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户一朵:青帮少爷要留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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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帮少爷要留洋
--作者:三户一朵
(上)
有谁知道,70年前上海滩的“留洋潮”有多少精彩“花头”吗?看看当下满大街的留学中介广告,几乎用着一样的忽悠词汇,留学培训班更是挂着各种“名师外教”的高大上头衔,可是,若是与三十年代两个青帮“少爷”的留学预备班相比,如今所有的“天价贵族班”、“速成精英班“都统统是老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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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大学)
说的是1936年,两个上海滩的“阔少爷”准备去英国留学。他们的身份极不寻常--乃是青帮大佬杜月笙与姨太太所生的两个儿子。而他们请来的那位“教师爷”更是身份显赫,是中国著名实业家、“煤炭大王”刘鸿生的四公子刘念智,当年才24岁。这位“白富帅”毕业于剑桥大学经济系,之后在英国会计事务所实习。在英国打磨七年,成就了这位浑身镀金的“顶级海龟”。四少爷刘念智,才是这个留洋故事中最为出彩的角色。他是被逼无奈才当了一回“留英培训“的独门教师,却自始至终没有用一本教材,也没有收一分钱培训费。其中的缘由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我是1978年在上海见到当年这位“教师爷”的。虽然”文革“刚刚过去两年,他也还穿着蓝布中山装,但他身上并没有那种曾经被打倒在地的落魄资本家的胆怯神态。相反,尽管已年届67岁,他却仍旧身型高大挺拔,目光犀利,言语坦率直击要害,并且始终掌控着和我谈话的主导权。在我采访笔记上留下的谈话记录,今天看起来依旧“气场”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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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67岁的刘念智在家中接受采访)
我们的谈话主题,原本是围绕上海解放初期,刘氏企业家族与陈毅市长的交集,然而他开口便直言不讳,与众不同:
“像我这样的资本家是不容易对付的,我是英国剑桥大学学经济的,我父亲是精明能干的商人,从开滦煤矿上每年就能赚进100万两银子。我们这种人和国民党,和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都打过交道。要不是陈老总,是压不住我们这些人的。我偷税、漏税、行贿这一套,都做习惯了,资本家解放前都有两本账的,不偷税那是‘寿头’(上海话意思是傻瓜)。“
当时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资本家如此“大言不惭”的自白,与荣毅仁的采访谈话相比,听他说话直率痛快得多了。他谈到上海的三教九流,谈到刘氏企业能够立足上海的成功之道,自然就说到了和上海的帮派势力打交道的过往。他有几分自豪地说:“杜月笙都请我去做过他儿子的老师。”我觉得这句话背后一定有故事,便沿着这个话题和他聊开了,没想到背后牵出的故事,堪称一段经典。
当时24岁的刘念智刚从英国学成归来,自信满满,准备在刘氏企业经营中大展身手,父亲刘鸿生却认为他不懂上海世面,没有权势人脉,难成大事。父亲的第一个要求,竟是要他投靠青红帮势力。父亲对他说:“四儿,只要给杜月笙投个帖子,点上一对蜡烛,磕三个头,逢年过节去问个好就行了,你愿意吗?”这可把“四少爷”吓了一跳。谁不知道这帮派老大杜月笙是和黄金荣一伙,贩毒起家,开妓院设赌场,绑票勒索无恶不作,他这个英国名校毕业生怎能堕落到与帮派为伍呢?他断然拒绝了父亲的提议,表示说自己要做受人尊敬的企业家,而青红帮是混迹社会底层的势力,上不得台面的。沾上帮派名声,会影响自己将来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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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巨鹿路675号,刘鸿生建于1918年的花园豪宅)
刘鸿生当时听之一笑,并没有强迫儿子按自己的意志“入帮”。其实,刘念智还记得自己刚刚六岁那年(1918年),刘家新建的豪华花园楼房落成(巨鹿路675号花园,现为上海作家协会),刘鸿生大宴宾客,上海滩的名流显贵云集一堂,青红帮三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也都前呼后拥地一起到场庆贺。他知道商人需要结交政商两界权势人物,但没有必要“卖身投靠”帮派组织呀。这事就这么搁下来了。
很快,父亲给刘念智派了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去下属企业中华码头公司当一名普通会计员。父亲交代说,千万要放下小老板、留学生的架子,和码头上一切人做朋友。于是,刘念智每天早晨搭第一班小火轮去浦东码头上班,中午便在码头上和职工一起吃饭。不久,问题就来了,他发现码头的谢姓总经理指使手下的一套班底,公开盗窃码头仓库的多余”包子“(米包、糖包)和”地脚煤“,由心腹手下大量偷运出去卖掉并私分赃款。他向父亲报告,不料父亲早已知道并且默许这些事。父亲说:“码头工人都是帮派控制的,这些‘地头蛇’是不能得罪的,我们还要依靠这个谢经理来掌控码头的各个帮派头目。要让他有些钱赚,才会安心为我们做事。”
又过了两个月,有一天,刘鸿生突然将儿子叫到办公室,兴冲冲地说:“你要走运了,杜先生有事要你帮忙,这是一次接近杜先生的好机会啊!”原来,杜月笙最宠爱的七姨太要将两个宝贝儿子送去英国留学,杜老板刚才亲自给刘鸿生来了电话,说是要请刘念智去给他两个儿子做老师,每天上两个小时课程,教他们学会英国一些社交上的礼仪和语言。刘念智觉得很突兀,也很不情愿。从他内心来讲,是一百个不愿意为了去巴结杜月笙而给两个少爷做家教。可是父亲的指令很明确:明天就要开始上门授课。这一夜他辗转反侧,不知做这个特殊的“家教” 会是什么滋味。
(中)
7月的上海炎热非常,刘念智这天早上去见杜月笙的两个少爷,特意穿了轻薄料子的西服,足下配浅色镂空皮鞋,一副英国绅士派头。他乘车来到华格臬路的杜公馆门口,向警卫报了姓名,他们忙不迭地鞠躬敬礼:“四少爷,请进。”一面就向楼里通报。杜姨太满面春风地走下楼来,开口就称“老师”:“老师请坐。请到侬这样的好老师,真是我孩子的好运道。以后务必请侬严格教导,一切照侬的吩咐做。”话没说完,两个宝贝公子已经下楼来了。
两位杜公子一位十六岁,一位十七岁,都穿着纺绸长衫,头梳西式发型,来到刘先生跟前深鞠一躬,便站到杜姨太身旁,不停地摇着折扇,活像戏台上的一对“白相人”。刘念智望着他们,不禁心里直发凉,心想,要在几个月内把这对“小赤佬”改造成英国上流社会的绅士,真是比登天还难!这时只听杜太发话训斥道:“快把扇子丢下!你们看,刘家四哥有像你们那样搧扇子的吗?”杜姨太不愧是一位眼光锐利的妇人,看出了刘念智的不快,赶紧出言训子,让气氛融洽起来。
从这天起,刘念智就开始了“调教”杜公子的留洋预备课程。按杜月笙的要求,每天上课两小时,时间持续三个月,课程的内容、形式、地点则完全由刘念智一手决定,杜家不做任何干预。
这天头一次开课,刘念智就将两个学生带进了一间西餐馆。刘念智说:“今天吃西餐,一切要照外国规矩办。”他让伺者拿来英文菜单,要他们熟悉各种菜名,同时给他们讲授“Table Manner(餐桌礼仪)”,比如安排席位的惯例,不同的酒类用不同的杯子,如何使用餐巾,不同的调羹、刀叉如何摆放使用等等,弄得两个少爷手忙脚乱,窘态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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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情调咖啡厅)
刘念智回忆说,每天给这两个少爷上课时,用一个小时教英文,主要是社交常用的词汇语句,其余大量时间是用在吃饭上。每天陪他们吃一顿西餐,有时在街上的西餐厅,有时在刘鸿生宅邸,也有时在杜公馆。每一餐都要不厌其烦地教授西餐与社交礼仪。刘念智心里十分厌烦这项“差事”,但有父亲在“督阵”,经常询问教课的情况,他也只得耐着性子。他总要提醒他们:喝汤、吃食不可发出声音,咀嚼食物不可张开大嘴,鸡肉、牛排都必需用刀切成小块,用叉子送进嘴里,等等等等。每个星期,他还要带两人进影院去看一部外国电影,像当时热映的《茶花女》等等,第二天还要用英文进行讨论。若有领会错误的地方,“刘先生”会一一加以纠正。
老实说,在1978年听刘念智描述这些老上海的生活场景,于我完全是陌生遥远的世界,难以想象那些“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何其炫目多彩。那时“文革”刚结束,我们这些在“红旗下”长大的整整一代人被抹去了民国的人文记忆,但是刘念智不一样。尽管他也穿着蓝色中山装,但他的血液里沉淀着的商业思维和西方现代文明教养,是自然地流露出来的。这位“富二代”的养成,离不开他父辈一代创业成就的熏染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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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刘鸿生在上海龙华开办的水泥厂)
对刘鸿生这个知名实业家我始终心怀敬意。(顺便玩笑一句,照片中的刘鸿生与演员孙红雷到有几分貌似呢。)我知道1949年,为了争取刘鸿生从香港回上海,周恩来、陈毅都曾下了许多功夫。
这位白手起家的商业奇才,最初是为开滦煤矿的英国人做买办,推销煤炭赚取了第一捅金(儿子刘念智称其每年能赚100万两银子,用它不断开办新企业)。不过,我最佩服他的还是“创造消费力”--不就是今天的供给侧改革嘛--他硬是采用卖煤球搭送煤球炉的手段,诱使家庭主妇们首先实现“柴改煤”,凭空创造出了煤炭消费需求。但他也遭遇过危机:一次他去长江上游推销煤炭,突然被一千多名卖柴为生、失去生计的“柴民”愤怒包围,险些丧命。在惊惶逃命时他却看到了商机--无用的木柴可以做火柴杆,然后再雇柴民进火柴厂做工,无需技术,足以维生。就这样,他为了初创的中华火柴打开销路而挖空心思,甚至找来烟草公司合作,首次将美丽牌香烟的美女广告印在火柴盒上,最后,终于将火柴市场“霸主”瑞典火柴挤出中国,他也因此获称为“火柴大王”。后来,他又陆续开办了水泥厂、毛纺厂、化工厂、煤矿、码头等等,被刘念智笑称为“父亲开厂办实业上了瘾,根本停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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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火柴第一次将“美丽牌”香烟的美女广告印上了火柴盒)
这样的一位商界巨子,看起来在上海滩无所不能,私下里却要曲意奉承、与杜月笙搭上关系,说明当时的商业势力对帮派势力依仗极深。亲自派四公子刘念智去任教,便成了“煤炭大王”刘鸿生结欢杜月笙的一着“妙棋”。
回头再说“教课”的滋味。最让刘念智受不了的,是两位少爷随地吐痰的恶习。他一再叮嘱他俩,吐痰要吐在自己的手帕里,可是人家没当回事,说着话就“啪嗒”一声,一口浓痰落在地上。他只得在每天见面时检查他俩是否带了手帕带在身上,吐一次骂一次。看看八十年过后的今天,部分中国人这个吐痰陋习仍未根绝,屡屡遭人耻笑,可见人的教养提升有多么艰难。短短三个月时间,这位“教师爷”究竟能否让杜家少爷“改头换面”呢?
刘念智对杜家两个公子的授课计划为三个月。当时间过半,课程进入“下半场”的时候,刘念智开始逐步添加进新的课程内容,第一项就是骑马。由于父亲刘鸿生在江湾跑马场里圈养着几匹赛马,随时可去,刘念智便将两位公子带去学骑术。可是他俩初见这些高大健壮的骏马,吓得直往后躲,呆在马屁股后面不敢靠前。刘念智便告诉他们:“马是不喜欢人去拍马屁的。你应该靠近它的前身,不要躲在后面,搞不好它会踢你一脚。”说着他翻身上马演示了一番,两人自然称羡不已。他们跟着学了三个星期,终于“初级班”毕业,能驭马骑行了,他们得意非凡地回家向父母亲报告,自然得到一通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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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当代的骑术俱乐部课程)
学会骑马之后,刘念智接着教两个学生学习游泳、打网球、玩桥牌,并告诉他们,这些玩意都不是三两天就能学出师的,但和上流社会打交道,就必须要懂一点皮毛才行。接近结业的时间,他们要准备行装了,杜姨太把置办“行头”的事也委托给了刘念智,他开始加设“着装常识”课。到最后十天,更是每天花费三四个小时,陪他们到最讲究的AHANA西装店去定制西装和大衣,到最上等的惠罗百货公司选购衬衫、领带、内衣、睡衣、皮鞋、袜子等等,从头到脚装扮出“准绅士”形象。刘念智“吐槽”说,要不是父亲的殷殷嘱咐常在耳边,他哪里有这份耐心陪着两位无品无味的公子“血拼”上海滩呢。
(下)
终于一切顺遂。到了1936年的12月初,两份装潢考究的请帖送到刘家父子手中,杜月笙邀请他们出席晚宴。父亲喜不自胜地说:“四儿,杜先生请小辈吃饭是破天荒的事体,侬格功夫做到家了!”傍晚,他们到了杜公馆,杜月笙、杜太和两位公子亲自出门迎接,其“超高规格”甚至引得马路上行人都驻足观望。杜月笙紧握刘念智的手说道:“四兄,实在辛苦侬了!这两个小人在侬管教下完全变了样,多谢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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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上海东湖路上的杜月笙公馆)
在五十多人出席的宴会上,杜月笙罕见地端起酒杯对刘念智说:“四兄,(注意,这个称呼大有讲究——笔者)今天盛会难逢,照我们的规矩,应当让儿子们点起一对红烛,跪下来向侬恭恭敬敬磕三个响头,感谢侬教导之恩。但我知道侬是新派人,不接受这一套。现在我代表我的一家,向侬敬一杯酒,表示感谢!”
在回家的车子上,做父亲的很是得意:“今晚这个场面,还有杜先生的讲话,很快就会传遍全上海。他叫侬一声‘四兄’不是随便出口的。今后你在码头上可以放胆做事了!”果真,过了两天刘念智再上码头去,原先头戴歪帽子的一些小头目,都向他鞠躬敬礼,他们原先称刘念智为“四小开”,现在统统改成了“四先生”,态度恭敬有加,少了许多麻烦。刘念智一面佩服父亲当初的眼光,一面又愤愤不平:父亲当时已经是十多家企业的老板,又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董,轮船招商局的总经理,在上海商界已数一数二的闻人,竟然也要对杜月笙如此曲意奉迎,才能在码头上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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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杜月笙与其最后一位夫人、京剧演员孟小冬)
当然,在1978年我采访刘念智的当时,他虽提及这段经历但并未做详细描述,多年后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回忆他的父亲刘鸿生,才对杜家少爷留洋这段故事娓娓道来。然而超乎我想象的并非是刘氏企业的庞大财富帝国,而是刘鸿生在子女教育上的“统统留洋”规则。而他本人,则有过被名校开除的“傲娇”经历。
刘鸿生7岁丧父家境贫寒,在13岁那年考入圣约翰大学预科,4年后成为学业优异的大学生。但是在大二那年命运突变,他被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选中,要派他去美国留学四年,回来做牧师,有花园洋房和高薪等候。但是刘鸿生并不信仰耶稣更不愿做牧师,他经过激烈思考,第二天向校长拒绝了这难得的留洋机会。结果,当场被恼怒的校长宣布逐出校园开除!刘鸿生想要辩解求情却被无情拒绝。
精彩的一幕上演了:这个被激怒的学生,竟开口用英文诘问校长,可否知道美国《独立宣言》作者杰斐逊总统提出的一项划时代法令--《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他无视校长的制止,完整背诵了整个段落,并问校长:“这个法令对宗教自由的保证,对您就不具有约束力吗?”校长呆了半天,牙缝里只挤出两个字:“出去!”但是有谁想到,这个当天就被逐出校门的学生,日后却靠着自己的奋斗与才智,成就了一代刘氏托拉斯企业。
多年后,那位洋校长写了一本题为《圣约翰大学五十年》的回忆录,其中也不能不承认:“O. S. (刘鸿生英文名)的英语表达能力、他惊人的记忆力、他过人的勇气深深打动了我,以至于我差点就要脱口说出:你留下吧……”是一校之长不可挑战的权威,使他错失了这位桀骜不驯的年青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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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
刘鸿生娶了圣约翰的女同学王素贞为妻,这位刘太太具有极其强大的生育能力,随着刘氏企业一个个诞生,她也不停地为刘家生下12个子女(若是放到80年代的中国,这数字绝对能让计生委的大妈们气晕过去),再加上他后来娶的二房太太又生了2个子女,于是整整14个儿女济济一堂,蔚为壮观。看看他是如何精心为后代铺垫前程的吧:子女中有10个是儿子,他们当中有4个送去了美国留学,4个留英(如老四刘念智),2个送去留日,学的专业都是经济、法律、银行、工程、会计、机械制造等一类。而4个女儿留洋,则选择家政、营养学一类专业。
这个庞大的“留洋军团派遣图”可不是刘鸿生拍脑袋决定的,它是对中国未来国运大势“押注”的结果。他自己如此解释说:“中国军阀混战,一盘散沙,逃不脱世界列强的统治。将来统治中国的不是英国美国,便是日本。因此,儿女们分别送去英、美、日留学,将来不管哪一国的势力来统治,我总有自己的子女来应对局面。”这正应和了他信奉的逻辑:“Don't leave all eggs in one basket. (不要将所有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不过,他对所有留洋子女都有一条唯一的戒律:任何子女,男不得娶外国老婆,女不得嫁外国丈夫,而且学成后都要回中国,把他创办的实业帝国世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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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为刘念智,抗战期间奔波在西北各地建立刘氏工业企业)
刘鸿生并不仅仅是将子女送出国镀个金而已,他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就以他最为看重的老四刘念智来说,派他去徐州煤矿工作,就要求他每天要下矿井几小时,弄清楚矿道巷顶如何支撑?窑木的合理间距是多少?从水泵的做功效率到各级包工头的费用都要搞清楚,再为其设计一套专用的成本会计制度,才算完成任务。也是这个老四,抗战期间冒险从日本人眼皮下将上海的毛纺机器偷运到缅甸,接着亲自率车队经滇缅公路运到四川,在大后方办起一座座工厂。蒋介石也曾因此单独宴请刘家父子,感谢其对企业迁移大后方、支持抗战的贡献。
刘鸿生的子女们留学归来后,有的做了化学工程专家,有的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总之是各有所成吧。至于刘家的私营企业王国,自然是在一次次的改造运动中渐渐消亡,辉煌不再了。91岁的刘念智于2003年去世,曾任九届人大常委副主任、香港上海实业公司的董事长。刘鸿生建于100年前的那座大花园洋房(上海巨鹿路675-681号),如今是上海作家协会的机关办公所在地,也有“爱神花园”之别称。有次偶然路过,想进去看看,被守门大爷严词拒绝,不管我申明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也好,或是说认识作协主席王安忆也好,全都不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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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巨鹿路675-681号,刘鸿生的花园宅邸)
我想,“四少爷”也好,杜家公子也罢,那个属于他们的时代都慢慢远去了,如同刘家的旧宅邸,被岁月藤蔓渐渐遮蔽了原先的容颜。浮生万象,留给我们的回忆若是能够带着那个年代的些许温度,就很好了。
转自《浮生场》
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吴非但不能禁止,而且应给以保护。 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 2月1日,工人代表们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进入普乐园会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秘书李震瀛登上讲台,高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为抗议吴佩孚的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进行全路总同盟罢工,李震瀛、杨德甫等主要领导人在江岸指挥全局;高斌、姜海士、刘文松在郑州,吴汝铭、史文彬、洪尹福在长辛店,林祥谦、罗海城、曾玉良在江岸执行总工会的命令。信阳负责的是分工会委员长胡传道和副委员长、共产党员徐宽, 新乡负责人是分工会委员长杜石卿,彰德负责人是分工会会长、共产党员戴清屏。2月4日,总工会一声令下,京汉线全路开始了大罢工。 京汉铁路上的技术工人大多属于外来人口。 杨德甫是湖北帮帮首,曾到日本留学,因工龄长、手艺好、徒弟多而享有较高威望。林祥谦则是福建帮首领。 https:// acftu.org/wjzl/gysl/gysy 最早到达江岸车站的铁路工人中有一批是来自福建马尾造船厂的,在他们的介绍下,京汉铁路的福建籍工人逐渐增多,并形成了福建帮。福建帮帮首林祥谦就曾在马尾船厂当钳工,后通过在京汉路工作的妹夫周连城和几位同乡的介绍,林祥谦及其父亲、弟弟先后来到京汉铁路工作……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张国焘、邓培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列宁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99页。) 这次大会及列宁与中国代表的谈话对中共从事铁路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在工运工作中也逐渐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只有铁路工人、海员、矿工为三个有力的分子”,进而提出组建全国铁路总工会,组织铁路工、矿工、海员三个产业的三角同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1922年直奉战争结束后,中共利用吴佩孚“保护劳工”的政治主张,通过交通部向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派遣了六名密查员,作为中共在各路开展工运工作的特派员,主要目的是发动各路群众,建立工会组织。张国焘甚至认为,中共是以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起家的。 ,约占全国罢工人数的1/7以上,受到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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