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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年功高深知内情而蒙冤至死


(一)王明《中共50年》中的记载     
    王明(陈绍禹)于1974年在莫斯科出版《中共50年》,该书对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事有如下一段报道: 「在1940年10月的一个夜里,我在延安和毛泽东有如下一段谈话:
    他(注:毛泽东)说: 『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建议成立英美法苏反对德意日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事态的发展证明这是错误的。 应当做的事不是去搞什么英美法苏联盟,而应搞德意日苏的联盟。 』
    我(注:王明)问:『为什么?』    
    他回答说:『- - -这你可能说我是主张亲法西斯路线的,不是吗?这我不怕。 至于中国应当建立同日本人和汪精卫的统一战线,以反对蒋介石,而不应当建立你所建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你也错了。 』
    他就这样似请求非请求地,终于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他这篇文章。-
    至于对内政策,毛泽东事先不让党中央政治局知道,私自通过中共中央军委电台, 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以他的名义派出代表与日军代表和汪精卫谈判共同反蒋的问题,- - -蒋介石的情报机关当时利用毛泽东与日军代表和汪精卫相勾结的事实为武器进行反攻宣传。- - -





(三) 会见之后,国民党的消息与反应
    当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时, 国民党军统戴笠手下打入汪伪政权的鲍文沛与潘打了个照面。 鲍文沛事后立即呈报戴笠与蒋介石。 他们非常重视这个事情,密切观察中共的动向,同时在报纸登出这个消息,攻击中共勾结日本,破坏抗战。 但中共中央立即否认潘与汪会见之事!
(四)会见之后,中共内部的消息及措施
    当潘汉年与汪精卫会谈后, 中共潜伏在汪伪政权的地下工作人员也获得此消息,十分诧异。 于是立即呈报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刘则立即呈报时任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政委的饶漱石。 饶漱石则立刻会同曾山(华中局组织部长,曾授权代表新四军与日军秘密谈判)向中共中央做报告。 饶漱石并指责潘汉年与敌伪关系过于密切,来往已属不正常。 中共组织严密,层层节制,连国民党都知道了,难倒中共内部不会「搞清楚」吗。


毛泽东与汪精卫的交情非比一般
    当今国共双方都忌谈的一段历史乃是:毛泽东与汪精卫的交情非比一般。 汪是毛初出茅庐时的恩师、后台。 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毛泽东于1923年加入国民党,结识了汪精卫。 汪十分欣赏毛的才华,特别是两人对诗词爱好的相投,对毛多所关爱、提拔,使毛得以在国共合作中初露锋芒。 次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孙中山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2月到上海担任上海执行部委员及组织部秘书。
    1925年1月,毛在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落选中央局委员,但是年10月他到广州后,汪将其宣传部长的重要职位交给毛代理,后极力支持毛泽东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并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由此可见,汪是毛政治生涯的引导人。 毛泽东当时在国民党干的很起劲,曾受到蔡和森的指责。 柳亚子也曾警告他国共合作很危险,毛却与柳极力争辩。 可见当时毛对汪感念之深。 一直到1927年3月10-17日,毛泽东还在汉口参加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汪精卫於4月初由外国回到汉口,领导在汉口的国民党(包括毛泽东)与在南京由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抗争(宁汉分裂)。紧接着,蒋介石就於4月12日在南京、上海等地开始“清党”,大批诛杀共产党员。
19273月,宁汉分裂时,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前排中为宋庆龄,二排右三為毛泽东
毛澤東有否給潘漢年指令去見汪精衛?
    潘汉年于1939年4月离开延安前往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正值汪精卫自重庆出走河内,发表艳电,主张与日本人合作,并筹组伪政府之际。 据国内流传,毛泽东曾与潘单独面谈,提到他和汪的旧情,嘱潘到上海、南京后,设法去和汪精卫取得联系,并转达他的「口头致意」。 而基于当时中共发展的需要,与汪精卫、敌伪的联系是必要的。 斯大林于1939年8月23日与希特勒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4月3日又与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签订《日苏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这都是很好的例子。
    潘到京沪后,很快就见到李士群、胡均鹤等。 毛泽东在抗日期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发展、壮大中共,与蒋介石抗衡。 据徐向前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记载,七七事变後,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发言:「我党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发展壮大自己,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我党的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 」 抗战之初,中共在华北迅速地发展,但其后遭到日军及国民党两方的压制,发展产生困难。
    1939年,汪精卫筹组中方第三势力(伪政权),毛泽东非常关注;1941、42年希特勒席卷苏联, 苏共摇摇欲坠,毛也必须考虑改变策略、另找出路;到了 1943年,轴心国败迹已现,战后接收问题提上议程,当时国民党戴笠与敌伪大部分要员都取得联系, 毛也嘱潘汉年加紧工作以备与蒋介石在战后争夺地盘。 另外人熟无情,不知毛这份「感念知遇之恩」 又是如何教潘转达「致意」的?
    总之,于公于私,潘受毛指令去见汪是合理而切实的。 正如1955年李克农报告所说的:均由上级指示而行,--。 潘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秘的作用,是毛主席、周总理所知道的。 」王明也在其《中共50年》里说的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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