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吴非但不能禁止，而且应给以保护。 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

西安事变中被淡忘的关键人物黎天才 2018-06-11 09:50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时，身边有一位叫黎天才的人物，曾十分引人注目，但至今却似乎已被淡忘。 一、黎天才引人注目的原因 最早注意到西安事变中有黎天才在起作用，可溯至1936年。蒋介石被扣西安尚未释放，当时的上海《新闻报》就连日刊登文章，点出了张学良身边的黎天才，并往事变的起因上挂疑： 他（指张学良——引者注）所信任的黎天才，本来是共产党徒，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是一个共产党的活动分子。张作霖曾经要杀他。张学良见他聪明，能写文章，就留下来，做他的私人秘书。黎天才投降了张学良以后，改变了思想没有，外人不得而知，不过在张学良任行营主任时，黎天才的一个属员（指潘文郁，见本文第三部分，引者）是共产党，泄漏了军机枪决的。从这件事上看起来，黎天才还是和共产党有往来，仍旧替共产党做工作，是无疑的。只因张学良很服从蒋委员长，黎天才还是不敢怂恿张学良赤化。到了陕北以后，黎天才一定看透了张学良的隐衷，乘机进言，张学良就上了他的圈套了，这或许是这次叛变原因之一。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黎天才受到注意，不仅是因为他当时任西北“剿总”政训处的少将副处长，职位颇显，更是因为他“本是共产党徒”，又“还是和共产党有往来”。 而更早注意到张学良的左右有前共产党人渗透的，还是中共领导人和中共特科。1936年4月9日夜间，周恩来在延安秘密会见了张学良，后又听取李克农、刘鼎汇报了东北军的相关情报，随即于4月11日向中央发出报告，说到张学良“言他的左右有一些研究法西斯主义的人，其中有几个共产党人（脱离党的叛徒）”。这里所提到的那“几个共产党人”，显然是指黎天才等，因为能称得上是张学良的“左右”且是“脱离党的叛徒”者，只有黎天才为首的一批前共产党人，他们大多是被中共六届四中中央开除的反对派“中央非常委员会”（以下简称“非委”）的重要成员。直到今日，当年在东北军中工作过的老共产党人提起黎天才时，脱口而出的还是“叛徒”。 事变后期，蒋介石也注意到了黎天才的特殊作用，故而在扣押了张学良之后，随即扣押了来探望张氏的黎天才。戴笠曾就扣押黎天才之举做过解释，“天才兄恢复自由……一时尚不能办到”，“主要原因”乃“最高当局”怀疑西安事变的发生，黎天才“颇有暗中鼓动之嫌”。不久，蒋发表了《西安半月记》，开篇“痛切诫斥”的第一人又是黎天才： 十二月十一日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及回厅前，望见西安至临潼道上，有军用汽车多辆向东行进，以其时已届余每日治事之时间，即入室办公，未暇深究。黎天才等忽来求见，事前未约定，殊觉突兀。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是晚招张、杨、于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杨、于均未到。询之张汉卿，则知彼亦于今晚宴来陕之中央军政长官，杨、于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间餐毕，将邀诸人同往也。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殆以彼昨来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欤？临睡思之，终不明其故。以时迟，亦遂置之。 此后的十余年间，蒋介石的那部“日记”被选入民国的中小学生读本，黎天才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国民党退踞台湾后，蒋介石明说了西安事件确与共产党无关系，岛上的、海外的史学界才“放松”了留在大陆的黎天才；而大陆一方，则因黎天才的特殊经历与叛徒身份，每每在论及兵谏起因时便回避和淡化之。时至今日，一度名声显扬的黎天才的名字，在一般的民国人物词典里是很难找见了，仅在某些文著中偶被提及；黎天才和少帅的关系，当年在“兵谏”中黎起何作用，也是鲜有论述；至于黎天才与共产党组织的隐秘关系，更是讳莫深焉，甚至其家乡的有关部门都不知其人其事。 距西安事变已近60年之时，黎天才终于被史界重新关注了。王效挺、黄文一主编的《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里，对黎天才（李渤海）有短短数百字的介绍。 1994年，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史建霞女士以《李渤海》为题，作黎天才小传，自启蒙入塾到蒙冤瘐死，介绍了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波折。最能引起人们注意的，对黎人才其人加以关注并发表了独到见解的，是西安事变研究学者张魁堂先生。90年代初，张先生曾认为“在张学良身边，黎天才是唯一主张造蒋介石反的人”，此说载于他临终前的最后一篇论文中，距西安事变已近60年。以张先生的一贯慎言，如此评价一位前共产党人，乃基于多年的研究：张先生接触并研究过未公开发表的《黎天才自传》及50年代黎被关押于上海公安局时的交代材料，注意到他的前共产党人身份，以及黎和其他的前共产党人辅导张学良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等举动；张先生专访过罗章龙先生，并曾与旅居海外的李希逸先生取得联系。罗先生是历史上著名的前共产党人，当年事变爆发时，他早巳易名罗仲言，在开封的河南大学任教。虽然迄今为止，并未有任何公开资料提及他同西北发生的事件有何牵涉，但罗先生与黎天才早在20年代初作为北大校友就相交颇深，在领导工人运动时也有过成功的配合，《黎天才自传》中又特别提到曾把罗作为马列主义学者推荐给张学良，张魁堂拜访罗章龙显然与这些线索有关。李希逸也是一位老资格的前共产党人，与黎天才的关系可溯至20年代中，同为中共北方组织重要人物，李希逸被奉系拘捕入狱，恰是经黎天才手释放，西安兵变之时，李早已进入东北军机要，与黎天才合作有时。张先生与李希逸联系，不仅因为李亦为西安事变的亲历者、见证人，他的前共产党人身份及与黎天才不一般的关系显然是更值得追索的。张魁堂先生似乎已经注意到了应该从前共产党人的角度对黎天才进行新的审视。不幸的是，1994年底张先生匆匆离世，给西安事变的研究、黎天才的研究都留下了遗憾。 张魁堂先生去世不久，罗章龙先生也以百岁高龄告别了人世。在此前后，笔者从罗的后人处，陆续见到了罗老留下的与西安事变有关的一批资料，其中多处提及黎天才，忆及当年罗章龙本人与东北军中的黎天才等前共产党人参与策动兵变的过程：北方“非委”的李渤海（黎天才）等二十多人，先后“转展进入东北军内建立地下支部进行革命工作”。最终成为“张学良的智囊团”。尽管这些内容令人震惊，但仅为一家之言，不见旁证，且张魁堂先生著作中，虽对黎天才言之甚详，却从未涉及罗章龙先生的参与，故难以判断罗章龙先生遗稿的史料价值。直至1999年春，笔者见到了《黎天才自传》的抄件（黎天才于1949年下半年在上海撰成原稿后，抄寄共同经历了西安事变的老友高崇民，虽历经波折，幸被高先生家人保存至今），发现其中除张魁堂先生已引用的部分外还特别提到了推荐罗章龙给张学良参与东北军的政治工作等重要环节。《黎天才自传》撰写于1949年夏秋之交，于次年初抄送当年一同经历了西安事变的挚友，此时海内外亲历事变的人士大多健在；罗章龙的回忆文字先后撰写于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此时有关事变的隐秘材料多未披露；罗、黎二人自1936年之后天各一方，音讯互绝，两位主要当事人各自的回忆材料中，重要环节相互吻合，相互为证，为研究西安事变中前共产党人的作用，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也为进一步研究黎天才其人其事，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黎天才的一生及其与张学良的关系 黎天才，山东蓬莱县人，1900年（一说1901年）生，原名李伯海也称渤海，黎天才初为笔名，后为常用名。黎自“五四”起投身政治：先与天津的韩麟符（后为中共党员，国共合作期间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3年为孙殿英军政训处长，孙军兵败后隐居乡间遇刺身亡）、刘清扬，北京的李大钊、罗章龙等熟识；渐与韩交好，同组织“澄社”，取义于“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曾以论尸子哲学的文著往见胡适先生，得到特许进入北京大学文科学习。罗章龙的回忆录《椿园载记》中，列出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及部分会员名录”，其中有“李渤海”。罗先生未刊用的回忆录中提到黎天才，说黎“为人有才干 ”，“亦有文采，工书法，书宗北魏”。1923年二七大罢工后，北京举行元宵节大游行以声援，韩麟符任游行总指挥，黎任副总指挥。此后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介绍人为高君宇、何孟雄。加入组织后，黎天才任职频多，党、团、工会之间，屡有调动，曾往开封接洽驻军，曾回山东襄理党务，曾到铁路系统巡视工运，短时间里，学运、工运、军运都曾参与。黎天才于1926年秋调回北京，负责市委宣传工作，又兼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此时李大钊已匿居苏联使馆，使馆内中共组织包括大钊先生同外界的联系，多靠黎奔走，进而由他代理李大钊所兼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京分会主席一职。李大钊等遇难后，黎天才接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1927年夏秋以后，“左”的组织方针和工作方式，给北方党组织造成新的损失，黎天才也于是年秋被张作霖部逮捕。刚入狱，黎便遭受双重意外：外面的同志关系不肯搭救他，胡鄂公与杨度等还弃他南下；里面同案的新任市委书记王某很快出卖了他。加之当局动用酷刑，黎天才招认了。因黎天才曾写过一篇关于北京市国民运动的报告，1.2万余字，为李大钊赏识，此报告后被北京当局编入李大钊案的所谓“苏联阴谋文证”中，所以张作霖和杨雨霆识黎为人才，留在北平公安局政训部任秘书兼宣传科长，从此他叛向奉系，替东北军效力。张学良继任后，黎天才逐渐被重用，直到成为张倚重的心腹谋士。于此同时，黎天才与中共的地下组织北方特科，与山西实力派阎锡山，以及国民党的复兴社等均有联系，上至蒋介石，下至各党各派各色特务，游刃于方方面面间。 黎天才和张学良相处，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段，从他始为奉系服务，并担任张学良私人秘书起，到张学良回国在武汉行营任职时止，前后约三年，大体上可称为北平–沈阳时期。黎天才初次为张学良出谋划策，是应询提交了“易帜后的东北党务计划”，深得张学良赏识。“九一八”之后，黎迅速帮助张学良建立起东北沦陷区情报网，主办对日、伪情报，同时在全国各地也有情报站。黎在北平的最后一年，适张学良下野出国，他继续负责东北网及各地情报工作，没有因蒋介石的亲手拉拢而倒向南京方面。第二段，张学良回国，黎赴码头迎接，张出任豫鄂皖三省“剿总”职务，黎最先召到武汉，并受命组建张学良的机要处，出长机要。这一段可称为武汉时期，前后达一年半。其间，黎表现得不显山不露水，却帮张学良处理过几桩棘手的“内部”事务，更秘密的是，他暗中迎合张学良对共产党的革命理论产生兴趣，并设法满足张学习理论的渴求，物色专人（先荐潘文郁，继为吴雨铭，均为前共产党人）辅导。最后一段是西安时期，大约15个月，表面上黎是多了一个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的头衔，应付与防备南京方面对西北数十万大军的渗透，骨子里他在劝导张学良“做狮子，不做绵羊”，背着党国“领袖”，大力推行他自己的主张。黎天才按张学良用意，找“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来西安”，正式推荐了罗章龙等，“以讲学为名，实际请他们来参加我们（指东北军——引者注）的政治工作”，为前共产党人渗透开展“组织”活动，提供了便利。黎天才还根据张学良的授意，秘密策划“独立政党活动”方案，包括“什么党纲政策以及战时政府组织”，都由黎写具体方案，而黎也是会同身边的前共产党人集体商议，由吴雨铭和李希逸往返于西安–开封，直接和罗章龙密议，瞄准“兵变 ”寻思谋略。此期间活动的史实，至为重要，有待认真探讨。 西安事变爆发后短短的十多天里，黎天才的公开任职为“设计委员会”委员，再兼“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即召集人），三天后为回避陕北的中共要员自请调任；受张学良之命起草了八项通电，会同高崇民等人斟酌敲定，实际上是西安事变公开的政治纲领；临潼行动时缴获了蒋介石公私文件共6箱，张学良令现场指挥刘多荃师长用卡车速送至黎天才私寓，交黎负责审查；当张学良陪蒋介石上飞机时，黎经授意去和周恩来、秦邦宪谈话，却未透露张即刻将起飞的半点消息；张学良送蒋不归，西安方面的将领们不放心，公推黎天才赴京探视，遂至被南京方面软禁，成为西安事变中继张学良之后遭此厄运的又一人。几件事足以看出黎在诸方人物眼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今之所见对这几件事的历史记述中，却大多避而不谈黎天才其人。 1936年12月30日，黎天才不顾危险飞往南京，代表西北三方探视张学良，随即被戴笠等软禁。全面抗战后才保外就医，逐渐恢复自由。此后他坚持不西撤，留居上海，化名王文德，无正式职业，亦脱离政治。抗战胜利后，黎重新介入社会事务：初为某造纸企业顾问，后经营小店，1948年应周伟龙（后去台湾，以通共罪被处置）之邀，兼任上海交警局顾问；是年秋开始与中共地下党人员接触，工作积极无误；次年上海解放前夕，陪同地下党人员面见他的老关系，时任原市政府秘书长的茅以升（桥梁专家），布置保证水、电、交通及保存档案等大事；共产党得天下，黎天才选择留居上海，“工作关系由市公安局转交华东联络局 ”，数年间任某公司董事长，继为经理，还被特邀为静安区人民代表，任区抗美援朝支会副主席。 1955年5月，黎天才被捕入狱，沪市检察院批准逮捕的罪名是“叛徒、反革命”，实质是受潘汉年案株连，审讯的重点是同汪伪的关系，1958年被判无期徒刑，1961年8月7日死于狱中；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撤销原判，予以平反。（改判书的大意为：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对李渤海历史上的问题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对待，重新审理判决，改为撤销原判，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 三、黎天才同北方的两个秘密组织 1927年10月，黎天才被捕，不久便叛向了奉系当局。但后来他重新认识到自己仍可为革命做些有益的事，进而在民族危难中有所作为。究其原委，被人注意的往往是中共“北方特科”对他的影响。原北方特科负责人吴成方先生，晚年曾说黎天才早已叛变了共产党，又被他们通过潘文郁“拉”出来，仍然愿意为党工作。张魁堂先生等研究者也都认同这种说法。 细究黎天才与中共北方特科的关系，必然牵涉到另一位前共产党人潘文郁（问友，闻友）。潘先生曾参加过莫斯科的中共“六大”，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李立三关系密切”，向忠发倚为“文胆”，王明上台后被派往北方，于“九一八”之前在北平被捕，投向了东北军，随即被中共中央开除了党籍。黎天才在潘“落难”之时安排其生活，鼓励他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的部分章节。张学良从欧洲回来，黎天才又介绍潘文郁到了张学良的身边，成为张的政治书籍的伴读老师。此时的潘文郁虽已成叛徒，但中共特科仍在利用他。负责抓住潘这条线的是北方特科的吴成方和周遗。据吴先生回忆，他与特科设计，通过潘文郁“拉出”黎天才，让黎再为党服务，用吴的话讲，“我们在政治上影响张学良还是由黎天才出面”。1935年初，南京方面发现了潘与共产党的联系，逼令张学良处死了他。黎天才也遭到南京方面的猜忌，幸赖张学良挺身保护，最后黎承担了用人不当的过失，才得以过关。 黎天才与潘文郁“共事”之时，已与“北方非委”有了联系，他十分清楚“非委”与新的中共中央势不两立，也知晓潘是新中央的人，自然不可能把自己与“非委”的丝丝缕缕亮给潘文郁；而潘文郁因秘密工作的限定和自身的特殊经历，也不可能将自己背后的北方特科的底子交给黎天才。可以说，黎天才与北方特科之间，是一种间接的互相利用的关系，加之吴成方、周遗先后调离，潘文郁被杀，这一短期关系也就完全断了。至于1935年春天以后，黎天才和东北军中前共产党人的活动，更和北方特科毫无干系，倒是应该追究他们和另一秘密组织“北方非委”的关系。 黎天才年轻时加入共产党，一直在北方区组织范围内工作。北方的中共组织，从建党之始就由李大钊先生领导，组织系统内部比较团结稳定。但1927年以来连连受挫，李大钊牺牲，陈独秀去职，新的中央不断派人北上推行“左”的路线，为害日深。北方党组织刚刚以王仲一、韩麟符、黎天才等形成又一茬骨干，人称新的“三块石头”，便连续遭受打击排挤（“三块石头”原是史文彬的比喻，指中共早期北方组织的领导人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三人，如支起大锅的三块石头）诚如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与黎天才交谈时所坦言的：“党以往对北方工作的领导，曾发生错误。” 1931年的1月，中共党史上的“非常委员会”事件在上海发生，罗章龙是“非委”的主要领导人。“北方非委”也随即成立，并成为“非委”最大的下属组织，当时绝大多数基层党支部都倾向于“非委”，黎天才当年的党内同志也大都参加了“北方非委”。罗章龙关于“非委”事件的回忆中，详谈了这方面情况，其中能见到“李渤海”的名字。转来转去，难出老关系，黎天才又悄然成了“北方非委”的特殊成员。当时四中全会的中央有一份给共产国际的正式报告，其中讲到顺直省委（北方党组织改组后的主要机关）时，说机会主义根基较深，反对派的领袖们集中在天津。“非委”在南方、北方先后遇到重大打击，势头锐减：1月中旬有上海的“东方饭店事件”，大批骨干在龙华牺牲，其中包括黎天才的入党介绍人何孟雄；2月间，“北方非委”遭到严重破坏，领导人连续被捕，黎天才的老关系韩麟符、王仲一、吴雨铭、李希逸等人，都在这一时期入狱。张学良将这些涉及共产党的要案悉交黎天才设专门机构审办。自1931年以来，北方地区特别是平津地区被捕的数百名共产党人，绝大多数以各种形式获释，其中黎天才的作用不可忽略。1933年春，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行前令黎天才经办，释放了北平狱中的一批政治犯，其中的韩麟符、李希逸等人都是“非委”骨干。表明黎天才身居奉系，心在“非委”。几年间，“非委”组织虽迭遭破坏，部分幸存骨干展转进入东北军，随之建立起秘密支部，全得力于黎天才。 西安事变前夕，“非委”领导人罗章龙已进入开封河南大学教书，但同原北方区党组织渊源不断，依然和当年的同志们保持着秘密联系；北方唯余的“非委”组织——东北军“非委”支部中的一批前共产党人，以黎天才、吴雨铭、李希逸为核心，接受罗章龙的领导，继续从事政治斗争。据黎说，他们“处处照顾到我党当时的政策”，辅导张学良研读马列，为他讲解国际和中国工运史，同时又抓住这与数十万大军合作的机会，鼓励张学良谋求西北独立的大局，并于西安事变的前数月，制定了行动方案，其中包括近期的兵变计划和西北独立政府的远景设计。 张学良虽然清楚黎天才等一批人原先的共产党员身份，却未必清楚他们在共产党内的遭遇——早已被视为叛变者了。不谙中共内部曲折的张学良，后来在同刘鼎、李克农以至周恩来的交谈中，无所顾忌地透露出自己早已暗用共产党人于左右了。作为中央特科领导人的周恩来立即以他特有的警觉，一面向中央汇报张学良身边有“脱离党的叛徒”，一面立刻做出布置，制定具体措施防范这批前共产党人。中共中央把“反蒋反政训处的斗争”定为“争取东北军的主要关键”，这是因为，东北军的最高政训处中，由蒋介石派来的正处长，在军中难以施展，而黎天才虽任副职，实为政训处的核心人物，几位“非委”骨干人物也都挂职于政训处。受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李克农、刘鼎等，在东北军工作中贯彻了上级的意图。被刘鼎看重的孙铭九等人一度曾对黎天才飞短流长，恐非个人行为，怕也不是少壮派与老派的一般摩擦。 西安事变前夕，在黎天才多重政治身份中，“非常委员会”东北军支部的领导人，是最隐秘的“要职”，他和这批前共产党人在民族危难中的义举，可视为“非委”最后的组织行为。 四、黎天才与罗章龙在青岛会晤 黎天才后来回忆往事时，曾提到西安事变前他有过一次负气而走的家乡之行： 到西安之后……孙铭九一伙人，常以不肖之心来衡量我，有时在张面前飞短流长，使我无法忍耐下去……某次，我趁张去南京开会，一怒而归返故乡，此（后）张返陕，知我已去，曾对这种人大发雷霆，乃函电交驰，催我回去，初期我不表示任何态度，后来张竟连电催促…… 细究起来这一“事变”颇为蹊跷。当时黎天才执掌着东北军几十万人马的军政事务，又与“非委”图谋正紧，再说与他过去所经历的场面相比，不应该突然应对不了几位“后起之秀”，这“一怒”令人费解。 在罗章龙的回忆中，可以找到黎天才此行的背后文章： 一九三五年，文虎（罗章龙笔名，引者注）在河南大学任教，暑假期间往青岛避暑，寓汇泉山东大学，北大旧同学孛爰夫妇（即李渤海与夫人孙菩缘，引者注）来访…… 罗先生另一次说起青岛见黎天才的事，见于他的“自传”： 一九三五年暑假，文（罗章龙笔名，引者注）为了备课，前往青岛，当时同往者有何文、梦平，住在汇泉山东大学。附近有绣球花圃。每日课余时间步行到海水浴场，荡舟游泳，有时过栈桥渡舟至小青岛摘黄花满怀而归…… 文在青岛游览时间，一天在海水浴场遇见多年不见的李渤海。 两人回忆中的地点会于山东，唯时间难断。 黎天才虽未点明返乡时间，但根据所言线索假之于史料，不难判断出此行当在1936年的夏天。先看黎所忆“趁张去南京开会”的环节，查《张学良年谱》（张友坤、钱进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东北军1935年秋后移师西北，1935年的10月至12月间，张曾赴南京参加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大，并数次来往于宁沪间，而此行黎天才作为随员陪同前往；1936年初的1月底、2月底，张有过两次南京之行，时间都不长，数日便归，也不是开会；值得注意的应是7月间的南京之行，这个月的10日至14日，国民党的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张学良7月6日飞抵南京，出席二中全会。会后，张又在上海会见了李公朴等人士，返回西安时间不详，到20日才有在西安处理公务的迹象。这次张出行时间较长，以后再未去南京开会。再看东北军内部，孙铭九等人的张扬行事在1936年春天开始步步升级，黎天才的“无法忍耐”当然不会早于此。所以说黎天才的“趁张学良去南京开会”而归返山东，最大的可能就是在 1936年的7月间。 但这一推断显然与罗章龙所言的1935年夏天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差。问题何在？ 罗章龙回忆中的何文当时是河南大学经济系学生，建国后住北京。1995年秋，何女士看到了罗老师的“自传”打印稿，特意将其中“一九三五”的“五”圈改为“六”，她清楚地记得是毕业的那一年（1936年）暑假，罗老师请她一起去青岛的，当时，罗老师托她照管好“侄女”——其实是从老家来度假的女儿梦平，辅导其外语等功课；还将罗老师记忆有误的她妹妹的名字做了订正；后又告诉笔者，当时在青岛，她寄宿山东大学女生宿舍，罗老师另住别处，对于先生的单独活动，自己作为学生既不知情由，也不便多问。 罗章龙正式出版的个人诗集《椿园诗草》（岳麓书社1987年版）中有“崂山吟”一篇，诗的短序言“一九三六年偕魏文、孟平同登崂山作”，崂山即青岛崂山，魏文就是学生何文，她曾用此名，孟平即梦平，时间则确定于1936年。罗先生私家旧照片中，有何文与梦平的合影，注明“一九三六年青岛站（应为栈——引者注）桥”，是罗梦平早年的手迹。 细读罗章龙的遗稿，其中多处出现时间、地点、人名前后矛盾，不甚统一的疑点，或错笔少画、漏字空行的阙误，如将李渤海、孙菩缘写为“孛爰”，明显是有心所为。访之于罗老后人，原来罗老写回忆录时“有意改动一个字，是担心抄家”，“有些顾虑，怕资料被抄走后会惹出麻烦”。 看来，罗章龙回忆中“误”记的“一九三五年”，应订正（或曰恢复）为“1936年”才是。 可以确认，1936年7月黎天才的山东之行与罗章龙有过会晤。罗先生弥留之际（1994年底），他的家人透露出策动西安兵变的内情，后又对老人的回忆文字做了补充说明，“罗去青岛是事先有准备去与李见面的”。至于会晤的内容，黎天才只字未提，罗章龙则笔端、口头多次忆及。 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一文中，罗章龙有专谈“西京兵变”的章节：在青岛期间黎、孙夫妇二人“来访”于汇泉山东大学（罗当时借寓此校），并说“原来孛爰此番来青访文主要是报导东北军方面同志工作情况”，他俩此行，是东北军中“非委”支部的核心成员黎天才、吴雨铭和李希逸“三人商议结果决定推孛爰出关一行”，这就是他们“来青岛的使命”。黎天才所谈的要点是“汉卿为人通达事理，近来倾向革命，主张打破现状，亟思冲决网罗，为革命出力。察其为人，可与共事。他现有精兵30万，武器精良，训练良好，久戍思归，梦寐不忘北大营，但不知计将安出”。罗章龙的意见则是“宜从政治思想、组织宣传各方面下一番功夫，方能水到渠成”。并说“事宜迅速以赴事机，同时应计策万全以防内奸，你回去代我致意同志们，选定好一个大题目，定能做出一篇好文章来”。罗章龙在“自传”中还说黎天才再次邀请他“驾临东北大学讲学以慰众望”，此言与《黎天才自传》中的张学良“并对我表示要请几位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来西安，以讲学为名，实际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政治工作，记得当时曾推荐了罗章龙等人”正相吻合。看来，黎天才同罗章龙在青岛会晤，是“非委”谋划西北大局的一步棋。 至于黎天才当年为何舍近求远，选择青岛与罗章龙会面，多年后回忆此事为何又隐去了真相，都是不难理解的。当时的西安军中，开封城里，各种势力各方特工暗中活动，罗章龙与“非委”同仁的活动不宜暴霹，黎天才目标太显，没有理由随意离开西安，因而找了和孙铭九等人的矛盾为借口，选准了张去南京开会的时机，“名正言顺”地走，又“名正言顺”地回来。此行事关“非委”的活动，而中共对“非委”已是定论不变，黎天才回忆起这一段，当然只能避实就虚了。 五、黎天才在“兵谏”前后 黎天才与罗章龙在青岛的会晤，是否与西安事变有所关联？笔者不敢妄加揣测。但黎在“兵谏”前后的举止，却备受人们关注，这正如高崇民所说：“西安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大事变，名都教天才兄一人享了。”此话虽为戏言，所道却是实情。 1936年的夏秋之际，西安古城已是山雨欲来，“艳晚事件”发生，张学良担心国民党省党部特务抓人是蒋介石所指使，矛头针对自己，所以决定赶在前面下手。半夜时分，黎天才忽然接到张学良的电话，召他前去。黎赶到时，院子里的卡车已经发动，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大厅内谭海、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已领命待发，张学良愤激而言准备杀几个省党部的特务，手令已下，要听一听黎天才的表态。剑拔弩张之中，黎天才相当冷静，他反对张学良泄“一朝之忿”的鲁莽行动，并进一步分析利害：如果有更伟大的计划，借此而起义反蒋，响应绥东，实行抗战，杀几个人也无妨；如尚无下一步计划，只为痛快，那只能与人以借口，陷自身于不利之境，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张学良听罢，收回了手令，又拉着黎天才的手问眼前的一幕如何收场。黎天才为他出主意：省党部的特务部门仍去搜查，文件还要搜检，特务照样抓来，全案交军法处办理，但要避免直接行动杀人。张学良按照黎天才的意思，派人搜查了省党部，解救了当晚被捕的马绍周等人，抄得了特务的秘密档案，更摸到了CC系统密报南京的内容。 12月11日的西安城里，张学良调兵遣将安营布阵，已是成竹在胸。下午，蒋介石忽然要召见黎天才。与张学良商量后，黎天才于傍晚时分到达临潼。蒋介石又一次说到数年来始终把黎看作是自己的同志，是自己的学生，然后便单刀直人地发问：“你知道张副司令究竟是何居心？要干什么？”黎天才不露声色的回答：“ 张副司令对委员长居心无他，他近来的抗日主张，乃由于其所属干部一般的情绪反应……东北军中各阶层之军官，近来因为绥东为百灵庙战役所受刺激极深，人人都有奋起抗战之热诚，据我所知，他们义正词严的对张有过表示……张副司令国难家仇，为环境所迫，他今天也有些进步了。”蒋愤怒地反问：“进步了，进步的意义何解？把共产党引到西安来，这就叫进步吗？西安的报纸可以随便批评我，共产党的刊物，可以自由发行，我走遍全中国，没有一个省份的报纸来批评我，我不想在我最信任部属管辖区域，居然有此等现象发生……西安管制宣传品检查邮电的是何人负责？”黎天才率直以告张学良命自己负责。蒋更为恼火，面红耳赤的斥责道：“你在负责，现在一个好好的西安城，闹得这样乌烟瘴气，我问你，你在替谁负责？你负什么责？”蒋介石不仅追问被通缉的高崇民的下落，还逼问“他们这一种勾结共产党为非作歹的人，都是哪几个人留在西安？是不是都住在张副司令公馆里？”按照张学良、杨虎城的约定，当时东北军方面与高崇民的联系，正是由黎天才秘密进行的，但此刻黎天才一律答以“不知道”，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不知，不知，尽是不知，你不知我知，我倒可以供给你点情报，我这里有张名单，你看看，我愿意听取你的意见，对这批反动分子你认为应该怎么办他们？”黎天才看了蒋介石手中的黑名单，首先断然否认他们是共产党人，又提出把他们送出国去读几年书。蒋介石当然是大为光火，教训黎天才道：“我明白对你说，打不完共产党，就谈不到打日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都在我手里，你们附和共产党的宣传阴谋，对国家是严重的犯罪。那么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黎坦然陈词：“往年‘委员长’在南昌的时候，常常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说法，我认为时至今日客观情势和以前不同了，今天应该九分政治一分军事便够了，绥东敌方既已开始行动，我们应该有整体性的应战计划，我看到飞机场停着那样多的飞机，我认为都应该开到绥东前方……”蒋介石问道：“你的说法，同张汉卿前天对我讲的如出一辙，不知是你受了他的影响，还是他受了你的影响？”显然，蒋已经对黎产生极大怀疑。 蒋介石与黎天才谈话长达一个半小时以上。黎离开临潼时，已是晚间8点多了，这样一次特殊背景下的长时间对话，与几小时之后发生的“兵谏”之间有什么关系，自然会成为事发之初，或是事变平息之后人们所关注的热点。尤其是蒋介石返京后整理出版的《西安半月记》中亦谈到与黎天才谈话的情形（如前述），越发引起了对这一谈话内容和背后文章的关注。黎天才被软禁后，戴笠就曾多次向他询问此次谈话的内容，都被黎天才搪塞过去了。从蒋介石召见黎天才训话到“日记”的内容，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明显看出的——蒋氏十分清楚黎天才对张学良的不一般意义。 12月11日晚，黎天才离开临潼回到家中，不久就接到张学良的电话，他赶到张公馆时已是10点多了，张学良开门见山地表明自己的决心：“你前些天，不是劝我要做狮子，不要做绵羊吗？我现在回答你，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张学良授权黎天才负责整个行动的宣传工作，并当即决定在12日凌晨3点多钟的时候，要发出对全国各地方当局的通电、给国民党委员会的电文及给国民党政府的电文，其中应提出几项行动纲领——对时局的主张，要求黎天才立即动手起草。黎天才可谓成竹在胸，短短的一两个小时里，先完成通电的草稿。随张学良等前往新城大楼后，又会同高崇民等人斟酌行动纲领的内容，仍由黎天才执笔，完成了著名的张杨通电，提出了救国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事变的当天，便向全国发出。 正是“八项通电”这一明确的政治纲领，使西安事变在政治上立于不败，诚如李济深先生所论，“汉卿通电各项主张，多为国人所同情者，屡陈不纳，迫以兵谏，绝不宜以叛逆目之”。事变后赶来西安的周恩来由衷赞许通电和八项主张显示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如果没有这种内容的通电及其八项主张，事变的意义，将来在历史上更混沌了。”据黎天才自述，当周恩来得知起草者是黎天才后，曾向他说：“很好很好，幸好你在这里。”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送蒋的同时，周恩来正在张公馆的A楼与人谈话，在场的除了博古还有黎天才。谈话的内容却是令人不解的“叙旧”：周恩来对黎天才起草“八项通电”大加赞许，然后谈及过去中共内部的恩恩怨怨，回顾过去在北方地区的工作失误等等。不难判断，这一谈话非周氏所安排。因为周恩来在中午就忙于通知博古，约张学良商谈要事，故断无同时再约见黎天才的理由，即便相约，也无闲暇聊天叙旧。而在黎天才一方，本来对陕北方面明显是存有戒心，避之犹恐不及，而这一次却送上门去，谈些不关痛痒的话题，特别是他心中十分明白咫尺之隔的高公馆正在发生的一幕，却不露半点口风，直到别人来报，飞机升空，张学良稳稳当当脱身送蒋而去。张学良送蒋的同时，设计委员会正由高崇民主持讨论如何放蒋的问题，消息传来，人人愕然。当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杜斌丞、申伯纯、王菊人、卢广绩等10余人都在场，惟有黎天才未露面，却在与周恩来谈话。这一切，大概不会是出于巧合吧。 张学良抵京后的第二天，即12月27日，曾给杨虎城、黎天才一电，短短的三条电文中第二条是专给黎天才的：“天才兄可勿离陕，切实统制幼稚言论。 ”这一嘱咐令人好生思量，必是张黎间有一番商议，约定了黎天才将“离陕”，否则就无需做“可勿离陕”的指示；必是所约“离陕”的时间甚急，否则就无需在到南京后立即通知。黎天才要离陕，将何去何从？李金洲的回忆，揭开了这一疑团：“张副司令离西安时，曾命随员人等，搭民航机随后赴京，直至十二月卅日，欧亚公司首次复航，以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为首，黎天才兄，西北总部驻京办事处长杨焕彩，及作者四人，同机飞京。”原来张学良离开西安前有交代，令随员随后赴京。当时接受这一命令为谁？从其后飞赴南京的人来看，不难判断是其中的黎天才。至于为何要黎氏随后赴京，为何张本人到京后又急匆匆电令“ 可勿离陕”，个中原委又是另一段文章，而张学良送蒋前与黎天才有过约定，上述情节亦可为证。 12月29日，黎天才代表西安三方将赴京探视。黎行前电告张学良，很快就收到了回电，张学良在电文中暗示京中情况险恶，反对前往。因为所用电码正是张离开西安时新编的密码，所以黎天才判断张当时还没有完全失去自由，便于12月30日与李金洲、鲍文樾等飞往南京。可见张与黎之间对送蒋的“预后”，是有虑有备的。 作为心腹之人，黎天才从不辜负张学良对自己的一番倚重，在关键问题上是一定要忠言以告的，“艳晚事件”便为一例。这一回黎天才不仅没有坚持反对“送蒋 ”，反而认同了张学良的选择，默默地配合了张学良告别东北军的最后一次行动。或许因为他比别人更多地与南京方面打过几回交道，更容易揣摩出蒋氏的几分心理；或许因为他懂得张学良是一位军人，是一位意气有加的性情中人，却不是“政治家”，此番选择更多的是“东方文化”式的性格因素使然；还有，作为一个前共产党人，黎天才对中共及共产国际的政策和策略必有更深的认识。权衡度量之下，他不仅成为张学良送蒋的知情人、得力者，并在几天后如约飞赴南京探望张将军，即被扣押，成为东北军中继张学良之后被南京方面软禁的又一人。 据李金洲说，戴笠回答李拘禁黎天才的原因为两点：“一、天才兄担任西北政训处副处长，未能弭患于无形，有亏职守。二、双十二事变之前一日下午，蒙最高当局召见，曾受严厉申斥，翌日黎明即发生事变，渠颇有暗中鼓励之嫌。” 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发表后，黎天才更是被严加管束。他曾两次上书，请求去溪口与张学良同处，恰逢戴笠不在京中，其手下的郑介民出于好心，扣下了黎天才的信，又劝道：“你的责任，总不像他（指张学良——引者注）那样重大”，“如果真把你送入溪口，那你只有随着张先生的命运去了。”直至全面抗战爆发，黎天才转至上海后才逐渐恢复自由。 黎天才以其冷静的头脑与过人的才干，特别是游刃自如的应对能力，为张学良所倚重也是情理中事。上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足以看出黎在诸方人物眼中，尤其是在张学良身边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今之所见对这几件事的历史记述中，却大多避而不谈黎天才其人其事，多少是一点遗憾吧。 黎天才的一生，确实是经历复杂，难以一语评之，倒是他本人不无自信地说过“只问我们对国家人民忠不忠”。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至今仍被海内外所关注。黎天才和他的前共产党人同伴们在其中的作为，不仅表现出他们独到敏锐的政治目力，也促发了张学良挽危救亡的义举。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黎天才的史料如能更多更详地公开利用，将有助于对这样一位人物作出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