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追析:试析衡阳保卫战中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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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厚文 ( 1965年生，湖南新化人，历史学博士，现为江南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研究。)
（一）
1944年8月8日，中外瞩目的衡阳保卫战在坚持了47天之久后，因弹尽援绝而失败，守军主将、国民党第10军军长方先觉率残部投降日军，衡阳陷于敌手。此后，方先觉的投降事件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公案。之所以成为公案，一是在他是否曾经投降的问题上存在不同说法。虽然日方的战史著作，以及中方一些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上，都有言之确凿的记载，但方先觉本人始终否认曾经投降日军，台湾方面的历史著作在写到这段历史时，也一直回避方先觉的投降问题，对此不置任何可否。二是在如何看待他的投降问题上，不同意见各执一端。大陆方面出版的主流派的历史著作中，认为方先觉投降日军是“贪生怕死”、“叛国投敌”，但也有人认为不能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不能全盘否定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表现。笔者写作本文，无意为方先觉的投降日军翻案，因为这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实。笔者甚至认为，方先觉否认曾经投降日军，台湾方面的历史著作回避这一问题，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一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笔者也认为，在如何看待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的问题上，我们的评价应该更慎重一点，更客观一点，更公正一点。因为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历史人物也是复杂的，不能说好就是绝对的好，说坏就是绝对的坏。我们应该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以一种同情的了解，去全面地、客观地看待方先觉的投降事件。这样，我们或许能够对方先觉其人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并以一种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对他做出较为恰当的评价。
（二）
方先觉是在衡阳保卫战的最后时刻投降日军的，因此，对他的投降事件，不能孤立地看，而应同整个衡阳保卫战联系起来考察。笔者认为，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表现应是我们评价他投降日军事件的重要依据。
发生在1944年6月23日—8月8日的衡阳保卫战，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军守城时间之长仅次于淞沪战役的一个战役。这一保卫战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在抗战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首先，衡阳保卫战历时47天，守城时间之长，只有抗战初期的淞沪战役可与之相比。战后，国民党第九战区在检讨衡阳保卫战时说：“我10军利用河泊，坚守衡阳达47日，为抗战来坚守阵地发一异彩。”从而肯定了衡阳保卫战在抗战史上的突出地位。其次，衡阳保卫战战斗极为惨烈。在47天的战斗中，衡阳国民党守军以17500人的兵力，同约5个师团的日军浴血死战，最后伤亡殆尽，在抗战史上写下了英勇而悲壮的一页。第三，衡阳保卫战消耗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在衡阳保卫战中，日军共计死伤19380人。这个数字超过了衡阳守军的全部人数。此外，衡阳守军47天的战斗，还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打乱了日军的作战时间表，使其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没能如期实现。衡阳保卫战在抗战史上能占有这样一个重要地位，与守军主将方先觉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表现，除了指挥有方，对衡阳保卫战进行正确的部署外（对此笔者在《衡阳保卫战述论》一文中有专门论述），还有三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
第一，鼓舞官兵士气，督促他们奋勇杀敌。衡阳保卫战前，方先觉训诫全体官兵，要求他们坚守阵地，并规定：“上校负伤者赏一万元，中少校五千元，尉官四千元，士兵一千元。负伤不退者，特赏；伤愈归队者，晋级。”以此来激励官兵不怕牺牲，奋勇作战。保卫战开始的最初几天，方先觉为了振作士气及便于指挥，将指挥所设于衡阳南郊五桂岭上的湘桂路局内，距前线仅300公尺。日军几次冲到他的指挥所前面，但他仍沉着镇静地指挥战斗。他的表现起到了稳定下属官兵情绪的作用。“……官兵们见军长如此镇静，也都镇静下来。”方先觉还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慰问前线官兵。原第10军特务营少尉排长刘先州回忆说：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军师长亲临前沿阵地慰问士兵，指挥战斗。方先觉指着罗炳武的机枪掩体笑道：‘兄弟们打得好，我们的阵地就是敌人的坟墓。’”衡阳保卫战期间，第10军官兵士气一直很高，究其原因，应该说与方先觉本人的言行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二，在衡阳保卫战进行到危急的时刻，反对突围。衡阳保卫战从1944年6月23日开始，日军先后对衡阳城发动了三次总攻。第一次从6月28日持续到7月2日，第二次从7月11日持续到7月20日，第三次从8月4日至8月8日衡阳沦陷。守军打退日军第二次总攻时，已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守军伤亡过半，……弹药所余无几”，伤病员缺医少药，官兵们用盐水下饭。方先觉不断打电报向蒋介石等人求援，但援军迟迟不至。守军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又坚守了10余天。8月4日，日军对衡阳发起最后的攻击。这一次，日军的攻击部队除了原有的第68师团、第116师团外，又增调了第58师团、第40师团、第13师团的的一部分。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由长沙飞赴衡阳亲自指挥攻城。他给各师团长下了死命令：必须在三日内攻下衡阳，否则一齐在前线剖腹自杀。因此，这一次的战斗比起前两次更加惨烈，守军处境更加危急。8月5日下午，方先觉召集各师长开会。第3师师长周庆祥提出突围。从当时情况看，守军仍有突围的力量，突围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方先觉反对突围。他说：“突围力量是有的，可以突出去。但是我们走了，剩下这样多的伤兵怎么办呢？敌人见了伤兵就杀，守常德的余程万可以不问伤兵，我方先觉不能，你们忍心丢下伤兵让敌人去杀，以后活着那个再愿做你们的部下？”最后，方先觉做出了“决不突围，一定死守”的决定，并对各师长说：“你们每个师长只准留卫士4人，其余一概到前方作战。如查出多留一人，按公说就算违抗命令，按私说你们对不起朋友。剩一兵一弹，也不准再说突围的话。我方先觉决不私自逃走。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处，如要自杀，我先动手。”
第三，方先觉是在衡阳保卫战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投降日军的。日军发起第三次总攻后，守军据守的各外围要地相继失守。8月7日，日军突破衡阳城北小西门一带的阵地，冲进城内，与守军展开巷战。至7日下午，日军已控制了半个城区。这时，虽然守军在西南郊天马山一带的阵地仍然没被攻破，但守军伤亡殆尽，要继续战斗下去已十分困难。原第10军机枪手罗炳武回忆说：“天马山、花药山、接龙山一带官兵已剩余无几，这时我还在天马山的机枪阵地，我们十五梃重机枪，……机枪手也只剩下七人。步兵被炮击和轰炸死光了。”
一方面是守军伤亡殆尽，已无有生力量可以继续坚守；另一方面，向衡阳增援的国民党援军也在衡阳郊区被日军击退。国民党第九战区的《湖南会战战斗要报》说：国民党外围各路援军自8月2日起“即展开雨母山要点争夺战，反复冲击，得而复失，至7日，敌终顽抗。是晚，我以总预备队加入施行总攻击，直扑衡阳，求将包围核心之敌压迫于湘江而歼灭之，以解衡阳之围。8日晨，我军豕突狼奔，进至五里牌附近，攻势终告顿挫。”从这两方面的情况来看，守军也许还能坚持一两天，但衡阳终不能免于沦陷。方先觉正是在这样一种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投降日军的。
此外，方先觉投降日军时的情况，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方先觉见大势已去，曾企图自杀。关于方先觉自杀未遂的事件，有种种说法。有的说：“军长方先觉向委员长拍电报：‘弹尽援绝，来生再见’。之后即回室拔枪自杀，幸得孙参谋长及周、葛两师长进行谏阻，方军长的自杀才未遂……”有的说：“听说军长方先觉向全国发出通电，正要举起手枪自杀，被随员拥抱，把枪夺下来了。”最可信的是原54师师长饶少伟的回忆：“（8月7日）黄昏时，方先觉来电话要我到军部开会。……当我到中山南路第10军军部（原中央银行地址）时，军参谋长孙鸣玉及处长以上幕僚人员和周庆祥、葛先才等，均已齐集在一个防空洞内。我走进去就看到方先觉装着哭泣的样子，一面说：‘我的手枪呢？’一面打开抽屉寻找，好象要自杀。其实，他的手枪早已收检起来了，尽管他连开三个抽屉，自然还是找不到手枪。”因为饶少伟是亲眼所见，所以其所述基本事实是可信的。但他认为方先觉是在做样子，装假，我不能赞成。我认为方先觉的确有自杀的企图，理由有二：1、如前所述，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进行到危急的时候，曾召集各师长开会，说过“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处，如要自杀，我先动手”这样的话，可见他早已有了自杀的念头。2、方先觉在8月7日下午，曾向蒋介石拍电报说：“敌人今晨由北城突入以来，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死报党国，决不负钧座平生教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之一电，来生再见。”可以认为，方先觉此时已决心自杀，否则他不会把话说得如此决绝。他找不到手枪自杀，可能是他的部下事先把手枪藏了起来，也可能在此之前他已试图自杀过，但被他部下把手枪夺走了。总之，方先觉企图自杀的事实应是没有疑义的。
其二，投降的主张是第3师师长周庆祥最先提出来的。因此，投降的始作俑者是周庆祥而不是方先觉。
以上论述了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表现。如果这些论述是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对方先觉的投降事件，我们首先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看法：
第一，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的绝大部分时候，是有着比较高的抗战积极性的。在投降之前，他已率部坚守衡阳47天之久，给予了日军重大打击。他并非不战而降，也非战至中途而降，而是战至最后，在官兵伤亡殆尽、守城无望的情况下才降。因此，要把方先觉同那些为了苟且偷安，或者为了高官厚禄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主动投降日军的汉奸区别开来。此外，在抗战中，国民党军队有不少将领，在与日军作战时往往不战而逃，或者一触即溃。方先觉与这些将领相比，在抗战史上的地位是否应高一些？我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
第二，方先觉投降日军对战局并不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是在衡阳保卫战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投降日军的。即使他不投降，衡阳城也不可能免于沦陷之命运。此外，他率部坚守衡阳47天，早已完成了蒋介石令他坚守衡阳10天至半月的任务，并在相当大程度上迟滞了日军的进攻，基本上达到了作战的目的。此外，在外围援军作战不力、不能倚赖的情况下，方先觉以不足二万人的兵力，事实上难以达到固守衡阳城的目的。对于这一点，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杨森在战后检讨湘北作战时曾说：“衡阳现有兵力（六个团）固感不足，增加一倍，亦难达成固守之目的。”
第三，方先觉并非贪生怕死之辈。他率部在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下坚守衡阳47天这一事实，已足以证明这一点。他在衡阳保卫战进行到危急的时刻，放弃突围这一唯一的逃生之路，以及后来企图自杀的事实，亦是这一论点的有力证明。我们过去说方先觉投降日军是因为贪生怕死，这一说法失之于得简单和片面化。
（三）
那么，在衡阳保卫战的最后时刻，方先觉为什么要率部投降呢？弄清这一问题，是评价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方先觉并没有投降日军的思想基础。早在衡阳保卫战前，方先觉曾率部先后参加过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及常德会战，表现了较高的抗战积极性。尤其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当时任第10军预10师师长的方先觉率部死守长沙，与日军血战四昼夜，终保长沙不失，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方先觉亦于是役“以死守长沙而获猛将之名”。应该说，方先觉不是一个天生的软骨头，投降胚子。他的投降，在客观上有着下述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当衡阳守军在城内浴血苦战时，外围援军救援不力，使方先觉极为不满。将军队视为保持和提升自己地位的本钱，在作战中保存实力，是国民党部队相当一部分将领身上存在的一个顽疾。这个顽疾在八年抗战中时有暴露，在衡阳外围的作战中更是暴露无遗。衡阳保卫战前，蒋介石曾对方先觉许诺说：“希弟安心死守，余必督促陆空军助弟完成空前大业。”7月12日，即日军发起第二次总攻后，蒋介石即致电第九战区，令第62军由衡阳西北郊猛攻敌背，第79军协同第62军向衡阳西北郊猛进，第63师由北向南攻击，以“速解衡阳之围”。但各解围部队受命后，行动缓慢。第62军为保存实力，将主力集结于衡阳郊区谭子山附近，仅用两团兵力增援衡阳。7月20日，这两团兵力曾攻入衡阳火车西站。如果他们不顾一切往前冲，完全可以冲破日军的包围，与城内守军会合。但也许是担心冲入城内后，与衡阳守军一样陷于日军的包围之中，这两个团滞留于衡阳火车西站，再也不往前进攻。到了7月23日，日军反击，威胁第62军军部及该军左侧后，该军军长黄涛生怕被日军包围，急令这两个团撤回。第一次解围战斗就这样功败垂成。7月25日，蒋介石再一次组织解围战斗。但第62军自衡阳西站撤出后，日军加强了阻击，再也无法重新接近西站。第79军进入西郊后，一直与日军在贾里渡、铜钱渡、鸡窝山一带形成对峙状态，不能前进。7月27日，蒋介石令第46军、第74军一部投入战斗。第74军第58师曾占领衡阳郊区的鸡窝山，“已经遥望衡阳，只要再前进一步，就可能与守军取得联络”，但这时第74军副参谋长丘耀东竟无缘无故地下令他们后撤。至7月29日，“各路援军被击退”，第二次解围战斗也遭失败。8月2日，蒋介石组织第三次解围战斗。但至8月7日，各部没有任何进展。当晚，解围部队发起所谓总攻击，但至五里牌附近即被日军击退。这样，一直到衡阳失守，援军都未能到达衡阳。
衡阳之围为何始终未解？第79军军部少校参谋欧阳润一语中的：“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参战各军保存实力，以求巩固其地位，不愿与敌寇力战故也。”
一方面，城外援军为保存实力，行动缓慢，不愿竭尽全力往城里冲；另一方面，困守危城的方先觉和其下属官兵却在苦苦支撑，无时无刻不在盼望援军的到来。方先觉曾说：“那一部友军先打进城来，我一定向委座叩头，请求颁给他一颗青天白日勋章。”由于援军迟迟不至，7月下旬，方先觉在绝望中给蒋介石、薛岳等人发电报，呼吁：“衡阳危在旦夕，个人事小，国家事大，救兵如救火，无论如何，请派一团兵力，冲进城来，我们自有办法。”遗憾的是，不要说一团兵力，外围援军连一兵一卒都未能冲进衡阳城。
城外援军的救援不力，使方先觉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满，也对他产生了一种负面影响，这就是使他的心理状态渐趋消极。这种消极的心理状态是促成他向日军投降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决定投降日军时说：“好，就是这样干吗！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这段偏激之语，其内容无疑是不正确的。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在一个多数人都为自我打算，都只顾保存实力，不肯为国家为民族牺牲一己利益的群体中，一个人会受到怎样的消极影响。在这样一个群体中，彼此不是以各自的公而忘私互相激励，而是互相作出消极的榜样，互相传递消极的信息。方先觉投降日军，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周围国民党援军以他们的救援不力传递给他的消极信息密切相关的。在这一点上，蒋介石组织解围不力及城外援军对解围消极应付，亦应承担相当的责任。
第二，为了避免日军屠城。方先觉最后决定投降，应该说与此有着重要关系。衡阳保卫战中，日军死伤累累。日军破城后，为了报复，难免会对俘虏及受伤官兵进行大肆屠杀。这一点，应该说是方先觉最不愿看到的。在7月下旬突围还有可能成功的情况下，他之所以反对突围，就是不愿把伤兵丢给日军。因此，方先觉的确有这样一个考虑，就是企图以有条件的投降来换取日军对守军官兵的人道待遇。在投降前，他向日军提出了七项条件，其中两项就是“要求日军进城不杀害俘虏”、“要求日军对受伤官兵给以人道待遇”。这些条件最后虽然遭到了日军的拒绝，但方先觉率部投降后，第10军被俘官兵没有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应该说，方先觉的目的部分达到了。
第三，受了部下的影响。如前所述，衡阳保卫战快要失败时，方先觉要自杀，遭到部下的谏阻。第3师师长周庆祥提出投降的主张后，除了第54师师长饶少伟不赞成外，其余的师长和幕僚人员都没表示反对。他的部下的态度对他显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上面所述来看，方先觉投降日军，有着明显的客观原因。但是否还有着主观上的原因呢？答案是肯定的。方先觉作为一个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有较高的抗日积极性，但思想境界不高，是非观念不明，因而由对城外援军的不满导致到对国家的不满，在大是大非上没能把握住；他并不贪生怕死，但意志不坚定，不仅不能左右部下，反而被部下所左右。这些弱点是他投降日军的重要主观原因。
因此，方先觉投降日军，既有主观上的原因，也有明显的客观原因。按照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来衡量，他投降日军，是不光彩的，是应被谴责的，他本人应负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们应看到他投降日军的客观环境，应看到在他投降日军这一可耻举动的后面，包含有对城外援军的不满，对守军官兵生命的保全心理。这样，也许我们可以对他产生一点谅解和同情，而不会简单地把他的投降原因归结为“贪生怕死”的卑鄙动机。
（四）
方先觉投降日军后，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应付日军，并没有死心塌地地做汉奸。而且他在投降日军后不久，就开始寻找机会逃跑，后来终于成功地逃回重庆。这是我们在评价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时必须注意到的又一事实。
方先觉投降日军后的第二天，日方发表了一篇方先觉的书面谈话。1944年12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谈话。在这篇谈话中，方先觉对日军进行吹捧，称赞“日军之神勇，巧妙之战术”，说“相信余之败北，并非败于军事，而实败于正义”；表示决心跟随汪精卫之后当汉奸，“今后决定参加和平阵营”；并谈到为什么率部投降，说“此固系本人之意见，同时亦为四师长之意见。余早有此私见，未敢轻易宣布，既而得到日军之劝告，始披沥投效决意，并无一人反对”。
日方发表的这篇谈话，是后来一些历史著作认定方先觉“叛国投敌”的重要依据之一。但这篇谈话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它是应日军记者的要求而发表的，在日军的压力下，方先觉不可能真实地、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只能迎合日军的口味；其次，这篇谈话中的有些内容明显是言不由衷之辞。如方先觉说自己投降日军是“早有此私见”，“今后决定参加和平阵营”，明显是假的；最后，日军发表这篇谈话时，完全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对谈话任意改动。这篇谈话是不是方先觉所说的原话，也是大可值得怀疑的。
因此，我认为方先觉的这篇谈话主要是应付日军的，不能据此来判断方先觉的真实态度。
方先觉投降日军后不久，日军将第10军的残部改编为所谓的“先和军”（取方先觉的“先”字和伪和平军的“和”字），任命方先觉为军长。“先和军”成立时，日军举行了一个仪式，日军记者给方先觉和他的四位师长与日军第68师团长、慕僚长等人照了一张合影。日军离去后，方先觉对他的部下说：“来在屋檐下，谁敢不低头，日本人只照得我们的相，却照不到我们的心。”这句话很能反映方先觉的真实态度，它说明方先觉对日军只是应付而非真心投靠。
1944年10月初，第3师师长周庆祥和军参谋长孙鸣玉越窗而逃。方先觉看到他们逃跑后，日军没有加强防范，于是也开始寻找机会逃跑。他先派人与外界取得联系，然后在当地帮会势力、国民党军统特务、国民党地方游击队的共同帮助下，于1944年11月底12月初，成功地逃回了重庆。这样，方先觉从投降日军到逃跑成功，经历了4个多月不到5个月的时间。方先觉逃回重庆，进一步说明，他投降日军后的所作所为是策略性行为，是为了应付日军。
对于方先觉投降日军后的表现，日军方面也认为是巧妙的伪装。日本大本营陆军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一书中写道：“这位投降的方先觉军长被俘后态度伪装得很巧妙，后来乘机逃脱，返回了重庆军。”日方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看待方先觉的投降事件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五）
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是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个特殊个案。这一特殊个案反映出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可以有多么的复杂。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稍有不慎，就难免失之于简单化和片面化，而这对历史人物是不公正的。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不能简单地扣之以“贪生怕死”、“叛国投敌”的大帽子。而应该看到：在衡阳保卫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方先觉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衡阳保卫战能坚持47天之久，与身为守军主将的方先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方先觉是在衡阳保卫战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投降的，这一战役失败的责任不能由他来承担；方先觉的投降，除了主观上的思想境界不高、意志不坚定等原因外，还有重要的客观原因，衡阳城外救援不力的国民党援军、最先主张投降的师长周庆祥等人，对他的投降应承担相当的责任。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方先觉的投降，还有在日军破城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保全残余官兵生命的考虑。从人道立场出发，这样的考虑是无可厚非的。他投降日军后，并没有死心塌地地卖身投靠，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成功地逃回了重庆。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方先觉的投降，并不必然地与“贪生怕死”、“叛国投敌”联系在一起。当然，方先觉的投降日军，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不相容的，与抗日战争中举国倡导的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也是不相容的。这使他的投降事件，成为一起连他自己也羞于承认的不光彩事件。他的投降事件的负面意义正在这里。
（一）
1944年8月8日，中外瞩目的衡阳保卫战在坚持了47天之久后，因弹尽援绝而失败，守军主将、国民党第10军军长方先觉率残部投降日军，衡阳陷于敌手。此后，方先觉的投降事件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公案。之所以成为公案，一是在他是否曾经投降的问题上存在不同说法。虽然日方的战史著作，以及中方一些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上，都有言之确凿的记载，但方先觉本人始终否认曾经投降日军，台湾方面的历史著作在写到这段历史时，也一直回避方先觉的投降问题，对此不置任何可否。二是在如何看待他的投降问题上，不同意见各执一端。大陆方面出版的主流派的历史著作中，认为方先觉投降日军是“贪生怕死”、“叛国投敌”，但也有人认为不能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不能全盘否定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表现。笔者写作本文，无意为方先觉的投降日军翻案，因为这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实。笔者甚至认为，方先觉否认曾经投降日军，台湾方面的历史著作回避这一问题，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一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笔者也认为，在如何看待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的问题上，我们的评价应该更慎重一点，更客观一点，更公正一点。因为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历史人物也是复杂的，不能说好就是绝对的好，说坏就是绝对的坏。我们应该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以一种同情的了解，去全面地、客观地看待方先觉的投降事件。这样，我们或许能够对方先觉其人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并以一种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对他做出较为恰当的评价。
（二）
方先觉是在衡阳保卫战的最后时刻投降日军的，因此，对他的投降事件，不能孤立地看，而应同整个衡阳保卫战联系起来考察。笔者认为，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表现应是我们评价他投降日军事件的重要依据。
发生在1944年6月23日—8月8日的衡阳保卫战，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军守城时间之长仅次于淞沪战役的一个战役。这一保卫战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在抗战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首先，衡阳保卫战历时47天，守城时间之长，只有抗战初期的淞沪战役可与之相比。战后，国民党第九战区在检讨衡阳保卫战时说：“我10军利用河泊，坚守衡阳达47日，为抗战来坚守阵地发一异彩。”从而肯定了衡阳保卫战在抗战史上的突出地位。其次，衡阳保卫战战斗极为惨烈。在47天的战斗中，衡阳国民党守军以17500人的兵力，同约5个师团的日军浴血死战，最后伤亡殆尽，在抗战史上写下了英勇而悲壮的一页。第三，衡阳保卫战消耗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在衡阳保卫战中，日军共计死伤19380人。这个数字超过了衡阳守军的全部人数。此外，衡阳守军47天的战斗，还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打乱了日军的作战时间表，使其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没能如期实现。衡阳保卫战在抗战史上能占有这样一个重要地位，与守军主将方先觉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表现，除了指挥有方，对衡阳保卫战进行正确的部署外（对此笔者在《衡阳保卫战述论》一文中有专门论述），还有三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
第一，鼓舞官兵士气，督促他们奋勇杀敌。衡阳保卫战前，方先觉训诫全体官兵，要求他们坚守阵地，并规定：“上校负伤者赏一万元，中少校五千元，尉官四千元，士兵一千元。负伤不退者，特赏；伤愈归队者，晋级。”以此来激励官兵不怕牺牲，奋勇作战。保卫战开始的最初几天，方先觉为了振作士气及便于指挥，将指挥所设于衡阳南郊五桂岭上的湘桂路局内，距前线仅300公尺。日军几次冲到他的指挥所前面，但他仍沉着镇静地指挥战斗。他的表现起到了稳定下属官兵情绪的作用。“……官兵们见军长如此镇静，也都镇静下来。”方先觉还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慰问前线官兵。原第10军特务营少尉排长刘先州回忆说：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军师长亲临前沿阵地慰问士兵，指挥战斗。方先觉指着罗炳武的机枪掩体笑道：‘兄弟们打得好，我们的阵地就是敌人的坟墓。’”衡阳保卫战期间，第10军官兵士气一直很高，究其原因，应该说与方先觉本人的言行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二，在衡阳保卫战进行到危急的时刻，反对突围。衡阳保卫战从1944年6月23日开始，日军先后对衡阳城发动了三次总攻。第一次从6月28日持续到7月2日，第二次从7月11日持续到7月20日，第三次从8月4日至8月8日衡阳沦陷。守军打退日军第二次总攻时，已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守军伤亡过半，……弹药所余无几”，伤病员缺医少药，官兵们用盐水下饭。方先觉不断打电报向蒋介石等人求援，但援军迟迟不至。守军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又坚守了10余天。8月4日，日军对衡阳发起最后的攻击。这一次，日军的攻击部队除了原有的第68师团、第116师团外，又增调了第58师团、第40师团、第13师团的的一部分。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由长沙飞赴衡阳亲自指挥攻城。他给各师团长下了死命令：必须在三日内攻下衡阳，否则一齐在前线剖腹自杀。因此，这一次的战斗比起前两次更加惨烈，守军处境更加危急。8月5日下午，方先觉召集各师长开会。第3师师长周庆祥提出突围。从当时情况看，守军仍有突围的力量，突围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方先觉反对突围。他说：“突围力量是有的，可以突出去。但是我们走了，剩下这样多的伤兵怎么办呢？敌人见了伤兵就杀，守常德的余程万可以不问伤兵，我方先觉不能，你们忍心丢下伤兵让敌人去杀，以后活着那个再愿做你们的部下？”最后，方先觉做出了“决不突围，一定死守”的决定，并对各师长说：“你们每个师长只准留卫士4人，其余一概到前方作战。如查出多留一人，按公说就算违抗命令，按私说你们对不起朋友。剩一兵一弹，也不准再说突围的话。我方先觉决不私自逃走。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处，如要自杀，我先动手。”
第三，方先觉是在衡阳保卫战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投降日军的。日军发起第三次总攻后，守军据守的各外围要地相继失守。8月7日，日军突破衡阳城北小西门一带的阵地，冲进城内，与守军展开巷战。至7日下午，日军已控制了半个城区。这时，虽然守军在西南郊天马山一带的阵地仍然没被攻破，但守军伤亡殆尽，要继续战斗下去已十分困难。原第10军机枪手罗炳武回忆说：“天马山、花药山、接龙山一带官兵已剩余无几，这时我还在天马山的机枪阵地，我们十五梃重机枪，……机枪手也只剩下七人。步兵被炮击和轰炸死光了。”
一方面是守军伤亡殆尽，已无有生力量可以继续坚守；另一方面，向衡阳增援的国民党援军也在衡阳郊区被日军击退。国民党第九战区的《湖南会战战斗要报》说：国民党外围各路援军自8月2日起“即展开雨母山要点争夺战，反复冲击，得而复失，至7日，敌终顽抗。是晚，我以总预备队加入施行总攻击，直扑衡阳，求将包围核心之敌压迫于湘江而歼灭之，以解衡阳之围。8日晨，我军豕突狼奔，进至五里牌附近，攻势终告顿挫。”从这两方面的情况来看，守军也许还能坚持一两天，但衡阳终不能免于沦陷。方先觉正是在这样一种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投降日军的。
此外，方先觉投降日军时的情况，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方先觉见大势已去，曾企图自杀。关于方先觉自杀未遂的事件，有种种说法。有的说：“军长方先觉向委员长拍电报：‘弹尽援绝，来生再见’。之后即回室拔枪自杀，幸得孙参谋长及周、葛两师长进行谏阻，方军长的自杀才未遂……”有的说：“听说军长方先觉向全国发出通电，正要举起手枪自杀，被随员拥抱，把枪夺下来了。”最可信的是原54师师长饶少伟的回忆：“（8月7日）黄昏时，方先觉来电话要我到军部开会。……当我到中山南路第10军军部（原中央银行地址）时，军参谋长孙鸣玉及处长以上幕僚人员和周庆祥、葛先才等，均已齐集在一个防空洞内。我走进去就看到方先觉装着哭泣的样子，一面说：‘我的手枪呢？’一面打开抽屉寻找，好象要自杀。其实，他的手枪早已收检起来了，尽管他连开三个抽屉，自然还是找不到手枪。”因为饶少伟是亲眼所见，所以其所述基本事实是可信的。但他认为方先觉是在做样子，装假，我不能赞成。我认为方先觉的确有自杀的企图，理由有二：1、如前所述，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进行到危急的时候，曾召集各师长开会，说过“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处，如要自杀，我先动手”这样的话，可见他早已有了自杀的念头。2、方先觉在8月7日下午，曾向蒋介石拍电报说：“敌人今晨由北城突入以来，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死报党国，决不负钧座平生教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之一电，来生再见。”可以认为，方先觉此时已决心自杀，否则他不会把话说得如此决绝。他找不到手枪自杀，可能是他的部下事先把手枪藏了起来，也可能在此之前他已试图自杀过，但被他部下把手枪夺走了。总之，方先觉企图自杀的事实应是没有疑义的。
其二，投降的主张是第3师师长周庆祥最先提出来的。因此，投降的始作俑者是周庆祥而不是方先觉。
以上论述了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表现。如果这些论述是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对方先觉的投降事件，我们首先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看法：
第一，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的绝大部分时候，是有着比较高的抗战积极性的。在投降之前，他已率部坚守衡阳47天之久，给予了日军重大打击。他并非不战而降，也非战至中途而降，而是战至最后，在官兵伤亡殆尽、守城无望的情况下才降。因此，要把方先觉同那些为了苟且偷安，或者为了高官厚禄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主动投降日军的汉奸区别开来。此外，在抗战中，国民党军队有不少将领，在与日军作战时往往不战而逃，或者一触即溃。方先觉与这些将领相比，在抗战史上的地位是否应高一些？我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
第二，方先觉投降日军对战局并不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是在衡阳保卫战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投降日军的。即使他不投降，衡阳城也不可能免于沦陷之命运。此外，他率部坚守衡阳47天，早已完成了蒋介石令他坚守衡阳10天至半月的任务，并在相当大程度上迟滞了日军的进攻，基本上达到了作战的目的。此外，在外围援军作战不力、不能倚赖的情况下，方先觉以不足二万人的兵力，事实上难以达到固守衡阳城的目的。对于这一点，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杨森在战后检讨湘北作战时曾说：“衡阳现有兵力（六个团）固感不足，增加一倍，亦难达成固守之目的。”
第三，方先觉并非贪生怕死之辈。他率部在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下坚守衡阳47天这一事实，已足以证明这一点。他在衡阳保卫战进行到危急的时刻，放弃突围这一唯一的逃生之路，以及后来企图自杀的事实，亦是这一论点的有力证明。我们过去说方先觉投降日军是因为贪生怕死，这一说法失之于得简单和片面化。
（三）
那么，在衡阳保卫战的最后时刻，方先觉为什么要率部投降呢？弄清这一问题，是评价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方先觉并没有投降日军的思想基础。早在衡阳保卫战前，方先觉曾率部先后参加过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及常德会战，表现了较高的抗战积极性。尤其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当时任第10军预10师师长的方先觉率部死守长沙，与日军血战四昼夜，终保长沙不失，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方先觉亦于是役“以死守长沙而获猛将之名”。应该说，方先觉不是一个天生的软骨头，投降胚子。他的投降，在客观上有着下述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当衡阳守军在城内浴血苦战时，外围援军救援不力，使方先觉极为不满。将军队视为保持和提升自己地位的本钱，在作战中保存实力，是国民党部队相当一部分将领身上存在的一个顽疾。这个顽疾在八年抗战中时有暴露，在衡阳外围的作战中更是暴露无遗。衡阳保卫战前，蒋介石曾对方先觉许诺说：“希弟安心死守，余必督促陆空军助弟完成空前大业。”7月12日，即日军发起第二次总攻后，蒋介石即致电第九战区，令第62军由衡阳西北郊猛攻敌背，第79军协同第62军向衡阳西北郊猛进，第63师由北向南攻击，以“速解衡阳之围”。但各解围部队受命后，行动缓慢。第62军为保存实力，将主力集结于衡阳郊区谭子山附近，仅用两团兵力增援衡阳。7月20日，这两团兵力曾攻入衡阳火车西站。如果他们不顾一切往前冲，完全可以冲破日军的包围，与城内守军会合。但也许是担心冲入城内后，与衡阳守军一样陷于日军的包围之中，这两个团滞留于衡阳火车西站，再也不往前进攻。到了7月23日，日军反击，威胁第62军军部及该军左侧后，该军军长黄涛生怕被日军包围，急令这两个团撤回。第一次解围战斗就这样功败垂成。7月25日，蒋介石再一次组织解围战斗。但第62军自衡阳西站撤出后，日军加强了阻击，再也无法重新接近西站。第79军进入西郊后，一直与日军在贾里渡、铜钱渡、鸡窝山一带形成对峙状态，不能前进。7月27日，蒋介石令第46军、第74军一部投入战斗。第74军第58师曾占领衡阳郊区的鸡窝山，“已经遥望衡阳，只要再前进一步，就可能与守军取得联络”，但这时第74军副参谋长丘耀东竟无缘无故地下令他们后撤。至7月29日，“各路援军被击退”，第二次解围战斗也遭失败。8月2日，蒋介石组织第三次解围战斗。但至8月7日，各部没有任何进展。当晚，解围部队发起所谓总攻击，但至五里牌附近即被日军击退。这样，一直到衡阳失守，援军都未能到达衡阳。
衡阳之围为何始终未解？第79军军部少校参谋欧阳润一语中的：“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参战各军保存实力，以求巩固其地位，不愿与敌寇力战故也。”
一方面，城外援军为保存实力，行动缓慢，不愿竭尽全力往城里冲；另一方面，困守危城的方先觉和其下属官兵却在苦苦支撑，无时无刻不在盼望援军的到来。方先觉曾说：“那一部友军先打进城来，我一定向委座叩头，请求颁给他一颗青天白日勋章。”由于援军迟迟不至，7月下旬，方先觉在绝望中给蒋介石、薛岳等人发电报，呼吁：“衡阳危在旦夕，个人事小，国家事大，救兵如救火，无论如何，请派一团兵力，冲进城来，我们自有办法。”遗憾的是，不要说一团兵力，外围援军连一兵一卒都未能冲进衡阳城。
城外援军的救援不力，使方先觉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满，也对他产生了一种负面影响，这就是使他的心理状态渐趋消极。这种消极的心理状态是促成他向日军投降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决定投降日军时说：“好，就是这样干吗！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这段偏激之语，其内容无疑是不正确的。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在一个多数人都为自我打算，都只顾保存实力，不肯为国家为民族牺牲一己利益的群体中，一个人会受到怎样的消极影响。在这样一个群体中，彼此不是以各自的公而忘私互相激励，而是互相作出消极的榜样，互相传递消极的信息。方先觉投降日军，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周围国民党援军以他们的救援不力传递给他的消极信息密切相关的。在这一点上，蒋介石组织解围不力及城外援军对解围消极应付，亦应承担相当的责任。
第二，为了避免日军屠城。方先觉最后决定投降，应该说与此有着重要关系。衡阳保卫战中，日军死伤累累。日军破城后，为了报复，难免会对俘虏及受伤官兵进行大肆屠杀。这一点，应该说是方先觉最不愿看到的。在7月下旬突围还有可能成功的情况下，他之所以反对突围，就是不愿把伤兵丢给日军。因此，方先觉的确有这样一个考虑，就是企图以有条件的投降来换取日军对守军官兵的人道待遇。在投降前，他向日军提出了七项条件，其中两项就是“要求日军进城不杀害俘虏”、“要求日军对受伤官兵给以人道待遇”。这些条件最后虽然遭到了日军的拒绝，但方先觉率部投降后，第10军被俘官兵没有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应该说，方先觉的目的部分达到了。
第三，受了部下的影响。如前所述，衡阳保卫战快要失败时，方先觉要自杀，遭到部下的谏阻。第3师师长周庆祥提出投降的主张后，除了第54师师长饶少伟不赞成外，其余的师长和幕僚人员都没表示反对。他的部下的态度对他显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上面所述来看，方先觉投降日军，有着明显的客观原因。但是否还有着主观上的原因呢？答案是肯定的。方先觉作为一个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有较高的抗日积极性，但思想境界不高，是非观念不明，因而由对城外援军的不满导致到对国家的不满，在大是大非上没能把握住；他并不贪生怕死，但意志不坚定，不仅不能左右部下，反而被部下所左右。这些弱点是他投降日军的重要主观原因。
因此，方先觉投降日军，既有主观上的原因，也有明显的客观原因。按照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来衡量，他投降日军，是不光彩的，是应被谴责的，他本人应负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们应看到他投降日军的客观环境，应看到在他投降日军这一可耻举动的后面，包含有对城外援军的不满，对守军官兵生命的保全心理。这样，也许我们可以对他产生一点谅解和同情，而不会简单地把他的投降原因归结为“贪生怕死”的卑鄙动机。
（四）
方先觉投降日军后，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应付日军，并没有死心塌地地做汉奸。而且他在投降日军后不久，就开始寻找机会逃跑，后来终于成功地逃回重庆。这是我们在评价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时必须注意到的又一事实。
方先觉投降日军后的第二天，日方发表了一篇方先觉的书面谈话。1944年12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谈话。在这篇谈话中，方先觉对日军进行吹捧，称赞“日军之神勇，巧妙之战术”，说“相信余之败北，并非败于军事，而实败于正义”；表示决心跟随汪精卫之后当汉奸，“今后决定参加和平阵营”；并谈到为什么率部投降，说“此固系本人之意见，同时亦为四师长之意见。余早有此私见，未敢轻易宣布，既而得到日军之劝告，始披沥投效决意，并无一人反对”。
日方发表的这篇谈话，是后来一些历史著作认定方先觉“叛国投敌”的重要依据之一。但这篇谈话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它是应日军记者的要求而发表的，在日军的压力下，方先觉不可能真实地、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只能迎合日军的口味；其次，这篇谈话中的有些内容明显是言不由衷之辞。如方先觉说自己投降日军是“早有此私见”，“今后决定参加和平阵营”，明显是假的；最后，日军发表这篇谈话时，完全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对谈话任意改动。这篇谈话是不是方先觉所说的原话，也是大可值得怀疑的。
因此，我认为方先觉的这篇谈话主要是应付日军的，不能据此来判断方先觉的真实态度。
方先觉投降日军后不久，日军将第10军的残部改编为所谓的“先和军”（取方先觉的“先”字和伪和平军的“和”字），任命方先觉为军长。“先和军”成立时，日军举行了一个仪式，日军记者给方先觉和他的四位师长与日军第68师团长、慕僚长等人照了一张合影。日军离去后，方先觉对他的部下说：“来在屋檐下，谁敢不低头，日本人只照得我们的相，却照不到我们的心。”这句话很能反映方先觉的真实态度，它说明方先觉对日军只是应付而非真心投靠。
1944年10月初，第3师师长周庆祥和军参谋长孙鸣玉越窗而逃。方先觉看到他们逃跑后，日军没有加强防范，于是也开始寻找机会逃跑。他先派人与外界取得联系，然后在当地帮会势力、国民党军统特务、国民党地方游击队的共同帮助下，于1944年11月底12月初，成功地逃回了重庆。这样，方先觉从投降日军到逃跑成功，经历了4个多月不到5个月的时间。方先觉逃回重庆，进一步说明，他投降日军后的所作所为是策略性行为，是为了应付日军。
对于方先觉投降日军后的表现，日军方面也认为是巧妙的伪装。日本大本营陆军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一书中写道：“这位投降的方先觉军长被俘后态度伪装得很巧妙，后来乘机逃脱，返回了重庆军。”日方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看待方先觉的投降事件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五）
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是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个特殊个案。这一特殊个案反映出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可以有多么的复杂。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稍有不慎，就难免失之于简单化和片面化，而这对历史人物是不公正的。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不能简单地扣之以“贪生怕死”、“叛国投敌”的大帽子。而应该看到：在衡阳保卫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方先觉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衡阳保卫战能坚持47天之久，与身为守军主将的方先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方先觉是在衡阳保卫战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投降的，这一战役失败的责任不能由他来承担；方先觉的投降，除了主观上的思想境界不高、意志不坚定等原因外，还有重要的客观原因，衡阳城外救援不力的国民党援军、最先主张投降的师长周庆祥等人，对他的投降应承担相当的责任。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方先觉的投降，还有在日军破城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保全残余官兵生命的考虑。从人道立场出发，这样的考虑是无可厚非的。他投降日军后，并没有死心塌地地卖身投靠，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成功地逃回了重庆。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方先觉的投降，并不必然地与“贪生怕死”、“叛国投敌”联系在一起。当然，方先觉的投降日军，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不相容的，与抗日战争中举国倡导的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也是不相容的。这使他的投降事件，成为一起连他自己也羞于承认的不光彩事件。他的投降事件的负面意义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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