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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确保俄罗斯的民族利益和世界革命的胜利,一直是莫斯科的既定方针。他们甚至担心列强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做出让步,将导致“输出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破产,到那时会“两手空空,一无所获”(注:《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17日,《丛书》第3卷,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23、132-133页) (查看原文)

最终确保俄罗斯的民族利益和世界革命的胜利,一直是莫斯科的既定方针。他们甚至担心列强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做出让步,将导致“输出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破产,到那时会“两手空空,一无所获”(注:《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17日,《丛书》第3卷,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23、132-133页) (查看原文) 译者的话 序言 第一章苏联对外情报机关形成简史 1.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2.情报部——第四部——工农红军情报总局 3.共产国际 第二章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中国培养干部的熔炉 第三章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的情报工作 1.争取承认的斗争 2.驻北京的谍报机关 3.驻哈尔滨的谍报机关 4.驻上海的谍报机关 5.驻广州的顾问和谍报机关 6.张家口顾问团和开封顾问团 第四章在中国工作的暂时收缩 结束语 注释 · · · · · · (收起) 1929年夏,周恩来利用上海一家医院建立了适于党的领导人会晤的可靠的秘密地点。他还在上海秘密举办了几期军事和政治干部训练班,结业的学员于当年9月就被分派到各个苏区传授经验。 1931年5月,20岁的潘汉年被调到中共中央特科担任领导工作,直工作到1933年,此前他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担任负责收集情报的二科代科长,完全转入地下活动。他最常用的代号之一是“小开”。和他一起工作的活动家有李一氓、夏衍、杨度、姚蓬子、梅龚彬。他有好几次差点被捕,但他都能化险为夷。 例如有一次,他在回到自己的家门口时,发现有人在跟踪他,这时折回已经来不及了,便大步跨入门内,高叫妻子的名字:“许玉文! 许玉文!我的肚子饿极了,快弄碗蛋炒饭给我吃。”一面却疾步登上3楼的阳台,拿出事先为应变准备好的大洋伞,跳到邻居的阳台上,跑了。 又有一次,他在马路上行走时,突然发现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盯他的梢。他立即从容地走进一家饭店,似乎是在寻找座位。一会儿,有两个盯梢的人,也跟进了这家饭店。他灵机一动,沉着地走进饭店里面的厨房,脱下笔挺的西装,换上厨师的工作服,戴上口罩,还顺手提上一个送饭的盒子,从容地走出饭店的大门,扬长而去。 (查看原文) 日军司令部与红胡子(土匪)队伍建立了十分紧密的联系,向他们提供武器、服装和金钱,秘密指挥他们的行动。红胡子受领的任务是,炸毁铁路桥,破坏路基、车站建筑物,袭击和平公民。日本人企图以这些行动为借口,展现中国当局无法建立中东铁路秩序,从而证明,保护铁路的使命应该由日本人负担。例如,1920年6月22日,远东通讯社报道:中东铁路的中国经理报告本国政府,“红胡子匪帮的6个头目同日本当局签订了一些秘密协定,根据这些协定,红胡子应该截断全线的铁路运输。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即可借口中国军队和警察无力保护铁路的安全,承担起保护各个火车站的责任”。同时还拟订方案,为了较为顺利地组织中东铁路的保卫,将允许日本代表进人铁路理事会。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送来了崭新的苏维埃无产阶级政权,也为迷惘中的中国送来了新的革命曙光。中苏两国捐弃前嫌,由此建立了全新的外交关系。20世纪40年代,两国人民携手站在战争的最前线,为法西斯集团的彻底覆灭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也最终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冷战时期,世界格局剧变,中苏之间既有过全面的互助合作,也曾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问题上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甚至对抗, 一度影响了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努力,始干1989年恢复关系正常化。 關於作者: 黄纪莲,汉族,江苏南京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会员、全国育人用人科学专业委员会会员。拥有独立著作权的作品主要有:《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沙俄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的态度》、《关于“中俄密约”的公布与版本问题》、《中苏建交前的临时协定和协议》、《俄罗斯汉学界与台湾》、《从早期中苏关系看现代外交的原则和策略》、《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一一它们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与渐进过程》、《国际大环境下的晚清中外关系》等。 目錄: 一 从十月革命到中苏建交 1.震撼世界的“阿芙乐尔”号炮声与彼得格勒的中苏外交接触 2.震动中国朝野的苏俄对华宣言与张斯磨使团访苏 3.中苏边贸的开展与中苏实际外交关系的建立 4.在争论中进展的中苏建交谈判与孙中山苏俄联盟的形成 5.北京政府对苏交涉的转而主动与要求承认苏联的群众运动的高涨 6.中苏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与苏联国际地位的重大改变 二 从解决历史悬案的中苏会议到中苏邦交的绝而恢复 1.搁浅的中苏会议与导致苏联大使回国的奉苏会议 2.苏联顾问撤离中国与莫斯科中山大学更名 3.北京政府搜查苏联大使馆与南京政府的断交通告不被苏联承认 4.走向中苏绝交的中东路事件与受到南京政府否认的“伯力协定” 5.旷日持久的莫斯科中苏会议与日内瓦宣布的中苏复交 6.第一位中国驻苏大使的到任与中苏文化交流的兴起 三 国际关系的新变化与中苏关系的新发展. 1.受到中国政府抗议的苏联、伪满“让售中东路协定”与不受大气候影响的 新疆苏联关系  2.中国支持苏联加入国际联盟与 西安事变后日渐密切的中苏关系  3.《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与苏联及世界各国人民支援中国抗战  4.《中苏通商条约》的签订与中苏国际交通线的开通  5.苏德战争爆发前的《苏日中立条约》与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6.关涉中国命运的苏美英《雅尔塔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四 远东国际关系的新格局与中苏关系的新篇章  1.苏联对曰宣战与关于国民党接管东北的中苏谈判  2.美苏介入的重庆国共谈判与涉及中国问题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  3.外蒙古独立与新疆三区革命  4.国统区对苏贸易的衰落与东北解放区同苏联的“哈尔滨协定” 5.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6.从中苏两国全面合作的发展到苏联解体前的两国关系正常化 参考书目 書城介紹  | 合作申請 | 索要書目  | 新手入門 | 聯絡方式  | 幫助中心 | 找書說明  | 送貨方式 | 付款方式 香港用户  | 台灣用户 | 海外用户 megBook.com.tw Copyright (C) 2013 - 2020 (香港)大書城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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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吴非但不能禁止,而且应给以保护。 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 2月1日,工人代表们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进入普乐园会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秘书李震瀛登上讲台,高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为抗议吴佩孚的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进行全路总同盟罢工,李震瀛、杨德甫等主要领导人在江岸指挥全局;高斌、姜海士、刘文松在郑州,吴汝铭、史文彬、洪尹福在长辛店,林祥谦、罗海城、曾玉良在江岸执行总工会的命令。信阳负责的是分工会委员长胡传道和副委员长、共产党员徐宽, 新乡负责人是分工会委员长杜石卿,彰德负责人是分工会会长、共产党员戴清屏。2月4日,总工会一声令下,京汉线全路开始了大罢工。 京汉铁路上的技术工人大多属于外来人口。 杨德甫是湖北帮帮首,曾到日本留学,因工龄长、手艺好、徒弟多而享有较高威望。林祥谦则是福建帮首领。 https:// acftu.org/wjzl/gysl/gysy 最早到达江岸车站的铁路工人中有一批是来自福建马尾造船厂的,在他们的介绍下,京汉铁路的福建籍工人逐渐增多,并形成了福建帮。福建帮帮首林祥谦就曾在马尾船厂当钳工,后通过在京汉路工作的妹夫周连城和几位同乡的介绍,林祥谦及其父亲、弟弟先后来到京汉铁路工作……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张国焘、邓培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列宁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99页。) 这次大会及列宁与中国代表的谈话对中共从事铁路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在工运工作中也逐渐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只有铁路工人、海员、矿工为三个有力的分子”,进而提出组建全国铁路总工会,组织铁路工、矿工、海员三个产业的三角同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1922年直奉战争结束后,中共利用吴佩孚“保护劳工”的政治主张,通过交通部向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派遣了六名密查员,作为中共在各路开展工运工作的特派员,主要目的是发动各路群众,建立工会组织。张国焘甚至认为,中共是以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起家的。 ,约占全国罢工人数的1/7以上,受到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赞

徐光英總參謀長徐光英葉挺參謀長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1920年留法勤工儉學鄧演達創建的「第三黨」軍統

徐光英(1899年-1984年),字樹屏,廣東省海陽縣(今潮安)浮洋鎮徐隴村人,中共早期高級軍事幹部。軍統元老。[1] 生平 1920年留法勤工儉學。1921年加入旅法共產主義小組,後到西班牙讀軍事。1922年8月轉入中共旅歐支部。 北伐戰爭中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1927年3月參加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為暴動指揮部五人團成員,負責工人糾察隊的武裝訓練與指揮。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任第11軍第24師(師長葉挺/古勛銘,黨代表顏昌頤)參謀長。南昌起義部隊南下途中,徐光英負責繪製行軍路線圖一直做到江西南部尋烏縣。1927年9月23、24日分別攻克潮州、汕頭後(史稱「潮汕七日紅」),李立三任汕頭市公安局長,未到職前由徐光英代理公安局長。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政治紀律決議案》,共10項處分:[2]徐光英因在汕任公安局長時,取締工人擅自逮捕並殺乘機搶劫貧民三人,應處以留黨察看一年之處分。 1927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起義軍總指揮葉挺,副總指揮葉劍英,總參謀長徐光英,副官陳賡,師長徐向前等。徐光英率領中路起義軍(第四軍教導團第一營和工人赤衛隊第一聯隊,突襲東較場,攻克廣九車站和廣州市公安局。 左右江起義前,中共中央派一批幹部奔赴廣西,徐光英化名徐開先,協助張雲逸做兵運和軍訓。起義失敗後,徐光英脫離中共。1930年參加鄧演達創建的「第三黨」,出任該黨陝西省委書記。 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軍統組建忠義救國軍,任參謀長。別動軍第三縱隊司令、軍統貴州息烽訓練班副主任。黃埔軍校南寧分校少將政治主任。軍事委員會軍需署少將軍需監。 1947年赴港居住。 參考文獻 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 編:《潮州人物》,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 中共中央出版的《中央通訊》1927年第13期(油印本) 分類:1899年出生1984年逝世軍統局人物海陽人徐姓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1年入黨)黃埔軍校人物
  近代以来日本陆军中的三代“中国通” 2017-07-31   由 时光山人 發表于 历史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势渐强,逐步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在其“大陆政策”影响下,日军中兴起了研究中国问题的热潮,并由此在日本陆军中产生了前后三代“中国通”。这些“中国通”作为日军侵略的马前卒,搜集情报、干预政治或是直接参与战争,在中国犯下了累累罪行。 第一代“中国通”---青木宣纯 青木宣纯 青木宣纯(1859—1924)日本宫崎县人,日本陆军中将。日本谍报界鼻祖,日本军部第一位"中国通"。总计在中国生活了28年,在北京创办了青木机关,培训了大批特工人员,也是侵华观点的最早提倡者之一。 1897年10月到1900年3月第一次任清国公使馆武官。他在北京设立特务机关,对外则以“青木公馆”的名义,广泛结交中国官绅人士。其最为得意之举莫过于取得直隶按察史袁世凯的信赖。当袁出任山东巡抚时,特邀青木前往济南协助编练新军,袁世凯经常对同僚讲:青木是“唯一可靠的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他利用与袁世凯的关系,为日本搜索俄军军情,为战胜俄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代“中国通”---坂西利八郎 坂西利八郎 坂西利八郎(1870—1950)日本陆军中将,继青木宣纯之后的日本对华谍报的第二代特务巨头,在北洋政府时期历经七代政府更迭而他始终在幕后操纵,故被称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日本陆军中的所谓第三代中国通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本庄繁等人均出自其门下。 坂西利八郎曾跟随野战炮兵第6联队参加过甲午战争。1909年以善于钻研中国问题的专长被调入参谋本部,旋即派往北京。坂西通过青木的引荐,结识了直隶总督袁世凯,应聘为北洋新军的练兵顾问兼北洋督练公所总翻译官。日俄战争期间青木宣纯调往满洲军司令部以后,所遗谍报工作即由坂西负责。1911年在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参谋本部立即派坂西去北京,任公使馆武官,建立以“坂西公馆”为代号的特务机关。在北洋军阀掌担北京政府的十数年间,坂西广泛结交了北洋各派系的军阀、政客,向他们渗透日本内阁的意图,干预中国政事。 第三代“中国通”---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本庄繁 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1888-1948),侵华日军甲级战犯,主持情报工作,继青木宣纯和坂西利八郎之后,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建立伪“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