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军事代表弗雷德回到莫斯科。在和各方面负责人交谈之后，他很快向共产国际副总书记兼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就中国红军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提交了他的建议书。在这份建议书中，弗雷德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中国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意义。
弗雷德在这一文件中明确提出，目前红军及苏区在中国南方，包括在江西的发展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中国革命当前最具发展前途的根据地是在四川。但四川的工作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它在各方面的工作都相当薄弱，不能适应建立巩固根据地的要求。特别重要的是，根据几年来斗争的经验，红军的发展极度需要来自国外的援助，而这种援助只能通过加强中共在西北的工作和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来实现。为此，弗雷德提议，立即在苏联中亚细亚的阿拉木图组织由中共军政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联络部人员联合组成的中共西北局，开始调查通过新疆、外蒙等地派遣人员到中国西北各省发展游击战争的可能性，直接援助陕北的红二、六军，并通过他们接通四川红军。为此不仅应当从莫斯科派遣一些有能力的和具有主动工作精神的中国干部到中国西北地区去，而且应当考虑派遣一些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的华人干部，包括一些从东北来的游击队成员，通过新疆到中国的西北地区去，充分利用西北地区的各种武装力量，并把它们改造成革命的武装，使之与四川的斗争汇合起来。同时还应考虑在苏联的中亚细亚地区组织一个秘密的军政学校，包括建立一个至少足够装备五万人的秘密武器库。特别是对于军事援助这一点，弗雷德具体解释说：「可以肯定，仅仅培养干部是不够的，我们将来必须要为红军提供武器，包括飞机大炮等等。为此我们应该从俄罗斯向中亚细亚运送足够装备五万人的武器装备，并在那里建立武器库」，以便随时可以根据需要向西北地区的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帮助。”
“就在弗雷德的建议书提交上去后不久，共产国际即开始委托红军情报部门着手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具体的调查工作。因此，1935年产生了一些重要的调查报告，如《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等。这些报告说明，从中国西北地区接通苏联至少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经过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地区，一条是经过外蒙进至绥远的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后者要比前者对红军更为方便，但暴露的可能性也大得多；前者距离较远，道路困难，费时较长，但由于新疆掌握在盛世才的手中，保密性却好得多。”
1935年12月1日，毛泽东致信张闻天：“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
“这时，受莫斯科派遣，先后有数批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携带密码或电台秘密潜往陕北，仅到达陕北苏区的即有林育英、阎红彦、刘长胜等人，已知有两人中途遇险未至，另有一行数人携带电台经北平前来，途中遇土匪袭击，一人脱逃。由此可知这时共产国际为与陕北红军取得联络，并提供技术帮助，确实颇费心计。根据已知的情况，共产国际这一段时间为与西北地区红军联络，至少派出过六批联络人员。最早派回的是阎红彦。据他本人1942年回忆，他是1934年7月由中共上海局派往莫斯科去的，在莫斯科很短时间即被派回国递送密码本，并准备接一批军事干部到苏联学习。阎由新疆入境，经过甘肃，转到绥远，再转北平，最后由山西转陕西进入陕北苏区，时间已是1935年底了。其次是张浩，即林育英，1935年7–8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期间，由共产国际选派经外蒙入境，转经宁夏、甘肃，于1935年11月18日左右到达陕北苏区的「首都」瓦窑堡，除负责传达有关指示外，也带有密码本。随后被派往陕北苏区的刘长胜，化名罗英，1936年3月到达山西前线，主要任务也是送密码本。1936年2月，当共产国际得知中央红军已到陕北，并向山西发起东征战役行动之后，又迅速从外蒙送进来一个七人小组，负责转送电台及密码本，但在陕北与当地民团遭遇，六人被打死，一人被俘。另外，还有几人于1936年5月被派回，准备转经北平前往陕北。7月又派过两人经北平进陕北。北方局为此曾有电报询问与此两人的接头暗号，以确定他们的身份。另外，1936年4月底5月初经欧洲、香港派往中共中央传达苏联方面重要战略意图的还有潘汉年。因此，中共中央明确告诉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发动西北大联合的战略计划，是完全符合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要求的。 ”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开会进一步讨论了实施「西北大联合计划」，特别是首先实现打通苏联的具体部署。12日，他们正式通知了这一「战略方针」的内容，即「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其步骤包括二、四方面军以一个半月时间进兵夏洮，威胁兰州及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兵力之转援，以便使西路三州径入于东北军之手。然后，三军汇合甘北，12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东北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 ”
共产国际的捕猎网已经遍及半个亚洲，而作为预定猎物的阎锡山政权却没有获得敌方的任何重要情报，甚至直到中国恐怖分子兵临晋阳城下，仍然不肯接受日本的军事援助。他们怀着渡渡鸟的自信，准备依靠过去二十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经验。1936年3月20日，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日武官和知中佐午后四时约唔阎先生，谓奉其陆军省之命令相谒致意：一、共匪赤化山西，日本不能坐视；二、中国中央军若于剿共后不出山西境，日本不能默视；三、晋军如用日本之飞机、器械，借、购皆可；四、晋方可否同意，令（燕军）宋哲元部来（晋）助剿（匪军）。”1936年4月12日，《徐永昌日记》又称：“十时许，日使馆参赞板垣修等来见。询问极其复杂，最奇者，询山西今后仍持向来之门罗态度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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