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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演達

http://rportal.lib.ntnu.edu.tw/bitstream/20.500.12235/95456/5/n069422022605.pdf 沦为姨太太的政工工作 鄧演達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跳至導覽跳至搜尋 Tango-nosources.svg 此條目需要補充更多來源。 (2012年5月28日) 請協助補充多方面可靠來源以改善這篇條目,無法查證的內容可能會因為異議提出而移除。 致使用者:請搜尋一下條目的標題(來源搜尋:"鄧演達" — 網頁、新聞、書籍、學術、圖像),以檢查網路上是否存在該主題的更多可靠來源(判定指引)。 鄧演達 Teng-Jan-dah - (Deng Yanda ) 1927.jpg 1927年的鄧演達 出生 1895年3月1日 大清廣東省歸善縣永湖鄉鹿頸村人 (今 中華人民共和國惠州市惠城區三棟鎮) 逝世 1931年11月29日(36歲) 中華民國南京市麒麟門外沙子崗 政黨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 配偶 鄭立真 兒女 鄧京育(鄧演存之女,過繼給鄧演達) 鄧演達(1895年3月1日-1931年11月29日),又名策成、仲密,字擇生,化名石生登,廣東歸善永湖鄉鹿頸村人(今惠州市惠城區三棟鎮),中華民國政治人物。歷任黃埔軍校教練部副主任、黃埔軍校教育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武漢行營主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等。在國民黨內部屬於國民黨左派。1931年被蔣介石秘密處決於南京麒麟門。 目錄 1 生平 2 紀念 3 著作 4 注釋 5 參考文獻 6 外部連結 生平 鮑羅廷(左)、宋慶齡(中)、鄧演達(右二)1927年12月在蘇聯高加索。 鄧演達1895年3月1日生於廣東惠陽縣永湖鄉鹿頸村。父親鄧鏡人是清光緒年間秀才,繼承了客家人知書識禮的傳統。他無意仕途,熱心教育,在家鄉創辦了鹿頸小學,後被淡水鎮崇雅學堂聘為教員,曾寫下「培植資時雨,英雄起草茅」的條幅自勉。長子名演存,字競生;次子名演達,字擇生。鄧演達10歲時跟隨父親到淡水鎮讀書,在父親啟蒙下,開始接受新思潮教育。 1909年,和大哥一起考入廣東省陸軍小學堂,1910年,廣州庚戌新軍起義,由於事起倉促而失敗,清軍到處捉拿革命軍。鄧演達,郭冠傑等陸小學生由黃埔進城,四處散發傳單宣傳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時期被派往潮汕參加姚雨平廣東討虜軍北伐。1912年,鄧演達與郭冠傑一起考入廣東陸軍速成學校步兵科1914年,19歲的鄧演達考入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1916年春,鄧演達以優等生資格畢業,和黃琪翔、葉挺等一起,直接升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攻讀工兵科,1919年2月畢業。被分配到西北邊防軍。1920年10月回廣東,經孫中山粵軍總司令部參議何子淵(何貫中長兄)引薦,參加鄧鏗的粵軍第一師,為該師參謀兼步兵獨立營營長。1921年12 月下旬,鄧鏗派鄧演達護送皖系代表徐樹錚秘密赴桂林與孫中山磋商國是,同船西溯的還有蔣介石,到達廣西梧州後,鑑於廣西初定,土匪出沒,道路阻塞,增派總統警衛團營長葉挺率全營護送他們到桂林。在桂林,鄧演達第一次見到了孫中山。六一六事變鄧演達營救廖仲愷脫險後,乘船赴港轉滬與孫中山回合。鄧演達聯合李濟深、張發奎、李章達等人密謀反陳計劃,大家公推鄧演達前往上海請示。鄧演達秘密經香港到上海,向孫中山報告廣東和第一師的情況,請示今後行動計劃,受命回廣東秘密聯絡滇、桂、粵軍中的革命將士,組成西路討賊軍。由於第一師師長及參謀長均消極抵制,孫中山任命鄧演達為前敵總指揮,許崇智為東路討賊軍總司令,西路滇、桂軍配合粵軍第一、三師起義,於1923年1月重新占領廣州。1923年2月,孫中山重返廣州,進駐大元帥府,親自掌握軍政大權。孫中山下令整頓粵軍,第一師擴編為第四軍。因鄧演達討陳有功,擬提拔為第一旅旅長,鄧演達認為自己還年輕,堅辭,並推薦陳銘樞任旅長。鄧演達出任第三團團長後,提出民主建軍的具體要求,反對獨裁專制,凡屬人事、財政等重大決策,必須經民主討論決定。部隊選舉出財政委員會,民主管理財務;各排成立小組會議,每周開會討論國內外大事;連隊建立革命軍人共樂會,學習革命理論。4月,沈鴻英在肇慶叛變。孫中山調兵平叛,鄧演達的第三團為攻城先鋒。肇慶攻取後,大元帥府所轄滇軍突然叛變。鄧演達所在的第一師又占廣西梧州,把肇慶與梧州連成一片,聲勢浩大。在廣西割據的白崇禧、黃紹竑、黃旭初、俞作柏等都是保定軍校出身,鄧演達勸說他們參加革命。三團進駐梧州後,負責駐城治安。原駐守梧州的桂軍馮葆初為保存實力,佯裝歸順。鄧演達將計就計,以共同維持治安為名,設立軍警督察處,既可調查監視馮部,又使已經投向大元帥府的桂軍黃紹竑等可以自由進出梧州共商大計。待時機成熟,鄧演達藉口發大水,黃紹竑部遭受洪水圍困,將其調來梧州。當晚,與黃紹竑擺「鴻門宴」兵不血刃將馮葆初拿下。11月初,陳炯明進犯廣州,鄧演達率團參與左翼的迎擊。 1924年初,國民黨中央委任蔣介石為中央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鄧演達為7位籌備委員之一。軍校籌備遇到許多困難,滇、桂軍把持廣東稅收、財政,抗拒中央的命令,在軍校經費撥款上進行刁難,使蔣介石在遞交辭辦軍校的呈文後,於2月21日擅自離粵返浙。2月25日,孫中山派鄧演達赴浙江奉化勸蔣介石回粵。3月初,鄧演達抵達奉化,但蔣介石始終不肯返粵。鄧演達於3月5日致電廖仲愷、汪精衛:「赴甬促介(石)返。介謂彼去,實因保持與先生(孫中山)之感情,現非有改革決心,國黨皆陷絕望。若能公開整理財政,革除市儈壟斷財權,並促展、汝回(胡漢民,字展堂;許崇智,字汝為,時二人在滬),則彼可回。其意堅決,盼陳先生,且警哲生(孫科,字哲生)醒悟,確定辦法」。蔣介石離職後,該職由廖仲愷代理,鄧演達與廖仲愷等人一起積極完成了軍校的籌備工作。4月,鄧演達參與教學計劃的制定工作,並受孫中山特派,到上海勸許崇智回粵任建國粵軍總司令,同時在上海延攬人才,招收學員,多次讓張申府推薦在國外留學且有才識的人士。6月16日,黃埔軍校開學,任訓練部副主任兼學生總隊長。1924年底辭職「自費」轉道蘇聯赴德國學習,在柏林很快與當時由朱德任執委的中國國民黨駐德支部取得聯繫,與朱德、高語罕、孫炳文、章伯鈞等結成好友。柏林阿爾洛頓堡區康德街122號是留德學生總會成了他們經常聚會的地方。1925年8月初前往莫斯科學習考察兩個月。12月回國,1926年1月8日任黃埔軍校教育長。 1926年3月發生「中山艦事件」,4月2日,鄧演達和張治中到東山官邸會見蔣介石,直言「3月20日鎮壓中山艦及繳俄顧問衛隊械事,疑近於反革命行動」。因此被調到黃埔軍校潮州分校任教育長。7月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中將主任。武昌戰役時,鄧擔任攻城總指揮,親臨城下督戰。10月9日攻克武昌,鄧演達和徐謙等人在武漢成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代行中央黨政機關職權。11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移駐南昌,鄧留武漢,兼任總司令部武漢行營主任,也因此產生衝突。1927年3月7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武漢召開,免去了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和軍人部部長等職,鄧演達當選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和中央農民部部長。之後,鄧演達多次發表講話,闡述反對「軍事指揮黨」。在武漢時鄧演達也創辦了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大力支持農民運動,實行民生主義。經鄧演達提議,國民黨中央於1927年4月2日成立了土地委員會,由鄧演達任主任,毛澤東、譚平山、徐謙、顧孟餘為委員,為制定解決土地問題草案。 1927年4月初汪精衛由歐洲回到上海,與陳獨秀發表聯合宣言,重申國共合作,領導武漢國民政府。「四一二事件」後鄧演達主張東征討蔣,沒有被汪精衛採納。4月隨軍北進河南。6月從河南回到武漢,6月30日給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留下了《告別中國國民黨的同志們》一信譴責蔣介石、汪精衛。他化裝成檢查電線桿的工人離開武漢,在潼關與蘇聯顧問鮑羅廷等人歸國的汽車隊回合,經榆林、包頭,穿沙漠,越西伯利亞,於10月15日到達莫斯科。在此期間,發生了八一南昌起義。鄧和宋慶齡未參加,但仍被推選為革命委員會七人主席團成員。11月1日,宋慶齡、鄧演達和陳友仁在莫斯科發表了《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的宣言》,聲明繼承孫中山遺志,堅持反帝反封建,提出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繼續與新舊軍閥鬥爭。1927年11月中旬鄧獲得史達林的接見[1]。12月,鄧演達深感自己主張與第三國際的分歧,於是由莫斯科轉赴柏林。1928年5月4日宋慶齡也抵達柏林。這段期間他總結大革命時期的教訓,積極學習研究理論知識。 1930年5月鄧演達乘船抵達香港,8月9日與譚平山等人在上海法租界薩波賽路290號組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央機關設在上海法租界愛麥虞限路159號,鄧演達任中央幹事會總幹事。9月1日召開第一次全國幹部會議,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並發行《政治周報》及《革命行為》等刊物。 1931年8月17日由於陳敬齋[註 1]告密,鄧在上海法租界愚園路愚園坊20號幹部訓練班講課時,當時共13人被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隊特務和上海公共租界靜安寺捕房警探逮捕。然後被羈押在靜安寺捕房臨時監獄。18日宋慶齡從上海趕到南京,面見蔣介石要求釋放鄧演達,蔣稱不知道鄧關押何處,交涉未果。8月19日晨鄧被押送至白雲觀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隊。8月21日,鄧演達被單獨押解到南京,關在羊皮巷軍法司「優待室」。陳立夫來勸說鄧與蔣合作,鄧拒絕。不久發生九一八事變,蔣介石親自三次來見鄧,表示大敵當前,要鄧放棄前嫌,與蔣合作,鄧依然拒絕。11月25日宋慶齡第二次來南京,利用自己特殊身份闖入中央軍人監獄探望鄧演達。11月29日晚鄧演達被秘密處決於南京麟麒門外沙子崗,年36歲。 鄧演達被害前,鄧演達的哥哥鄧演存天天都去陳銘樞處打聽消息,陳一再告訴他:「蔣介石到了這個時候,決不敢對擇生下毒手,放心吧!」寧粵妥協的條件之一就是蔣介石釋放囚禁在南京的政治犯。1931年12月14日,宋慶齡從何應欽的部下處得知鄧演達被殺的傳聞,當即從上海趕至南京見蔣介石,質問道:「鄧同志移到何處去了?我此時必須和他晤面一談。」 蔣知道無法隱瞞,遂說:「現在你已不能和他見面了,他有許多危害政府的證據,已經被槍決了。」。1931年12月19日,宋慶齡在上海公開發表《宋慶齡宣言》(《國民黨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嚴厲譴責蔣介石。12月16日,臨委會發出《中央通告》,號召全黨「要在悲憤、慘痛中接受鄧同志的遺教,堅實我們的團結,鞏固我們的組織,整齊我們的步伐,一致攜手踏著先烈光榮血跡前進,剿滅我們的敵人,完成我們神聖的事業」。 紀念 南京紫金山鄧演達墓的銅像 1961年11月28日 紀念鄧演達遇難三十周年大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遺骸被遷葬於南京中山陵內孫中山陵寢旁,並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鄧演達家鄉惠州市惠南大道被改名為演達大道,以作紀念。 著作 《北洋軍閥與南京統治的前途》 注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敬齋被抓捕、判處死刑、槍決。 關於註1: 請增加第1點之來源來源請求。 參考文獻 參見愛潑斯坦寫的《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 外部連結 馬永祥:《浩然英魂鄧演達》,2010.7.24《保定晚報》 鄧演達遺扎/〔1928年〕3月5日於病院 政黨職務 新頭銜 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總幹事 1930年8月-1931年 繼任: 黃琪翔 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總書記 [顯示]閱論編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 [顯示]閱論編 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 規範控制 編輯維基數據鏈接 WorldCat IdentitiesFAST: 191411HKCAN: 9811104638503406ISNI: 0000 0000 8421 7098LCCN: n85362463NTA: 184044049VIAF: 6394837 分類:1895年出生1931年逝世鄧姓惠陽人中華民國大陸時期政黨創始人中國農工民主黨領導人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黃埔軍校人物國民政府處決的革命烈士被槍決者葬於南京 科技财经娱乐更多无障碍 登录 匹夫闯天下 1937 文章 217万 总阅读 查看TA的文章> 评论 0 分享 微信分享 新浪微博 QQ空间 复制链接 邓演达与蒋介石:生死知己,恩怨黄埔 2020-03-08 21:55 古有萧何与韩信,因韩信为萧何举荐,韩信得到刘邦的信任并建立了不朽功业。 后又韩信与刘氏集团起冲突,萧何又献计擒杀韩信。 此故事被后人称为“生死一知己”。 近代邓演达的遭遇也与韩信的遭遇类似(当然也有很大不同),邓演达起初因为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在黄埔军校及北伐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后来因为政见不同,竟被蒋介石下令杀害。 邓 演 达 粤军:效力中山初相识 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1895年生于广东惠阳鹿颈村(今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原籍广东梅县丙村镇,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在广东陆军小学、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军事约10年之久,历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武汉行营主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等。毛泽东称赞他:“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邓演达与蒋介石在学生生涯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蒋介石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到保定军校,入陆军部速成学堂留日学生预备班学习,后来留日。邓演达于1916年底以优等生资格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攻读工兵科,同时还致力于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的研究,并学习德文。并于1919年2月毕业,时年24岁。 邓演达与蒋介石相识缘于粤军。1927年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期间,蒋介石为了团结邓演达,给邓演达写了一封信,信中除许诺邓演达出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外,还表示:“十年来患难相从,一本革命精神进行到底……苟望吾弟力挽狂澜,共谋团结。”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与邓演达相识于1918年前后。当时,孙中山南下“护法”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蒋介石也于1918年3月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半年后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闽。而邓演达也在毕业一年后,在邓仲元的召唤下到粤军工作,任宪兵连连长。 此后,邓演达和蒋介石均追随孙中山参与各项革命工作,时有交集。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蒋介石和邓演达、李济深、王柏龄等为军校筹备委员,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长,蒋和邓的关系因而更加紧密了。 邓演达故居 黄埔:真诚相见革命情 一直有一个声音,那就是讲邓演达与蒋介石的关系是比较淡薄,甚至邓演达是反对蒋介石的。比如有人就认为1924年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的邓演达因蒋介石、王柏龄容不下“有骨气的不愿做奴隶的邓演达”,因而 “排挤”邓演达,迫使邓演达于1924年冬辞去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职务,并于1925年2月至11月在德国留学。 事实上,当时蒋介石对邓演达的认可度是相当高的,二人都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对孙中山的革命理想非常忠诚。两人都没有重要矛盾,基于双方的才能和地位,互相欣赏和敬重是主要基调。比如1924年2月中旬,邓演达时任第一师第三团团长、第一师创办的西江讲武堂教官,邓演达曾陪同蒋介石参观石井兵工厂和西江讲武堂,并请蒋介石对讲武堂学员开展演讲,表现出对蒋的尊敬。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后,蒋介石基于当时滇、桂军这时把持广东税收、财政的现实困境,担心两个军阀抗拒孙中山命令,在军校经费拨款上进行刁难,认为自己即使当了校长也难有作为,因而对校长一职坚辞不受,并径自于2月21日离粤返浙。孙中山随即派邓演达于25日乘船赴奉化,劝蒋介石回粤任职。从这里可以看出,孙中山为什么要派邓演达而非他人去奉蒋介石?如果邓演达和蒋介石关系较差,孙中山会这么做么?如果邓演达并不认可蒋介石,邓演达也会以各种借口推辞此事。 其时,邓演达到达奉化后,蒋介石很真诚地向邓演达诉说了苦衷,表示如果还是这样的局面,他将坚决不返粤。邓演达对此也只能表示理解。 邓演达陈列馆 邓演达的奉化之行是蒋邓关系重要的一环。这让蒋介石更深地认识到邓演达。当时蒋介石在粤军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邓演达又是粤军的优秀少壮代表,这不得不让蒋介石刮目相看。况且邓演达深受孙中山认可,以孙中山的阅人阅世经验,也说明邓演达是一个值得信任之人。另外,邓演达也是孙中山任命的七名黄埔军校筹委之一,在国民党的地位也非常重要。此次的劝说,奠定了邓演达和蒋介石的信任基础,邓演达也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演任职黄埔军校后,注重军容风纪,以身作则,对学生严而不苛,态度诚挚,深得学生信任,深受蒋介石认同。而最能看出邓演达并非受到蒋介石排挤的证据是,蒋介石写信要邓演达回国。邓演达出国后,蒋介石军务繁忙,军校又缺少有能力且值得信赖的人选负操办,便写信要邓演达尽快回国。邓演达回国后,即由蒋于1926年1月8日呈请军委会,任命邓演达为军校教育长。在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蒋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当选候补委员。邓演达出国一年,期间最支持他的孙中山已去世,可回国后即受到重用,这里中没有蒋介石的支持和信任,邓演达是难以做到的! 邓演达纪念馆 武汉:恋恋不舍起阋墙 我读了相关的史料,发现邓演达与蒋介石的关系看似疏淡,实则亲密,看似决裂,实则留有余地。其中令庐山兵谏事件被不少人认为是蒋介石与邓演达分道扬镳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一起“兵谏”事件,虽然邓演达和蒋介石的政治关系由此而受影响是必然的,但是,从内心上,蒋介石和邓演达并无致对方死地之心。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兵分三路北伐。第一路军很快攻占武昌,广州国民政府随即迁往武汉。第二路军不久也拿下南昌,本应继续挥师北上,但是跟随第二路军行进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却按兵不动,出于对武汉并非自己势力范围的顾虑,蒋介石甚至要国民政府迁到南昌来,即迁都之争。在这种背景下,邓演达希望蒋介石能驾临武汉,共同北伐。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赶忙出面调解双方矛盾,约请各方负责人上庐山当面商谈,统一认识。邓演达深知蒋介石不会轻易妥协迁都之事,决定利用和蒋介石面谈的机会“犯颜直谏”,迫使蒋介石继续北伐。于是邓演达和唐生智来到蒋介石下榻的仙岩旅馆,说要面见蒋介石。几名门卫见是两名高级将领,便把门打开。邓演达、唐生智直入蒋介石卧室,要蒋介石继续北伐,统一中国。蒋介石倒是很镇静,连连点头,表态说这是大事,需要多加商量。不久,鲍罗廷、汪精卫匆匆赶来,事情才得以缓和。 有人把此事和西安事变的兵谏相持并论,却不知道庐山事件和西安事变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和谈的策划者是鲍罗廷在国共两党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国共两党都不能不给他的面子。邓演达抢先逼迫蒋介石,只是临时起意,且未获汪精卫和鲍罗廷的许可。更为重要的是,邓演达、唐生智直入蒋介石下榻的宾馆,本来就是险象顿生,如果真有不利于蒋介石的事,蒋介石也有充足的警卫加以回击。而西安事变中,杨虎城和张学良作为一方军阀,蒋介石身陷西安根本无可奈何。再从结果上看,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答应积极抗日,而庐山事件后,蒋介石并没有认真履行有关条件,最终国民政府还是定都南京而非武汉。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邓演达当时主张东征蒋介石,而武汉国民政府主张北伐,北伐更具有政治正确性。邓演达主张东征蒋介石,只会加剧国民党的内部分裂,并进而导致统一中国整个革命理想的失败。所以武汉国民政府没有采用邓演达东征蒋介石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而邓演达流亡后得出的结论是:要遵照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武装反蒋,复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却不知道孙中山革命的真谛是结合实际不断完善革命理论,寻求更大发展。比如“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邓演达流亡苏联后,就因没有取得斯大林的支持,实质上没有办法执行“联俄”政策,进而也没有办法“联共”,那么在当时的背景下,生存空间就相当有限。 从蒋介石角度来说,唐生智阵营在武汉和两湖地区的有扩展之势,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下的两湖地区工农运动也呈现迅速高涨之势,这些势力影响到蒋介石势力的发展。但是,蒋介石是名义上是北伐军的总司令,本应以更大的胸怀去容纳国民党内各支军队,但他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就主张国民政府迁都武昌,就可以看出其目光短浅、格局有限。当时,蒋介石若以大局为重,奋力北伐,则不但团结了邓演达,而且其地位会更为巩固,所得利益也会更多。况且迁都是国之大事,以武昌为都城实在过于权宜而缺乏历史观。后来蒋介石建都南京,方有大家气象,但气象之都,当有大格局的人来担当,方能互相彰显。蒋介石以据有军事、经济势力而目空一切,终免不了下野的命运。然而,直到四一二政变前,仍欣赏邓演达的责任心、工作能力和在黄埔学生中的威望,还希望能与他继续合作。甚至讲:“十年来患难相从……” 邓演达纪念园——武昌桥 南京:生死知己党争误 1930年5月,邓演达在欧洲旅居了两年多后归国。当年8月9日,为继续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邓演达与国民党左派一帮人在上海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党的前身,被称为第三党。邓演达被选为中央干事会总干事,负责主编《革命行动》月刊。该党经过一番整顿以后,一度发展很快,曾建立十一个省区和三个市区的地方组织。尤其是邓演达利用他以前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影响,策动蒋系军官反蒋,建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吸收黄埔学生达5000人左右,蒋介石组织的黄埔同学会才3000多人,相形之下逊色很多,给蒋介石造成很大的政治压力。邓演达想利用1931年春的宁粤对立事件,策动孙科参与反蒋,并准备借此机会发动反蒋武装起义。由此邓演达与蒋介石走向了决裂的地步。 当年还发生了一件让人至为痛心的事:9月18日,东北风云突变,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不到半年时间,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 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夕,邓演达因叛徒陈敬斋出卖,不幸在上海被捕。邓演达被捕后,蒋介石开始并没有杀害邓演达之心,毕竟都是黄埔军校的同仁,邓演达的坚贞能干、奋发有为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当时蒋介石阵营的人才资源更为匮乏,如得邓演达力量,则如虎添翼。因而蒋介石还是希望邓演达能站到自己的阵营来,为“国民革命”效力。蒋介石对邓演达说:“择生,别人反对我,还有可说,你我是多年朋友,有什么不可以讲清楚的呢?你应该同我合作呀!”邓演达答:“只要你听取我的意见,不违背总理的意志行事,我当然可以同你合作,并且能合作得很好……” 蒋介石还多次派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去看望他,劝他解散组织,放弃主张,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或总参谋长、剿匪副总司令或出国考察等优厚条件,均被邓演达所拒绝。邓演达坚持:除举行真正的国民会议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有商量余地,“个人一无所求”“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 从上述蒋介石对邓演达的种种拉拢可以看出,蒋介石对邓演达的才干和人品均常认可,希望邓演达能像以前一样,在其领导下开展工作。但是此时的邓演达已并非当日的邓演达,虽然蒋公有惺惺相惜之心,邓演达已无合作共赢之意。这使蒋介石非常失望,不知道该对邓演达如何处理。当时国民党多位黄埔系要员又电请释放邓演达,让蒋介石感受到邓演达的巨大能力和巨大威胁。出于对自己地位的担忧,特别是在基于被迫下野前的复杂心境,终于令蒋介石痛下决心。1931年11月29日晚后,蒋介石派人杀害邓演达于南京,邓演达时年36岁。 就历史的演进看来,邓演达的第三党要建立政权的可能性并不高。邓演达的政治资源,大多是黄埔军校的骨干力量,而这两股力量,要么倾向共产党,要么倾向蒋介石,真正能为邓演达所用的政治、军事资源并不多,特别是邓演达在武汉被解职之后,外出流亡多年,这期间国内蒋介石势力和共产党发展迅速,早已各成气候,均想着如何独立发展壮大,留给邓演达发展的空间已不大。邓演达的第三党,看似人员众多,但实则观望者多,在共产党和蒋介石这两股势力面前,不要说难以撼动这两方,生存都非常困难……这从其后从第三党参与“福建事变”并导致失败以及其后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发展缓慢可略见一斑。 在抗日一事上,蒋介石也不积极,对剿共倒是很热心,而邓演达则主张积极抗日且支持中共的。即两人在国家大事的战略上,存在分歧,而这种分歧也使邓演达对蒋介石来说,没有太大的价值…… 后来,国民党上将刘建绪问蒋介石:“委员长百年之后,谁能代替你?” 蒋介石答:“能代替我的人已被我枪毙了。”大家都知道,这个能代替蒋介石的人,即是邓演达!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邓演达的何种倚重,何等痛惜!蒋介石人生三次下野,二次与邓演达有关。蒋介石一生任过多个参谋长职务,也以参谋长职务许邓演达。邓演达甚至认为蒋介石不会杀他,他应也感受到了蒋介石的这份感情。所以若以说蒋介石与邓演达为生死知己,实在不为过分! 邓演达纪念园 农工党中央主席题词___农工林 邓演达与蒋介石的经历,有时候让人不禁想起韩信与萧何“生死一知己”的故事。而与韩信死后被灭族不同的是,邓演达草创的中国农工民主党,数十年栉风浴雨砥砺前进,目前已成为中国的重要参政党,截至2017年6月底,党员总数15.7万人。为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惠州——作为邓演达的故乡,也建有邓演达纪念园、邓演达纪念亭、演达中学、演达路等十余处纪念设施,彰显邓演达的精神风范,使演达精神得以更好发扬。 邓演达纪念园———萨波塞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邓演达词条已锁定 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惠阳县永湖乡客家人,历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武汉行营主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等,在国民党内部属于亲共派,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 1931年8月在上海被捕,11月29日晚被秘密处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终年36岁。 中文名 邓演达 出生地 广东归善县永湖乡 逝世日期 1931年 身份 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 民族 汉族 出生日期 1895年 字号 字择生 别称 邓择生 国籍 中国 毕业院校 保定军官学校 目 录 1人物生平 初出茅庐 投身革命 活跃时期 2人物事件 3个人作品 4人物评价 5后世纪念 邓演达墓 故居 纪念文集 1人物生平 初出茅庐 1895年8月1日,邓演达出生于广东惠阳永湖乡鹿颈村一个贫寒家庭。少年时代受到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曾随姚雨平等革命党参加反清活动,作交通员,到广州,佛山一带为革命党人传递文件。 1909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毕业。在校学习期间,成绩优异,毕业前夕加入了同盟会。 投身革命 铁罗尼、邓演达(中立者)、郭沫若 铁罗尼、邓演达(中立者)、郭沫若 1911年,于广东陆军小学毕业,不久参加姚雨平率领的学生军的北伐活动。 1912年,离开部队,返回广东,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 1914年,考进武昌陆军第2预备学校,继续攻读军事。 1915年,于武昌陆军第2预备学校毕业,后派往部队见习。 1916年,在部队见习期满后,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第6期学习。 1919年,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期满,毕生后到西北边防军见习。 1920年年初,经辛亥革命元老、孙中山粤军总司令部参议何子渊(何贯中长兄)引荐,到福建漳州参加援闽粤军。任宪兵连连长。8月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邓演达率宪兵队随军出发,任督战队队长,并屡向上级献策,打败敌军,深受邓仲元赞许。年底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军政府,并下令整编粤1,2两军,邓演达在整编时升任第1军第1师师部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后1师设军官教育班以培训下级军官,邓演达兼任教育班班主任。 1921年7月,调任1师工兵营营长。年底奉邓仲元之命,陪徐树铮到桂林与孙中山会晤。邓演达工作认真,衷心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深得孙中山嘉许。 活跃时期 邓演达 邓演达 1922年(27岁)3月,忠实执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的粤军第1师师长邓仲元遭暗杀。邓演达十分悲痛,表示誓要继续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事业。5月参加孙中山督师的北伐,入江西作战。6月陈炯明于广州武装叛乱,公开反对孙中山,第1师内部拥陈者不少,但邓演达始终不为所动。11月受1师梁鸿楷等拥孙派委托,前往上海晋见孙中山,表示继续拥孙之决心。孙中山对邓印象更佳,旋面授任务,嘱配合滇、桂军共同讨陈炯明,邓当即回粤传达孙中山的指示,积极策动反陈斗争。 1923年1月初,粤军1师沿西江东下,配合滇、桂军讨陈。邓演达率领工兵营担当前锋,并前往指挥。部队抵三水时,邓演达前往说服三水防军负责人陆兰培参加讨陈。并代表1师任陆为团长。1月15日讨陈联军进抵广州,陈逆退守惠州。邓演达率部队驻广州越华路广东省长公署。1月底西江一带情况紧张,邓演达奉命率部驻江门。2月上旬孙中山从上海返广州,设大元帅府于广州河南。下令整编粤军,1师扩充为粤军第4军,工兵营扩编为1师3团,邓演达被任命为3团团长。4月驻肇庆,三水,清远一带的桂军沈鸿英叛乱,邓演达奉命率部队讨伐,以地雷队炸开肇庆城垣,歼灭守敌。不久,滇军杨如轩等率部在广州叛乱,邓演达奉孙中山之命,率3团赶返广州拱卫大本营。孙中山授邓演达为少将衔参军。9月沈鸿英部从广西袭扰西江一带,邓演达奉命率第3团入桂,占梧州打击沈鸿英的势力,并与李宗仁、黄绍竑等合作,进行统一广西的工作。7月底陈炯明部骚扰东江博罗一带,邓演达奉孙中山手谕,率所部往东江与陈军作战。8月间,讨陈战役结束后,复移驻肇庆休整。年底1师师长李济琛于肇庆设西江讲习堂,任邓演达为特约教官。 1924年1月2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国民党"一大"于广州召开。大会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邓演达衷心拥护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并努力贯彻执行。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建议支持下,孙中山决定筹办黄埔军校,任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长,王柏龄、李济琛、沈应时、林振雄等7人为筹备委员,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费、军医5部,推定王柏龄、李济琛(由邓演达代)、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等为临时主任,分部办事。同年3月1日孙中山任蒋介石为黄埔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长,任王柏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森、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为试验委员。 1924年6月1日,黄埔军校开课,任李济琛为副主任,邓演达为团长职务,团长职务在校长之下。军校分设6部,为了专心搞好军校工作,邓演达辞去1师3团团长职务。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自出席主持并发表演说,邓演达等也出席了开学典礼。8月蒋介石任用亲信王柏龄等,坚持革命立场的邓演达受排斥,无法开展工作,乃决定离开军校到上海,准备到德国留学深造。同年12月2日在上海写信给张难先,表明自己离开黄埔军校到德国留学是由于蒋介石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所致。 1924年1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于武昌开会,决定在武汉先行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国民政府正式迁都之前,执行最高职务。邓演达出席了会议表示拥护这一决定。12月28日国民党中央决定于武汉成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是日于武昌成立,邓演达、郭沫若、徐谦等人被委为筹备委员,积极进行筹备工作。 1925年(30岁),年初抵德国柏林。在德期间,他勤奋钻研经济,政治、社会等学科,努力掌握德语,并与正在柏林的共产党人朱德、孙炳文等人交往。3月在德国听到孙中山病逝噩耗,不胜悲痛,曾致信友人表示“此后,不独中国,即亚洲前途亦黯然!”并在柏林参加组织悼念孙中山逝世的活动。冬天由于国内形势发展迅速,深感不能再在国外闭门研究,于是离开柏林,经莫斯科回国,投入斗争。 1926年(31岁)1月1日,国民党“2大”在广州召开,邓演达从国外赶回参加大会,并在会上作关于游欧经过的报告。大会至19日结束,邓演达当选为本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月中下旬复回黄埔军校工作,任教育长,主持校务。大力支持中共广东区委提出的关于在军校设置政治科等正确主张。2月黄埔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委蒋介石、邓演达、严重、邵力子、熊雄、陈公博、冯宝森等7人为改组筹备委员。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邓演达极不满蒋介石所为,更加遭蒋嫉恨。4月由于坚定奉行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坚持与共产党人紧密合作的立场,乃被蒋介石借故调离黄埔军校,到潮州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 1926年5月1日,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撰写了《今年“五一”节的意义》一文。6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与支持下,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邓演达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着手筹建总政治部。6月27日黄埔军校同学会召开同学恳亲大会,出席并发表演说。6月于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前,在广州召开政治工作会议,部署有关北伐中政治工作问题,并要求政治部工作人员注意做发动农民工作,在广州主持开办战地工作人员特别训练班,聘请周恩来、恽代英、陈启修等人为教官,邓演达本人亦参加讲课。7月9日誓师北伐典礼在广州隆重举行。7月12日应邀为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召集的各工会代表会议作政治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决议案》。7月21日应邀出席广州农工商学联合会召开的15万人群众示威大会并发表演说,表示国民革命军要与人民相结合,要为人民解除痛苦。7月25日(或26日)离开广州赴北伐前线。8月12日蒋介石于长沙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第2期北伐作战计划等问题。邓演达与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张发奎等高级将领均出席了会议。8月21日从长沙致电广州国民政府,报告北伐军已于是日攻占岳州。8月24日命令总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分为先遣队与留守部,先遣队应随军前进,及时做好政治工作。 1926年8月27日至30日,北伐军先后攻克汀泗桥与贺胜桥,直指武汉。这期间,邓演达经常带有关工作人员在前线参与军事指挥工作。9月1日北伐军向武昌城展开进攻未克。邓演达亲临前线,参与攻城司令部的军事指挥工作。9月3日北伐军继续组织攻打武昌城。邓参加督战,但因敌人设防坚固,仍未能攻克。9月5日邓演达继续参加督战,攻打武昌城。是役,他的翻译纪德甫不幸中弹阵亡,邓本人的马为敌人流弹打死,身上军服也被打穿10洞,幸本人无恙。9月7日于武昌南湖文科大学亲自主持召开追悼纪德甫大会,并代表政治部致悼词。9月8日由于汉口为北伐军攻占,总政治部决定于汉口设办事处,邓演达命郭沫若主持汉口办事处工作。9月14日广州《工人之路》刊登了邓演达致省港罢工委员会函,对罢工工人的反帝英勇斗争表示支持及慰问。 邓演达 邓演达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占武昌。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湖北常务委员会,筹备成立湖北省政府,委邓演达为政务委员会主任。由于总司令部率部移师江西,决定于汉口设行营,委邓演达兼任行营主任。10月11日邓演达主持召开总政治部部务会议,决定总政治部全部迁往武昌办公,驻旧省议会。他在会上还提出总政治部今后工作应偏重于农民运动方面。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各省区特别市及海外代表联席会议于广州召开,讨论国民攻府是否迁都武汉等问题。邓演达出席了会议,主张迁都武汉。后会议以形势仍未安定,拟暂不迁都。同年11月1日主持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亲任招考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包惠僧、詹大悲、李汉俊、董必武等14人为委员。11月11日与唐生智等前往九江参加蒋介石召开的有关军事会议。同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广州召开,再次讨论并通过迁都武汉。邓演达参加了会议,并被委托赴武汉负责迁都的各项准备工作。 1926年11月27日,从广州飞武汉,负责迁都的准备工作。随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有关委员分批离穗北上武汉。与李宗仁等参加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军事会议。由于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及分裂阴谋有所察觉.乃对别人说"蒋介石故意要把军队系统化,造成他个人的军队"。 1927年(32岁)1月1日,国民党湖北第4次代表大会举行,一致推举邓演达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并为此致电邓演达,要求他早日到会“指挥一切”。1月4日从武汉抵南昌,指责蒋介石截留途经南昌之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的行为,但不为蒋所接受。1月7日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先后任命了一批各军,师的政治工作人员。上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政治会议分会,以“应付日前政治形势”。分会指定宋庆龄、邓演达、董必武、陈友仁、孙科、宋子文、陈铭枢、唐生智等13人为委员。1月11日蒋介石从南昌抵武汉活动。在邓演达等支持下,50万群众在欢迎大会上要求蒋介石接受迁都武汉的要求。1月17日出席蒋介石举行的武汉各界代表招待宴会,再次带领到会代表,当场质询蒋介石违抗迁都,大搞分裂的行为。是日,国民革命军第4军于武昌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邓演达参加了大会,并发表演讲,表示要努力解放工农群众。1月18日国民党中央及湖北省党部开会,讨论筹备组织湖北省政府等问题,邓演达等20人出席。会议通过徐谦、邓演达等11人为委员,下设7个厅,邓演达兼任军事厅长,定2月1日正式成立省政府(后因筹备未果,延至4月成立)。 1927年1月中旬,被委任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代理校长。1月25日与徐谦等15人为湖北人民审判委员会委员,负责审判盘踞武汉顽抗北伐军的奉系军阀将领陈嘉漠,刘玉春等人。1月26日从武汉赶江西,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2月9日在吴玉章主持下,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发表宣言,提出反对独裁、扶助农工运动,并由吴玉章、徐谦、邓演达等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2月11日在邓演达主持下,湖北政务委员会举行第23次政务会议,讨论有关政务诸问题。2月12日在武昌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及学兵团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2月18日主持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并发表演说阐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该讨论会按例逢星期6下午举行,如无特殊情况,邓演达都参加主持。邓演达撰写的《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一文,作为《汉口民国日报》“代论”在该报发表。 1927年2月20日,在武昌参加中山大学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2月24日在有20余万人参加的武汉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国民党中央完全为老朽昏庸的反动分子所把持,当前亟应大力反对这些老朽昏庸分子,促进国民党的统一。2月25日与吴玉章等12人参加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关于外交策略等问题。2月27日湖北阳新县豪绅地主杀害了湖北省农协特派员成子英等9人,造成了“阳新惨案”。事后,由邓演达、毛泽东、吴玉章3人共同组成“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责成有关方面严惩凶手,并召开有9万人参加的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大力支持阳新农运的开展。3月1日中央农民讲习所在武昌正式开课.该所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名义开办,由邓演达任所长,毛泽东为副所长并主持日常工作。3月4日湖北省农协第1次代表大会于武汉举行。大会聘请毛泽东、邓演达、林祖涵、李汉俊等人为大会名誉主席。在开幕式上,邓演达发表演说,表示自己"不是拿大老官的资格来讲话,而是拿小兄弟的资格来讲话"。3月3日后方留守主任孙炳文致电邓演达,向他报告日前举行后方政治工作联席会议经过。3月6日为期3个月的总政治部宣传员训练大队举行开学典礼及党部成立大会。邓演达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3月7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召开国民党2届3中全会有关问题。邓演达出席了会议,并与吴玉章,徐谦,恽代英,陈友仁等人一道被选为提案委员。3月10日国民党2届3中全会于武汉开幕。会议通过了限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的一系列决议案。邓演达出席了会议,对会议的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他还与毛泽东等联名在会上提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提案,获大会通过。会议至17日结束,邓演达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及中央农民部部长,并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 1927年3月12日,为纪念孙中山逝世2周年,武汉三镇同时分别举办纪念大会。大会发表了谴责蒋介石分裂革命的通电,邓演达出席了武昌方面的集会,并发表演说。是日,又到国民革命军第11军部作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等问题的报告。3月13日到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工作政治报告,指出当前是我们整个革命势力向封建势力进攻的时候,鼓励农民要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勇敢起来投入斗争,“将来必可造就一个农民世界”。3月14日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纪念周,被选为主席团总主席,在大会作政治报告,指出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3月15日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开会,招待湖北农民代表大会代表。邓演达主持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一再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号召农民“快些组织起来”,“团结斗争,造成我们的新世界”。 1927年3月16日,向国民革命军第4、第11军军官作报告,介绍国民党2届3中全会的经过以及阐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3月19日应邀出席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第12次会议,作关于最近军事及政治工作情况的报告。蒋介石派心腹曾扩情等从南昌抵武汉,企图诱惑邓演达放弃反蒋斗争及革命立场,遭邓严词拒绝。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邓演达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主席团成员。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第3次会议讨论关于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时间及人选等问题,指定邓演达、谭延闿,吴玉章具体负责处理有关事宜。3月22日湖北农民协会第1次代表大会闭幕,邓演达,陆沉等17人当选为执委会委员。由于宣传工作需要,邓演达下令从北伐宣传训练班中抽调30余人分发到驻河南省各军工作,是日束装出发。3月27日在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会议上作报告,强调武装农民的重要性,指出只有各县农民武装起来,才能真正打倒劣绅。3月28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召开各省农运负责人会议,讨论关于筹备成立全国农民协会等问题。会议由邓演达主持,毛泽东、方志敏、周以栗、易礼容、陆沉等出席了会议。 1927年3月30日,湘赣鄂豫4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联席会议于武昌举行,讨论和决定成立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以负责筹备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农协等事宜。邓演达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会议决定成立全国农民临时执委会,选举邓演达、毛泽东、彭湃、方志敏、谭延闿、谭平山、陆沉等13人为执行委员,并以邓演达、谭延闿、谭平山、毛泽东、陆沉等5人为常务委员,邓演达兼任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3月31日在第11军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会议上发表演说,指出今后军队主要任务为全力打倒奉系军阀及维护民众利益。月底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部决定组织湖北农民运动委员会,聘请邓演达、毛泽东等9人为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实行的校长制改为委员制,正式任命谭延闿、邓演达、恽代英,徐谦、顾孟余5人为委员,谭、邓、恽等人为常委。 1927年4月2日,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与国民革命的新使命》一文,阐述工农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等问题。4月4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于3月初开学后,是日在所长邓演达主持下举行正式开学典礼。邓演达在致词中论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纪念周上作政治报告,强调指出当前革命进程中要解决两个最大问题,即农民问题及土地问题。4月8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土地委员会,任命邓演达、谭平山、徐谦,顾孟余等为委员。是日,邓演达主持召开第1次会议并作报告指出当前一切问题及一切矛盾,都集中在农民问题上,亦即集中在土地问题上。因此急应开会讨论,国民党应迅速制定出方案去解决这个严重急逼的大问题。4月9日中华全国农民协公临时执委会成立,执委通电就职。上旬武汉分校正式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隶属于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邓演达、恽代英、顾孟余、徐谦等人为校务委员。在邓演达主持下,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决定成立一个宣传列车办事处,共设车厢80余辆,宣传人员1千余人,负责在铁路沿线一带进行政治宣传工作。 1927年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邓演达等11人为政府委员。4月10日至11日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最近中国农民运动状况及国民党关于农运之计划》一文。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大肆逮捕及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5日,由是日起,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邓演达、恽代英等领导下,举行反对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革命运动周,派出宣传队向市民进行宣传活动。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斥责蒋介石叛变革命,宣布开除其党籍及撤销其本兼各职,并下令逮捕严惩。4月19日出席国民革命军于武昌举行的第2次北伐誓师大会并发表演说,论述北伐的重要意义。4月2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汪精卫、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陈其瑗、谭延闿、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等40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1927年4月28日,在武汉出席欢送北伐军出师大会并发表演说,号召将士们要以英勇奋斗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排除一切困难,为革命杀开一条血路。4月29日在武汉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出席欢送第4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出发前方大会。同日,与彭湃等在汉口花世界大舞台向武汉各校学生作关于农民问题的演讲。下旬为配合2次北伐,开展农民运动,国民政府决定成立战时农民运动委员会,由邓演达任主任兼组织科长。该会办事处暂设武昌湖北省农民协会。5月5日与毛泽东等出席中央农民部召开的大会,欢送战时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出发前方工作。5月7日在邓演达支持下,黄埔军校各期毕业生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于军校举行讨蒋大会,并通过成立讨蒋委员会。5月10日在汉口《中央日报》副刊发表《艺术性的诞生》一文。5月12日统率总政治部工作人员离开武汉,抵北伐前线,到驻马店一带视察工作,总政治部由副主任郭沫若留守。5月14日从前线返武汉,翌日又偕同俄顾问铁罗尼等乘机赴前线,参与指挥工作。5月21日奉邓演达的命令,战地伤兵慰劳委员会成立,负责慰劳安置北伐中负伤之官兵,邓亦亲自前往慰问伤兵。5月22日在西平向各将士及政治工作人员发表演说,指出国民革命军应与民众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5月24日率领政治工作人员抵周家口工作,并随军前进。5月26日于张梁庄再次向第11军政治部工作人员发表演讲,论述当前北伐形势,对政治工作人员提出勇敢、吃苦,忠实努力地工作的要求。 1927年5月28日,临颍之战,邓演达亲临前线参与指挥。第11军26师77团团长、共产党员蒋先云于是役壮烈牺牲。邓演达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下达命令,要求本部工作人员开办各种训练班,并派出政治工作人员到临颍、许昌等地工作。6月1日致电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嘱其前来北伐前线协同指挥。6月10日汪精卫、唐生智、孙科、顾孟余、张发奎、谭延闿、徐谦、邓演达等与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会后,汪精卫集团反共活动日益加剧。6月14日从河南前线返回武汉。6月19日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典礼,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际》的演说。 1927年6月20日,湖北省农协扩大会议开幕。大会通过邓演达、彭湃等9人为主席团成员,会议期间,邓演达在会上发表题为《农民运动最近的策略》的演说,指出近来湖北农运工作有些缺点,但仍表明支持农运的态度。6月24日在国民党湖北省市县党部联席会议第3次会议上,发表关于国民党的根本问题的讲话,指出发展农民运动是唯一的途径,当前的口号是要"接受为推进农民运动、实现总理三民主义的批评,拒绝反对农民运动的批评"。他在讲话中还提出要"打倒南京伪政府的纲领"。6月25日邓演达在其公馆召开扩大(总政治部)部务会议,部署今后工作事宜。6月29日中国济难会于汉口总商会召开济难会及各省干事联席会议,通过成立全国总会临时干事会及审查会。邓演达与吴玉章,宋庆龄,何香凝、苏兆征,邓中夏等20人当选为审查会委员,郭沫若、恽代英等30人为干事会委员。 1927年6月30日,出席国民党中央执委委会政治委员会第33次会议后,发表了《告别中国国民党同志们》的告别书,谴责汪精卫与蒋介石同流合污、背叛革命的行径,表示自己“一面准备着争斗,一面准备着如果我们的中央确固了革命纲领”,自己就“受中央的命令立即回来工作”。 1927年7月8日,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我们现在又注意什么呢?》一文,文章指出有人一面唱革命,一面又惊骇社会的变动,否认工农革命运动,这是欺骗群众,是假革命。文章还着重指出当前中国革命已到了一个生死关头,有可能断送在“一民主义”或“半民主义”的蒋介石、戴季陶及其同类等叛徒手上。 1927年7月13日,公开发表《辞职宣言》,斥责汪精卫一伙无耻叛变革命。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公开背叛革命,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受汪精卫集团操纵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定:由陈公博、陈克文分别接替邓演达的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农民部部长职务。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化装成检查电线的工人,沿京汉铁路至郑州,再转陕西潼关,乘苏联顾问专车车辆前往莫斯科。8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部队,于南昌举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邓演达未有参加南昌起义,但与宋庆龄等共25人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 1927年9月15日,抵莫斯科。在苏联期间,与宋床龄,陈友仁等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意见,决定成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宗旨为向人民揭露蒋汪集团背叛革命的行径,继续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1月1日接受宋庆龄,陈友仁的委托起草《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并以他们3人名义,于莫斯科公开发表。12月离开苏联,抵达德国柏林。在此期间,他与宋庆龄(后亦抵柏林)等人继续交换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并与侨德的部分中国国民党人组织了一个学会,讨论有关中国问题,在德居留期间,他刻苦钻研有关历史,哲学等方面的著作。 1928年(33岁)7月,由汉堡乘轮船到北极附近旅行。1929年(34岁)5月23日致丘哲信,谈对国内军阀混战的局势的看法,信中并表示“只要有在国内工作之可能,就要回去”。6月30日致丘哲信,谈论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等问题,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9月初离开拍林,到德国南部进行考察旅行,以便从中吸取经验,指导今后行动。9月18日从纽伦堡致信丘哲,说离开柏林已快3周时间了,消息闭塞,请丘哲及时为他提供有关新闻。10月发表《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一文,指出"反动的南京统治是代表中国整个的旧的反动势力",当前的目的"不是反蒋讨蒋,而是要整个推翻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建设一个民族的平民的统治"。10月底在德南部游历后到巴黎。后渡海到伦敦居住。 1930年(35岁)2月上旬,抵达意大利米兰。2月下旬到保加利亚,继续作考察旅行。3月初到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等地考察旅行,后又到伊拉克,印度等国考察。5月在外国考察结束后回国。返抵上海。邓演达离开德国柏林回国前,曾与正在柏林逗留的宋庆龄说,各种反动势力"不能阻挠我追随(孙)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他返回祖国后,积极联络有关方面人士,进行筹备成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合的活动。8月9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代表会,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3党),表示要推翻蒋介石的反动政权,继续完成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邓演达被选为总干事。行动委员会出版《革命行动》作为机关刊物。邓演达亲自撰写发刊词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到那里去?》,《怎样去推翻反动的统治势力》等文章。9月1日受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作为该会的政治纲领公开发表。9月15日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撰写《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9月20日邓演达撰写的《第2国际领袖樊迪华之来华》、《奉军入关与时局》、《中国内战与文化问题》等文章,发表于《革命行动》第2期。9月21日撰写《世界经济的危机与内战的中国》一文,发表在《革命行动》第2期。11月10日撰写《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一文,发表在《革命行动》第3期。11月联络在上海的部分黄埔军校毕业生,组织"黄埔革命同志会",以后再向全国扩展,以进行反蒋活动。 1931年(36岁)1月5日,撰写《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一文,指出"要推翻现时买办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只有待决定于为建立平民政权而斗争的革命行动而努力"。春到东北以及北平、天津等地考察及联络有关人士,策动共同反蒋。4月先后撰写《现时国际及中国的形势与我们斗争的路向》,《从西班牙的政变说到南京统治的崩溃》、《"五一"纪念节告工友》等文章,发表于《革命行动》第5期,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撰写《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反对南京伪国民会议宣言》。5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于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非常会议,成立反蒋的国民政府,造成宁粤分裂的局面,粤方曾派人游说邓演达参加,即遭邓拒绝。6月25日撰写《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一文。7月先后撰写了《我们为什么要推翻南京的蒋政府,我们要求的是什么?》、《蒋政府必然要崩溃的原因及全国人民当前的急务》、《我们夺取政权之前及之后应该做的是什么?》等文章,在上海主持开办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干部训练班,以培训反蒋力量。 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愚园路为干部训练班作结业讲话,因叛徒告密,被上海租界巡捕逮捕。翌日解往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8月21日蒋介石下令将邓演达从上海押解往南京。在此期间,蒋曾派人劝邓演达放弃其政治主张,当即遭邓严词拒绝,表示“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 1931年11月29日,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12月19日宋庆龄为邓演达被害公开发表通电,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卑鄙行径,指出"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1] 2人物事件 被捕 被捕后的邓演达 被捕后的邓演达 1931年8月17日下午,邓演达赴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出席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结业式,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上海市干部会负责人陈敬斋叛变告密,邓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罗任一、金新光、邓文、张小山、李文英、黄素、云素青、黄经耀、方巨、张昌、朱凤卿、任树宣等12人。嗣后,许寿祥、程朴二人又在威海卫路和麦根路被捕。这天共捕15人,其中任树宣不满16岁,是二房东的儿子,与案情无关;许寿祥是厨师,朱凤卿是打错门牌闯进来的,亦与本案无关。参加这次搜捕的除邓警铭率领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队外,还有公共租界总巡捕房的中西包探。下午3时许,邓演达等13人被关进静安寺英国巡捕房一间仅一丈见方的临时囚室。 1931年8月18日上午9时,租界当局将邓演达等押至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进行审讯。邓演达筹组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已成立一年,基层组织遍布14个省、市,并准备在江西发动武装起义。他邀集黄埔军校进步学生组织的“黄埔革命同学会”,成为跟蒋介石嫡系组织的“黄埔同学会”相抗衡的团体,在军事上构成对 南京政府很大的威胁。蒋介石对邓演达的革命活动极为忌恨,悬赏30万元捉拿邓演达,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除密令该部侦查 队缉拿邓演达和他的战友之外,还发函至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要求“饬捕协缉”。15日,江苏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发出了“火速拘提”邓演达、沈维岳、季方三人“到法院听候审讯”的拘票。 与辛亥革命 谨以此文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邓演达烈士殉难80周年!——樊振 19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现状同西方国家的富国强兵,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当孙中山改良的愿望落空后,他奔走于海内外,为革命而呼号,“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1911年辛亥革命的炮火终于划破清王朝黑暗沉寂的夜空,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3月1日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永湖乡(今惠城区三栋镇,100周年时为1995年,所以当时是惠阳县还未建市)鹿颈村,1931年11月29日夜被秘密杀害于南京,年仅36岁。是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辛亥革命元勋,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他追随孙中山在奠定广东革命根据地中起过重大作用。孙中山曾说:“干革命,有两达(按:指邓演达,张民达),革命有希望。”足见孙中山先生对他的赏识和器重。 少年时代的邓演达耳濡目染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内受清封建王朝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痛苦。从小就萌生了立志学习军事,做一个出色的为中华民族服务的军人以报效国家的愿望。 1907年,孙中山领导的惠州七女湖起义使他受到了更大的激励。1909年,14岁的邓演达先生即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编为第四期学生。由于他年龄最小,但学习成绩最好,聪颖过人,在同学中有“铁汉”之称,为校长邓铿(字仲元)所赏识,并被吸收为同盟会员,宣誓时还打了手印。当时全校同盟会的革命党员只有20多人,各期学生都有一位党务主持人。邓演达这一时期的同盟会员有郭冠杰、肖冠英、廖尚果、陈济棠等人。有一次邓仲元对其同乡学生廖尚果说,要多努力,争取得个第一名,为惠州人争光。廖回答说:争取第一名自有邓演达,轮不到我,不找这个麻烦。参加同盟会后,他们经常传阅秘密的宣传刊物,受到很大的教育。每逢节假日,又经常集结在一起,到黄埔郊外活动,议论国家大事,在革命大潮中,逐步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 当时,同盟会干部姚雨平负责广州附近军事学校和巡防营的组织发展工作,经常需要与各地同盟会组织进行联络。清官府因广东新军和巡防营不稳,风声鹤唳,故而对出入军中的人员有盘问搜查。邓演达聪明机警,个子矮,“以年幼,长随姚雨平辈作交通员,往来于广州佛山间”,不易引起清兵的怀疑,“所有一切秘密函件,皆由先生一人经手传达,机密而且迅速,故一般革命党员皆亟加称许。” 1910年,广州庚戌新军起义,由于事起仓促而失败,清军到处捉拿革命志士。在白色恐怖中,邓演达、郭冠杰等“陆小”学生身着军服,佩戴校徽、臂章,秘密携带宣传标语,避开军警,由黄浦进城,四处散发传单。反清宣传品的出现,使清廷官吏触目惊心,激发了人民反清的斗志。 1911年4月27日下午,黄花岗起义的枪声震撼着黄埔陆军小学的每个角落。陆军小学的同盟会会员本来受命于4月29日配合起义,因提前起义失败,未及执行命令。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4个省市立即响应,宣告独立。广东陆军小学堂也成立了革命军,邓演达与郭冠杰等人,被派往汕头。住在致安街长发祥客栈待命,随后参加姚雨平领导的韩江第四军。邓演达等人到了汕头之后,与当地义军会和,分三路分别进攻警察局、水巡局和炮台。清朝官兵闻风而逃,未及交锋就缴获一百多支枪。潮汕之役胜利后,成立了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广东军政府。“陆小”的学生军从潮汕回到广州,邓铿派邓演达到黄顺和统领的民军当教官,把民军训练成正规的革命军。16岁的邓演达当教官,在革命军中成为佳话。 姚雨平组织了8000人的广东北伐军,在广州誓师北伐。18日到达上海。次年2月间,英勇顽强的广东北伐军在安徽固镇、宿州一带,击败清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张勋以及倪嗣冲率领的北洋军。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致电姚雨平、林震,表示“深堪嘉许”。“陆小”革命军一直跟随姚雨平北伐,在战争中得到很好锻炼,邓演达的军事才能渐露头角。然而,南北议和,双方同意,袁世凯逼清廷退位,孙中山将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袁上台后背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下令解散各省义军,中国天空重新阴云密布。在徐州待命的广东北伐军奉命返回南京,邓演达等正规军人,只有执行上级命令,协助做好民军官兵的工作。他们将前线牺牲的北伐军官兵的遗体收殓后全部带回南京,在莫愁湖畔择地合葬。孙中山为墓碑题额“粤军阵亡烈士之墓”。 眼见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篡夺,邓演达十分悲愤怅惘地由南京回到广东,继续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他认为革命派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是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于是决定重习军事。他与郭冠杰一起考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第六区队作插班生,据和他同一住房的郭冠杰回忆说:他“其为性纯洁,不慕荣利,好读书,学校的一切学术科也能悉心研究,每试必列前茅,经史子集无不读。” 1913年,邓演达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一年后毕业。适逢孙中山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他精神振奋,立即参加了由邓铿策划,以林震为总监的北伐军兵站总监部卫队营,任第三连连长,积极投入北伐的准备工作。由于炮兵叛变,反袁北伐军未及行动而告解散。各地反袁起义亦接连失利,不到两个月,“二次革命”,就以失败而告终。 在辛亥革命后那些动荡的岁月中,军阀、官僚、政客攫取了政权,人民群众的社会政治地位依然如故。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亲历者何遂在回忆录中反映他那时痛苦的心情:“我们一行人出发东渡了。当轮船缓缓地开出吴淞口外,我回首遥望苦难深重的祖国,依然是风雨如晦。多少年来梦寐系之的一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1927年2月17日,邓演达在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全国性日报——《汉口民国日报》写的代论《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一文中,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中国被压迫的农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国的革命,就应该有代表这百分之八十以上劳苦民众要求的实在性。”“辛亥年革命失败的结果教训我们:如果我们的党,不能够把实际的利益给广大的痛苦群众,尤其是给农民群众,革命一定是要失败的。” 3个人作品 著有《邓演达文集》。 4人物评价 1961年11月纪念邓演达殉难30周年时,朱德和宋庆龄题词赞扬邓演达。1981年11月在邓演达殉难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彭冲代表中央再次表彰邓演达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英勇坚强的战士”,“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在民主革命中立下的功绩,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称颂”。 5后世纪念 邓演达墓 邓演达墓 邓演达墓 邓演达墓,位于南京中山门外灵谷寺旁,陵墓座北面南,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邓演达,广东惠州人,早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过1911年辛亥革命光复汕头和1913年讨袁的战斗。1924年,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组国民党,并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邓演达竭诚拥护,积极贯彻执行。 故居 1986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拨专款修复邓演达故居,并对邓演达父亲邓镜人创办的鹿冈小学进行修整、扩建,更名为“演达学校”。1987年6月,惠州市人民政府在南苑公园内树邓演达铜像,建邓演达纪念碑、纪念亭。1993年,惠城区三栋镇人民政府拨款在该镇建“演达医院”,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卢嘉锡题写院名。 纪念文集 邓演达年谱会集 邓演达年谱会集 1、邓演达部分书信影印件和扫描件,原信北京:季方之女钱季明家中 2、《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王慧敏主编.—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7 3、《邓演达纪念画册》,邓演达纪念画册编缉委员会 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12 4、《邓演达研究与资料》,黄振位、黄济福、梅日新主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1 5、《回忆邓演达》,梅日新、邓演超 主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2 6、《邓演达研究新论》,梅日新、邓演超 主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5 7、《北伐骁将邓演达》,杨资元、冯永宁 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4 8、《农工先驱:邓演达》,马烈著.—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11 9、《邓演达传》,张光宇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4 10、《党史教育基地简介》,中国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委员会/南京市委员会.—南京:农工党江苏省委/南京市委,2008.3 11、《中国农工民主党江苏革命活动史迹汇编》.王宗宏等 编.—南京:中国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委员会理论研究组党史专题小组,2009年5月 12、《传承》(纪念中国农工民主党成立75周年暨邓演达先生110周年诞辰).—上海: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员会编,2005.9 13、《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册》,刘成茂等 主编.—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7.10 14、《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两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9 15、《邓演达纪念集》(1932年)、《邓演达先生遗稿》(1932年),(民国丛书 第二编 93).—上海:上海书店影印 16、《邓演达先生遗著》,杨逸棠.—香港:永发印务有限公司,1949 17、《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十周年纪念画册》,黄埔军校同学会.—香港:捷艺佳出版公司,1995.6 18、《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陈佑慎 著.—台北:时英出版社,2009.2 19、《论邓演达》(内容与1985文史版《邓演达》几乎完全相同。从原书购买者署名日期看,该书当早于1987年5月25日).—台湾:出版社、出版年月不详 20、《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孙元良 著.—台北:时英出版社,2008.7 21、《中国革命と第三党》,周伟嘉著.—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株式会社.1998.2 22、《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美]盛岳著/奚博铨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1 23、《邓择生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特刊》(中华论坛第二卷 第七、八期合刊),章伯钧主编.—上海:中华论坛社,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24、《邓演达烈士殉难五十周年专刊》(《前进》一九八一年 第十二期).—北京: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宣传部 25、《文史资料选辑》总126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3 26、《邓演达文集新编》,梅日新、邓演超 主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3 27、《邓演达遗札》,广东邓演达研究会资料室.—广州:广东邓演达研究会1994.10 28、《邓演达》,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 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2 29、《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奋斗历程》,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6 30、《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读本》,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编委会.—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4.9 31、《中国农工民主党烈士传》,刘南燕 主编.—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5.6 32、《中国农工民主党一干会议人物传》,刘南燕 主编.—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6.2 33、《中国农工民主党六十年》,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7 34、《画说中国农工民主党》,孙晓华主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9 35、《纪念丘哲》,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7 36、《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研究》(民主革命时期),彦奇 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3 37、《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农工民主党卷),薛启亮、张磊主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2 38、《中国民主党派简史》,全国统一战线干部培训教材编审委员会 编/总主编 刘延东.—北京:华文出版社,2004.1 39、《中国民主党派历史 政纲 人物》,秦国生、胡治安 主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11 40、《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张军民著.—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 41、《中国民主党派史》,姜平著.—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8 42、《中国民主党派史》,杨育光伊胜利 主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6 43、《中国民主党派简史》,孙信 主编.—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3.1 44、《中国民主党派史稿》,李起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0 45、《中国民主党派史纲》(民主革命时期),王天文王继春主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7 46、《中国各民主党派》,于刚主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4 47、《风雨同舟七十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张忆军主编.—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4 48、《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和现状》,曹健民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0 49、《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选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9 50、《中国民主党派》(资料选编)油印本(时间不详).—南京: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 51、《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2 52、《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 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5 53、《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广东文史资料第三十七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等 合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12 54、《南粤英烈传》(第二辑),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等合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1 55、《中国民主党派上海市地方组织志》,《中国民主党派上海市地方组织志》编纂委员会.—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0 56、《孙中山全集》(全十一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教研室等 合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8 57、《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1 58、《周恩来选集》(上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2 59、《革命春秋》,郭沫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3 60、《蒋介石与黄埔“四凶”》,尹家民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1 61、《武汉国民政府资料选编》.—武汉:《武汉国民政府资料选编》编辑组,1986.12 62、《武汉市志》(大事记),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编.—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11 6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十四册),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八十年代 64、《中国大百科全书》(12卷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10 65、《中国报刊辞典》(1815—1949),王桧林、朱汉国主编.—太原:书海出版社,1992.6 66、《文史卷:岁月如歌史如峰》,石光树、李汉秋主编.—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7.11 67、《国共两党关系通史》(五卷合订本),王功安、毛磊主编.—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8 68、《中国国民党全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4 69、《黄埔将帅》(全四卷),陈锡增、廖隐邨主编.—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1 70、《北洋军阀统治湖北》(《湖北文史资料》总第27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武汉:《湖北文史资料》发行部,1989.6 71、邵献图、周定国等,《外国地名语源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4 72、《五百年历书》,万年历编写组 编.—北京:气象出版社,1992.8 73、《邓演达年谱会集》,樊振编著.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0.6.2、《民主先驱邓演达研究大全参考资料》(内部资料),樊振 编.江苏:中国农工民主党连云港市委员会.2010. 74、《邓演达生平与思想》,丘挺、郭晓春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3 75、《邓演达》,杨逸棠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1 76、《邓演达历史资料》,曾宪林、万云主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5 77、《中国民主革命杰出的政治家——邓演达年谱》,丘挺编著,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6 78、《邓演达研究》,叶洪添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10 80、《邓演达:民主革命的彗星》,谭元亨、李景秋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5 80、《悲壮交响曲——邓演达评传》,秦柯著,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7 81、《岭南文库:邓演达》,杨资元、冯永宁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8 82、《民主党派的开创者:邓演达》,黄振位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10 参考资料: 1. 邓演达:从惠州走出的民主革命政治家 惠州红色文化网 [引用日期202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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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英總參謀長徐光英葉挺參謀長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1920年留法勤工儉學鄧演達創建的「第三黨」軍統

徐光英(1899年-1984年),字樹屏,廣東省海陽縣(今潮安)浮洋鎮徐隴村人,中共早期高級軍事幹部。軍統元老。[1] 生平 1920年留法勤工儉學。1921年加入旅法共產主義小組,後到西班牙讀軍事。1922年8月轉入中共旅歐支部。 北伐戰爭中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1927年3月參加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為暴動指揮部五人團成員,負責工人糾察隊的武裝訓練與指揮。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任第11軍第24師(師長葉挺/古勛銘,黨代表顏昌頤)參謀長。南昌起義部隊南下途中,徐光英負責繪製行軍路線圖一直做到江西南部尋烏縣。1927年9月23、24日分別攻克潮州、汕頭後(史稱「潮汕七日紅」),李立三任汕頭市公安局長,未到職前由徐光英代理公安局長。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政治紀律決議案》,共10項處分:[2]徐光英因在汕任公安局長時,取締工人擅自逮捕並殺乘機搶劫貧民三人,應處以留黨察看一年之處分。 1927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起義軍總指揮葉挺,副總指揮葉劍英,總參謀長徐光英,副官陳賡,師長徐向前等。徐光英率領中路起義軍(第四軍教導團第一營和工人赤衛隊第一聯隊,突襲東較場,攻克廣九車站和廣州市公安局。 左右江起義前,中共中央派一批幹部奔赴廣西,徐光英化名徐開先,協助張雲逸做兵運和軍訓。起義失敗後,徐光英脫離中共。1930年參加鄧演達創建的「第三黨」,出任該黨陝西省委書記。 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軍統組建忠義救國軍,任參謀長。別動軍第三縱隊司令、軍統貴州息烽訓練班副主任。黃埔軍校南寧分校少將政治主任。軍事委員會軍需署少將軍需監。 1947年赴港居住。 參考文獻 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 編:《潮州人物》,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 中共中央出版的《中央通訊》1927年第13期(油印本) 分類:1899年出生1984年逝世軍統局人物海陽人徐姓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1年入黨)黃埔軍校人物
  近代以来日本陆军中的三代“中国通” 2017-07-31   由 时光山人 發表于 历史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势渐强,逐步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在其“大陆政策”影响下,日军中兴起了研究中国问题的热潮,并由此在日本陆军中产生了前后三代“中国通”。这些“中国通”作为日军侵略的马前卒,搜集情报、干预政治或是直接参与战争,在中国犯下了累累罪行。 第一代“中国通”---青木宣纯 青木宣纯 青木宣纯(1859—1924)日本宫崎县人,日本陆军中将。日本谍报界鼻祖,日本军部第一位"中国通"。总计在中国生活了28年,在北京创办了青木机关,培训了大批特工人员,也是侵华观点的最早提倡者之一。 1897年10月到1900年3月第一次任清国公使馆武官。他在北京设立特务机关,对外则以“青木公馆”的名义,广泛结交中国官绅人士。其最为得意之举莫过于取得直隶按察史袁世凯的信赖。当袁出任山东巡抚时,特邀青木前往济南协助编练新军,袁世凯经常对同僚讲:青木是“唯一可靠的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他利用与袁世凯的关系,为日本搜索俄军军情,为战胜俄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代“中国通”---坂西利八郎 坂西利八郎 坂西利八郎(1870—1950)日本陆军中将,继青木宣纯之后的日本对华谍报的第二代特务巨头,在北洋政府时期历经七代政府更迭而他始终在幕后操纵,故被称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日本陆军中的所谓第三代中国通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本庄繁等人均出自其门下。 坂西利八郎曾跟随野战炮兵第6联队参加过甲午战争。1909年以善于钻研中国问题的专长被调入参谋本部,旋即派往北京。坂西通过青木的引荐,结识了直隶总督袁世凯,应聘为北洋新军的练兵顾问兼北洋督练公所总翻译官。日俄战争期间青木宣纯调往满洲军司令部以后,所遗谍报工作即由坂西负责。1911年在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参谋本部立即派坂西去北京,任公使馆武官,建立以“坂西公馆”为代号的特务机关。在北洋军阀掌担北京政府的十数年间,坂西广泛结交了北洋各派系的军阀、政客,向他们渗透日本内阁的意图,干预中国政事。 第三代“中国通”---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本庄繁 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1888-1948),侵华日军甲级战犯,主持情报工作,继青木宣纯和坂西利八郎之后,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建立伪“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