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吴非但不能禁止，而且应给以保护。 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

余英时：“烈士”汪精卫的历史悲剧 》 分类： 抗战, 日伪, 文学 “烈士”汪精卫的历史悲剧 －－作者：余英时 99.jpg 余英时论汪精卫 如果记忆不误，我想我最早接触到汪精卫的诗是在抗战时期的乡间。大约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人把他早年〈被逮口占〉四首五绝写给我读。像许多读者一样，我当下便记住了其中第三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时我很崇拜「革命烈士」，因此作者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有一件事不可理解，即写汪诗给我的人（已不记得是谁），似乎并没有告诉我，汪已投靠了日本。无论如何，在穷乡僻壤的安徽潜山乡间，汪政权的存在根本无人注意。我是在一九四六年重回大城市以后才弄清楚所谓「汉奸」问题的。 第二次发现汪精卫的作品是在一九五〇年的香港。我偶然在报刊上读到汪的〈忆旧游．落叶〉词和吴稚晖反唇相讥的和什。汪词如下：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慽慽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只极目烟芜，寒螿夜月愁秣陵。 这首词是「艷电」发表以后汪在河内写的，将当时中国的处境和他谋和的心境十分委婉地表达了出来，而复创造了一种极其「凄清」而又无奈的气氛。我读后不但立即体会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实感，而且对作者的同情心也油然而生。我当然记得元好问《论诗绝句》中说过的话：「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但是汪精卫早年〈被逮口占〉和这首〈落叶〉词本身所发出的感人力量使我不能相信这是「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钱锺书语）与汪词相对照，吴稚晖「步韵」之什虽大义昭然，政治上绝对正确，但却完全不能激动我。姑且将「言为心声」的问题撇开不谈，仅就艺术造境而言，汪远高于吴，到眼即辨。我当时曾本此认识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新亚书院同学们创办的板报上。但这是六十二年以前的事，我的原稿早已不知去向了。 后来读到了汪氏晚年的其他诗词，我更相信我最初对〈落叶〉词的理解虽不中亦不甚远。试读〈舟夜．二十八年六月〉七律：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柁楼欹仄风仍恶，镫塔微茫月半阴。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见〈扫叶集〉） 这是他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从日本回天津的船上写的。他这次偕周佛海等人去日本，已取得日方支持，回国后将推行所谓「和平运动」，其实即是建立政权。但从这首诗看，他不但没有半点兴奋的情绪，而且「神州重见百年沉」之句明明透露出亡国之音。这和周佛海及其他同路人的反应完全不同。 总之，以我个人的眼光来看，汪的古典诗词在他那一代人中无疑已达到了第一流的水平。近人称许黄公度写的诗能「我手写我口」，我以为汪的诗词则是「我手写我心」，其委婉曲折处颇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关于汪诗的评价，让我举陈寅恪和钱锺书两人议论，以见一斑。陈氏〈阜昌．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七律起句说：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这是以刘豫比汪精卫，但重点放在诗上，称许汪氏可跻于一代诗人之林。元好问选《中州集》收了刘豫的七绝七首（卷九），都楚楚有风致。钱锺书一九四二年有〈题某氏集〉七律一首，专为评汪诗而作，值得全引于下： 扫叶吞花足胜情，巨公难得此才清。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一九四三年春季正值汪氏六十岁，陈羣（人鹤）为他刊印了《双照楼诗词藁》，负责编校的是龙榆生（沐勛），世称「泽存书库」本，所读汪集必龙氏赠本无疑。关于全诗的旨趣已有人讨论过了，限于篇幅，不能详及。下面我只想提出两点看法：第一、「巨公难得此才清」其实和上引陈寅恪诗句所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即高度称赏汪的诗才；不过因为钱当时是在沦陷的上海，只能用中立性的「巨公」而已。第二、钱诗颔颈两联特别点出汪诗的特色，如「寒相」、「死声」、「忧不绝」云云，而归结于「莫将愁苦求诗好」。「愁苦」自是汪晚年诗词的一个显著特色，但是简单地把「愁苦」看作仅仅是为了「求诗好」而特别制造出来的，则对汪精卫有欠公允。从我所接触到的一切内证、外证、旁证等来看，我始终认为汪诗的「愁苦」主要是他内心「愁苦」的折射。为了证成这一论点，我们必须从诗转向内心活动，对他为甚么不惜自毁生平与日本谋和，求得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了解。 首先必须指出，汪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个绝对性预设之上，即当时中国科技远落在日本之后，全面战争一定导致亡国的结局。因此他认为越早谋得和平越好，若到完全溃败的境地，那便只有听征服者的宰割了。但这一预设并非汪精卫一人所独有，而代表了当时相当普遍的认识。让我撇开复杂的政治界，从学术界中选一位比较客观而冷静的史学家－－陈寅恪－－作为代表，以说明问题。吴宓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说： 晚饭后，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记： 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 这是吴、陈两人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私下议论，陈氏两次都坚持同一观点，可见他对此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断定「战则亡国」显然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足以抵抗日本的武力。正如一九四四年年底胡适在美国一次讲演中所说的： 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问题很简单：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必须和一个第一流军事和工业强国进行一场现代式的战争。 这也是为甚么胡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力主与日本正式进行和谈，直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之后才开始修改他的观点。 陈寅恪的话是许多人心中所同有，但很少人敢公开说出来，因为当时民族激愤高昂，一听见有人主「和」便羣起而攻，目之为「汉奸」了。事实上，和或战不过是一个民族在危机关头如何救亡图存的两种不同手段，都可以出于「爱国」的动机。陈寅恪后来在沦陷的香港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充份说明了他主和正是为了使中国免于「全局覆没」，然后再「徐图恢复」。同样的，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的主和也应作如是观。 关于汪精卫因求和而引发的内心痛苦，最近《陈克文日记》刊布，是前所未见的第一手史料，下面将择引几则，以见一斑。陈克文曾参与所谓「改组派」，属于汪系，至一九三八年底「艷电」发表后始与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变时他在行政院参事任上，与汪氏过从甚密，且极得其信任。《日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条载： 九时驱车往谒汪先生。……先生状甚忧郁严肃，知为时局吃紧所扰。所谓「时局吃紧」指「八·一三」上海之战已溃败，南京也将弃守而言。汪此时通过周佛海、高宗武等与日本有所接触，已露出别树一帜以求和的意向。 《日记》同月十八日条云： 上午八时，到陵园见汪先生，先生及夫人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面上，都罩上一重忧虑之色。见面后，先生指示地图，说明政府迁往重庆，及军事机关迁往长沙、衡阳之意。问以外交形势，先生摇头叹息，谓友邦虽有好意，但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无从说起。又说，现时只望大家一心一意，支持长久，这些且勿向外宣露。停一会又说，从前城池失守，应以身殉，始合道德的最高观念；今道德观念不同，故仍愿留此有用之身，为国尽力，言下态度至沉着坚决。见面约一小时，先生说话极少，俯头踱步，往来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 这是政府撤离南京前两三天的情况，汪的「忧虑」更深，内心「痛苦」也更大了。日记所说「友邦好意」则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居间斡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参与者之一。但由于蒋介石不肯松口，所以他抱怨「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最后他以「沉着坚决」的态度强调继续「为国尽力」，其实即是决心求和的一种暗示。因此一个月后在汉口（十二月十九日）《陈克文日记》中有以下一段纪事： 晚饭后到商业银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员长纪念周中之演说词大要相告。（按：蒋在演说中强调「抗战到底，决无妥协之可能」云云）先生言，此蒋先生鼓励群众之言也。先生旋以午后与委员长讨论时局之纲要见示，并云，余非敢动摇蒋先生之决心，弟但有决心而无办法，徒供牺牲耳。纲要若干则，最重要者认为，敌人军事胜利后将控制我之经济与财政，以中国人之钱养中国之兵以杀中国之民。对今后的危机，可谓指陈痛切，惟积极之办法若何，亦尚付之缺如。临别先生诫云，余与蒋先生所讨论者，慎勿告人，余谨应曰唯。 汪氏的「纲要」主要是为他的和平主张提供一种立论的根据，其弦外之音是说：中国如改「战」为「和」，虽暂时受到委屈，却可以阻止日本取得全面「军事胜利」；如此则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可怕后果便可以避免了。很显然的，汪是想以战败的严重后果来打动蒋介石，逼他改变政策，然而并未奏效。 这里我还要指出一项重要事实，即汪精卫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蒋和国民党领导阶层提出的，并非以他个人为和谈主体。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汪覆孔祥熙（时为行政院长）信中说： 弟此行目的，具详艷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 这一段话完全是事实，而且除蒋之外，其他党内领袖与汪立场相同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说： （高）宗武来，谓昨晚与孔祥熙、张岳军（羣）谈，时局仍有百分之一转机；今日上午，再与孔及汪一谈。为之稍慰。 可知孔祥熙、张羣等都是倾向于和谈的。胡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有一条日记说： 晚上咏霓（按：翁文灏）来一电，说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久持，愿乘此媾和」。 同月十二日又记翁的电报云： 是答我的佳电（按：指十一月八日电报），说汪、孔甚主和，蒋「尚未为所动」。 主和派在党内忽然抬头，是因为十月二十二日广州陷落，再过五、六天武汉又陷落，军事上已呈崩溃之势。但是由于蒋「未为所动」，主和派最后还是沉寂了下去。 在中央政府完全关闭了与日本直接谈和的大门以后，汪才决定亲自出面和日本进行另一轮的秘密交涉。《周佛海日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载： 八时起。（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高）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衞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时始散。饭后午睡。三时起。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听其自决，不出任何意见。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周又记： 五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夫人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份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于是决定照此覆电。经数次会谈，抑（益）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惟兹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 这两条记事是关于汪氏心理状态的直接史料，极为重要。但这里必须先对记事的背景作一简单交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和十三日，梅思平、高宗武分别来到上海，和日方负责人影佐桢昭与今井武夫举行秘密谈判。最后在二十日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双方拟定了计划，一方面，近衞文发表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宣言；另一方面，汪精卫则公开响应，然后再直接与日方进行谈判。为了作到这一点，汪和他的追随者便必须脱离重庆，逃至中国境外。从上引周的两条日记可知，梅思平从上海回到香港后，立即赶到了重庆，向汪报告与日方交涉的具体结果，并商讨如何离开国境的问题。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汪在一连两天的集会中都表现出彻底推翻前议的意向。他也许对两个谈判文件－－《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不满意，也许感到日本不可信。无论如何，这时（十一月二十六、七日）离他出走河内（十二月十九日）只有三星期，而仍犹豫不决如此，则内心之冲突与痛苦，已可想见。 甚至在政权即将建立之际，汪仍然内心充满着悲苦，而未露出半点兴奋的情绪。兹再举两个例子以为证明。其一、马叙伦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上海拜访陈陶遗，后者说出了下面的故事：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精衞至上海，亟欲访我。我因就之谈，问精衞：「是否来唱双簧？」精衞即泣下，我又问：「此来作为，有把握否？」精衞亦不能肯定。 陈陶遗是政治和实业界的耆宿，又和汪私交很深，马叙伦所记则是亲见亲闻的事，所以这条史料大致反映了汪初回上海时期的心情。 其二：《周佛海日记》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九日记： 七时起，陪汪先生谒（中山）陵，凄雨苦风……汪先生读遗嘱，声泪俱下，余亦泣不成声。 这是在所谓「还都」（三月三十日）前十一天的事，汪却仍然深陷在悲苦的情绪之中。 以上我从汪精卫自「八·一三」以来力主和议一直下溯到一九四○年他在南京建立政权的前夕；在这一过程中，我特别注重他的心理状态，就我所能收集到的可靠证据作判断，我只能得到下面这个看法：由于确实相信「战必亡国」，因此他一意求和，不惜以一定程度的委屈与妥协为代价。他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口授的遗书中说：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 他明知「与虎谋皮」，都仍坚持应「忍痛」为之，这正是他晚年心理长期陷于愁苦状态的根源所在。这里让我重引〈舟夜〉七律的后半段：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读了上引有关汪的种种心理描述之后，我们现在不能不承认，这几句诗把他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和盘托出，而且其委婉方式也达到了艺术的高度。我还要介绍他在《三十年以后作》中最后一首词－－〈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徧，心头块磊，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 此词作于一九四三年重阳，即公历十月七日，再过两个月他开刀取出背部子弹，发现已患脊骨瘤，次年十一月十日便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医院。所以这首〈朝中措〉很可能是他词中绝笔。这时他出任所谓「国民政府主席」已三、四年，而词中流露出来的思想和情感竟和亡国诗人元遗山如出一辙。但是如果细读他的遗书〈最后之心情〉我们便不能不承认，这首词正是他当时「心情」的忠实写照。一句话说到底，汪的诗词基本上可以用「诗言志」或「言为心声」来加以概括，其中所呈现的「愁苦」决不可能是为了「求诗好」而伪装或夸张出来的。 以上关于汪精卫心路历程的反覆论证并不是为他翻案，价值判断根本不在我的考虑之内。我的唯一目的是通过心理事实的建立以理解他的诗词。现在我要引一二反面的例证，与汪的心理状态作对照。周佛海主和的正面理由，从他的日记来看，与汪精卫几乎完全一致。他在日记中又记下了国民党同仁的共识：「咸以如此打下去，非为中国打，实为俄打；非为国民党打，实为共产党打也。」这也和汪精卫预言战争「必将使中共坐大」，如出一辙。所以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在早期避战求和的阶段，周的主要动机也出于对亡国的恐惧，与汪氏似无大异同。然而到了后期在日本羽翼下建立政权的阶段，周的个人企图心便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了。《周佛海日记》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条： 八时半起。与（梅）思平商拟各院部院长、部长人选，因拟行决定，因与思平戏言，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之内在余笔下产生矣。 这是汪精卫、周佛海等等在青岛与北平、南京两个伪组织会商后得到日方认可，准备成立所谓「中央政府」，由周佛海负责拟定人选。周的「戏言」其实即是得意忘形的轻佻表现。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即伪「国民政府还都典礼」的第二天，周又写道： 四时返寓，犬养（健）、伊藤（芳男）来谈。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今后困难问题固多，仅此亦足以自豪。 这一番自言自语不但把他得意忘形的轻狂心理发挥到了极致，而且更暴露出他推动伪政权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权力野心。同年五月三日的日记恰好提供了一个最生动也最有趣的例证： 刘复之算命，谓余于五年内握大权，四十九以后备位咨询，为之心冷。迷信虽不足恃，然刘于六年前谓余必长财政，今果尔，亦奇矣。如余仅能当权五年，何必如此焦心劳力耶？ 算命先生预言他仅能「当权五年」，他大失所望，顿时心灰意懒，其权力欲之大，可以想见。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位算命先生的灵验也实在令人惊异。我猜想刘复之也许已算出他四十九岁以后将有牢狱之灾，不过不便明言，只好以「备位咨询」四字搪塞过去罢了。无论如何，这不失为一个很有趣的插曲。 周佛海「握大权」后的兴高采烈和汪精卫居「高位」而依然满怀「愁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若以罗君强和周佛海加以比照，则后者又好像高不可攀了。罗是周一手扶植起来的人，后来汪政权中曾出任伪司法部长、安徽省长、上海市秘书长等要职。抗战爆发时他是行政院秘书。陈克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载了他在汉口的一次谈话如下： 军委会秘书厅秘书罗君强亦即行政院秘书到四明银行叙谈。亏他发出如下的议论：他说「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组织，多般利害，影响必定不少。如今我们可以随意选择我们的去处，那一处待遇好，我们便到那一处，横竖都是中国人的统治，又何必分彼此呢。」……这段话似乎是说笑，又似乎不是说笑，介松、彦远听了都很生气。我最担虑的倒不是君强个人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许多人会如此动摇起来。 事后我们当然知道，这是罗君强的由衷之言，决非「说笑」。但具有这样想法的人在汪政权参与者之间恐怕相当普遍，代表了当时典型的所谓「汉奸」言论。我们必须跳出罗君强以至周佛海的思想层次，然后才能开始探索汪精卫的「最后之心情」及其晚年的诗词。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特意抬高汪精卫，否认他的政治取向与活动后面也有个人的动机。傅斯年在一九四〇年二月曾分析过汪的「犯罪心理」，认为由于汪是「庶出」，父兄之教又严，以致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要做「人上人」的强烈心理。他又特别提到，陈璧君恰好也是一个「人上人」欲望最强的人，因此终于走上了「汉奸」、「卖国」的道路。傅斯年富有民族热情，全文下语极重，见仁见智，可不深论。他关于「庶出」的心理分析是否可信，因资料太少，也只能悬而不决。但他所指出的「人上人」心理，却指示了一个正确的探求方向。他论陈璧君时有下面一句微妙的话： 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 这句话之所以微妙，是因为原文（《后汉书》卷十三〈彭宠传〉）只说「而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并无「其夫之为人下」语。我相信傅之增字解经是为了要点出汪不甘被蒋介石压成党内第二人这一事实。我们都知道，在抗战前的南京，蒋主军、汪主政，大致尚是分庭抗礼的形势。然而抗战发生以后，蒋不但独揽军与政，而且更进一步正式占据了党的最高地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总裁制，以蒋为总裁，汪则副之。以汪在党内的历史而言，这是相当使他难堪的。所以严格地说，这不是汪氏夫妇要争做「人上人」的问题，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当时人无不了然。马叙伦说： 汪、蒋之隙末凶终，以致国被侵略后，精衞犹演江宁之一幕，为万世所羞道，受历史之谴责。在精衞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其责。观介石后来之于胡展堂（汉民）、李任潮（济琛）者，皆令人寒心；则精衞之铤而走险，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谓非有以驱之者也。 这就是说，蒋的唯我独尊必须对汪之出走负起很大的责任。 另一方面，陈璧君在汪建立政权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远比外间所传为大。陈克文是很感念陈璧君的人，却也在《日记》中一再记下了陈璧君的负面行为，而且其来源都出于与汪氏夫妇关系极深的人。（如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条记云：「汪精卫之事敌寃死与伊﹝按：陈璧君」之关系最大。））但最直接可信的证据则是由周佛海提供的。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周专程到日本名古屋医院探望汪氏的病，记他与陈璧君的谈话云： 出与汪夫人谈一小时。余表示行政院长及军委会长，仍以代行为宜，不必代理，汪夫人似乎心安。盖其意，恐余与公博盼正式代理，真不知吾两人真意，而以权利之徒目吾两耳。 此时去汪死仅三个月，陈璧君仍唯恐大权旁落，在交谈中逼得周佛海声明只是「代行」而不是「代理」。这一定是陈璧君自己的主张，决不代表汪有此顾虑，因为汪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赴日治疗登机前的亲笔手令即明言「职权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他并未用「代行」字样。 汪精卫也有个人的动机，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比较地看。他对亡国的忧虑的确占据着主导的成份。胡适在听到汪的死讯时也提出了一个心理分析，但与傅斯年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说： 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 「烈士」情结确实存在于汪的识田之中。不用说，这一情结遇到国家危亡关口必然首先被激发起来而变成行动的原始力量之一，汪的主和与出走即由此开始；然后配合着其他内外因素，终于演出一幕历史悲剧。 在我的认识中，汪精卫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诗人，不幸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生陷进了权力的世界。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悲剧便注定了。 （节选自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双照楼诗词藁》序） 转自《干货每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