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 广州暴动的经过及广州共产青年团在暴动中的工作【1927年12月29日
◆ 彰往察來 • 顧後瞻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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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往察來 • 顧後瞻前 ◆
陆定一同志向共青团中央报告:
广州暴动的经过及广州共产青年团在暴动中的工作
【1927年12月29日】
〔青年团〕中央:
到来〔香港〕多日了。关于广州暴动,直到这次中共省委全体会开会之后,才能详细报告。
这次中共省委全体会,自我批评的精神表现得非常充分,工人阶级先锋队显示了自己的忠诚与伟大!
A 现在先谈广州暴动
一、暴动的前夜
太雷同志到党中央扩大会时,即已决定广州的大暴动了。当时原定的计划, 是认为广东全省的确到了一个暴动的局面。而且工人阶级及一般劳苦民众在军阀纷争之下,的确已经除暴动外没有出路了!在大暴动计划里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点,在广州必須由工人斗争为发动,号召总罢工,由总罢工化为暴动。第二点,在全省各路,尤其是中路,以及广州近郊,必须竭力注意发动群众,把广州暴动立刻造成一个全省暴动的局面,来完成并保障广州的胜利。
那时广州的工人运动复活起来了,伟大的示威运动,以及零碎的经济斗争, 是在不断的暴发。但是新军阀方面的压迫也日益加紧,最后竟解散“省港罢工工人委员会”,这是给广东的党以严重的打击。三千熟练的工人纠察队,以及万余久经战斗的工人也因此大半不能参加这一次的暴动。广州的党和团,工作限于罢工工人及已有力量的工会,有几个工会就做几个工会的工作,不谋扩大,不想把工作深入其它工会以及反动工会中去。这些群众,在这次暴动之中,一部分帮着军阀(如广州暴动中机器工会千人,参加反动军队,助军阀反攻),但大部分是表現得很好的。
时机到了,粤桂之争起,第二方面军大部调往西江,广州仅留很少的反动军队;李福林部是在河南,人数甚少,而且素来不能战斗。广州市内仅有第三师一个团。薛岳一团(皆新兵)、炮兵团、教导团等。教导团是叶剑英同志领导的共十一连半,只消在团内解决少数反动分子,就可以完全做我们的武力。我们自己的枪支只有二十多桿,炸弹一百五十。省港罢工工人武装较多,但在暴动前被破获机关,失枪枝万余,只剩几十了。
军事上现在的确到了个【暴】动的时机了,同时已经有消息说反动军队要解决教导团。我们以前已经损失了省港罢工工人及纠察队,若是教导团让他解决,那未【末】,将没有发动暴动的能力了。为了争取时机,以及不再损失力量, 所以省委就赶快的决定十二日暴动。
当时的情形是这祥,中共省委对于以前所定计划的两点,实际上是没有办到。第一点关于市郊及外县的农运,虽然暴动的计划早已决定,但因为过去对于此项工作缺少注意,所以虽然派了些人,写了些信,但终是起不上来。这是一个极大的欠缺。第二点关于广州工人应由总罢工而发展成为暴动的一点,因为那时时机非常急迫,总罢工不能等待。并且总罢工必须由零星斗争引起,这种零星斗爭,在反动军队的严重压迫之下,只有失败。经过许多失败之后, 工人中也有些畏缩的心理,他们这种畏缩是对于无武器的罢工斗争之畏缩。所以不知不觉中就以为发动暴动必须以军队为主力,但暴动起来之后,必须发动广大群众才能保持这个胜利。
现在既然认定发动这暴动必须以军事为主力了,所以必须预先提防反动军知道,以致完全失败(因为反动军队究竟比我们多)。所以青年团想在暴动之前(十日)散传单及演讲,也被停止。
当时中共方面,准备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组织革命委员会。太雷专管军事与政治,黄平、周文雍管理工人方面的指挥(因为周文雍是赤卫队总指挥),另以吴毅(市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为秘书,并理党务。因而革命委员会中无工人分子参加,暴动自始至终是革命委员会领导。市委并决定了苏维埃名单,列十五人,皆广州工农兵的领袖。技术上的准备则非常欠缺。苏维埃,红军总指挥部、侦探、交通、宣传队等都是仓卒组成。赤卫队的编制、枪械的发给,政府的布告(以及印刷),粮食之征集与分配,捕杀反革命及没收其财产之组织,各工会的负责人工作,都未计划到。甚至苏维埃的大印,到暴动第二天下午才刻好。技术准备的欠缺,对于工作发生严重的影响。
军事的计划,发动时以教导团十一连半分配缴各地敌军之械(第三师之新兵一团、炮兵一团、炮兵团、公安局、观音山、第四军部、广九车站)。铁路工人则攻警署并守卫。西关有薛岳的新兵一团,因无兵可派,不能解决(后来此军即于第二日反攻观音山)。河南李福林的军队,则更无我军去解决。全市占领后,立即将枪械分与工人及俘虜,补充队伍,以攻河南。
计划既定,到十日消息传来,西江的反动军队已在调回,反动派已知广州空虚之非计。于是我方不得不更提早暴动日期,于十一日晨三时举行武装暴动。十日夜晚,广州登时戒严,且闻解决教导团的谣言。但至十二时后仍无动靜, 十二时后街上已经解严。我们的汽车通行,无人干涉。红军总指挥叶挺同志于十日夜十一时才由香港到省。枪声忽起,大暴动起来了!反动派正在瞌睡中。
二、第一步完全胜利
随着第一枪,颈围红带的工人兵士,已经满街发现,唾手而广州市完全占领,只有长堤的战争还在继续。兵士则向西关方面进攻。公安局起先以为是很难到手的,不料一冲而入,毫无抵抗,立刻成为我们的大本营,警察等纷纷弃枪而逃。工人群众平日想枪如想爱人一样,纷纷争取,没有秩序,也无队伍,也无指挥,只向有枪声处跑,加入前线作战。后来把夺到的枪运到公安局散发,工人群众就拥在公安局门口抢枪,汽车一到即空。机器工会革命工人联合会等组织之下的工人也有许多前来参加。据统计,参加这次暴动的工会,有四十三个,人数上万,有编定的赤卫队有两千人。反动工会的工人来抢枪,其中或许一部分是来捣乱的,但至少有一部分是来革命的。此时编制赤卫队以及军事指挥就成了问题。赤卫队在编制方面,以前是依工会而分的。现在怎样呢?可以说事前没有讨论过,临时就没有办法。因为一方面工会是不见了,而且即使有工会,还有些反革命工会下的工人怎样办法呢?另一方面军队是依人数编的,工人却不懂这种办法,究竟还是依人数编呢?还是依工会编呢?结果依人数编了。这种编法对工人来说走一个突然改变,使工人不习惯,而且因为过去没有准备,不能依次发枪,不能一发枪立刻编定赤卫队。你来我往,编好了上前敌,散了又重编,使工作凌乱非常。对于指挥也发生恨大的问题,先就一个队的指挥来说,因为工人不懂军事,所以特派军事同志当指挥,但是工人不相信别人, 只相信工人领袖。同时军事工作同志,又因语言不通无法指挥。再就指挥的机关来说,红军总司令部是在公安局,赤卫队总部在省政府,两个指挥机关的 关系不好。总司令部不能统计现在有多少力量,以及他们在什么地方,自然调动上计划上发生困难了!同时总司令部的组织又不好,什么人来就直接找总司令,请枪也问他,什么都问他,总司令不在的时候其他人也随便,自由指挥,自由调动,更弄得军事上无头绪。技术工作的不好竟牵连得这样大!
在这种情形之下,工人就自由作战,有的加入前线,有的徘徊十字街头。加入前线的工人赤卫队非常勇敢!即兵士及军事工作同志,亦自叹弗及。但是因为技术上的训练缺乏,所以往往错打自己人,及有许多无谓的牺牲。
关于赤卫队的问题,恽代英同志曾与我们私人谈话,他的话是值得在此地写出来,以为后来的经验的。他说,赤卫队的编制在暴动开始时最好仍依党的方法,依工会来编,指挥赤卫队的人,仍须工人领袖,但派军事工作同志,做他们为“参谋”,这是非常之对的。(省委对广州暴动的决议案,亦指出改变工作方面的错误)
除了工人之外,农民也起来参加。虽然市郊的工作做得不好,但黄沙及石围塘农民占领东站,广州市有几县逃难来的农民(他们的房屋被地主烧成焦土)此时自动的组织起来向公安局领枪,但也没有枪了。农民之外还有俘虏的兵士, 经过一番演说,也高兴来加入战线。这种俘虏,在军事技术上当然比工农好,一切编制调动的困难也少,但是已无枪给他,不过这些俘虜的农【兵】士,多少总是受过军阀的影响,虽然高兴革命,使用时总有些不逞手。例如我们进攻河南的时候,河南李福林的军队,是经不起战斗的,只要我们对他多轰几炮,他们就可以逃之夭夭。但是掌炮的那个兵,死记死守一条规则:“城市巷战不用炮”,所以他就始终不肯向河南李福林军开炮。
关于军事方面的还有两点,索性说尽了吧!第一是反动海军之无用,站在旁边不敢动作。第二是那时帝国主义者曾向李福林提议,由他们代为夺回广州,夺还之后,交给李福林。但李福林不敢答应。
其次,讲到苏维埃。本来市委已决定十五人的名单,广州工农兵的领袖非常有号召力的,但是一个苏维埃十五人当然不够,并且必须以群众大会通过。于是十一日下午就召集群众大会来选举苏维埃。在这样军事紧急的时候,群众拿着枪上前线去了,所以开不成功。但是政府是不能不成立的,于是还是成立起来,名单是苏兆徵为主席(苏未来时由太雷兼),海陆军太雷,人民及外交黄平,工人周文雍,农民彭湃,司法陈郁,经济何来,秘书长恽代英,红军总司令叶挺,肃清反革命委员会杨殷。其中的错误,依现在看来是没有广州本地的工农兵领袖,因而不能更多发挥号召作用(广东藉的仅有苏兆徵及何来,皆海员工人)二是没有没收财产委员会及征收粮食委员会。后来,征收粮食的工作,因迫于环境,无组织地做了一些。三是整个的组织事先没有规划,临时非常混乱。
[下一页]
先说整个的工作方面,苏维埃亦设在公安局(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另在一处),公安局在当时自然是最热闹的地方了。苏维埃事前既未准备,又无组织,又无办事人,又无办事范围,所以结果一切问题都集中在他身上,工作方面就凌乱了。苏维埃成立时由洋人(德国人耐曼)起草了一个宣言式的东西,拟用作为第一张的布告的,这是因为原定的印刷地点是西关,当时西关未收复,好容易派人去拿出几百张。而且印刷的字不是大字,而是从前响导报题目用的二号字,这“宣言”的影响并不重大,民众不以为是一个行动的政纲,而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宣言。此后政府即没有出什么重要的布告,如关于立即执行捕杀反革命没收财产,以及政纲之实行等。所以工人同志批评苏维埃说一张布告也没有,政府的布告的确是此后暴动中应当严重注意的。
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可说全无工作,一张布告也没有出,民众不知他在何处。
组织上更无办法的一点,就是人材的缺乏。各种工作要有许多人来做,但是党的同志到那时完全自由行动起来。分配他的工作他不做,有的掮着枪往前线上去了,有的躲在家中不敢出来,也是显出党的薄弱与纪律的废弛。
三、发动群众的工作
关于宣传暴动,以前组织了一些宣传队,数量方面当然是非常不够的,而且工作也做得不好,仅公安局附近有些演讲,其他地方寥寥无几。传单标语极少,传单的印刷,青年团找到六个印刷机关,直到十二日才印好十万张,没有未得及发出。
搜捕反动派及没收财产,这两件事苏维埃政府可以说没有决心,并且没有意思去做的。先说搜捕反革命,苏维埃政府没有严厉的布告,对重要的反革命随捉随杀,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亦无布告,民众不知道在那里,所以民众不敢擅杀。提到了反革命分子,除一小部分自动处置外,其余都送到政府里来,除了几个人立时在“枪毙”二字之下处理掉以外,其余认为形迹可疑的就关起来。小小公安局关了二百多人,这些人此后无从审判,因为捉他们的人己不知去向了。太雷见了这种情形,就下令完全枪毙,那时已是十二日了。但是命令下来,找不到执行的人。后来说交杨殷办,终于又被别的事罣住了,一二日未办。太雷死,此事更无人提及。反革命军队一到,这批反动分子做响导来捕杀我们的人了!最可惜的,在暴动初起时,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一批重要人物都在东山居住,那时若派极少的赤队去就可以把他们结果掉的,但是全未办到,任彼漏漏网。重要人物,只有那青年团杀的几个L·Y·领袖。反革命被杀者一共约百人左右。
至于没收财产,是一点也没有做,当时一方面固然是军事忙碌,但同时有一个心理,以为现在暴动成功,将来要什么是什么,所以就连一点也未做。政府自己不做外,并且在一般人民中,政府也不去发动他们起来自动没收,以至连枪毙了反革命之后的手上金戒指都没有人拿。不过政府及革命群众虽然未做,趁火打劫的“浪仔”们却挂了红带子自动抢东西,所以仍有小铺子受到劫掠,至于大铺子及银行等,因铁门不是“浪仔”们所能打开,反无损失。中央银行是延烧而毁的,但金库未动分毫。关于没收财产及捕杀反革命派的事件,第一认清这是反动群众的好方法,苏维埃不组织没收逆产委员会,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之怠工,以及没有严重的布告,都是很大的错误。第二民众自动捕杀反革命,是否怕有报复错误等情形呢?我们]认为这是免不掉的事,但究竟很少,而且若是不鼓起群众自动捕杀,一方面则政府将没有办法,(不能审判,不能执行),另一方面是失掉鼓动群众的一个最好方法。政府一方面应组织特别队伍来做此事,同时任何革命者都有杀反革命和告发之权。至于没收财产,也有几个意见。一则以为有人要抢掠,二则以为暴动胜利,横竖一切都是我们的,三则恐怕影响前线战士无心战斗,再有一点更重要的则是没收财产,还是群众自发的没收呢?还是有组织的没收?我的意见认为如此:我们必须先认清为何没收反革命财产?有三方面,是表示工人对于统治阶级寝皮食肉的愤恨,一方面是摧毁反革命的经济力量,一方面是是充裕自己的财政:因为是表示工人的愤恨,所以不必工人个个都去没收,才算是自动的没收。政府没收了,工人知道了一定可以更增勇气,更增快感,再此尽可做有组织的没收,归给政府,前线战士只会受好的影响,不会受坏影响的,有许多政府所顾不到的地方,工人可以告发或自己没收交主政府(必须出这样一张布告)。许多小的抢掠,一定免不了,也不
用避免的。既然没收的行动对于工人有好影响,所以必须可立刻没收,不能说:“已经是我们的”的话。(暴动时赋与各工会农会等团体以捕杀反革命及没收财产之权,是应组织他没收财产与捕杀反革命的好方法)。
四、西关之获得与敌人反攻
十一日下午我们已占领西关了!工人在战斗中表现出他勇住向前的精神,牺牲是很大的。
那时的环境,一方面是河南的敌人尚未肃清,各处敌人的反攻虽然还未到眼前,但是期在不远。各路反动车队都已兼程前来,军事形势更加紧张了!
那时的工作,是集中在编制赤卫队,想以工农俘兵,与教导团组成一师至二师,但是因为指挥的混乱,以及没有发动游众,没有新的广大群众继起参加暴动,计划迄未实现。
是夜太雷,黄平与洋人等开了一会,洋人批评军事上之不敏捷,应当乘胜以全力援西关河南。叶挺因为到省很迟(暴动前三小时)所以有许多事情不清楚。徐光英(参谋长)更是表现得非常糊涂。于是以太雷为红军总指挥。太雷对于军事是外行,但对于我们军队的情形,是比任何人懂得,可惜少一好参谋!
农民中工作之不好,以致到现在不能起来响应,使军事上失去了一个很大的帮助。广州暴动虽然这祥惊天动地,轰轰烈烈,但四郊农民,仅占两个东站,杀了一个地主。对于发动农民爭前未注意到,暴动起来之后,也未努力设法去做。固然客观上有许多困难。
十二日上午依然是进攻的形势。到下午四方八面的警报渐渐紧急起来了。民团,薛岳的新兵,由观音山反攻,冲锋到厚祥街。(近赤卫队总部)周文雍即离总部而工人一点也不退却,拼命与反动军队作战,竟把他击败,重新占领观音山。但是观音山的一带路上,时有敌人的枪子,时太雷及洋人由群众大会乘汽车回来,在四牌楼遇到敌人,太雷及车夫死在车中,洋人不知怎样脱险回来。广州的汽车夫,虽然生活是优越些,但是这次参加最动非常热烈。有许多因开汽车而被打死。
太雷既死,军事失去了中枢,无人可以接他的手,徐光英非常畏缩,那能在艰难困苦中处理这样混战的局面?
五、溃退与屠杀
当敌人冲到厚祥街时,公安局仅留恽代英同志一人在指挥。太雷死了,以及敌人被我们打退的消息,他都没有知道。忽而黄平、吴毅回来叫恽代英决定,他们两人就预备在此地拼了。原来他们两人之匆匆回来,还是听到赤卫队总部被占的消息。赤卫队总部与公安局相隔不远,总部既然被占,公安局当然非常危险了。所以他们想把恽代英留下来,而自己就在此地拼个一死。但是实际上那时敌人已被我们重新打退赶到观音山去了。
到晚上洋人始到公安局,黄平与洋人开会时,证实了太雷的死耗,同时四方八面消息更加紧张,并且有敌人十五分钟即到公安局的消息,那时退路也想不到。洋人就说现在情形既然如此,党及工农运动的负责人可以暂退,留军事同志在此指挥,看形势再说。因此黄平、吴毅等即退回秘密地址中去了。这是广州暴动中最后一次会议!
赤卫队及兵士仍不知敌人已到眼前,依旧在前敌打仗及在街上守卫,颈上围了红带,胜利而且得意。支持了一夜。吴毅从秘密住所中跑出来。及至十一时,市内已发现了敌人,下午三时敌人占了公安局。
敌人兵队的怕我们,也是非常利害。经过几次战斗,已认识了工农的勇敢了。观音山上的敌兵,看见公安局的大红旗,不敢冲下来,用炮将红旗轰倒了才敢下来,马房里的马他们不敢公开的来抢,而悄悄的来偷。十一时进了广州市,三时才敢跑进空无一人(除了二百反革命以外)的公安局!
敌人入市之后,对于毫无防备的工农兵士,就大施屠杀了! 到处走枪声, 到处是死尸,几乎是见红即杀!广州市登时血流成河!除千余工农兵士向北退走之外,同志牺牲者二百余人,赤卫队及兵士牺牲者两千余,民众更不知死了多少!
这一个退却与大牺牲的责任当然完全应由指挥机关负责的!第一,指导机关完全不能估计敌人与自己的力量,就仓惶退却。第二,退却也没有一个决议与计划,群众完全不知道。第三,指导机关于十二日晚听到不确的报告而退走,直到次晨仍无退却的命令与计划。在敌人军队摇动,我们的力量还强大的时候,至少是尚可一战的。而且这个一战,我们若拼死在战时向兵士做些宣传工作,甚至可以得到胜刊的。即使不能向前进展,退而自守,也只要巷战的技术布置得好一点,也至少可以维持一个相当时期。再不然立刻召集部队,实行退却,也不至损失得如此其大,更不然即集合这次牺牲掉的二千数百人也可冲出条血路,不致全部覆没!至于退却时没有做一个大的破坏,没有将统治阶级的命脉加以根本的打击。指导机关虽然有拚死的心,但人民还是受了空前的大损失。
从十三日起,搜捕屠杀更是加紧的进行,国民党军阀,以种种酷辣的手段,施之工农。总计屠杀之数在五千以上!每天枪毙惨杀的总有千人以至四至五百之多!国民党撕下了人皮,变成一支【只】狗,现在连狗皮都撕下,露出它吃人魔鬼的本样了!搜捕之中负责同志未有损失,洋人亦安全的。
六、影响
固然他在战略上做了部分错误,但他对于全国工农兵士的伟大影响,给革命的胜利以极大的促进,
(一)军阀的斗争更加激烈了!【「军阀的斗争更加激烈了」,原文下加黑點強調標記】尤其是广东从前还是一个军阀的统治,现在呢,桂系,蒋系,粤系(张发奎)范石生,方鼎英等几派,互相勾结,互相角逐。在整个的青天白日旗之下,促成了蒋桂二系之大分裂,战争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军阀更加露示他们的本来面目。广州暴动之后,大屠杀不断的进行。广州已经恢复了商团(现名街坊白卫团)军队中已取消政治部。一切民众运动都被禁止,反动组织亦受摧残(如广州的革命工人联合会,系L·Y·的,亦被解散)。对俄绝交也已实行。
(三)社会的破产更加急剧【「社会的破产更加急剧」,原文下加黑點強調標記】。因为战争的的缘故,苛捐杂税增加,纸币跌价,(广东的中央基金己被提尽,现跌到四折)拉夫,派饷,奸淫掳掠更加利害。因此而工商业日益萧条, 物价惊人的腾贵,帝国主义更利用他的特权进行侵略,豪绅地主资本家利用时机剥削工农禁止工人的斗争,取消一切改良条件,减少工资增加工时,盗匪日益增多。广东现在遍地是匪。
(四)军阀的统治日益衰弱【「军阀的统治日益衰弱」,原文下加黑點強調標記】。因为战争的关系,军队统统集中了,因此外县及乡村的反动统治更加薄弱,有许多县份,仅有几十支枪,连防土匪都不够。
(五)工农群众革命情绪之更加高涨【「工农群众革命情绪之更加高涨」,原文下加黑點強調標記】。广州暴动更使民众知道,他是能够夺取政权的,并且更知道暴动夺取政权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尤其在这军阀与豪绅资本家压迫屠杀更加严重的时候。广州暴动失敌后,广州的工人仍有斗争,现在且在准备大规模的反抗封闭工会的示威。杨××同志由南路回来报告,说那边十七日听到暴动消息,农民非常高兴,说自己也要暴动,统治阶级及帝国主义惊惶非常,特别戒严,后来失败的消息一到农民毫不表示灰心,因为叶贺军队之事件,已经告诉他们失败不是什么一回大不了的事了。广东各地的斗争在这次暴动后表示得加倍急剧,民众更认得清楚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分别。
(六)反革命军队之动摇【「反革命军队之动摇」,原文下加黑點強調標記】。反革命军队之动摇,只就一件事就证明。暴动之后张发奎的军队退向东江时,有两团人譁变,自己投奔海陆丰去了!这件事,省委事前并不知道,乃纯系自动的行为。广州暴动给兵士群众以极大的影响,在官长方面,引起了新旧两派的饭碗问题,旧派骂新派为共产党,稍为左倾的都不能存身,自然只有向我们方面跑,但是若果我们现在不注意这件事,将来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国民党的腐化,就是由于许多军人的投降,弄得军权高于党权,要去掉这个危险,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以及党代表制,在广东是极迫切的需要实行了。
七、尾声
无论如何,广州暴动是中国的巴黎公社。广州的暴动是中国大暴动的开始, 也是广东暴动最重要的一幕,广州暴动证实了中国革命的无间断性,证实了党的政策确为群众所接受。
广州暴动虽然攻退了,虽然有了莫大的损失,但是给我们以无限的教训!广州暴动的教训,乃是血的教训,乃是最重要的教训!无产阶级将接受这个教训,不久的将来,再表现出他更进步的“艺术”出来!送反革命上西天去!完成历史上最伟大的任务——中国革命!
B 现在我说一说青年团在这次广州事件里的工作。
青年团长期处在和平环境里,对武装起义不能适应。暴动以前青年团的工作,九日组织了七十余队的宣传队(三人一队)全系学生。本来想于十日在长堤一带讲演写标语等。后因中共省委不许未做,仅在几个学校内及其附近张贴与写了些标语。同时组织少年先锋队,把几个比较忠勇的同志编成,谈不上全体同志参加,更谈不上广大的青年群众参加。后来又决定在十一日的夜里(暴动本决定是十二日)在几个学校里杀L·Y·分子,及夺取学校警察之武装。至十日夜间,始知暴动时间已提早至十一日早晨,即刻出外通知,工人区一个人也找不到,学生区找到很少。那时他们尚不敢行动,直到听到枪声,方才开始动作。L·Y·分子早已逃走,警察已弃枪而去。仅捉到很少的反动派送到苏维埃政府。许多因监守不严逃了,其余后来也放了。此时才召集同志,编少年先锋队,出发没收汽车等(不没收财产)及捕人。十一日毫无秩序的闹了一闹。领得二十支枪,并缴(实际上是“收”,因为警察早已逃了)得多少枪,因为同志找不到,没有人拿。十一日晚上,少年先锋队之数十人,住宿于公安局旁之某地。时广州形势比较很好,所以连步哨亦不放。十二日晨起身后正在商议出发,一派主张早些,一派恐怕与红军误会主张迟些。同时刘××又跑到报告说今天一天至少可以无事,孰知报告未完,枪声四起,不久“白军”即入市矣!
不过有几件事比较是差强人意的。一则是他们还自动杀了L·Y·领袖, 并且用共产青年团名义出告示宣布其罪状。二则是他们占了几个印刷机关,印了十万传单预备十三日的,但未发出。此外还想召集青工大会等。但在青工中过去既无什么工作,连同志也找不到,即使有时间开青工大会,也是不会成功。
最后说到团的情形。
我相信若是这次不亲自来,决计料想不到广东的团是这样病得利害的,爽快的说一句,以前广东是没有适于战斗的团的组织的!
跑来一看,省委的零乱,负责同志工作之无秩序,无目标,无计划,组织之松懈脆弱。此地的工作,要从ABC做起。
所以如此,原因似在于“四一五”之后,省委是始终未做工作,组织未去收拾,工作毫无,一般比较好的同志,无路可走,连十三岁的也跑到党里去了。由此发生了取消主义,而取消主义是使病态再深一层!
扩大会以前的情形,各地团部与党是不发生关系的,一切由党包办着,团简直不参加党的会议(因为党不要),所以参加意见,甚至坚持意见等精神,在此地是没有的。即每一件事情发生时(如广州暴动)党与团的分工也无规定,我做我的,你做你的。好在那时广州青年团同志只剩几十个,否则非但是一个大损失,而且还要闹大乱子呢!省委的关系也是如此。党团以前从来不相往来, 青年团省委就好象在世外桃源不知有汉了!
至于外地的组织,现在尚有五千人。但是好象年久失修的机器一样,要修理过一番,才能使用。同志只有个人的忠勇奋斗,组织两字谈不上,支部更是糟糕。我们只要看广州暴动成功后,连同志都找不到。我曾与香港的一个船厂支部书记(很重要的支部)谈话,虽然很简单,但知道他们四十多个同志连开会都不高兴。可以想见其他省委从未过问的地方,是怎样危险的了!
××同志来了以后,一切的工作,才开始做起来,与各省委的关系,因为他个人而发生了,工作也部署起来了。
广东的负责同志们,在这次扩大会中,以及我与他们有接触的地方,都表现得很努力,而且很懂得。
党负责同志,大都是团员出身,对团的观念很好的。我相信在风暴中的广东青年团,只要大刀阔斧的干去,一定可以很快的起来!
广东组织的分布:潮梅一带三百余,都是知识分子,(那边与闽南一样,无雇农贫者,都到南洋去了)。在东江一带仅海丰为最好,一千七百人,(此乃十月份数目,预备年底到三万人)陆丰一百六十六人(十月),其余的组织情形不知。中路广州最近坍台,各县多在原始状态中。西江,北江甚单薄,有组织之地甚少,人数每县十余。南路方面同志尚少,然肯艰苦奋斗。据说南路问题为广东最难解决之问题,因为那边多土匪,游勇流氓,党同志不好,有抽大烟的。琼崖即琼山文昌二县, 团员已有二千人,一区至少有二千五百人。但取消主义已在实行。而且从前的工作建筑于反对客军等非阶级口号之上,连“国民党反动派”都不知道,是大成问题耳!
省委扩大会开了两天,有党中央代表报告(他更注重组织),团中央代表报告,团务报告,党省委代表报告。决议案中有1、听了共产党(C·P)中央报告与省委报告决议案。2、听了青年团(C·Y)中央报告决议案案。3、目前任务决议案。4、告全国同志书。5、士兵工作大纲。因为没有预备,所以决议案都是当场起草(除士兵工作外)。时间很不经济。报告及决议案的次序亦颠颠倒倒,对于目前工作等,讨论时无人发言,看出大家心中无底。
十二月廿九日
后 记
给团中央的这个报告,原来的题目是《D.Y.同志报告广州暴动的经过及广州CY在暴动中的工作》,是在中央档案馆废纸堆里找到的,这个报告是1927年底我在香港写的,距今五十六年。
广州暴动的消息,十二月十一日就传到上海。
同日,团中央派我急速起程,去参加广暴。名义是团中央巡视员。我是坐一艘货船去香港的。船到香港,广暴已经失敗。党和团的省委员会人员都到了香港。我同他们个别谈话,了解情况。十二月中,因原省委书记张太雷牺牲,党中央派了李立三为省委书记,召集中共省委扩大会议,我也参加了。从各同志的叙述中,我才能写出这个报告,寄给团中央。这个报告,反映了广东省委负责同志的发言和意见,没有加以夸张和隐瞒。
我自己当时的看法,不论对的错的,这里都不加改动,以存当时的真相。
但是,并不是说我对广州暴动知道一切了。我对于重要的事情还不知道。要感谢周恩来同志,他说出了最重要的事情。
请大家读读“周恩来选集”第一卷174页:
“第六,广州起义。这时正是反革命猖獗的时候。……当时正是汪精卫继李济琛之后统治广州,汪精卫要解散罢工委员会。工会还有一部分武装。跟张发奎从武汉回到广州的教导团的一部分,是由叶剑英同志当了团长,叶剑英同志说他们也将要被解散。同时,张发奎的军队正好开去挡黄绍竑去了,如果再等一个短时期,他们就会调一师兵力回广州解散工会和教导团。我们乘这个空子把部队拖出来,并且根据情况估计,要起义是可能的,但坚守不容易。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是德国人纽曼(N-Ňmann此人我后来在莫斯科看见多次,是台尔曼的很亲密的助手,常在台尔曼左右,后来希特勒上台,台尔曼同志被捕,最后被杀害,英勇牺牲。纽曼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陆注)他主张起义后坚守广州,建立苏维埃。起义的总指挥叶挺同志是起义的前夜才请去的。叶剑英同志刚入党,搁在一旁没有被用。叶挺在起义的当夜主张把队伍拖出去,纽曼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再进攻”。第二天张太雷同志牺牲,第三天大敗,仓皇退出。结果张发奎回到广州,来了一个大屠杀。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
“广州起义失敗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去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申冤”。
我还要说,周文雍、吴毅两同志,后来被党派回广州,恢复工作。他们都英勇牺牲了。派他们回去,是不适当的,因为他们在广州熟人太多多,极易被捕牺牲。
我在香港写了这个报告之后,奉团中央的指示,到海陆丰巡视。也写过一个关于海陆丰的报告,这个报告在党内团内流传较广。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就算现在这个报告,也是从故纸堆里找出来的。因为序名是D Y,许多同志不知道这是我给团中央报告的笔名。对找出这个报告的同志,谨表感谢。
当时许多同志的名字,凡能记得的都写上了,不记得的,只能空着。
1983·3·23晨二时 北京
第二个后记
①L·Y是什么组织?确切的中文名词,记不起了。它的历史很缩。回想起来,大约是汪精卫派的青年组织。L是“左派”,Y是“青年”。汪已经是反革命,LY也是反革命的组织。
② 广州起义,1928年六大称为“退兵时的一战”。当我1927·12·29写这个报告时,还没有这个称呼。
现在,事隔半个世纪,可以回顾一下:
在整个民主主义革命中,我党领导过三次城市暴动,时间都在1927年。(一)上海三次起义。反对北洋军阀毕庶澄,迎接北伐军。蒋介石亲自指挥下的北伐军坐视不救,起义还是成功了。北伐军到上海后,实行“四·一二”大屠杀,背叛革命。(二)南昌起义,以革命军队为主力,反对蒋介石、汪精卫。(三)广州起义。以后,是二十二年的农民战争,再没有城市起义。即使李立三,特别是王明集团,主观上想搞,也没有搞起来。王明集团垮台之后,全党遵循毛泽东同志“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直到1948年,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全国城市一下子一一被我占领。解放了全中国的大陆,只剩下台湾一省。
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这种战略方针,在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是没有的。这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果然,世界上许多(不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照此办理,取得了胜利。
③ 广州起义中,为什么我方对李福林军不开炮,而国民党军队却能对闹市中的我方开炮?
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我军有一个迫击炮神炮手赵成章,他的迫击炮在各种地形上都能百发百中。他是在战斗中被我军俘虏过来后加入红军的。在我军抢渡大渡河的战斗中,我们只有一只小船,对岸有敌军。我军突击队乘船在敌前过河,必须压制敌人火力。赵成章只有三发炮弹。团长命令他, 必须打中对岸敌人,否则“提头来见”。赵一发中的。赵后来入了党,觉悟提高了,讲起这件事,他说,如果没有“提头来见”的命令,他是打不中的。因为旧军队里当炮兵的,认为杀人是作孽的,有了命令,“提头来见”,那么,作孽就不是由他负责,而是由上级负责了,所以非打中不可。赵成章同志在全国解放后,担任过炮兵付司令,教出了很多神炮手。
广州起义中,我方的炮兵(俘虏)所以不开炮,敌人之所以能叫炮兵向闹市开炮,也许由于我们当时还不懂俘虏炮兵的这种“心理状态”,而敌人却懂得吧。
指挥炮兵,要懂得他的心理状态,别的事情也一样。我们现在的工作千头万绪,许多事情对我们还是陌生的,人员也是不完全熟悉的,所以上述的事,值得借鉴。“外行领導内行”,领導不動,应引以为戒。要当领導,必须学習,使自己成为内行。
1983·5·11于北京
◆ 全文完 ◆
以上《陸定一同志向共青團中央報告:廣州暴動的經過及廣州共產青年團在暴動中的工作》,「析世鑑」製作羣是以西元1983年8月18日陸定一手訂打印稿爲祖本完成數位化處理,製作底本報告全文是簡體中文,網際網路首發「析世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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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 广州暴动的经过及广州共产青年团在暴动中的工作【1927年12月29日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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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10 发表)
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吴非但不能禁止,而且应给以保护。 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 2月1日,工人代表们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进入普乐园会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秘书李震瀛登上讲台,高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为抗议吴佩孚的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进行全路总同盟罢工,李震瀛、杨德甫等主要领导人在江岸指挥全局;高斌、姜海士、刘文松在郑州,吴汝铭、史文彬、洪尹福在长辛店,林祥谦、罗海城、曾玉良在江岸执行总工会的命令。信阳负责的是分工会委员长胡传道和副委员长、共产党员徐宽, 新乡负责人是分工会委员长杜石卿,彰德负责人是分工会会长、共产党员戴清屏。2月4日,总工会一声令下,京汉线全路开始了大罢工。 京汉铁路上的技术工人大多属于外来人口。 杨德甫是湖北帮帮首,曾到日本留学,因工龄长、手艺好、徒弟多而享有较高威望。林祥谦则是福建帮首领。 https:// acftu.org/wjzl/gysl/gysy 最早到达江岸车站的铁路工人中有一批是来自福建马尾造船厂的,在他们的介绍下,京汉铁路的福建籍工人逐渐增多,并形成了福建帮。福建帮帮首林祥谦就曾在马尾船厂当钳工,后通过在京汉路工作的妹夫周连城和几位同乡的介绍,林祥谦及其父亲、弟弟先后来到京汉铁路工作……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张国焘、邓培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列宁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99页。) 这次大会及列宁与中国代表的谈话对中共从事铁路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在工运工作中也逐渐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只有铁路工人、海员、矿工为三个有力的分子”,进而提出组建全国铁路总工会,组织铁路工、矿工、海员三个产业的三角同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1922年直奉战争结束后,中共利用吴佩孚“保护劳工”的政治主张,通过交通部向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派遣了六名密查员,作为中共在各路开展工运工作的特派员,主要目的是发动各路群众,建立工会组织。张国焘甚至认为,中共是以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起家的。 ,约占全国罢工人数的1/7以上,受到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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