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抱真 新中国合肥首任市长
浏览次数:904 信息来源:淮南日报 作者:梁立文 发布时间:2021-04-09 08:28 字体:[大 中 小]
他,一个有着特殊人生经历的传奇人物,在风云变幻、政局动荡的近代中国,从寿县一个贫苦家庭的儿子到参加革命的一员,从一名旧军人到爱国义士,从国民党抗日将领再到新中国合肥首任市长,最终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名字叫郑抱真,他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不朽传奇。
抗日锄奸 炸死日酋
1897年3月6日,郑抱真出生于安徽省寿县一贫苦农民家庭。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年幼时父母去世,便跟随大哥郑绍成为人帮工谋生。17岁时进吴山庙学堂读书,后因家庭困难辍学。贫困的生活,艰苦的童年,使逆境中成长的他,磨练出嫉恶如仇、正直勇敢的刚强性格。
1924年,郑抱真跟随大哥郑绍成投身革命,加入淮上军并担任二团二营副官,参加了凤台县丁集举行的淮上军第三次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与大哥郑绍成随即加入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任少校副官兼兵站主任。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冯玉祥响应蒋介石“清党”号召,驱逐部队中的共产党员,西北军被改编为“国军”。作为一名出生穷苦人家的爱国青年,亲眼目睹了蒋介石实行专制统治,大肆残害共产党人,他下决心“不当蒋家兵”并愤然退出国民党军队。随后,大哥郑绍成带着他一同赴上海加入了昔日拜把兄弟王亚樵的抗日锄奸反蒋组织——“斧头帮”。由于郑抱真机敏精干,才智过人,很快就成为王亚樵集团中的核心智囊人物。作为“铁血抗日锄奸团”(斧头帮)“四大金刚”之首的郑抱真,主要负责行动的组织、筹划和武器配送等。
在开展抗日锄奸活动的同时,郑抱真还积极与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李克农等频繁联系,说服王亚樵从钱财物各个方面支持上海地下党的工作。李克农代表上海地下党组织认为:“斧头帮”不同于一般的帮会,从你们的行为可以看出其拳拳爱国之心,你们不仅嫉恶如仇、锄奸济贫,而且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你们与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集团势不两立,却从未给共产党制造过麻烦,应该成为中共的团结对象,共产党的大门是随时为你们打开的。
1931年6月,郑抱真配合王亚樵精心策划并组织实施了在庐山刺杀蒋介石,结果未能如愿。蒋介石恼羞成怒,悬赏50万大洋要郑抱真的人头,悬赏100万大洋要王亚樵的人头。
1931年7月23日,郑抱真参与策划了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的案中案。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王亚樵、郑抱真召集部下千余人协助十九路军与入侵上海的日军英勇作战。
1932年4月29日,侵沪日军利用庆祝昭和天皇生日的机会,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白川大将傲慢地率领20多名日伪高级官员绕场一周后登上检阅台,并大肆吹捧天皇陛下的圣明,无耻歌颂日军侵略上海以来的功绩。就在白川大将讲话即将结束之际,事先安放在热水瓶中特制的定时炸弹爆炸了。随着爆炸声的巨响,讲台猛塌,白川大将被炸成重伤,奄奄一息。站在白川大将身边的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一条腿被炸,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中将被一块弹片击中右眼眼球从眼眶中流出,师团长植田中将的左脚被弹片削掉4个脚趾头,日本驻沪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人被炸出台阶七窍流血而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虹口公园爆炸事件”。事前,王亚樵、郑抱真联合朝鲜志士安昌浩做了精心策划,郑抱真找人秘密赶制了体积小、威力大的白金外壳定时炸弹,亲手交给朝鲜志士放置在热水瓶内。这次爆炸,共炸死、炸伤包括侵华日军最高司令长官白川义则在内的13名日伪重要人物,使侵华日军高层受到了沉痛打击。不仅震惊世界,也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个大事件。
创建抗战时期的“小莫斯科”
1936年10月20日晚,王亚樵在广西被戴笠谋杀以后,郑抱真一方面躲避着军统的追杀,一方面思索着如何继续与日寇、汉奸开展斗争。
七七事变后,中国的全民抗战爆发了。郑抱真怀着极大的抗战热情,只身回到安徽寿县家乡,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组建了一支1000多人的抗日武装——皖北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二支队并担任司令。支队组建前后,郑抱真一直与中共寿六霍中心县委书记黄岩等保持密切联系,在与敌作战中相互交换情报,积极与共产党合作,共同联合抗日。
1938年10月, 郑抱真毅然决定率部参加新四军,随即被任命为新四军淮南抗日游击纵队纵队长。1940年1月,经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兼政委戴季英、淮南抗日联中校长裴济华三人介绍,郑抱真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怀抱真理救中国”的夙愿。
1940年6月,郑抱真被任命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副司令员。皖南事变后,郑抱真被任命为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司令员。他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带领部队战斗在最前线,采取阻击战、守备战、游击战、袭击战,配合主力部队向敌人据点、交通线及其后方机关发动袭击,为反扫荡的胜利和阻止日伪军队的进攻,巩固和扩大淮南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2月,郑抱真担任淮南抗日根据地津浦路西专员。作为司令员和专员,他领导的大生产运动使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空前发展。特别是根据地领导机关的所在地藕塘,市面上行人熙熙攘攘,商品琳琅满目,抗日军民高兴地称其为“小莫斯科”。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郑抱真改任华中第四行政区专员、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等职。1946年10月以后的国共内战期间,敌我力量悬殊非常大,为保存实力,他奉命率队一路北撤,从津浦路西到苏北,经山东直抵东北通化,一路风尘仆仆,历经艰辛万苦,带领根据地的各级干部、职工和家属一万多人胜利完成了大转移任务,为保存大批党的干部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北撤期间,郑抱真先后担任华中分局驻鲁办事处副主任、政委,华东分局驻通化办事处主任、党委书记。
1948年9月,组织上安排郑抱真由东北返回临沂休整。
新中国合肥首任市长
1949年1月21日合肥解放,组织上任命黄岩任中共合肥市委首任书记、郑抱真任合肥市首任市长。
此时,正在山东临沂修整的黄岩和郑抱真等人奉命日夜兼程,计划于2月1日合肥市委、市政府正式成立之前赶到合肥。当他们乘坐的那辆旧汽车经过定远县严家桥时,不幸连人带车翻下河去。郑抱真、陈登科等二、三十人均不同程度地受了伤。随行人员见郑抱真眼镜跌失、满脸是血、多处受伤,都劝他先就地养好伤再去合肥。但他一心惦记着合肥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一心想着市政府应尽快开展工作,谢绝了同志们的好意,带着满身伤痛急速赶往合肥。
刚解放时的合肥百业凋零,萧条不堪。郑抱真一方面领导群众生产自救、发放救济粮,一方面整顿社会治安、安定民心,同时还以很大的精力组织民工和物资支援大军渡江。
当时处于军管状态的合肥很不平静,国民党飞机经常来侦察、轰炸,城外也有敌人的散兵游勇搞破坏、打冷枪。担任市长的郑抱真,总是一听说哪里有危险,就不顾一切地冲向哪里。有一次,铁路合肥至水家湖段发生了一次重大事故,一节装载废旧军火弹药的车厢爆炸燃烧,情况非常危急。郑抱真接到报告后,冒着生命危险,立即赶到现场,指挥抢险。他派人找到一位机务段的火车司机,又调来火车头,及时拉走了尚未出事的其余车辆,迅速排除了可能再次发生事故的重大隐患,确保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事后老百姓说,要不是像郑市长这样的一群共产党干部及时赶到及时处理,还不知道事故和损失会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他有着与国民党军统特务多年的斗争经验,所以在合肥解放初期,他带着他的几个警卫员,兵不血刃地端掉了隐蔽在合肥的一个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这个特务组织是由国民党少将组长、上尉报务员等4人组成的潜伏组,暗设在合肥德胜门附近南园某住宅内。破获该特务组织的同时,还当场缴获了美制袖珍电台一部、干电池一大箱、密码一本。抓捕行动的成功,使国民党失去了重要情报的来源,为大军渡江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怀
郑抱真参加革命特别是入党以后,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化,对职务的变动和自己的穿着、饮食、住房等都无过高要求,总是随遇而安。
新中国成立以后,郑抱真时刻牢记毛泽东主席“两个务必”的教导,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他当官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善于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
不做特殊党员干部。他在担任淮南抗日根据地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司令员和专员公署专员的时候,按照规定可以吃小灶。但他坚持和官兵一起同吃大锅饭。在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日子里,他作为司令员带头开荒挖地,种辣椒、茄子、冬瓜等蔬菜。他经常早上起来背着粪筐出门,边拾粪边检查大生产情况,即使是寒冷的冬天也坚持如一。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成功开展,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不仅改善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也为新四军和地方武装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
赏罚分明不徇私情。津浦路西专署宣传科的文书郑侠,吴山人,不仅与郑抱真同乡,而且还是晚辈。郑侠在工作上不负责任,还贪污腐化,屡教不改。为此,郑抱真1945年6月4日签署通令,知照津浦路西地区各级政府,决定撤销郑侠职务,准予在根据地内为普通居民。
郑侠的处理结果震动了整个津浦路西地区,大家对郑抱真赞不绝口。说他身为党的领导干部不徇私情,秉公办事,还发通令、登报纸,把事情处理得这么彻底,真的是难能可贵。可以说,他为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为树立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是一位非常称职的政府主官,是全心全意为路西人民服务的公仆。
靠前指挥抗洪救灾。1950年六、七月间,安徽遇到了大洪灾,他作为皖北行署负责常务工作的副主任和抗洪救灾的指挥长,多次带着工作人员深入受灾严重的皖北各地市,看水情、查灾情,了解群众受灾、缺粮的具体情况,与灾区干部群众商讨抗洪抢险和生产自救措施。他没有官架子,不搞特殊化,和大家一起吃住在船上,不顾炎热酷暑、蚊虫叮咬和身体疲劳,忘我工作,直到抗洪救灾圆满结束。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优良作风和高尚品质。
顾全大局不计名利。郑抱真是一个胸怀坦荡、淡泊名利的党的高级干部。1949年4月,经毛泽东主席签署,任命郑抱真为皖北行署副主任(副省级),负责皖北行署的常务工作。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皖南、皖北行署合并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由于省级干部职数限制,加之还要安排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任职,所以,郑抱真被任命为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他顾全大局,毫不计较名利和地位,自觉服从党的决定和革命工作的需要,愉快地服从,不讲价钱。在主持省政府机关日常事物期间,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井井有条。与他相识多年的省委副书记李世农这样评价他:“组织让他干啥就干啥,从不讲价钱,放到哪里都让人放心,都踏踏实实地干工作,是个好干部。”
忘我工作英年早逝。郑抱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期战斗,生活在极端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新中国成立后又一直在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勤勤恳恳、呕心沥血地为党工作。早在1953年下半年,身高一米八几魁梧身材的郑抱真日渐消瘦,体力减退,别人劝他到医院检查一下,找医生看一看,他说:“近来工作任务重,只是觉得食道咽食有些困难,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他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一心扑在工作上,后经医院检查确诊为食道癌并到了晚期,虽经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54年12月12日凌晨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年仅57岁。当年,主祭人、时任安徽省副省长的张恺帆同志在郑抱真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说,“郑抱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对于我们党和安徽人民,确实是一个大损失”。“我们必须学习抱真同志的优良品质和优良作风,更好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
足矣安息的是老者,留在人间的是传奇。(特约撰稿 梁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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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吴非但不能禁止,而且应给以保护。 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 2月1日,工人代表们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进入普乐园会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秘书李震瀛登上讲台,高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为抗议吴佩孚的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进行全路总同盟罢工,李震瀛、杨德甫等主要领导人在江岸指挥全局;高斌、姜海士、刘文松在郑州,吴汝铭、史文彬、洪尹福在长辛店,林祥谦、罗海城、曾玉良在江岸执行总工会的命令。信阳负责的是分工会委员长胡传道和副委员长、共产党员徐宽, 新乡负责人是分工会委员长杜石卿,彰德负责人是分工会会长、共产党员戴清屏。2月4日,总工会一声令下,京汉线全路开始了大罢工。 京汉铁路上的技术工人大多属于外来人口。 杨德甫是湖北帮帮首,曾到日本留学,因工龄长、手艺好、徒弟多而享有较高威望。林祥谦则是福建帮首领。 https:// acftu.org/wjzl/gysl/gysy 最早到达江岸车站的铁路工人中有一批是来自福建马尾造船厂的,在他们的介绍下,京汉铁路的福建籍工人逐渐增多,并形成了福建帮。福建帮帮首林祥谦就曾在马尾船厂当钳工,后通过在京汉路工作的妹夫周连城和几位同乡的介绍,林祥谦及其父亲、弟弟先后来到京汉铁路工作……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张国焘、邓培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列宁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99页。) 这次大会及列宁与中国代表的谈话对中共从事铁路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在工运工作中也逐渐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只有铁路工人、海员、矿工为三个有力的分子”,进而提出组建全国铁路总工会,组织铁路工、矿工、海员三个产业的三角同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1922年直奉战争结束后,中共利用吴佩孚“保护劳工”的政治主张,通过交通部向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派遣了六名密查员,作为中共在各路开展工运工作的特派员,主要目的是发动各路群众,建立工会组织。张国焘甚至认为,中共是以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起家的。 ,约占全国罢工人数的1/7以上,受到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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