军其他战区部队增援纷纷到位,他不得不下令撤退。国军随即开始全线反击。在撤退途中,他发现国军第79军位置突出,两翼空虚,于是下令13师团就地反击,而独立混成第17旅团以回马枪的方式迂回吃掉对方。然而,他没有想到国军王牌74军已经秘密进入第6战区,在运动战中分割和重创了独立混成第17旅团,使得他的计划破产(74军的能力他将在以后的战斗中再次领略)。虽然此战可谓中日平分秋色,然而在战争宣传中处于下风的第11军却遭到派遣军的质疑,几乎到了怀疑他能力的地步。但是,横山勇很快利用了自己的失败,打了一场让国军遭受耻辱的仗。
1943年10月,根据派遣军进攻常德的指示,横山勇制订了新的作战计划。为了完成任务,他要求派遣军抽调13军隶下的第116师团增援第11军。然而13军以兵力不足进行了抵制,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大将不得不亲自过问此事,做横山的工作。但是横山勇认为畑俊六做事没有魄力,因此直言顶撞,引起对方极大不满,种下了恩怨的种子。虽然最后116师团调动终于成功,但由于其指挥鄂西会战战果不佳,派遣军给第116师团师团长岩永汪以暗示,要他协助横山勇制订作战方案。然而他到了11军,看到了作战计划发现该计划几近完美。横山勇老谋深算地在作战第一阶段完全照搬鄂西会战的态势,给国军造成假象,使之按照旧有的应对方式——撤空常德外围主力,向两翼聚集再反攻。这样日军可用主力将国军驱散,推远,而包围并夺下空虚的常德。由于国军未能识破这一点,并且不切实际地就地反击,使得事态的发展完全如横山所预料的。日军第3、13、39、68、116师团主力和户田、古贺、佐佐木、宫胁、柄田五个支队成功地粉碎了国军第10、29集团军的防御,国军73军暂编第5师师长彭士量和44军150师师长许国璋殉国。在国军主力纷纷西撤之后,常德及其周围只剩一个74军57师,日军立即将它团团包围。到了此刻才如梦初醒的国军匆匆调动部队来增援已经来不及了。此时,横山以为常德是五个手指捏田螺——十拿九稳的了,然而他这次遇到了第二个对手——57师师长余程万。余和以“虎贲”命名的部下凭借“有一壕守一壕,有一坑守一坑”的方针使得横山的诡计又一次破产,更为糟糕的是在短短几天里连续阵亡两位联队长(第116师团步兵第109联队长布上照一大佐与第3师团步兵第6联队长中畑护一大佐),遭到派遣军的批评。
麻烦还远没有结束。11月底,第10军(实有第3和预备第10师)开始增援常德,由于该部接到了死命令,因此不顾一切穿插前进,连续撕破打援防线,让横山勇心悸不已。最后由于孤军深入,救援失败,预备第10师师长孙明瑾也血洒疆场。对此,他第一次领教了第10军的战斗力和知道方先觉这个名字,然而他没想到这不是最后一次。
12月,国军各路援军齐集,日军不得已开始全线后撤。由于恶战连连,部队纪律很坏,他亲自用刀背砍伤队伍最混乱的步兵第34联队的联队长梁濑真琴大佐,来告诫部下。当全军撤退到澧水时,他接受了岩永汪的建议,让疲惫不堪的部队在国军追击部队眼皮子底下就地扎营。由于国军的谨慎和指挥机构反应的迟缓,致使追击部队眼睁睁地看着日军休整不敢出击。这使得日军避免了遭国军追击重创的可能。然而派遣军司令部此时根据大本营指示,要求11军能确保常德。横山勇积极抗命,终于使派遣军司令部收回这项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命令。不过由此也为他和畑俊六的恩怨加上了浓重的一笔。
1944年4月,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发起了1号作战。横山勇是个自主性很强的高级将领,手中掌有巨大的权力和兵力。当初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决定组成第6方面军时,曾询问第11军的意见,横山勇的回电是:“很有必要,将11军升格即可。”很显然,他要当这个方面军的司令官。可是,8月25日正式下达的第6方面军编制命令,司令官并不是他横山勇,而是比他陆士大5届(陆大大2期)的冈村宁次,因此他一肚子不满,对冈村爱搭不理,并总想寻机会冒犯一下顶头上司的权威。对此,冈村心知肚明。他想,只要你横山勇胆敢不听命令,让我逮住把柄,本司令官会毫不客气地收拾掉你。
由于第11军是1号作战的主力,因此横山勇在被调任前始终是中国战场上的主角。他先是派出11军宫下兵团配合12军,打通了平汉铁路线。随后,横山勇指挥自“七七”事变以来进攻一个地区最大的兵力——8个师团和2个旅团向国军全面发起进攻。由于日军制订的计划详细周密,准备充分,战术上有强烈的针对性,而国军死板遵守旧有的天炉战法,主要将领轻敌,一溃百里。横山勇不仅实现了前几任长官都未能实现的占领湖南省会长沙的企图,还给予国军第9战区主力部队以毁灭性打击。
然而胜利的横山勇也陷入轻敌的陷阱,他满以为用第68、116师团两个师团的主力,可以在短期内拿下此次作战的重要交通枢纽——衡阳,可是这种愿望在国军第10军顽强的抵抗面前遭受重大挫败。战斗的失利使横山勇认识了一生之中最后一个对手——第10军军长方先觉。由于大本营、东条本人和天皇的压力,他调整部署,企图挽回面子。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按照上级的意见,而是将第二次总攻的时间作了推迟,以使前线部队有充足的弹药储备。然而这次进攻在团结一心的第10军将士面前再告失败。横山勇不得不于8月1日从长沙出发8月2日亲自抵达衡阳,指挥攻城作战。此时,对于他而言,纵然取胜也没多少荣耀了,因为日军纯粹凭借人力和物力的绝对优势迫使弹尽粮绝的第10军放弃了抵抗。
方先觉放弃抵抗后,日本天皇想让方先觉成为为日军出力的人,授意让方成为先和军司令。这件事情本来是让横山勇去谈判,可他觉得这就象儿戏,于是让部下出面。然而对于横山勇这样高职位的指挥官来说,已经看清楚日本必然战败的命运了,因此他在对待方先觉等的问题上还是采取了极大的宽容态度。以至于当发生方先觉等人逃回重庆的事件时,他并没有深究。
在解决了衡阳问题后,11军全军沿湘桂铁路向西南方向进攻,发起宝庆——洪桥作战,先后占领零陵、全州。一路连捷,使得横山勇变得极其自负,多次挖苦上司和抗令。有一次,他在对参谋长的一次谈话中说到,“……在目前的大东亚战争中,能立即取得主动的,惟有本军的正面……”
10月10日,横山勇冒雨抵达洪桥(今祁东县城)前线,并且于19日主持了日军慰灵仪式。次日,他正式下达了桂柳作战的命令。日军进展迅速,很快就包围了桂林,并且在11月8日发起总攻,10日占领桂林。3天攻克桂林,又为他带来一个不小的胜利光环。
早在桂林被占领前的11月2日的参谋会议上,根据参谋们的意见,横山勇就决定直接进攻国军兵力薄弱的柳州。由于这个方案与其上级第6方面军的作战指导方针不相符合,所以横山勇与其直接上司第6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由于他坚持不退让,11月9日,冈村大将不得不下令,11军进攻柳州部队统归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指挥。然而电令抵达11军时,各部大哗,认为冈村偏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于是各师团长表示只听横山勇的,于是他指挥所部第3、13师团成功占领柳州。虽然他又取得了一场胜利,但由此导致冈村大将制订的围歼国军主力计划破产。所以公平的说,在这次抉择中,横山勇是犯下错误的。11月14日,横山勇又令第13师团直扑独山;第3师团杀向都匀。两部先后攻占两地,实施破坏后撤出。至12月10日,日军终于打通了大陆交通线,1号作战结束。
由于横山勇屡屡违抗命令,自行其是,因此得罪了许多人,对于一些以铁腕著称的人来说自然是不可忍受的。因此当第6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同时,便提出将横山勇调离中国战场作为惩罚。为此,在桂林作战结束后才12天(11月22日),他就被“明升暗降”地调到国内担任西部军司令官,同时把和横山勇一起违抗他命令的11军的三个师团长也全部撤换,从此横山勇便与中国战场绝缘。次年,西部军扩编为第16方面军,他又被任命为第16方面军司令官兼西部军管区司令官,积极为抗击美军登陆和最后玉碎做准备。在他的管区内,发生了被击落B-29飞行员遭杀害的事件。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横山勇也被美军以乙级战犯嫌疑名义。经审判,美军以包括生剖活人事件和油山事件在内的9项案件起诉他,最终判处他绞刑。后因身体原因被减刑,1952年4月21日在巢鸭监禁中因病死去,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解读词条背后的知识
其实在日军,也有一个将领跟李云龙很像,战略谋划功底深厚,但却性格高傲,向来不把长官放在眼里,虽然也立了不少战功,但下场就没那么幸运了,不仅被免职,还被打发回了日本老家。这个人,就是横山勇。、
衡阳会战
同义词 衡阳保卫战(战役)一般指衡阳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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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太平洋战场的不利局势,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日寇调集50万兵力,并且陆海空配合,实施“一号作战计划”,开始了侵华以来在中国战场上最大规模的进攻,由于进攻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南和广西,史称“豫湘桂战役”。当年4月日军占领郑州,5月许昌、洛阳相继失守,6月中旬长沙沦陷,随后日军向衡阳进犯。
1944年,为了扭转
“当时,衡阳是与重庆、昆明并列的战时中国三大中心城市,税收居全国第二,被称为‘小南京’和‘小上海’。而且衡阳地处粤汉铁路和湘桂黔铁路的交会点,是中国西南的门户和军事咽喉。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军对衡阳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1]
1944年6月18日,经过几次大会战之后的湖南省会长沙终于陷落,日寇铁蹄,直指衡阳。6月23日,日本调集了10多万兵力对衡阳大举进攻,衡阳守军奋起反击,打响了震惊中外的“衡阳保卫战”。衡阳人民在长期抗日救亡斗争锻炼之后,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誓死保卫衡阳,与守军一道,积极投入衡阳保卫战。
经过
湘潭经衡山,攻衡阳正面;右翼出湘乡趋永丰,攻衡阳西南面;左翼由醴陵出攸县、茶陵,南犯安仁、耒阳,包抄衡阳东南面,企图切断第四战区国民党军由韶关北援衡阳的通道。6月24日,敌第六十八师团在东阳渡以西强渡湘江,从南面围攻衡阳。26日拂晓,衡阳机场为敌占领。28日,日军完成了对衡阳的四面包围,发起了第一次总攻击。守军凭借坚固工事和优势炮火,奋力还击,毙敌六十八师团长久作间为人中将以下官兵2000余人。经过短暂休整和补充后,日军于7月11日晨发起第二次总攻击,向衡阳城垣倾泻了大量的炸弹、燃烧弹和各种毒气弹,守军则在支前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奋起反击。双方在莲湖台激烈厮杀一天,黑徽联队付出死伤过半的代价,也无法接近守军的核心阵地。7月30日,经过10天的调兵遣将、调整部署的日军,发动了第三次总攻。他们以飞机大炮向核心阵地和市区狂轰滥炸。4个半师团的日军,从南北西三面猛攻核心阵地,战斗异常激烈。8月7日,敌机和炮兵继续对守军核心阵地进行轰炸、扫射和施放毒气,步兵则趁机楔入。守军靠空投粮草、弹药已相当困难,炮兵无炮弹御敌,改成步兵。守军经46个昼夜盛夏酷暑的激战,未得休整,食物匾乏,营养不良,痢疾流行,医药奇缺,非战斗减员严重,已没有堵截缺口的兵力。日军探知演武坪是守军的薄弱部位,便集中火力猛攻。守军的文书、军医、看护以及留城的百姓,都拿起武器同入城敌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第三师九团团长鞠震震壮烈牺牲;虎形巢、接龙山、小西门、五桂岭、回雁峰、岳屏山守军亦血染征衣,赤地一片。情况万分危急,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等向重庆国民党最高当局发出最后一份电报称:“敌人今晨由北门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为报国家!”8月8日拂晓,衡阳在外无援兵,内无弹药的情况下落入敌手。 [2]
衡阳保卫战是在迎战敌军的左中右三路包抄的情况下拉开战幕的。敌军中路由
结果
意义
衡阳保卫战尽管最后将降城亡,但以全局而论,此役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打出了国威,打出了民族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气节和精神日本鬼子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中国南方这么一座人口20余万的小城池,竞要他们花几倍于守军的兵力,耗去47天时间,丢下几万条性命,才勉强拿下。
当时中方守军是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军。该军由于前段作战消耗过大,人员装备只有七成,总兵力只有17000多人。而气势汹汹的对手则是横山勇率领的日军第11军,该军下辖5个师团,共计11万余人。
“战斗开始前,城内30万居民被疏散,从6月22日日军开始轰炸到8月8日日军攻入城内,中国军人和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刘佳嘉说,第十军得到的命令是固守10天,等待援军,可援军始终没有来,他们却坚持了48天。虽然衡阳最终失陷,但这些中国军人对得起国家。
回忆当年的烽火硝烟,老兵彭中荣这样描述:那就是一场血战,主守城南张家山、五桂岭阵地预十师3个团、直属部队伤亡90%以上。战斗一线的连营级干部死亡殆尽,更不要说士兵。五桂岭争夺战,半天里晋升了5个营长,但又全部阵亡。张家山阵地预十师三营独力苦战。连、营长等相继阵亡,副营长继续指挥,死战不退……
在日军的战报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中国军人的英勇顽强。《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里有这样的记载:“敌人之守将方先觉将军,为一号骁勇善战之虎将,其第十军之三个师,皆以必死之决心,负隅顽抗,寸土必守,其孤城奋战的精神,实令人敬仰。亘四十余天之激战中,敌人尚无一卒向我投降。”
评价
防御
顺着衡阳湘江公铁大桥往东洲岛方向走100米,就是粤汉铁路衡阳湘江铁路桥。1944年6月,为阻挡日军进攻衡阳,衡阳军民曾将当时横卧此处的桥梁炸毁。
当年,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在衡阳也不是完全孤立无援,中共地方组织和衡阳人民,都积极参与到了战争中。衡阳保卫战前夕,中共地下组织发动铁路工人,将渌口至耒阳的粤汉路段和衡阳至冷水滩的湘桂路段严重破坏,摧毁了日军的运输线,打乱和阻滞了日寇侵略计划的进程。
1944年5月,地方党组织便已获悉日军将自长沙犯衡。于是,以衡阳人民抗敌后援会的名义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发动,动员衡阳人民努力投身到抗击日寇、保卫家园的战斗中去,争取人民抗战的最后胜利。
衡阳人民在中共衡阳地方组织的广泛动员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积极参加支援抗战、打击日寇的活动,或破坏道路,或毁坏桥梁,或切断日军进攻路线。日军增派飞机侦察,得到的情报称:株洲至衡阳之铁路和宝庆至衡阳之公路,悉被衡阳居民破坏,运输设备,一无所有。
同时,抗敌后援会和衡阳市政府、工会还组织了3000名工人,征用了市区120家木材厂商的木料120余万根,配合衡阳守军,利用衡阳周围河川、丘陵、城墙和房屋等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在城内,各街道都挖掘了战壕、散兵坑,修筑了暗堡、机枪掩体等。这些防御工事,对打击日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衡阳保卫战纪念馆
依山傍水的陆家新屋由清代振威将军陆成祖于1881年建造。衡阳保卫战期间,中日双方曾在这里激烈战斗。今天,这栋古宅的外墙上依旧保留着数十处清晰可见的弹孔,内部则被改建为衡阳保卫战纪念馆。走进纪念馆,透过一块块展板,我们可以对这场战役的来龙去脉有清晰的了解。
抗战纪念城
在全国所有城市中,衡阳是唯一一个被政府命名的“抗战纪念城”的城市。之所以获得这份殊荣,正是因为衡阳军民在衡阳保卫战中表现出的不屈不挠,以及这场战斗的重要意义。
走进衡阳市岳屏公园,登上岳屏峰顶,一块高大的纪念碑屹立眼前,碑面赫然刻着“衡阳抗战纪念城”七个大字,碑座为八面体,寓意八方和平,永无战事。整个纪念建筑群苍松环抱,庄严肃穆。
据介绍,衡阳保卫战堪称中国抗战史上以寡敌众的典型战例,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是中国整个抗战史中作战时间最长、双方伤亡士兵最多、程度最为惨烈的城市争夺战之一,也是日本战史中记载的唯一一次日军伤亡超过我军的战例。这场战役极大震撼了日本朝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因此下台。担心衡阳之战的重大伤亡影响军心,日本甚至刻意淡化这场战事。
衡阳守军48天的浴血奋战,成功粉碎了日本侵略军妄图3天拿下衡阳城、7天打通西南大陆交通线的计划,也为我方在更大范围内赢得了有利战机。同时,衡阳保卫战是中华民族与日本法西斯进行的一场血战,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它与盟军在欧洲大陆及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遥相呼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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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抗日名将的迥异结局
2015年09月30日13:3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张自忠和方先觉同为军人,都曾在抗日的战场上浴血奋战,立下汗马功劳,却在关键时刻做出不同的选择,结果为国死志者,风光霁月,享誉至今;投敌失节者,自毁清誉,抱恨终身
在北京市东城区平安大街有段路叫张自忠路,是为纪念抗日战争中英勇殉国的张自忠将军而命名的。而台湾五指山冷清的“国军示范公墓”上有一块墓碑,上刻:“国民革命军前第十军战士方先觉之墓”。张自忠和方先觉,同为战功卓著的抗日名将,因在关键时刻的不同抉择,最终结局迥异。
张自忠——血战疆场证丹心
张自忠,1890年生,山东临清人。他身处危世、心系救国,投笔从戎,1931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1933年在长城一线狙击日寇入侵,取得喜峰口战斗的胜利。喜峰口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自此,二十九军与张自忠的名字声震华夏。
长城抗战后,二十九军驻防察哈尔省。“七七事变”后,面对日军的突袭,二十九军防线溃败,整个华北局势非常不利。为掩护部队主力撤退,张自忠临危受命,留守北平。在此期间,他拒绝日方要他通电反蒋、反共的无礼要求,保持了自身气节。然而,世人眼里,他却是“卖国变节”的“汉奸、卖国贼”。
不过,张自忠并没有“变节”。他寻机乔装逃出北平,辗转到了南京,遂被任命为暂代五十九军军长,“戴罪图功”。1937年12月7日,张自忠回到五十九军军部。
此后,张自忠率部与日军作战,屡立奇功。1938年3月,临沂战线告急。张自忠奉命驰援,亲临前线指挥,经过数日激战,取得“临沂大捷”,沉重打击了向台儿庄增援的日军,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徐州会战后,由于在保卫武汉等战斗中战绩卓著,张自忠晋升上将,并升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又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
1940年5月,枣宜会战打响。张自忠一面下令襄河东岸部队分头迎敌,一面指示西岸部队做好出击准备。他告谕五十九军各师、团主官:“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他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阻击日军大部队渡河西进。由于司令部电报被敌人截获破译,张自忠及所部一千五百余人被日军万余人包围,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突围失败。
1940年5月16日下午,一代抗日名将张自忠,率领全体官兵死战到最后一刻。他全身多处中弹,壮烈殉国!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
张自忠战前曾写下遗书,表达他血洗国耻、视死如归的气概:“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他“以死报国,以示清白”,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也是世界50个同盟国各战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殉职的最高将领,而且以集团军总司令亲临前线战死沙场者亦唯此一人。他的死,激发了中华民族抗日报国的更大激情,也赢得了人民的敬重。5月28日,蒋介石亲自主祭,为张自忠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毛泽东为张自忠题挽辞:“取义成仁”。周恩来所致悼词说:“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抗战军人之魂。”
方先觉——失足成恨毁清誉
方先觉,1903年生,安徽萧县人,毕业于黄埔三期。他为人耿直豪爽,带兵有道,能深入了解士兵疾苦,并身先士卒,很受将士们的拥护。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方先觉率部辗转于上海、徐州、九江等地担任防务守备,出色完成任务,多次升迁。1941年至1942年的三次长沙会战中,方先觉所率的预十师阻击日军十分出色,尤其是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预十师与日军短兵相接、白刃相向而岿然不动,方先觉甚至写下遗嘱、誓死守土。最终,他们顶住敌人两倍于己的兵力和凌厉的攻势,坚守长沙不退,促成了“长沙大捷”。“长沙大捷”是在同盟国部队接连失利的情况下取得的,大大鼓舞了同盟国对日作战的士气,被蒋介石称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方先觉因此被提为第十军军长,名扬天下。他不为功利所诱,自有主见,面对何应钦、陈诚的拉拢,他说:“值此抗战危难之时,我只知道报效国家,决不为私人私利所用!”凛然大义,不失英雄本色。
至此,年近不惑的方先觉可谓战功赫赫、声名远播。随着战局的风云突变,方先觉迎来了平生最为艰苦也是中国抗战史上最惨烈的战役——衡阳保卫战。在这次战役中方先觉功亏一篑,坚持抵抗47天后投降,给自己的人生留下污点。
1944年6月下旬,衡阳城四面被日军包围。方先觉所率第十军担任防御任务,总兵力约1.8万人。进攻衡阳的是日本关东军精锐部队,凶悍无比,扬言“三天攻下衡阳”。6月23日,两军交火,这一仗一直打到8月8日,打得惊天地、泣鬼神。日军兵力一度由数万人增加到21万人之多,他们动用大量重武器,搞地毯式轰炸,乃至施放催泪毒气弹、在水源投毒等。方先觉将生死置之度外,交战过程中坚决不后撤,大声说:“我与阵地共存亡!”为将士们树立了不怕牺牲的榜样。到了后期,双方阵地犬牙交错,战况惨烈,敌我双方死伤之众,盈街累巷,血凝满地。8月上旬,衡阳城内粮弹库大部被烧毁,没有补给。有生的战斗兵力也只剩下1200多人,还在抵御敌人的第三轮总攻。蒋介石承诺的援兵久久未至。
8月6日,鏖战40多天的衡阳城被破,日军突入城内,巷战开始。此时方先觉所率官兵死伤累累、弹尽粮绝,城内废墟一片。绝境之下,6日下午,方先觉向重庆发出“最后一电”,说:“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来生再见!”正气凛然,令人动容。
然而,发完电报,本打算以死报国的方先觉架不住手下再三劝说,开始讨论投降条件。一方面,方先觉顾及城内八千多伤兵,担心他们会遭到敌人屠城杀害;另一方面,他对援军迟迟不至非常恼怒,本来蒋介石嘱咐他“固守衡阳十天乃至两周”就发动相应兵力开展会战。如今,衡阳鏖战40多天,仍未有友军驰援,当时集结于衡阳周围的中国军队是日军的2倍以上,受命解围的各部却消极自保、行动缓慢,坐观第十军覆没。方先觉喟然:“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遂于8月8日晨带着余部投降。
颇让人感慨的是,就在方先觉投降的第二天,国民党的援军驰抵衡阳。然而一日之差,大势已去,衡阳城终归陷落。
后来,方先觉经营救逃回重庆,并得到蒋介石的嘉奖和重用。然而,衡阳投敌一事给他蒙上了沉重阴影。他对《大公报》的记者说:“我虽然回来了,但惭愧却难免;因为我既未成功,又未成仁!”他回到军队却再没有机会与日寇作战,一雪耻辱,后半生也因投敌一事屡遭抨击,郁郁寡欢,苦度余生。
公允地说,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固守该城40余日,重创日军,大大迟滞了敌人的进攻,是抗战后期最为著名的一次守城战例。然而,在日军突入衡阳的生死关头,方先觉又率部投敌,成为抗战后期投降日军的最高将领,也是唯一投降的黄埔将领。他集英雄与降将于一身,令无数人喟叹不已。很多人将方比作唐朝安史之乱中死守睢阳的张巡,认为方先觉“如坚持到底,以身殉职”,则名扬史册,“奈何当最后关头,以一念之差,由民族英雄一变而为降将军,留此百世不能洗磨之耻辱”。历史不存在假设,方先觉本非贪生怕死之辈,亦有死国之心,却一念之差而降敌,失足成恨。
7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是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张自忠和方先觉同为军人,都为守我国土、抵御外侮立下汗马功劳,但是面对敌寇做出的不同抉择,使两人结局迥异。张自忠以死报国,用鲜血证明自己为国家、为民族死战的决心,成为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方先觉悲愤之下投降了敌人,确是不顾民族大义,丧失了军人气节。历史是公允的,现如今,为国死志者,风光霁月,享誉至今;投敌失节者,自毁清誉,抱憾终身。
作者:王达阳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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