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 楚： 北上武漢與兵敗潮汕——南昌暴動前後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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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武漢與兵敗潮汕——南昌暴動前後的經歷
龔 楚
第一章 北上武漢到南昌暴動
一、廣州「四·一六」事變前後
我們先看北伐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動態：
北伐軍勝利進軍概况
北伐軍主力，自入湘以來，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克長沙，七月卅一日進抵武昌城下，九月七日佔領漢口、漢陽，十月十日克服武昌城。
江西方面——由蔣總司令直接指揮，於十一月十七日克南昌，東路軍何應欽，十二月十八日克福州，繼即向浙江推進，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佔領杭州。
長江方面——一九二七年一月，革命軍第二、六、七三個軍沿長江向南京推進。安徽省督辦陳調元宣佈投向革命軍，程潜統率二、六兩軍於三月廿四日佔領南京。
上海方面——當北伐軍進迫上海龍華時，上海工人於三月廿一日實行總罷工，以响應革命軍，並與上海直魯聯軍進行激烈巷戰，廿二日直魯聯軍退出上海，北伐軍於二十三日進佔上海。
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動態
自北伐主力佔領武漢後，國民政府俄顧問鮑羅庭，偕同國民黨中央及政府要員宋慶齡、徐謙、孫科、宋子文、陳友仁等，由廣州起程，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到達武漢，以國民黨中央及國府代表名義籌備遷都事宜。並於十三日成立「國民黨中委及國府委員聯席會議」，辦理建都工作。廣州國府於十二月五日宣佈停止辦公，由譚延闓代主席及張靜江率領國府職員於是月卅一日抵南昌，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宣佈遷都武漢，正式開始辦公。但蔣總司令覺得，當時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在鮑羅庭策動之下，已有迎汪壓蔣之勢，乃於一月三日電武漢中央要員，主張國府暫設南昌，以便於領導軍事工作，及將來建都南京。並於一月十日親至武漢，企圖說服各要員移駐南昌，但當時各人民團體，已提出迎汪復職的口號。所以他此行未有獲得任何效果，遼於十八日返回南昌。
自此，遷都之爭演變而爲黨權、軍權之爭。
蔣總司令鑒於當時的政治環境關係，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合作越趨緊密，形勢對他愈加不利，使他不得不决心先行反共，然後再對付左派。於是由三月十一日開始，進行了一系列的反共行動。三十一日槍决赣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三月十六日下令解散南昌左派市黨部，十九日解散九江左派市黨部及總工會；福州、安慶等地亦先後發生殺害中共黨員的事件，三月廿六日在上海展開摧毁共黨行動，四月十二日發動了清共運動，並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武裝。這一時期，在國民革命軍中的總司令部、總政治部及一、七兩軍所有中共黨員及左派國民黨員均被清除。俄國軍事顧問加倫將軍亦於三月間率其助手離開總司令部赴武漢，轉任武漢國民政府軍事顧問。
最先佔領南京的二、六兩軍於四月初被七軍及一軍之一部份壓迫退出南京，蔣總司令便於四月九日由上海移駐南京，旋即召開國民黨中央會議，四月十八日宣佈在南京成立另一國民政府，於是形成了寧漢對立的分裂形勢。
汪精衛於四月一日由莫斯科返抵上海，四月五日與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發表聯合聲明，號召兩黨同志繼續合作，聲明中有「政見即不盡同，亦無須强求一致之句」，其要求團結合作的苦心，於此可見。
四月十日，汪精衛到达武汉，当「四·一二」上海事變消息傳到武漢後，國民黨左派與中共黨員多表憤慨！汪精衛便即提出「討伐蔣介石」及「革命的站到左邊來」的口號。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决議：「開除蔣介石黨籍」並罷免其總司令職，於是寧漢分裂已趨表面化。
廣東中共早有伺機奪取廣東政權的企圖，至國民黨蔣介石右派公開反共，屠殺共產黨員的消息傳到廣州後，便加速了我們的行動準備。
當時留守在廣州附近地區的國軍右派部隊，計有：李濟琛第四軍的十一師及十六軍范石山兩個師和河南區李福林第五軍的一部。
四月十四日的深夜，我在韶關北江辦事處突接到廣東省農軍指揮部的密令，大意是：
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右派已公開反共，屠殺我們革命同志；廣州的李濟琛是蔣的心腹，必執行蔣的反共路綫，因此我們以奪取廣東省政權爲目的，作戰部署如下：
一、以駐韶關的陳嘉祐師爲主力，配合廣東工農武裝進攻廣州。
二、各路農軍的指揮如下：東路指揮彭湃、南路指揮黄學增、西路指揮周其鑑、北路指揮龔楚、廣州市工人武裝及中區各縣由總指揮部直接指揮。
三、各縣農軍，必須於廿日接近廣州郊區待命。
四、各路軍立即派員來省農會連絡。
該密令署名是廣東省農軍總指揮羅綺園。
我接到這一命令後，立即由北江辦事處通知各縣農軍緊急動員，限於十九日到達粵漢路沿綫集結。並於十五日九時赴教導師請示陳嘉祐師長。他對我很乾脆的說：「我早就知道必有這樣的一天，而且希望早日到來，我駐清遠琶江墟的一個團，今晨已開始向銀盞坳、軍田（距廣州五十華里）推進，另兩個團今晚可到源潭附近（距廣州約九十華里）並準備繼續推進。你們農軍須於十九日到達新墟附近（距廣州三十華里）。關於運輸問題，我於十九日早準備火車兩列供你們使用，請即派員來師部參謀處連絡。」
我告訴他：「我們已通知各縣農軍依期集結，但我須立即返樂昌集中農軍，準於十八日，回到韶關。」
談話後，我即離開師部，是晚到仁化董塘墟督促農軍集中，十六日返樂昌。
當我正在調集農軍時，十七日黄昏，又接到羅綺園的急電，要我星夜趕往韶關商討北上事宜。這時，韶樂邊界的八里排，有豪紳武裝四百多人，佔據在迴頭嶺上，深溝高壘，防備農軍進攻；並設卡在武江邊檢查來往船隻，勒收行水。農軍同志關心我的安全，他們都勸我從陸路繞道前往韶關。但爲了時間緊迫，而且正值武江春汛時期，遂决定利用夜間乘小舟冒險偷過迴頭嶺敵方哨位赴韶。隨行僅帶副官包平同志一人。所幸船行很快，祇八小時便到達了曲江。在北江辦事處和羅綺園晤面時，他立即告訴我：「廣東的李濟琛於十五日午夜起至十六日早晨，動員廣州全部軍警分別圍攻所有與我們有關係的省黨部、省農會、工會及一切革命機關團體，被捕被殺的革命同志和進步分子不知其數！陳延年同志可能已被捕，省農會負責同志因多在郊區動員農軍，或可倖免於難。當時我在小平（近郊一小市鎮）粵漢路工人糾察隊裹，幸得粤漢鐵路局聞變即通知我們，於是立即率部退至軍田與教導師部隊匯合，並即與陳師長連絡；局長主張我們立即回韶關共商今後行動。我和陳嘉祐師長會商後，决定北上武漢，與國民黨的左派政府合作，因我們黨中央現亦在武漢，陳嘉祐師長要請你來共同商討北上計劃。」
我聽完了他的說話，立即和他到師部與陳師長 商議有關北上的問題。
陳嘉祐師長對北上問題，提出了决定性的意見。北江農軍編爲一個聯隊，由我任聯隊指揮，譚軍畧爲副指揮，粵漢鐵路工人糾察隊仍由羅綺園直接指揮，工農軍的一切給養概同教導師官兵待遇一樣。龔楚同志即携帶二千元隨同北江政治幹部訓練班學生先上樂昌，準備於二十一日前完成行軍準備。
我於十九日偕同副官包平，僱了兩名農民，帶着二千銀元隨同北江政訓班學生，步行至桂頭（距樂昌縣城六十華里）。政訓班學生在此宿營，我因見時間尚早（下午一時）乃在桂頭僱一隻小漁舟，化裝成漁人，冒險上樂昌。經過迴頭嶺時，因船細人少，未被檢查而通過了。方自慶幸之際，不料船行至距離樂昌二十里水程的麻風洲，突然從後面追來了五條大漢，人人手持駁壳槍，大聲吆喝停船；抓住背纜船伕，將小船拉至右岸。這時，我和副官包平同志都没有武器携帶在身，無法抗抵。這五條大漢一上船，便将我們綑綁，威迫船伕將船開至江中麻風洲，準備在麻風洲上將我們刦殺。船靠了岸，我們像待死的囚犯，靜候死神的來臨。正在千鈞一發之際，忽然來了救星。一隊武裝農民巡邏隊沿河岸迎面而來，他們都認識我，見我被匪徒刦持， 即向匪徒開火，匪徒見情势不佳，丢下我們倉皇而逃。
原來在這期間各地已進入緊急狀態，樂昌農民已經動員起來，分別組成了武裝巡邏隊，巡守各交通要道，防範反動地主的進攻，是以我們得到他們的營救。
趕至樂昌縣城，我們仍通宵達旦的進行各種有關農軍北上的工作。
四月二十一日，曲江、樂昌、仁化、清遠四縣農軍，全部集中在樂昌。
我向全體農軍闡述了當前廣東的形勢：「國民黨左右兩派已分裂了！革命的左派都集中在武漢，廣東的李濟琛走向右派，在廣州進行了一連串的反革命行動。目前，教導師即要北上武漢集中，我們爲了保存廣東工農武裝實力起見，所以也决定追隨教導師陳師長及我們的總指揮羅綺園同志北上武漢，我們這次退出廣東是暫時的，總有一天會勝利歸來。但各位如有因家庭關係或有其他各種困難不能跟隨北上的，可以自由返回原籍，你們可以在此作出决定，向你們的隊長報告，各縣隊長請於今天下午四時前將名冊送到指揮部。」
我說完這番話之後，各縣農軍隊長就立即分頭辦理參加北上的登記工作。除了因有家室之累的農民不能參加北上外，志願參加北上的計有一千一百多人。
我們將這一千一百多人編成了三個大隊，槍枝子彈都很齊備，士氣也很旺盛，整裝待命。
二、風雨飘摇中的廣東工農軍
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二日，我和羅綺園同志率領着農軍、農軍幹訓所第二期學生，粵漢鐵路工人糾察隊、北江政訓班學員等，共一千六百多人，於拂曉時踏上征途。那一天，細雨霏霏，天氣陰暗，更增加了官兵們的離情別緒。在行軍中，我們靜寂的前進。是晚隊伍宿營於九峯橋（樂昌縣北），又有仁化縣的農軍三十餘人趕來加入我們的隊伍。
翌日，越過天險的蔚嶺關，不久便進入湘境，至廿五日午後二時即抵達郴州，是日天朗氣清，官兵精神稍佳。當我們抵達郴州時，郴州的工農羣衆數萬人已集合在一個廣濶的會場，舉行盛大的歡迎大會，受到工農羣衆的熱烈慰問，頓使全體官兵們精神振奮！
羣衆大會結束後，中共湘南特委書記夏正民同志向我們報導有關當地的情况，他說：「長沙駐军何健部團長許克祥，於廿一日發動反共政變，將長沙所有與我黨有關之機開及工農團體圍攻，殺害及逮捕革命同志和工農羣衆甚多（中共後稱爲馬日事變）。現正向長沙外圍各縣展開行動。」接着他向我們建議：「爲了慎重起見，你們最好俟教導師到達後，再行計劃北上。」
當天晚上，陳嘉祐師長已抵達郴州，翌日在郴州休息了一天，他决定將師部及該師主力進駐衡陽，一部留駐郴州，工農軍進駐耒陽整訓。
我們到達耒陽後，便將隊伍從新整編，把農軍幹訓所第二期學生及粤漢鐵路工人糾察隊均編入農軍聯隊之內，政訓班學員除大部份由教導師調去參加該師政治工作外，其餘三十多人即分配到農軍中各大、中隊担任政治工作。從此，農軍的管理與訓練都較爲便利。同時並與耒陽的中共及羣衆組織建立了密切關係。
那時，耒陽的工農，正在積極的加緊建立武裝，準備對抗許克祥及地主豪紳的進攻，但槍械甚少，到處都見有梭標隊，大刀隊。
他們見到我們農軍的裝備整齊，又歡喜又羡慕，異常歡迎。
過了大約一個星期，我們奉師部之命，移駐永興縣城。師部亦於此時奉武漢方面之訓令：將教導師改編爲第十三軍，農軍亦改編爲十三軍補充團，以龔楚爲團長，李資爲副團長，並發給軍服每人一套。官兵一聞此訊，登時議論紛紜。當時樂昌籍農軍一部（約四十人）提出反對，要求回鄉，經我幾番勸導，均難阻止去志！遂由大隊長薛仰聖率領回鄉。
但是彼去此來，在這期間又陸續有樂昌、仁化的工農同志因受不住地主豪紳的摧殘和壓迫，趕來歸隊，據他們報導家鄉的情况，大畧如下：
一、樂昌縣長劉應福於農軍北上後，即濫捕了三十餘人，三天內槍决了商會主席周×、理發工會主席郭×、附城鄉農會主席謝×、坪石鎮李家泉等四人。現仍向各鄉搜捕農會分子，我的家裹也被搜查，所有值錢的東西及書籍全被没收，但没有捕人。
二、仁化縣自農軍撤退後，情形更加悲慘。地主豪紳向農會進攻，經過兩次混戰後，大部份工農積極分子在蔡正文同志領導下，退入石塘水寨據守，反動武裝，屢攻不下，第四天由韶關調來了范石山部一個團和一個炮兵營，圍攻水寨。當他們來時仍在戰鬥中。後來該水寨經過三個月的苦戰，卒因粮食斷絕，才被攻陷，工農羣衆死傷百餘人，被俘婦孺百餘人，有武裝的即突圍逃上大山（雉雞山）繼續打游擊戰。
我們聽到家鄉這些不幸消息，均異常悲憤。但對那些平日有思家觀念和意志動搖的農軍同志却堅定下來了，他們打消了要求回鄉的意念。我則因老母無恙而稍堪告慰。
時間大約是五月十日，我們奉命經長沙抵達武漢，駐於武昌蛇山北面徐家棚的「春草堂」花園内。
「春草堂」花園，面積很大，佔地約有五十畝以上。「春草堂」三個大字，係出諸康有爲手筆，園內亭、臺、樓、閣、小橋、流水、一應俱全，花木繁盛，並有幾座平房足敷一團人之營地，居住環境好極了，但缺乏操場，訓練部隊須到園外公路上，斯時正值春雨連綿，路上泥濘難行，故有美中不足之感。
我們的番號雖然標誌着國民革命軍十三軍補充團，但黨（中共）和政府（國民政府）都清楚地知道是廣東工農軍，所以特別關懷，發給了我們慰勞金一萬元（武漢國民政府發行的中央紙幣）及每人內衣兩套，頓使全團官兵皆大歡喜！
當時中央紙幣的價值是與銀洋（大洋）平兌的，但那時因武漢中央紙幣遭到南京政府禁止流通的影响，且因軍費浩繁，而稅收又短絀，幣值影响了社會的物價。武漢工人因此紛紛提出要求加薪及减少工作時間等問題，勞資的對立日趨嚴重，因此使工業生產陷於半停頓的狀態中。由於幣值貶值所影响，市面上流通的一仙銅幣，原是每元中央紙幣兌一百六十枚的，竟跌至每元兌一百四十枚至一百三十枚，此時銀洋已很少在市面流通，財政已趨於不穩定，經濟亦開始陷入混亂状態。
軍事方面：當南京政府宣佈成立時，國府（武漢）原擬先行東征討蔣，穩定武漢後，才再行北伐，但此議爲加倫將軍反對，同時北京張作霖大軍正由京漢、津浦兩路南下，企圖分攻武漢、南京兩地，迫使武漢、南京雙方不能不暫時放棄敵對行動，各自分頭北伐，迎擊張作霖。結果，兩方面都將敵軍擊潰，津浦綫南京北伐軍北進，佔據徐州，京漢綫武漢北伐軍與由陝西東下的馮玉祥國民軍會師鄭州，張作霖部敗退至黄河北岸。於是隴海全綫爲北伐軍所控制。
以汪精衛爲首的武漢國民政府方面，正當北伐軍在前方苦戰之際，國軍夏斗寅師趁武漢空虛，於四月十四日發動潜襲武漢事件①，接着長沙許克祥於發動「馬日事變」後，深知湖南農運過火，便逮捕地主豪紳，遊街示衆，盡情侮辱，任意屠殺，連革命軍官家屬都不放過，一樣照拉照殺，甚至連中共高級領袖李立三的父親也被殺戳。武漢工人運動亦趨激烈，工農羣衆這種無原則的激烈行動，已鬧得如火如荼，無法收拾，致使社會秩序混亂，民心動搖，特別是對唐生智部的湖南籍軍官影响至大，因爲他們爲了革命事業而離鄉背井，在前方拚命作戰，而家鄉的父母妻子則慘遭農民的屠殺或侮辱，試問誰無家室之想？於是軍心動搖，影响士氣甚大！
在這時候，唐生智首先表示：擁汪反共。頓使各軍對中共日渐離心。造成這種嚴重事件，當然要中共負全部責任。
中央政府和中共雖曾一再通令各省共黨組織及工農會組織禁止侵害軍人家屬。但，湖南農運是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他根本就反對黨中央的指責，不承認湖南農運有過火的說法②。所以中央政府和中共黨中央都無法糾正。繼之即發生軍人叛變事件。
江西的第三軍朱培德，原亦不满蔣氏所爲，但受各地過火的工農運動所影响，且又遭南京方面的種種壓力，就呈現不穩狀態，致令武漢政府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們亦渐動搖，以至影响全局。
我們自到武漢後，羅綺園即離開部隊，自居漢口，我時我只是一個中級幹部，對各方情况不明，故經常奔走於漢口、武昌紙坊（十三軍軍部駐地）之間，向住在漢口之彭湃、羅綺園及陳嘉祐軍長等連絡，以探聽消息，至六月初，國共關係己走向分裂之途。
一天（六月上旬）羅綺園鄭重的告訴我，他說：「汪精衛已動搖了！唐生智已宣佈擁汪反共，現在我們可靠的部隊，祗有廿四師葉挺部，十一師周士弟團，武漢警備團。張發奎或不反對我們，至於陳嘉祐現時的態度還好，不過他的部屬多是湖南人，將來恐怕不大可靠。你領導的一個團，現在是本黨重要軍事力量，黨中央要你們集中武昌城內跑馬場，隨時準備應變。」
羅綺園這一席話，使我十分不安，我覺得黨中央過去對軍隊的工作忽視了，等到面臨危急時，才知道重要，現在我們只有這麽少的武裝力量，試問將來怎樣應付事變？我當日即跑去見陳嘉祐軍長。他見我到來，雖臉露笑容，但眉宇間顯有隱憂。他問我部隊的情形，我告訴他有關部隊的一般情况：官兵情緒向來很好，日常訓練工作由副團長李資負責。駐地是一座大花園，環境優美，可惜無操場可用。他聽罷我的報告，就對我說：「現在國共兩方似不甚融洽，將來演變如何，很難逆料。不過你儘可放心，不論環境怎樣變化，我都要庇護你們，我絕不會做出對北江父老不住的事情，尤其是你本人，我對你倚望正殷，將來我必定設法提拔你。」跟着他又說：「昨日羅綺園同志曾來過，談及你們的駐地不便訓練的事，現已商得警衛團方面的同意，將跑馬塲的營地讓出給你們，此地與軍部較爲接近，以後連絡一切都便利得多了。我已告訴參謀長，日間即有命令給你。」
我回到團部已近午夜，雖經整日奔馳，但仍無法入睡。想起了今天羅綺園告訴我的一切；中共與國民黨左派的合作，所謂「民族統一戰綫」又面臨分裂階段，今後的演變如何？我這團人移駐武昌城內，顯然是黨對我們的重視，但另一方面陳嘉祐又極力想爭取我，說什麼要提拔我，這無非是一種拉攏手段。我是黨員，要遵從黨的領導，這是毫無疑義的，倘若跟陳嘉祐走，那豈不是跟國民黨跑嗎？這些問題，我怎樣應付？左右思量，真的無法解答。
翌日八時起床，團部的幹部都來問我，外問的消息如何？他們似極關懷時局的狀况。我告訴他們：「本團即將移駐武昌城內跑馬塲。」他們聽了大爲雀躍。
大約過了一天（約爲六月八日）我們即奉命移駐武昌城內。
武漢國共關係，情勢日趨緊張，首先是汪精衛等因國民黨左派要員北上鄭州，與馮玉祥舉行會議，確定分共立塲。接着傳聞江西省府主席朱培德因汪精衛等對中共的態度由合作而轉向分裂，他則由親武漢政府而轉向親南京政府，且已將該軍內所有中共黨員遣送出境。
北方的閻錫山已接受南京政府任命，宣佈就任國軍北方總司令職。馮玉祥亦已表明他的聯蔣反共立塲。
汪精衛等國府要員由鄭州返回武漢後，即公開表示和平分共政策。并經過中央政治會議决定解除鮑羅庭顧問之職務。
六月十九日蔣、馮徐州會議後，廿一日馮玉祥致電武漢國民政府促進寧（南京）漢（武漢）合流。至此，由國共合作，又變成了國共分家。寧漢對立的形勢又轉變爲寧漢合流的新形勢。這時候，北伐軍已由京漢路撤回武漢附近集中。
爲什麼汪精衛的態度變化得如此之快?
原因是：湘（湖南）鄂（湖北）兩省的工農運動過火，燒、殺、搶、掠等行爲使社會陷於無政府狀態，動搖了國軍軍心，致使軍人叛變，經濟混亂，影响了工商業的發展，使武漢當局財經發生了嚴重困難。而南京方面亦對武漢展開了政洽分化、軍事壓力、經濟制裁等等手段。頓使武漢當局陷於四面楚歌之中。凡此種種，都是影响武漢政府上層領導人物思想動搖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第三國際六月一日給鮑羅庭一個電報③也是國共分家的摧命符。據說這一機密電報是第三國際另一代表印度人路易私自將副本送給汪精衛，使汪精衛大爲震驚。但路易爲什麼要將這一機密電報送給汪精衛，那就耐人尋味了。
第三國際得悉鄭州會議的情形後，又發給中共一封電報：仍主張與國民黨左派合作。中共乃於六月廿日發表一項聲明，其要點是：
一、承認對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二、共產黨員參加政府工作者，須本着國民黨身份，并應隨時準備退出政府；三、工農組織應受國民黨領導和管理；四、工農的要求不得超出法律之外；五、工農武裝應由政府管訓；六、工人糾察隊不得干涉司法和行政，更不得擅自逮捕與處罰任何人。
這項聲明發表後，國民黨方面的上層領導人物冷淡置之，一般中下層分子則認爲這是中共對國民黨的單戀表示，恐另有陰謀在內。
至於中共黨內的反應，黨內中下層人認爲這項聲明簡直是對國民黨屈膝投降，是領導無能的表現。甚至有人認爲是共產黨人的最大耻辱！過激的還說：這是出賣黨和工農利益的無耻行爲。
當時我對這項聲明即認爲，這是全無黨性，毫無氣節的重大屈辱。
中共六月廿六日聲明發表後，參加國民政府的譚平山、蘇兆徵即辭去農、工部長之職。武漢工人糾察隊被武漢衛戍司令限令繳械。結果由總隊長陳賡將全部武器繳交與衛戍司令李品仙接收。
中共中央因受黨內意見和輿情的抨擊所影响，又於七月十三日發表聲明：責備國民黨中央服從土劣出身的反動軍官，違反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及背叛中山先生的主義和政策。
國民黨中央隨於七月十六日發表聲明：指「八月一日共產國際的電令，不啻對本黨生命予以根本危害，十三日中共宣言是破壞容共政策。」
宋慶齡亦於七月十八日發表宣言：反對武漢排斥中共的舉動，認爲是違反孫總理的主義與政策，不負聯帶責任。中共黨人反譏之爲臨別秋波。
武漢國民黨於七月廿三日發表政治决議案：大意是：凡列名本黨之共產黨員均須聲明退出共產黨，否則，停止職務，不得以本黨名義做共黨工作，違此以販黨論罪。
在這種政治激變的環境底下，我們這支廣東工農軍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人心惶惶。七月初，即有些幹部脫離部隊，投入張發奎部隊中去，七月十五日，中共透過陳嘉祐的關係，將我調任本團政治指導員，改派一黄埔生陳東日來接替我的團長職務。當時我甚感錯愕，想不出他們這樣做的理由。黨既未向我解釋原因，唯有逆來順受，遵命交接。可是全團官兵都表示不满，對中共領導失去信心，紛紛自尋出路離去者不少。七月廿日陳東日又奉調離職，復由我以團指導員兼代團長職務，官兵情緒又較安定，但此時本團人數只剩得六百餘人了。
① 國軍第十四師師長夏斗寅，原駐防於湖北省宜昌，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七日進攻武昌，企圖一舉推翻武漢政府，十七日佔領汀泗橋，準備向武昌紙坊進攻，卒被新成立的國軍廿四師葉挺部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學生千餘人所擊潰。
② 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冊十三至四六頁「一九二七年三月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③ 第三國際六月一日給鲍羅庭、路易的電報：
㈠實行土地革命，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的沒收和分配土地，但不要侵犯軍官的土地。
㈡由黨的權力機關，糾正農運的過火。
㈢消滅現有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及五十萬工農分子，組織新軍隊。
㈣将新的工農分子，安排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以代替原有的委員。
㈤組織革命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國民黨員任主席，審判反動軍官。
三、编入國军與脫離國軍
廣東工農軍，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一日追隨國軍教導師入湘，爲時雖僅僅三個月，但在這三個月當中，得陳嘉祐師長帮助不少，由於他駐韶關有年，對工農運動素來熱心和關注，與北江革命同志合作得非常緊密，所以他對工農軍有濃厚的親密感。入湘後，工農軍常得到他的照顧，駐地必選擇最安全的地方，經過長沙時，他亦派軍掩護，確保安全，對於處在風雨飄搖中的工農軍，可說是關懷備至，所以全體官兵都對他發生真實的感情。到達武漢時，官兵們都希望能繼續追隨於他，爲革命事業而努力。那知時局的變化，出乎人意料之外。昨日是最親密的戰友，今天又成爲仇敵，這是爲了革命嗎？偶與三兩同志叙談，無不爲之浩嘆。
七月廿一日，我們奉到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我們迅速脫離十三軍，開赴南昌集中。我接到這個指示，極力攷慮離開武漢的方法。因爲我們是工農革命武裝，不能不遵命行動，但本團是屬十三軍的一部，如不遵守命令而擅自行動，會以叛變論罪，要遭到軍法的嚴厲處分。當時武漢近郊的軍隊很多，若是擅自行動，給它們發覺，必向我們追擊，以我們這麼單薄的一團人，怎能與强大的國軍作戰？我們怎樣離開武漢，確是一個大難題。
我想了一個通宵，結果，想出了一個最有效的辦法。暗中以「回廣東去」的口號去煽動士兵的思鄉情緒，以士兵不服水土，農民家庭觀念太重等理由和十三軍軍長陳嘉祐公開談判，要求准許工農軍官兵離漢回粤。
陳軍長因與工農軍的關係很深，感情融洽，熟悉工農軍的品質。工農軍的全部官兵，都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大部份是中小學生，革命情緒很高，戰鬥力很强，比當時的一般軍隊質素强得多。所以他很不願意我們離去，便親自到工農軍駐地（武昌跑馬塲）召集全體官兵訓話兩次，要我們繼續留在十三軍，爲完成北伐的使命而共同奮鬥。當他向我們訓話時，真個是聲淚俱下，言詞懇切。可是，我們已在全體官兵中掀起了一個堅决要求回粵的高潮，任得他說盡千語萬言，都無動於衷。最後，陳軍長見大家去志堅决，無法挽留，同時又不願與中共發生衝突，終於答應我們自由行動，不加干涉和阻撓。這是在政治鬥爭中絕無僅有的奇蹟。
這個最困難的關頭，結果給我們鐵一般的堅决意志所衝破了，於是我們急忙準備，離開武漢，開赴南昌。
第二章 參加「八一」南昌暴動
一、南昌暴動中我們的任務
我們奉到開赴南昌集中的命令前後，黨的組織並没有將今後的行動决策通知我們，但在傳聞中已畧知一二。黨擬與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合作，打回廣東去，建立以廣東爲根據地的革命政府與南京政府對抗。
當時第二方面軍所屬部隊，已陸續開赴九江、南昌集中，我們這一個團是最後離開武漢的。我們分乘三艘小輪船由長江水路順流東下。時值夏秋之交，水漲流急，兩岸青山，瞬息萬變，使我惆悵的心情爲之豁然開朗。但願前途能像這隻小輪一樣，乘風破浪，共濟時艱，則今日一時的挫折又何足介意。
七月廿九日黄昏時，抵達九江，是晚即在九江市區宿營。翌日早晨，我見到九江市面到處都有歡迎汪精衛的標語，這位爲我素所景仰的革命領袖，暴動在往日一聞其名，便感無限興奮，但今天對他却感到失望和悲哀了。
張發奎将軍平生是信賴汪精衛先生的，今汪既來，張今後繼續與中共合作的可能性就更少了，中共這一個革命陣營的實力，究竟有多少？成爲一個疑問。爲此，我便急着要迅速離開九江，以免發生意外。
當我正在徬徨的時候，二十軍賀龍部的副官奉賀軍長之命特來通知我：現已有火車一列，專爲你們而來，請立即起程，我聞訊之下，不禁喜出望外。乃率部迅速上車，火車即在下午三時由九江開出，當我們到達南昌車站時，即有傳達人員連絡，並帶我們關赴新營居，與二十四師教導團同駐在該營之內。（今日中共第二領袖林彪，就是當日教導團的一個排長。）
三十一日晚上十時，「總指揮部」送我一份最機密的緊急作戰命令，大意爲：
「我軍以解决南昌敵軍爲目的决於明（一日），二時開始向城內外所駐敵軍進攻，一舉而殲滅之。
「該部農軍於攻擊開始前，應即完成新營房駐區之防禦部署，並相機增援二十四師教導團對新營房南端敵軍之攻擊任務。」
我接到這個以總指揮賀龍、副總指揮葉挺署名發出的命令後，立即與二十四師教導團團長洽商連絡計劃。並於零時三十分，秘密的完成了一切準備工作。秋初的深夜，晚風吹在身上有無限的凉意，我們爲這一緊急任務所激動，熱情像火一般的燃燒，個個磨拳擦掌。準備迎接這一塲殘酷的厮殺。
我們駐地附近，駐有國軍王均師的一個營，這一個營，就是我們奉命圍攻將之繳械的對象。我們雖同駐在新營房兵舍，但各由不同大門進出，大門的方向，一個在南一個在北，操場中間隔了一道短牆；新營房的地區很大，每座兵房都有足够集合的廣塲。因此，我們與敵軍的距離相隔只有一百公尺，而且有這一道短牆遮住了彼此的視綫。我們在行動時極之謹慎，命令和指示都以耳語傳達；集合時躡手躡脚，不准有過大聲响；裝子彈上刺刀也在黑暗中進行。恐怕給國軍發覺而有所準備。
八月一日晨二時，城內城外的槍聲都响起來了。接着，連續的重機關槍，衝鋒叫殺聲，衝破了寧靜的黑夜，激起了軒然的巨浪，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八一」南昌暴動便開始了。
我們農軍所担任的任務：守備新營房及協助二十四師教導團解决新營房敵軍的一個營。
二時三十分左右，負責衝鋒的教導團一營，僅以兩响駁壳手槍，便解决了敵軍的衛兵，很快的就衝進了兵房，由於敵軍營長事前毫無戒備，全營官兵都從夢中驚醒，嚇得驚惶失措。我軍一面控制了敵軍的武器，一面命令敵軍全部官兵到操場中集合，經過搜身檢查，便一批一批的押送着進入我們所駐營房的操塲。被俘的敵軍官兵，垂頭喪氣，满面驚慌，有些驚恐至連衣服的鈕扣都扣不上，在晨風中顫慄，他們的武器像木柴一般一綑綑的由我們的戰士興高彩烈地協助着教導團士兵抬進營房。
這時還不到四點鐘，全面戰鬥尚未結束，不時還有疎疎落落的槍聲傳來，爲了防備敵軍的反攻，我率領的農軍，專負責營房週圍的警戒任務。
天亮之後，市區已無槍聲，我們這一個戰鬥單位所派出的人員，很快便和「總指揮部」（設於江西大旅店）及參謀團取得連絡。他們接到報告後，非常高興。因爲在這次南昌暴動的整個戰鬥中，解决敵人最快，而自己並無傷亡的只有教導團和我們這一個單位。九時左右，郊區的槍聲也聽不到了。駐在南昌城內外的國軍部隊，大部份巳被繳械，一部份則突圍向西北逃竄。「八一」這次南昌暴動便順利成功了。
上午十一時，南昌全市已經解禁，祇是交通要道仍佈有啃崗。我特地到市區去巡靦，整個南昌市面，冷冷清清的像一死城，全市商店住宅都關門閉戶，街上除了少數軍人在巡邏之外看不到一個老百姓。
十二時後，在小街中的幾間小飯館守才敢開門營業。那些餓了一個上午的窮苦市民和苦力，陸續到飯館裏吃飯，他們都顯得很不自然，胆怯的神情溢於形表。也不敢向飯館中的軍人打探消息，更不知道夜來的戰鬥究竟是幹甚麽的。
下午二時左右，挑着疏菜食物的農民，三三兩兩的入市了，這時，總政治部才派出宣傳隊沿街的拍着商店的鋪門，叫商人開門做生意。南昌全市一這才逐漸的復甦過來。
好奇的市民們，來往街上，以欣賞戲劇似的心情，觀看貼满了牆上的紅綠標語；以驚奇的眼光圍觀「中國革命委員會」的安民佈告。
在這次暴動中，有一個好現象，就是從開始以迄終止，都没有乘機刦掠的事情發生。市面秩序，仍很安定，市民除了遭到戰鬥時炮火聲的驚駭外，並没有其他的任何影响。一夜之間政權的變換，似是一塲戲劇的演出。
「八一」暴動因爲事前極端秘密，没有一個工農民衆預知其事，事後也没有召開過民衆大會，告訴人民這次暴動的意義，以擴大政治宣傳影响。連隊也没有注意到這方面的政治工作，軍隊中的初級軍官和士兵，都不知道這次暴動的目的。至於市民則更不瞭解其中真相了。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當天正式宣佈成立。以譚平山爲主席，張國燾、林祖涵、李立三、周恩來、朱德、張曙時、郭沬若、彭湃、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張發奎①等爲委員，吳玉章爲秘書長。參謀團主任周恩來，劉伯承爲參謀長。內設：黨務委員會：主任張曙時（國民黨）、工農委員會、主任張國燾、財務委員會：主任林祖涵、宣傳委員會：主任惲代英、政治保衛局：局長李立三、總政治部：主任郭沫若。賀龍爲前敵總指揮，葉挺爲副總指揮。並公佈政治主張：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實行土地革命，没收二百畝以上的地主土地。建立鄉村工農政權。鞏固革命陣綫。保證人民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罷工之自由等等。
當「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以下簡稱革委會）的政權名稱及人事公佈後，我覺得，國共既已分家，爲甚麼還要國民黨這塊招牌？没有鮮明的旗幟，何以發動羣衆？
鄧演達等國民黨員，事前既不在場，事後又未徵得他們同意，现竟假借他們名義以作號召，似非革命政府所宜。同時，張發奎和我們已成對立，更不宜强將其人加入，這會給人一種自暴弱點的觀感。這種種疑問和感想非我個人爲然，當時一般同志都有同感。
二、向廣東進軍
參加南昌暴動的軍隊，計有：第四軍第十師师長蔡廷楷、第廿四師師長葉挺（有步兵三團，教導團一團）、廿五師七十三團團長周士第、第二十軍軍長賀龍、轄第一師師長賀敬齋（兩個團）、第二師師長陳志遠（兩個團）、第三師師長周逸羣（一個團），另外新成立的第九軍軍長朱德（人數不足一個團），連同廣東工農軍五百六十人，總共兵力約二萬多人。武器裝備：約有步槍一萬三千枝，重機關槍四十挺（德造及俄造兩種），八一迫擊炮十門。在數量上不算少，但第十師蔡廷楷部不可靠，因爲他是被迫參加的（後來由南昌出發當天，在江西進賢縣就叛變了）。
當時形勢：北面有總指揮張發奎宣佈進剿叛軍，率部沿南潯綫向南昌進逼；西南方面有朱培德軍在吉安、樟樹鎮集中，亦準備向南昌進攻；南京及武漢的國軍亦可很快的加入作戰。似此情形，南昌實不能久據。下一步驟，至堪憂慮。我是中級幹部，無權過問，亦無參加决策會議資格，惟有天天跑去找彭湃、贺昌（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常委）、惲代英等查詢消息，據他們說：賀龍及一部份同志主張集中兵力攻樟樹鎮、吉安，消滅朱培德軍，再向湘東前進與毛澤東、余洒度（湖南工農武裝領導人）會合，佔領湖南爲根據地。但周恩來、彭湃、譚平山等却極力主張佔據廣東東江、潮州，伺機進取廣州；因該地區既有極好的民衆基礎，又有汕頭海口，可取得蘇聯的接濟。現已决定向廣東進軍了。
我又問他們：國共分家後，在武漢時期，黨不是要與張發奎合作打回廣東去嗎？而張發奎將軍在汪精衛宣佈國共和平分家後，不但不將我們黨內的同志「清除」，反而收容被國民黨驅逐出來的黨員同志，他這種做法，顯然有誠意和我們合作，黨爲甚麽不積極爭取他，反而煽動他的部隊造他的反？這不是孤立自己，多樹敵人嗎？然而他們給我的答覆，祇是長吁一嘆，說道：「事成過去，不必再提了。」
我想起在武漠時流行的那一段傳說：「蔣介石屠殺共產黨，朱培德遣送共產黨，張發奎收容共產黨。」現在看到對共產黨最好的張發奎將軍，竟首先蒙受其害。不禁令人唏嘘嘆惜！
八月二日，我們奉命在工農軍內遴選五十名比較優秀的青年官兵，另行分配工作，其餘縮編爲教導團第二營。派張駿爲營長（張是黄埔軍校學生），我改任本營政治指導員。這種變動，對我來說絕無問題，但官兵的情緒又受到一次打擊。他們認爲中共負責人不信任我們，只信任黄埔學生，尤其是有六位未分配工作的官佐，他們携着一枝步槍，仍跟隨着營部行動，常常口出怨言：「革命？原來是革自己的命！」我化了很多時間向他們解釋和開導，將這六個無職的官佐分配到徵發隊②工作，才將這種怨忿的情緒安定下來。
八月五日，我們奉命出發，開始向廣東進軍，次日到達撫州（臨川）。休息了一天，我們這個剛改編的營隊，又奉命再改編爲第二十軍第三師第六團第三營（第六團團長是黄埔生傅維鈺）。我們這個營自南昌出發以來，一直都随着革命委員會行動，担任警衛工作。現在竟改編於二十軍部隊之下，二十軍軍紀敗壞，它先我們出發，沿途放冷槍、拉伕、捉牲口，鬧得民衆雞犬不寧，紛紛逃避。自命是革命軍的二十軍竟如軍閥部隊一般，令人冷齒。而我們現在歸它統轄，人人心內都不以爲然。我們途經宜黄到廣昌，駐紮一天，武漢政府所發出的國庫券又不通用，士氣更爲低落。隨之改發銀洋，軍隊紀律才可維持，士氣纔較爲振奮一點。
由廣昌出發前，本營張營長病倒了，因瑞金方面已獲敵蹤，要隨時準備作戰，師長便令張營長随軍醫院醫治，命我代理他的營長之職，連指導員卓慶堅（廣東大埔人，廣州中山大學生）則代理營指導員職務。八月十四日由廣昌出發的行軍部署，分左右兩個縱隊向瑞金前進；左縱隊：賀龍的二十軍及革命委員會各機關，經石城向瑞金前進。右縱隊：葉挺的十一軍，經寧都向瑞金前進。我營仍隨革命委員會行進，是晚到達良田附近宿營。十五日到達石城宿營，十六日午後五時到達隆崗墟宿營。隆崗墟是一個小墟塲，商店及民居不多，本營駐在隆崗墟南端一個疎落的松山上。官兵均船露營裝備，幸逢天氣晴朗，以雨衣油布鋪在地上，枕着小包袱休息，下午七時，剛食過晚飯，奉到團部轉來總指揮部的命令：
（1）據報壬田市（瑞金北三十華里）有國軍第三師錢大鈞部步兵一團，其前哨營在周家排向我方警戒。
（2）本軍以殲滅該敵而到達瑞金集中爲目的，决照既定行軍路綫向瑞金前進。
（3）該營（指我營）歸朱軍長指揮爲前衛，於明日拂曉向周家排、壬田市搜索前進。
（4）二十軍爲本隊，在前衛後跟進。
我接到命令之後，和劉副營長（湖南平江人，黄埔生）、指導員卓慶堅，研究明天備戰行軍計劃，因爲我們這個營，過去未參加過戰鬥；三個連長中，以黄埔軍校出身的第九連唐連長，有作戰經驗，當即决定以該連爲尖兵連，郎召集各連長河指導員到我們這個露天營部來接受命令。當時天已入夜，月亮尚未出來，初秋的天氣，在江西的山區裹，晚上已有凉意，我們在松樹下擺出五萬份之一的地圖，九個人圍坐在地圖的四週，将一支風燈掛在松樹的枝桠上，燈光雖然微弱，幸有天上的星光增加了光綫，尚可看清地圖，我說明了敵情，沿途地形，本營任務，並計算：由隆崗墟到周家排的路程是二十五里，周家排到壬田市五里，隨即口授給各連的行軍命令：
（1）第九連爲尖兵連。
（2）其餘按營部、第八連、第七連之次序行進。
（3）各連明天四時三十分早餐完畢，五時在隆崗墟南端路側場地集合，候命出發。
（4）各連長回連後，須即督飭官兵檢查槍彈，完成一切行軍作戰之準備。
（5）出發前之集合，由本營值日之第七連王連長指揮。命令下達後，即由各連長複述命令。接着由卓指導員對各連長、指導員，說明三點注意事項：（A）我們的士兵全是農軍，没有作戰經驗。但是這次任務是我們農軍表現革命精神的機會，各指導員回去後，須立即對全體官兵說明這一意義，在政治工作上完成精神準備及勝利保證。（B）我營是担任行軍前衛，行軍要快，搜索敵情要快，戰鬥動作要快，方不延阻後續大軍的行動。（C）動員全體黨員同志，要求他們在行軍作戰時起領導作用。
第九連指導員卓慶堅的話說完後，各連長和指導員便急急回連，進行他們的準備工作。那時皎潔的明月，已從東方的山上升起，照澈大地，月光、樹影，景物怡人，清風徐來，令人心曠神怡。我和劉副營長，立在小山頂上欣賞了一番良夜美景，但因我們這個營担任初次前衛作戰，心情頗感緊張，兩人無意多躭擱時間，很快便回營就寢休息。
十七日晨五時，月亮仍掛在天空，本營已集合完畢，凉風習習，精神倍感爽快。我即下達口述命令如下：
（1）敵情如昨晚所示。
（2）本營奉命爲前衛。
行軍部署：第九連爲尖兵連，向周家排、壬田市搜索前進。
其餘爲本隊，按營部、第八連、第七連之次序在尖兵連後二百碼跟進。
（3）本營大小行李由陳副官率領，隨革命委員會之行李跟進。
（4）行軍時，我及指導員在尖兵連，副營長在營部率領前衛本隊跟進。
接着，唐連長又下達以下口述命令：
（1）牽營長命，本連爲尖兵連。
（2）第一排爲搜索排，即向周家排、壬田市搜索前進。
此時朱德已來到我的集合地，我立即口令「立正」，轉身向他致敬，並向他報告了本營官兵人數（三百五十人），隨即請他訓話。
他對全體官兵說：今天可能有仗打，你們怕不怕？官兵一致回答：不怕。他接着說：你們高興不高興？官兵也一致回答：高興。聲震山谷。他說：好得很！時間已到，立即出發。
尖兵連長已率搜索排先行出發了。
我向他敬禮後，也立即率尖兵連出發。
上午九時到達胡坡休息，并進自帶乾粮作午餐。唐連長報告：據由壬田來人稱：壬田市、周家排均有國軍，但没有防禦工事。我據報後判斷敵軍無固守壬田决心，乃將情况以書面報告朱德。
胡坡接近周家排的山脚，休息十五分鐘後，即下令繼續前進，但走了不到兩里路，搜索隊停止了，我即上前到搜索排，觀察敵情，那時唐連長已派一、兩個便衣偵探組（每組三人）向前方搜索，我候了十五分鐘，仍不見報告，乃對唐連長說：你帶着部隊在此，以一班人佔領右側高地，注意前方情况，我帶着我的傳達鄧松前往右前方之小高地偵察。我把軍服脫下（內是便衣），卓指導員也要跟着去，他和傳達兵亦除去軍服，一同出發，前進了約三百碼，尚不見本營偵探（他們沿兩翼山上搜索，忽視了大路），正感驚奇的時候，突然被埋伏在路邊的國軍一排包圍，刺刀已指着我們的身上，無法抵抗，我們三人當堂被俘，押解到周家排敵軍的前哨營部（約一里左右）。我清晰的記得，敵軍的營部駐在一個山坡下的小廟內，廟後是個小樹林。我們剛被押到廟門前時，我方的搜索隊已和這個營的前哨部隊發生接觸，槍聲連續的傳到我們耳鼓裹。
從廟裹跑出來的國軍營長，聽完了押解我們三個俘虜的排長報告後，怒容满臉，圆瞪雙眼，用手向我們三個俘虜一指，對他的排長說：「將他們拖到後面通通槍斃！」
「是！」那個排長答應一聲。立即指揮着一個班長和幾個士兵，將我們三人推向廟後去。
那時候，我的血在沸騰！心在急跳，神經已有點麻木，但有一種求生的最後的感嘆，不自覺的衝口而出說了一句話：
「唉！想唔到我呢條命今日死响呢處！」
我說的是濃厚的家鄉口音——廣東話。
那個營長聽到我說的是廣東話，忙叫道：「把那個高佬拖回來！」
這一來，我的生命便從死神的魔掌中，逃出來了。兩個士兵將我推了回來，但我的指導員和傳達兵仍給他們推往廟後。
我被押同敵軍營部，那營長大剌剌地坐在一張木椅上，親自用廣東話問：「你係邊處人？做乜嘢職務，爲乜嘢做共產黨？」
我聽到他說話是廣東南路人的口音，想到他爲什麼要將我拖回來。靈機一動，便編了一套謊言說：「官長！我係韶關人。响教導師當特務長。呢次聽說部隊要返廣東，就跟住行。我唔係共產黨，共產黨係乜嘢我都唔知道。今日佢地要我到前面來睇情形，就俾你地部隊捉住。爲乜嘢事要將我槍斃？我自己都唔知！」
我說的話用正廣東口音，態度裝得誠實天真的樣子。那營長果然被我瞞過，吩咐士兵將我鬆了綁。就在這時，猛聽得廟後邊傳來幾聲槍响，我的指導員和傳達兵給槍斃了！正是生死殊途，心裏有說不出的辛酸！
那營長親切地對我說：「我姓張，是南路人，曾駐過韶關。我的太太也是韶關人，你既然要返去，就跟住我地行啦！」
就在他說話的時候，戰鬥槍聲已越來越激烈，且越來越近，前綫的戰鬥顯然是國軍失利。接着該營傳達兵倉惶的跑回營部報告，共軍已突破了前哨陣地。張營長從衣袋裹拿了三塊銀元給我，叫我隨同營部的行李和伙伕先行退往壬田市。他要立即到前方指揮，我如獲大赦，內心有無限的喜悅！但外表上仍力持鎮靜，離開了那個「生死塲」。
由周家排至壬田市，沿途都是山地，林深草密。行李和伙食担的行列由一位副官率領。他們對我并不十分注意。在行進中，我心裏正盤算着逃脫的辦法，沿途密察地形，走了不到三十碼，轉了個彎，路的左方一片陡坡，有百尺以上深的山坑。我於是選擇了一處有草叢的地方，就地一滾，滑落山坑，迅即躲入草叢中匐伏着；押行李的副官胡亂的向山坑放了兩槍，便匆匆的帶着行列走了。
我從草叢中看到他們的行列，走過山坳，便站起身來。衣服被荆棘割爛了，手脚和面部也受剌傷。忘記了痛楚與疲勞，辨明了方向，沿着山坑跑回自己的部隊。
同志們見我生還，非常高興。朱德正在前衛指揮，激動地握住我的手，好半天才說：「龔同志！你真有本領！據搜索排的報告，他們在山上見你和兩個同志被敵軍俘虜。我們都以爲你已犧牲了！」
我簡畧的將我脫險的經過告訴他，即繼續指揮部隊作戰，朱德命我營從右側山地向敵軍左側攻擊，經過兩小時的戰鬥，我的前衛部隊配合本隊的二十軍的一部，以强大的壓力佔領了壬田市，消滅敵軍兩營以上的兵力。嗣後，第二十軍的一個師，連續追擊向瑞金潰退的敵軍。本營奉命在壬田市宿營，當天晚上歸還建制。這次戰鬥，本營損失了兩枝駁壳，犧牲一官一兵。傷士兵六人，繳獲了敵方四十八枝步槍，一枝駁壳手槍。
第二天，張營長已病愈回營，我依舊回復到政治指導員的崗位，繼續向瑞金前進。是日，到達瑞金宿營，我們積極準備接受新的任務。
①全體委員之中實際只有國民黨員張曙時一人。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張發奎等國民黨人，中共未徵求他們同意，假借名義，以爲號召。張發奎且已成爲對立者。
②徵發隊：隸屬於政治部，行軍時担任徵集粮食供應部隊工作。
三、從進攻會昌到汕頭巷戰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我大軍雲集瑞金附近，下午八時我與張營長同到本團團部接受命令，傅維鈺團長對我們說明敵情及我軍作戰計劃，要點如下：
一、敵情：
A、會昌（瑞金南九十華里）有敵軍錢大鈞全部，其中一個團駐於武陽圍對我方警戒，主力集結在會昌城附近，會昌北五里之五里排山地，構築有野戰工事。
B、筠門嶺（會昌南九十華里）有廣西軍黄紹雄一個師。
C、會昌之東、西、北三面無敵軍。
二、本軍作戰計劃：以迅速殲滅會昌敵軍爲目的。進攻部署如下：
A、十一軍廿四師爲右縱隊，副總指揮葉挺指揮，明（十九）日由現駐地出發，經西江市、大西壩渡過會昌河，向會昌縣城西南面攻擊。
B、第二十軍第三師（五六兩團）及教導團由第三師師長周逸羣指揮，明（十九）日由現駐地出發，以第五團首先驅逐武陽圍敵軍警戒部隊，佔領武陽圍，謝坊之綫宿營，準備廿日拂曉向會昌五里排敵軍陣地進攻。
C、第二十軍一、二兩軍爲總預備隊，由總指揮賀龍直接指揮。
三、本團任務：
本團明（十九）日上午五時出發，隨第五團跟進，於第五團驅逐武陽圍之敵軍後，進佔謝坊宿營，并向會昌方面警戒。本團行軍時按團部第三營、第二營、第一營之次序行進。
我們接受了命令，研究了會昌縣城附近地形後，即携帶筆記命令及會昌附近五萬份一的地圖，於晚上十時间到營部，立即命令各連，準備明晨六時集合出發。
十九日下午三時，本師第五團已將武陽圍敵軍驅逐向會昌退却，本營隨團部進駐謝坊。當晚奉命於明（廿）日上午一時出發，本營爲前衛向會昌搜索前進，於到達距會昌約八里之小山崗下，距五里排約一千五百碼，以一個連佔領小山崗，掩護本團集結，團長到達後，即决定攻擊部署如下：
第三營（本營）向五里排塔山進攻，佔領塔山後，固守待命。
第二營沿通會昌大路前進，攻擊五里排塔山以西地區。
第一營爲預備隊，暫在現地待命。
我團之左翼有教導團進攻青山東端一帶高地與本團同時併進。
本營奉命後即全部向五里排開進。到達青山脚時已近拂曉，我左翼教導團方面已開始接觸，我營立即展開；張營長率一個連在右，我率兩個連在左，迅速爬山接近敵人，當我們到達青山半小時，敵軍即向我軍射擊，我軍以一個連向敵青山陣地攻擊前進，約三十分鐘的時間已佔領青山一帶高地。
那時天已大明，發現山地連綿，地形複雜，小樹遍山，敵軍主要陣地沿塔山北端一帶高地至東端之最高山地佈防，與我陣地相距約三百碼，當時我左翼教導團已開始在激烈戰鬥中，我與張營長已在青山高地會合，立即集結部隊，以兩連向敵陣地正面（約二百碼）中央突擊，當時因張營長病愈不久，精神欠佳（他在石城染病，至瑞金才歸隊），我請他率一個連在青山掩護，我率領左翼一個連攻擊前進，當我們越過一個約四十碼的窩地時，受敵方側防機槍猛烈掃射，我左翼排有三人受傷，但我們很快的接近敵人陣地，同時張營長亦以步槍火力向敵機槍陣地密集射擊（本營無機槍）掩護我們兩個連向敵衝鋒，至距敵陣地約三十碼時，即以手榴彈投入敵方野戰工事，旋即佔領該陣地，同時迅即向左翼擴張戰勢，敵方重機連被迫退回塔山。八時左右，我們正擬向塔山攻擊（塔山敵陣地與我軍所佔陣地距離約一百五十碼），敵方會昌的增援部隊約一個團向我左翼教導團反攻，張營長立即率領一個連投入戰鬥，向敵方右翼攻擊。當時左翼之教導團被迫退至我們陣地左後方約一千碼的一個山地中，繼續抵抗。敵軍一部繼續向該團攻擊，另一部向我陣地左翼進攻。是時我營陣地已三面受敵，形勢緊急，立即固守原陣地，與敵軍展開劇烈的爭奪戰。
九時四十分，我右脚踝受傷，經包紮後，繼續作戰，十時，我營唐連長陣亡。由上午九時至下午二時，敵我雙方爭奪這個主要陣地，進退凡四次。十一時本團第一營一度加入作戰約兩小時，但當敵軍反攻時即退下。
是時雙方都傷亡慘重，我手下的官兵已不够六十人，且陣地突出，唯有固守待援。
二時後，戰鬥即成膠着狀態。
三時會昌城西南方槍聲大作，我廿四師已開始進攻，我第一師亦已加入正面作戰，五里排敵軍正向後撤退，我營配合第一師猛烈追擊，直追會昌石橋，敵軍傷亡無數，河水爲赤！一部未及撤退的敵軍繳械投降。四時左右，本營已過橋進入會昌城郊，廿四師一部已佔領會昌縣城，主力仍向敵軍進擊。
是役本營官兵三百二十八人參加作戰，當晚集合時，僅剩得官兵八十二人。翌晨返來歸隊士兵五十二人，總計本營傷亡失踪官兵有一百九十四人。繳獲步槍四十餘枝，重機槍二挺；俘虜軍六十餘人。
廿一日，我們奉令調回瑞金休息，我因脚傷不能行動，隨營療治。
在瑞金療傷時，惲代英、賀昌等常來看我，有一天，他們告訴我：廿二日廿四師及二十軍在會昌以南擊潰黄紹雄師，戰鬥激烈，黄師現已潰不成軍，向廣東潯鄔方面退却，我軍已停止追擊，準備調回瑞金集中，擬迂道汀洲、上杭赴潮汕東江。我說：我們爲什麼不趁此時機乘勝追擊，經潯鄔、平遠入梅縣、興寧進佔惠陽，相機乘廣州空虛，進攻廣州？反而迂道汀洲入粵，予敵有充份時間與空間調集兵力，選擇戰塲來迎擊我們，豈不是坐失良機，費時失事嗎？
他們笑道：你的意見已有人提過了，但周恩來等極力反對，他們認爲傷兵太多，運輸困難，且興梅一帶無羣衆基礎，故决定下潮州。進佔海陸豐及沿海一帶地區，然後再相機進取廣州，一則此地區有羣衆基礎，二則從汕頭海口可取得蘇聯援助，所冒風險較少。
我聽了爲之啼笑皆非，深深覺得我們黨中央這一班領導人物，缺乏軍事常識，令人失望。
我們一營在瑞金休息期間，革委會將屬於財政委員會的監護連補充於我營，并改編爲警衛營。
九月八日我們由瑞金出發，次日到達長汀，休息一天後，即分水陸兩路經上杭、峯市入廣東大埔。廿二日佔領潮安，廿四日佔領汕頭。廿四師及教導團（缺一營）向揭陽進發，二十軍由潮安直取豐順。廿五師留駐在三河壩，第九軍及教導團之一個營，則由朱德指揮駐□隍對梅縣方面警戒【析世鑒：□字，左阝部，右爲「留」字。】。
至此，整個潮州地區已在我們控制之下。
我們抵達汕頭後，革委會即将所有直屬部隊整編爲兩個營，連同我們一個營編爲警衛團，担任維護潮汕鐵路，護送由汕頭開赴揭陽之軍用船隻及警衛汕頭市等任務。
廿九日下午一時，革委會高級人員正在汕頭市嘉應州會館開會，我當時正在指揮警衛事宜，突聞市內槍聲卜卜。我立即命警衛部隊加强警戒，做好固守會館的一切措施之後，循槍聲响處跑去，發現敵軍百餘人正向汕頭市公安局進攻，另有百餘人正向嘉應會館前進與我團一連展開激戰，我立即指揮該連向敵軍反攻，敵軍見我方早有戒備，即向海邊退却，此時我另一個連已聞聲趕至，加入作戰，向敵跟踪追擊，敵軍敗退到海岸，迅即登上飛鳶艦駛出海中，該艦亦於四時許徐徐駛離汕頭海港。
是役我方傷亡士兵五人，政治保衛局警衛連死一人，敵方傷亡十餘人，被俘五人。一場意外戰鬥，幸而迅即解决，一班領導人物亦化驚爲喜。
四、潮汕失敗和我的遭遇
廣東李濟琛，得知我軍於擊潰黄組雄師後，不跟踪追擊，繞過福建汀洲、上杭入粤，已判斷我軍有奪取潮汕，進窺廣州的企圖。他命黄紹雄師集中於梅縣、松口監視我軍行動外，並立即調集原駐於西北江的徐景唐旅進駐揭陽縣屬湯坑山岳地帶，構築强固陣地，以監視我潮汕軍動向，另一部即進駐陸豐縣城，部署了對潮汕大包圍的形勢。
我軍葉挺廿四師進驻揭陽城後，偵悉粤軍在湯坑據險固守情况，於三十日開始向粵軍陣地猛攻，連續三晝夜，雖畧有進展，但未能將主陣地攻下，待二十軍用豐順加入作戰時，薛岳新編第一師又加入粤軍作戰。至十月三日戰鬥最烈，卒被粵軍居高臨下反攻而潰敗下來。
三日下午得湯坑戰敗消息，汕頭革委會立即下令向海陸豐撤退，我率領一個營隨同革委會乘輪出海至峽山附近，於拂曉時登陸，行至流砂市已中午二時，休息進餐。是時，由湯坑敗退下來的部隊，亦陸續經過流砂向西南海陸豐方面退却，秩序非常混亂。革委會各首長即在流砂西南端的小教堂聚集，交換意見。下午四時後即陸續跟着向陸豐進發，我率一營掩護他們跟進，但當離開流砂約三里左右，即聞槍聲四起，子彈由前方山地射來，立即率隊跑步前進，見各首長均混集在小村中，譚平山、周恩來、葉挺、彭湃等都聚在一起。我立即跑上去問前方情况及請示行動，葉挺對我說：「前面山地一定是粤軍追擊部隊，企圖截斷我們向海陸豐的前進通路，我現在僅有一個不健全的營，正向山地之敵攻擊，你們來得正好，請即派一部協同攻擊，務必佔領前面大路兩側高地，掩護我們全部通過。我正想率部前進，他們又阻止我，命我親率一個連掩護革委會人員，派兩連增援前方作戰。我當即派劉副營長率領兩個連迅速沿蔗林接近山脚向大路兩翼突擊，並注意與前方廿四師的一個營連絡，佔領兩翼高地後，迅速報告。
時間很快到了黄昏。那時各首長已有一部份由彭湃派當地農民同志引導離開部隊出走，譚平山、張國燾、葉挺、彭湃等亦分別離去。
前面高地已無槍聲，僅右側方面約千碼以外有疏落槍聲向我方射擊。我立即報告周恩來，請他迅速行動，越過前面山坳。
我們慎重沉着地掩護各高級人員通過這危險地區時，所有行李輜重盡皆抛棄，情形非常狼狽。参謀團主任周恩來正在病中，原先他是坐担架的，在戰鬥激烈、情形混亂時，抬担架的民伕竟乘機跑了。祇由他的隨從摻扶着，在小溝中喘息艱難地走着，在深秋的夜裹，海風凄厲，寒氣襲人，他的病更爲加重，發着高熱，不斷呻吟。我們的部隊，在茫茫的田野裹，摸索行進，部隊的建制此時已完全散亂，掉隊的人很多。村莊的碉樓，又時時向我們射擊，有些同志便在黑夜的冷槍中無聲的倒下了。
第二天早晨到達了甲子港，跟隨部隊的高級人員分批陸續由甲子進雇船逃往香港。祇有帶病的周恩來同志隨我們的隊伍繼續進發。
到達另一個小鎮宿營時，周恩來的病已沉重到不能再繼續隨部隊行動，祇好單獨雇船赴香港治療。臨走時他吩咐我：剩下的黨政軍各機關幹部一百多人和二十多個士兵，要我和周其鑑負責率領，開赴陸豐的金廂鎮，將武器交與當地區農會，然後覓船赴香港再行聯絡。
赴金廂途中我們多次改換便衣，將步槍交與地方農會，只携帶駁壳手槍三十餘枝自衛，可恨天不造美，下着傾盆大雨，將我們的衣服都淋濕了。
午後四時抵達何村村外，帶路同志先行入村與當地黨支部書記接洽，不料該村農民百餘人竟蜂湧而來，想强搶我們的手槍和隨身財物。當時我若命令開槍抵抗，勢必發生流血慘劇；但爲自衛計，乃命令所有帶武器的同志集合，並即就地散開，以防萬一；同時揪住那個地方負責同志，叫他着農民退後五十碼，否則造成不幸事件，須由他負完全責任。在這樣應急處置下，各農民才退後數十步。結果送了三枝手槍給當地農會，農民始肯散去。我們見情勢不利，無法逗留，時間雖近黃昏，只得仍冒雨繼續向金廂前進。
傍晚時到達一小村莊，當地黨同志出來和我們接洽，代爲佈置宿營，替我們買米買菜，吃過晚飯，突然發覺連指導員宋華失踪，立即派人四處找尋，原來他被人綑綁在隔鄰的樓上，手槍也被搶去了。我即派隊將他救回，並集中宿營，嚴密戒備，幸而這一晚没有再發生意外。
次日到達金廂，由當地農會同志招待，集中住宿在區農會內。
金廂是海邊一個小鎮，人烟稠密，農會及黨的組織均較健全。但我們這一羣落難的「賀葉軍」，若單獨的散步到僻靜的街道，隨時可被當地農民搶光身上的財物。如果說這一帶是土匪巢穴，但市面秩序又很安靜；如說不是土匪區，却爲什麼我們的同志常被搶刦？連區農會同志也無法保護。
我們就這些問題詢問當地黨負責同志，據說：這樣的搶刦是農民專爲對付我們而來的。因爲謠傳我們每人身上都有手槍，還有很多銀洋，而且百分之九十是外省人。於是，農民們便從你們身上起了「劏肥猪」的念頭，公開搶刦也不以爲耻。事實證明黨對該地區的農民工作做得不够。在這樣的民衆基礎上要想建立革命根據地，那有不失敗的道理。
我們在金廂住了三天，獲悉「第二十軍一、二兩師在陸豐被粤軍繳械，賀龍被俘（後被廣東國軍將領將他釋放逃往香港），師長以下官兵全部投降」。聽到這些俏息，我們再不能久留，只有依照周恩來臨行前的指示，將所有槍械交給區農民協會，雇了兩艘帆船開赴香港。
由金廂乘帆船來到香港，在筲箕灣的海邊登陸，準備在香港與中共人員連絡，設法安頓。我們都衣衫不整，精神疲憊，一望而知是剛從潮汕戰敗逃亡來港的官兵。
上了岸走到太古船塢附近，香港警署的大隊警探便開來了。只有周其鑑一人見勢頭不好，一溜烟搭上電車逃脫；我和其他的一百二十多個同志全部被捕。在維多利亞監獄監禁了三天，堅居很清潔，地上是地板，我們七個人住在一間囚房內，飽經苦楚的我們，雖睡在地板上亦覺得很舒服。每天兩餐囚粮，每餐每人有一大碗白飯，還有足够的豆芽及小鹹魚作菜。
第三天晚上，我們便被港方當局用囚車送上港穗輪船，引渡到廣州。
廣州公安局對這批引渡歸來的逃亡者非常重視，他們認爲其中必定有中共的高級人員在內。那時張發奎軍已入駐廣州，公安局長朱暉日原是張發奎部十一軍的軍長，親自主持審訊，將我們押到公安局裁判庭外的走廊上，一個個加以嚴格的訊問。我心裹暗暗着急：「這次必定凶多吉少。！」想到這裹，生存的信心已經動搖，心裹有點冷冰冰的感覺。想起了家，想起了年老的母親，更加覺得難過。唯一的願望，是能逃過審訊者的偵訊。如果我最後纔輪到審訊，就此較容易應付了。於是我緩緩地從人叢中溜到後面冷僻的角落裹。
由於人數太多，經過的時間太長，朱暉日審訊了一百人左右，便由副局長黄啟光接替審訊。我喜出望外，化名爲林福川，詭稱是教導師的准尉司書。恰好連日勞頓，我的形容枯槁，時值深夜，審訊暴動者也打不起精神，被我瞞過了真實身份，編入從犯之列。而另外有幾位總政治部的同志，在嚴格審訊下，却給查出了身份，全給秘密處决了。我們被監禁了五天，在最後一天的清晨，每人一隻手臂給連貫縛了，在大隊警察押送下，解至觀音山的工兵團，仍然受禁閉。
七天之後，該團團長蕭祖强向我們訓話。我們十個人被撥入第九連當二等列兵。在上操時，該連連長見我術科不錯，馬上升我爲第八班班長。他對我說：「你好好的幹吧。第三排的排長空缺還没有適富人選，你們是鐵軍幹部，我準備向團長報告，保你在最近升爲排長。」
我聽了非常高興，有逃跑的機會了。因爲列兵非經連長批准，不能離開部隊在外行動。
當時廣州中共黨方派人四處打探我的下落。有幾次調查人員找到第九連，查問有没有龔楚這個人，我聽了也不便承認，深恐身份暴露，影响安全。因之，以後的廣州暴動，我便没有參加。
一天早上，輪到我富值日採買班長，在特務長處領了全連士兵的伙食錢，帶了兩個炊事兵到東山買米買菜。東西買好了。我將剩下的幾角錢給炊事兵，讓他們歡天喜地的去喝茶。我趁此時間，一溜烟由東山逃到惠愛西路，走到西門一個表親家中换了便服，拿了五塊錢作路費，乘搭早班的火車北上。於十一月上旬潜返樂昌故鄉。
離開故鄉七個月，村裹無限荒凉。因爲我北上武漢參加革命鬥爭，家裹給樂昌縣長劉應輻搜查了兩次，將我所存下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和先祖遺留下的很多存書全部燒燬了。最可恨的是本鄉武裝土豪，將我家裹搶刦一空；給我家屬以極大的侮辱。甚至連累全村亦遭兩次洗刦，村裹所有農民的耕牛悉被搶去，而且擄人勒索，樂昌縣政府亦置之不理。
那時我的父親和大哥已先後去世，二哥在國民黨湘軍工作，家裹只留下母親和寡嫂，靠磨豆腐維持最窮困的日子。幾個青年朋友，在國民黨清黨的時候被屠殺了，這些青年都無辜被害。土豪劣紳更耀武揚威的在鄉中横行不法。我一次又一次的傾聽親友們這些不幸和辛酸的事，血管幾乎要爆裂，仇恨在高燒。我想，我個人「犯了法」，爲甚麽要迫害到我的親屬，甚至我全村的隣人呢？現時，擺在我們前面只有一條路，便是堅决的向殘酷暴虐的統治階級，和橫行鄉里的封建土豪劣紳進行鬥爭。以鬥爭的手段，來謀取社會制度的改革，和廣大勞苦人民的福利。
我很快便和中共北江特委書記盧克平取得連絡。不久又聞廣州暴動已經失敗，中國革命無疑已進入低潮，正是中共所稱「廣州暴動是這一階段革命退兵的一戰」的時期。短時間內我只得潜伏在北江，晝伏夜出，經常在夜間步行百里往返長□村至韶關犂市【析世鑒：□字，左爲「土」部，右爲「多」字。】，與北江特委盧克平商討黨務的恢復與組織的建立。並將我的行踪報告省委。
從盧克平的談話中，使我約畧明白這幾個月來整個革命形勢。當葉賀軍潮汕失敗後，中共黨軍政首要陸續逃往香港者，有譚平山、張國燾、李立三、惲代英、吳玉章、郭沫若、徐特立、周恩來、賀昌諸氏，這是我已知道的，接着聽說葉挺、賀龍亦先後逃抵香港。當時中共中央黨部已秘密設於上海。這批逃抵香港的中共首要，抵港後與中共廣東省委取得連絡。但香港不是他們久居的地方，他們都陸續回到上海黨中央。而譚平山則因潮汕失敗有責，畏懼處分，仍潜留香港。李立三、惲代英、葉挺三人，則散處在海陸豐地區之葉挺部，正由彭湃收容指揮，以圖再舉，因此暫留香港，協同廣東省委設法連絡指揮。其餘人員均赴上海中央集中。
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瞿秋白（八七緊急會議清算了陳獨秀後即由他繼任）召開了一次潮汕失敗檢討會議，並於十月汁四日「爲葉賀軍的失敗」發出通告。
五、南昌暴動失敗的檢討
南昌暴動是國共分家後，中共一次軍事冒險行動，這次軍事冒險的行動是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所策劃。當時估計中共在國民革命軍中所能控制的軍隊計有：
（一）第四軍第十師第三十團范孟聲一個團，及該師內各級軍官有五十個左右的黨員所
能領導的部隊，總計約有四千人。
（二）第十一軍廿四師葉挺部四個團，及師直屬隊約一萬一千人。
（三）第十一軍廿五師七十三團周士第全團約二千五百人。
（四）第二十軍賀龍部五個團約一萬二千人。
（五）湖北警備團約二千人。
（六）第三軍教導團朱德部約一千人。
（七）廣東農軍六百人。
（八）第二方面軍內有共產黨員的部隊約可動員五千人。
總共預定有兵力約三萬八千餘人。
可是因動員工作欠缺計劃，如湖北警備團趕不上參加，第二方面軍其他幹部亦趕不上，以至實際參加南昌暴動者不足三萬人。
八月五日由南昌出發向廣東前進當天，蔡廷楷叛變，該師的中共黨員和團長范孟聲等三十人被殺，另外有幾十人不知去向，第十師的實力全部喪失了，尚有總兵力約在二萬四千人左右。
這支軍隊，若能善爲運用，特別是能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官兵政治覺悟，以當時廣東的軍事情形，是有奪取廣東爲革命根據地的可能的。可是由於領導階層的負責同志，既不注意政治工作，又缺乏戰畧戰術修養，以至一敗塗地，實非偶然。我親身參加是役，據我分析致敗的原因如下：
（一）關於政治方面的——
1. 南昌暴動後，仍掛着國民革命軍的旗幟，使士兵意識模糊，民衆亦不明真象。
2. 部隊政治工作，没有積極開展，士氣不振，且有逃亡現象，猶以朱德的第九軍，逃亡迨盡，賀龍的官兵則全無革命意識，亦多逃亡。
3 .没有發動民衆，致不能得到廣大羣衆的擁護和參加，那時的羣衆工作做得還不及北伐初期。
4. 黨的組織極不健全，黨員在官兵或羣衆中，没有起核心領導作用，在緊急關頭時有不少官兵不肯奮鬥，自求活命。如：第二十軍兩個師在湯坑作戰不力，在陸豐未經戰鬥便全部投降；十四師及廿五師之一部份非黨員中上級軍官亦有自動投降……等事件。
（二）戰畧方面：
1. 在會昌作戰，擊敗錢大鈞、黄紹雄兩師後，應即跟蹤追擊，消滅該師，即直下龍川、河源、博羅，乘張發奎未抵廣州之前，及廣東國軍不及集中之際，進攻廣州，成功的公算極大，即萬一失利，亦可退入惠州海陸豐進行游擊戰，這是當時最上之策。
可是當時所取戰畧竟不向敵軍追擊，反而迂道福建汀州，出韓江、佔潮州、汕頭，遷延
時日，使敗軍有從容整頓的時間，粤軍有從遠地調集兵力向潮汕進攻的空間，實是失策。
2. 湯坑作戰不集中兵力與敵决戰，而將能戰的廿五師於三河壩担任警戒。廿軍駐在豐順其位置正在湯坑粵軍陣地之左側背；若能同時配合揭陽葉挺之廿四師，向湯坑粤軍陣地進攻，必能將其殲滅；當時僅以廿四師單獨作戰（參戰官兵只有五千人），待至廿四師傷亡慘重後，廿軍才加入作戰，致使粤軍有時間和力量擊敗廿軍，終至整個崩潰。
（三）戰術方面：
據我以後和當時粵軍參加是役的旅長徐景唐將軍談論戰鬥經過稱：當時粵軍在湯坑以北山地，部署了三個據點，構築了簡單工事，開始是我（徐將軍）旅駐守。
葉挺部只向正面猛烈的突擊衝鋒，曾攻佔了兩個陣地據點，因傷亡慘重，得不償失，最後連一個據點都未能攻下，倘葉挺軍能從右側或左側背攻擊，粵軍早已失敗無疑。
後來賀龍軍由豐順向粵軍陣地左側背進攻時，薛岳之新編第二師已增援作戰，賀龍部不堪一擊，即潰退下去。
根據上述的作戰情形，可知當時的戰場指揮官，只知硬拚，不知運用戰術。因爲進攻敵軍陣地，以一翼包圍，或兩翼包圍，攻敵側背，爲戰術運用的先决原則；中央突破是受地形限制及任務限制的不得已之舉；豈有敵之側背可攻而不攻，反而採用中央突破戰術之理？
（四）兵力方面：
湯坑作戰的國軍兵力有二萬人以上．葉賀軍因兵力分散，參加是役兵力：葉挺廿四師約五千人，賀龍五個團約六千人，合共兵力約一萬一千人，敵我兵力對比，國軍比我方要多一倍。
根據上述情形，葉賀軍失敗，並非偶然。但當時中共的高級政治人才不少，軍事人才又有以「諸葛亮」見稱的劉伯誠，及素以勇敢善戰出名的葉挺，中上級幹部又有不少能戰之士，爲甚麽犯上了那麽多的政治和軍事上的錯誤？這是很可惜的，又是所不解的。唯一可想像的原因就是：周恩來以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及革命委員會參謀團主席的地位，把持决策，致貽誤戎機。
■ ■ ■ 【以上内容完】 ■ ■ ■
以上《北上武漢與兵敗潮汕——南昌暴動前後的經歷》，標題爲HGC所擬，是以《明报月刊》1971年6月號至1972年8月號連載之龔楚回忆录《參加中共武裝鬥爭紀實》中《第二編 寧漢分裂至國共分家》全部内容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首發【析世鑒】。
《參加中共武裝鬥爭紀實》，即後來由明报月刊社結集出版之《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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