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回忆录的总编辑徐梦秋是安徽人，当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周等人向孙蔚如进言。他们巧妙地利用了杨虎城

这本回忆录的总编辑徐梦秋是安徽人，当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在“长征”过雪山时冻坏双腿，到延安后锯掉，这在参加“长征”的中共首领中是唯一的。1937年，中共组织上安排李玉南和徐梦秋结婚，之前，两人互不认识。李玉南初不愿意，后组织上劝说，要李玉南“为革命作更大贡献”，才和徐梦秋结了婚，并随丈夫一同去了新疆。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梦秋去苏联安装假肢。后苏联方面因其伤重，又将其送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行至边境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秋全家辗转经哈萨克回国后滞留在迪化，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梦秋被捕，并投降盛世才。 1949年，徐梦秋在重庆被中共逮捕并随后被长期关押。1976年5月22日，徐梦秋在狱中病死。 徐梦秋 （红军叛徒） 语音 编辑 讨论1 上传视频 本词条缺少概述图，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编辑吧！ 徐梦秋（1901—1976） [1] ，安徽寿县人，早年参加革命。他在过雪山时没有受伤，但到达陕西后，双腿冻伤，不得不截肢。于1938年去苏联治病，回国后渐渐与共产党疏远。1945年后，他投入国民党的怀抱叛变革命。1949年，他在南京被解放军俘获后，在狱中死去。 中文名徐梦秋国 籍中国民 族汉族出生日期1901年 [1] 逝世日期1976年 [1] 出生地安徽寿县 目录 1 早年经历 2 背叛革命 3 落网入狱 早年经历编辑 语音 1901年，徐梦秋出生于安徽寿县的一个旧式封建家庭。 1920年春，徐梦秋就读于一所养蚕技术培训学校，学习很用功，还当上了学生领袖。但他不喜欢学校的校长和教员，就与他们作对，还发动了一场造反活动。但这次造反没有成功，校方开除了10名学生，徐梦秋是其中之一。 1921年的夏天，徐梦秋被迫转去一所商业学校，不是去学习经商，而是学习英文和数学。在这所学校，他又成了学生领袖。他不喜欢无能又虚伪的校长，于是又组织了一次罢课，试图赶走校长。但是，有些学生倒向了校长一边，结果罢课又失败了，徐梦秋和另外3名学生被学校开除。 1923年暑假，徐梦秋听说有一批进步人士要创办上海大学，这些人士包括：于右任(任校长)，邓中夏(任教务长)，还有瞿秋白、蔡和森、施存统等。除校长外，其他人都是共产党员。于是，他和另外7位同学迫不及待地赶往上海大学求学。在那里，徐梦秋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个月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徐梦秋（前左五）等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徐梦秋（前左五）等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这年冬天，根据党的指示，徐梦秋与曹蕴真、薛卓汉等从上海返回家乡寿县，成立了安徽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寿县小甸集特支，曹蕴真任特支书记，特支直属中央领导。特支成立后，曹蕴真、徐梦秋等都在瓦埠和小甸小学任教，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此前，徐梦秋就当过小学教师，但他始终不甘心当一名教书匠。后来，他追忆往事时说：“我断定当教师用处不大，因为只有富人雇得起我，而我却不能帮助穷人。”此后，他回到上海，继续在上海大学学习。1924年冬天，黄埔军校准备从上海大学选拔优秀学生，一直梦想成为军事将领的徐梦秋却错过了机会——家里来信说父亲病危，他必须回家。而与他同来上海的7位同学都去了黄埔军校。 1925年，徐梦秋受党组织委派去了安徽省首府安庆，在那里组建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基层组织。这时爆发了五卅运动，徐梦秋组织安庆的20余名团员参加了这场席卷全国的反帝风暴。同年7月，他从安庆去了上海，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工作了一个月。8月，又去了广州，打算进黄埔军校学习。然而，事与愿违。抵达广州以后，党组织没有让他进黄埔军校，而是让他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做政治工作，担任第一师政治部的主任，主管宣传。为此，徐梦秋感到非常失望。 徐梦秋随第一军参加了东征陈炯明的战斗。1925年底，他又被调到十四师。 1926年，蒋介石策划了“三二○”事件，逮捕了在广州的共产党员，徐梦秋也在其中，但几天后就被释放了。不久，他来到了武汉，受命到十二师政治部去做张发奎的秘书。 大革命失败后，党派徐梦秋去苏联，进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年8月，他秘密回国，1931年1月，抵达江西苏区，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这时，红军正在组建军事委员会，徐梦秋被任命为军委秘书。 1931年底，又开始组建红军总政治部，他在该部负责宣传工作，并兼任军委秘书长。 1933年底，他调换了工作，到红军大学讲授政治课，主讲《民国政治史》、《马列主义辩证法》等课。 1934年2月，徐梦秋改任红军学校政治委员。同年7月，在准备长征的过程中，又被调到红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 1935年9月，红军到达甘肃时，他由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改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长。 [1] 背叛革命编辑 语音 徐梦秋在滞留新疆时背叛革命。 徐梦秋赴苏疗伤路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时，忽然听到传闻：苏联正在进行“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遭到迫害，遂一度打消了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以后便化名“孟一鸣”，与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在新疆开展工作。直至1941年4月，徐梦秋才终于决定去苏联安装假肢。但到了苏联后，又因双腿伤残过于严重，遂拟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不料行至苏联边界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秋夫妇只好经哈萨克斯坦回国，以后便滞留在迪化。 新疆当时是盛世才统治的地区。早在1937年4月，陈云和滕代远曾作为中共派驻新疆的代表，赴新疆与盛世才接洽，接应西路军入疆；此后，邓发、陈潭秋等相继作为中共代表，到新疆与盛世才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也即从1937年起，毛泽民(化名周彬)、林为梁(化名林基路)、徐梦秋(化名孟一鸣)、汪小川(化名汪哮春)等从苏联返回途经新疆的干部，以及经中共中央选派到新疆工作的干部共100多人相继留在迪化，担任了盛世才新疆政府的官员。其中徐梦秋担任过教育厅厅长，毛泽民担任过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和民政厅厅长等职务。众多共产党人的到来，在新疆建立起了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抗日浪潮和新文化运动。当时，茅盾、杜重远、萨空了、赵丹等也曾赴新疆讲学、办报、演出，而当时新疆的最高学府新疆学院，也先后由俞秀松、徐梦秋、杜重远担任院长。 在新疆工作期间，徐梦秋曾给陕北的毛泽东写信，汇报新疆的教育状况：“到1938年初，全疆只有一个最高的学校——新疆学院。现有经济系、教育系、语文部、高中部，学生只有百余人。因为课程不系统，无中心，学生质量简直不如口内各地的高中……各区教育局是学校直接领导者，但六个局长都只知道拿薪水，对下级学习，除了照转公文外，不起任何领导作用……这里简直是一片沙漠，一切新的书报都不易见到，就连教科书都没有。旧的东西，是极盛的流行着。希望指定人代收集陕公等学校的讲义、参考书以及剧本、歌本交人带来，这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 毛泽东接到信后极为重视，立即指示中央有关部门紧急调运陕北公学的讲义、教科书，加上延安解放日报社、中央图书室等机关捐献的书刊，派人搭车尽快送往新疆，以支持徐梦秋他们开展工作。 然而，当反法西斯战争进入艰难阶段后，中国国内也发生了皖南事变。在此背景下，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飞抵新疆，授意盛世才“肃清新疆共党”。随之，盛世才在新疆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140多人全部逮捕，关入监狱。期间，盛世才捏造了所谓中共“在陈潭秋、毛泽民的策划指挥下，由李一欧几次召开秘密会议，与徐梦秋等共同讨论决定，为了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新疆政府，定于民国三十二年4月12日在群众大会上刺杀盛世才等军政要员”的“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对被捕入狱的共产党人施行高压和酷刑。不久，徐梦秋和潘同(化名潘柏南)、刘希平(化名刘西屏)三人叛变。 新疆发生变故之后，后方的全体同志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4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从共产国际得到在新疆工作的同志被盛世才扣押的消息后，随即电告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要他“设法打听他们的消息并考虑有无营救的办法”。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电告周恩来：“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杰(即陈潭秋)等140多人的要求……要求重庆方面去电迪化，释放并准他们经兰州、西安回延。” 5月，中共代表林伯渠赴渝，随即向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面交《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之意见书》，其中指出：“请政府命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件被捕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此等人员，均属爱国志士，请予自由，以利抗日。”及至1944年国共谈判时，中共代表还再次提出：“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西安的宣侠父、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赵祥等。此等人员均系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 时在陕北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对新疆被捕的同志更是极为关注。毛泽东和朱德、任弼时、康生等多次研究对策。1944年5月15日，毛泽东致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统战部长董必武转正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林伯渠《向国民党提出的二十条谈判意见》，就是上述引语的内容。其间，毛泽东还曾表示：“要重点营救徐梦秋。”显然，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徐梦秋已经叛变。或者，也是这一原因(即信息不对称)，多年之后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还在“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斗争”一章中记述道：长征时期红军总政治部的徐梦秋，在新疆“督办”盛世才那里当教育厅厅长，却“被盛杀害了”。 徐梦秋叛变后，因“身价”不同，曾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中任职，即所谓少将军衔的特研组组长(一说是国民党西北行营“军统”政研室主任)，后为国民党保密局技术研究组的特研组组长。 据文强的回忆：这个所谓特研组是“军统”收容和控制中共叛徒的一个机构，又名特情组。徐梦秋于1945年至1949年前后任组长。此前他已被盛世才关押了多年，到了盛世才被调离新疆、国民党政府接收新疆省政权时，才在清理监狱时将之接收过来，然后任命他为军统局少将特研组组长。 [2] 落网入狱编辑 语音 1948年11月，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西北、华北、华东各战场人民解放军节节取胜，蒋介石被迫引退下野，遥控政局，负隅顽抗。保密局在撤逃台湾的途中，局长毛人风命徐梦秋转去福建，不必去台湾。这主要是看他已没有利用价值，视同累赘。徐梦秋失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他设法乘海轮经福建去上海，避居于一旧日友人家。不久，又经南京逃往皖南屯溪，在一山村隐姓埋名。他整天提心吊胆，度日如年。1949年6月，徐梦秋走投无路，找到南京市公安局长周兴，想通过这个老熟人的关系重新混入革命队伍。周兴一边稳住他，一边立即报告中央，中央很快回电，将徐犯立即逮捕归案。徐梦秋旋被市人民政府政法机关依法关押于老虎桥监狱，后判处无期徒刑。 1976年5月22日，徐梦秋在狱中病死。 [1-2] 徐梦秋 徐梦秋，1895年出生于安徽寿县。 1925年入上海大学，同年加入中共；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年，中共派徐梦秋去苏联学习。1930年8月回国抵达江西苏区，被任命为军委秘书、军委秘书长。1934年随同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1935年9月改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长。1937年11月赴苏联治病。到达迪化后他被盛世才留用，任命为教育厅副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盛世才后来背信弃义，把毛泽民等共产党人投入大牢，徐梦秋叛变革命，任为军统局少将特研组组长。解放战争后期他一度隐姓埋名，1949年6月被逮捕归案，关押于老虎桥监狱；1976年5月22日狱中病死。 原红军高级干部、叛徒 早年经历 徐梦秋（1895—1976），安徽寿县人，1895年出生，早年参加革命。 1924年夏，徐梦秋和柯庆施等在安庆组建了中共安庆支部。当时，徐梦秋是国共两党联合创立的上海大学的学生(于右任为校长，邓中夏为教务长，瞿秋白为社会科学系主任)。 1923年11月，徐梦秋和刘剑华(即刘华)等经中共上海地委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说于1926年经彭述之介绍入党）。在这所学校里，徐梦秋受到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等的教诲，又广泛接触马列主义书籍，为他后来成为一位“红色历史学家”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徐梦秋因隐藏于法租界，并得到王亚樵的保护而幸免于难。以后，他与党组织一度失去联系。为谋生计，他化名“孟明”，在商务印书馆做校对员、编辑，期间写作、出版过几本通俗书籍，如大孚公司出版的《朱元璋评传》、《南明哀史》，广益书局出版的《中国抗倭史》、《戚继光》等。后来，徐梦秋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红军岁月 1930年，徐梦秋学成回国，并秘密潜入江西苏区。此后，他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11月至1933年5月)、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军委抚恤委员会委员等。1933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成立，校址设在江西瑞金大埠乡，当时校长兼政治委员是何长工(后为张宗逊，周昆曾任代理校长)，徐梦秋则任代理政治委员(彭雪枫曾任政治委员)，并曾任政治部主任。这所红军大学当时有100多名学员，分为高级班和上级班。高级班的学员大多是团以上干部，有蔡会文、龚楚、邓华等；上级班的学员则主要是营以上干部，如韦国清、张爱萍等。苏振华、刘震、李志民、刘亚楼等红军高级将领也曾听过徐梦秋的课。 当时“红大”开设的军事训练课，主要内容是学习苏军的战斗条令和野战条令，政治课则主要学习列宁主义和政治工作方面的材料，讲授者主要是政治部主任徐梦秋。当时在这所学校讲课的主要军事教员，除瞿秋白外，还有曾在《红军长征记》里留下文字的何笛宙(原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工兵营少校营长，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李德、陈时骥(原国民党第五十九师师长)等。 徐梦秋 徐梦秋是留学苏联的才子，也是苏区一位著名的笔杆子，1933年12月12日的《红色中华》，就曾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他写的一篇长篇特写《热烈的祝捷大会》。徐在文章中称：“此次胜利……是粉碎敌人五次u2018围剿u2019的胜利开端！”显然，当时的徐梦秋是与李德等持相同观点的，也就是说，他是“国际派”的一员大将。 徐梦秋还曾担任过苏区中央政府教育委员会的副主任。据说“他工作勤奋，有些魄力，能放得开，讲求效率”。而毛泽东更是在征战闲暇与之时有接触，“谈论时政、历史，每每谈到深夜”。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陆定一等红军领导人也与之有密切的交往。 长征路上 长征中，徐梦秋经历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身体和心理都发生了变化。在过雪山时，徐梦秋被冻坏了双腿。后来到了延安，由马海德大夫主刀，锯掉了他的双腿。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还是唯一的一位。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对他格外照顾，后来还因此安排他去苏联疗伤。也是在1936年11月，由丁玲、徐梦秋、成仿吾、李伯钊、伍修权、徐特立、李克农、陆定一等34人在保安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这是红军到达陕北后成立的第一个文艺团体。 此后，徐梦秋还与丁玲等一道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文艺副刊。在陕北期间，徐梦秋除经常被人抬到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去授课外，还经常在延安的报刊上发表有关文史方面的文章。当时组织上对他很照顾，不仅为他安排了较好的窑洞，还为他配备了一名勤务员；陕北物资供应十分紧张的时期，徐梦秋却享受着较高的待遇，即每月一斤猪肉、半斤鸡蛋、两斤黄豆，还获准开了小灶；中央卫生部的医生也定期为其检查身体，等等。在延安，他还接受过外国记者的采访，因此留下一篇珍贵的《自述》，其中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历程。这在当时实属难得。 背叛革命 然而，就在人们对徐梦秋寄予更大的期望时，赴苏疗伤的徐梦秋却在滞留新疆时背叛了革命！ 徐梦秋赴苏疗伤路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时，忽然听到传闻：苏联正在进行“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遭到迫害，遂一度打消了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以后便化名“孟一鸣”，与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在新疆开展工作。直至1941年4月，徐梦秋才终于决定去苏联安装假肢。但到了苏联后，又因双腿伤残过于严重，遂拟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不料行至苏联边界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秋夫妇只好经哈萨克斯坦回国，以后便滞留在迪化。 新疆当时是盛世才统治的地区。早在1937年4月，陈云和滕代远曾作为中共派驻新疆的代表，赴新疆与盛世才接洽，接应西路军入疆；此后，邓发、陈潭秋等相继作为中共代表，到新疆与盛世才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也即从1937年起，毛泽民(化名周彬)、林为梁(化名林基路)、徐梦秋(化名孟一鸣)、汪小川(化名汪哮春)等从苏联返回途经新疆的干部，以及经中共中央选派到新疆工作的干部共100多人相继留在迪化，担任了盛世才新疆政府的官员。其中徐梦秋担任过教育厅厅长，毛泽民担任过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和民政厅厅长等职务。众多共产党人的到来，在新疆建立起了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抗日浪潮和新文化运动。当时，茅盾、杜重远、萨空了、赵丹等也曾赴新疆讲学、办报、演出，而当时新疆的最高学府新疆学院，也先后由俞秀松、徐梦秋、杜重远担任院长。 在新疆工作期间，徐梦秋曾给陕北的毛泽东写信，汇报新疆的教育状况：“到1938年初，全疆只有一个最高的学校——新疆学院。现有经济系、教育系、语文部、高中部，学生只有百余人。因为课程不系统，无中心，学生质量简直不如口内各地的高中……各区教育局是学校直接领导者，但现在六个局长都只知道拿薪水，对下级学习，除了照转公文外，不起任何领导作用……这里简直是一片沙漠，一切新的书报都不易见到，就连教科书都没有。旧的东西，是极盛的流行着。希望指定人代收集陕公等学校的讲义、参考书以及剧本、歌本交人带来，这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 毛泽东接到信后极为重视，立即指示中央有关部门紧急调运陕北公学的讲义、教科书，加上延安解放日报社、中央图书室等机关捐献的书刊，派人搭车尽快送往新疆，以支持徐梦秋他们开展工作。 然而，当反法西斯战争进入艰难阶段后，中国国内也发生了皖南事变。在此背景下，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飞抵新疆，授意盛世才“肃清新疆共党”。随之，盛世才在新疆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140多人全部逮捕，关入监狱。期间，盛世才捏造了所谓中共“在陈潭秋、毛泽民的策划指挥下，由李一欧几次召开秘密会议，与徐梦秋等共同讨论决定，为了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新疆政府，定于民国三十二年4月12日在群众大会上刺杀盛世才等军政要员”的“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对被捕入狱的共产党人施行高压和酷刑。不久，徐梦秋和潘同(化名潘柏南)、刘希平(化名刘西屏)三人叛变。 新疆发生变故之后，后方的全体同志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4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从共产国际得到在新疆工作的同志被盛世才扣押的消息后，随即电告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要他“设法打听他们的消息并考虑有无营救的办法”。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电告周恩来：“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杰(即陈潭秋)等140多人的要求……要求重庆方面去电迪化，释放并准他们经兰州、西安回延。” 5月，中共代表林伯渠赴渝，随即向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面交《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之意见书》，其中指出：“请政府命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件被捕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此等人员，均属爱国志士，请予自由，以利抗日。”及至1944年国共谈判时，中共代表还再次提出：“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西安的宣侠父、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赵祥等。此等人员均系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 时在陕北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对新疆被捕的同志更是极为关注。毛泽东和朱德、任弼时、康生等多次研究对策。1944年5月15日，毛泽东致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统战部长董必武转正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林伯渠《向国民党提出的二十条谈判意见》，就是上述引语的内容。其间，毛泽东还曾表示：“要重点营救徐梦秋。”显然，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徐梦秋已经叛变。或者，也是这一原因(即信息不对称)，多年之后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还在“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斗争”一章中记述道：长征时期红军总政治部的徐梦秋，在新疆“督办”盛世才那里当教育厅厅长，却“被盛杀害了”。 徐梦秋叛变后，因“身价”不同，曾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中任职，即所谓少将军衔的特研组组长(一说是国民党西北行营“军统”政研室主任)，后为国民党保密局技术研究组的特研组组长。 据文强的回忆：这个所谓特研组是“军统”收容和控制中共叛徒的一个机构，又名特情组。徐梦秋于1945年至1949年前后任组长。此前他已被盛世才关押了多年，到了盛世才被调离新疆、国民党政府接收新疆省政权时，才在清理监狱时将之接收过来，然后任命他为军统局少将特研组组长。 落网入狱 1947年秋，国民党保密局在北平破获了中共潜伏活动的要案，在西安潜伏多年的赵耀斌被捕。经查此人是中共要员，押解南京后就叛投国民党。保密局认为赵耀斌系资深人士，遂任命其为特研组少将组长。这就是说，徐梦秋这个组长的职位，后来被赵耀斌夺了过去，被迫转任副组长一职。再后来，他在国民党溃逃时因行动不便而被“军统”抛弃，于解放后不久即在重庆被捕。 关于徐梦秋的落网，目前还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949年6月方志敏的堂弟方志纯(此时已是毛泽民的遗孀朱旦华的丈夫)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后，在一次与他的江西老乡、南京市公安局长周兴的闲聊中，意外获知出卖了毛泽民的徐梦秋的下落，甚至还听说当时徐梦秋想通过周兴重新混入革命队伍。而周兴一边稳住他，一边立即报告中央。中央很快回电，指示将徐立即逮捕归案。另一说是徐梦秋因走投无路，于1949年6月欲赴南京投案自首，即去面见昔日战友、时为二野司令员兼南京市军管会主任的刘伯承，结果被拒绝，旋被南京市人民政府政法机关依法关押于老虎桥监狱，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不管哪种说法更确切，所谓“红色历史学家”的徐梦秋毕竟被逮捕入狱；1976年5月22日，徐梦秋在狱中病死。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 高华 　　原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 　　长征作为英雄史诗，在中国早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是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却少为人知， 　　什么叫“历史的叙述”？就是随着人们对某一事件的认识的不断提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新的观察视角，对某一历史事件反复进行追忆、回味、体会，发现，挖掘新的史实，再以不同的表达方式为载体，对之进行新的描绘和解释，使有关这一史实的叙述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尤如“英雄创世纪”，如果没有“长征”这一段，不仅是难以想像的，而且有关中国共产革命的叙述就褪色许多。“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连结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号召回忆长征的最初目的 　　早在三十年代，长征就已中外闻名，苏联和共产国际知道它，宣传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西行漫记》）一书的广为流行，对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访莫斯科的毛泽东特别指示，对外发布任命张闻天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新华社稿件，需标出张闻天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闻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极大关系。当时，还有一个由巴西共产党领袖普列士得斯参与领导的巴西农民的长征，也很有名，但他没有成功，巴西共产党没有开创出新局面，以后更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人们就忘记了它。红军到达陕北后，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部财力物力又极为短缺，陕北地瘠民贫，很难养活几万人军队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几个月，情况更加艰难，所幸共产国际来了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迅速调整政策，经过红军东征、西征和建立与张学良、杨虎诚的统一战线，才缓解了陕北苏区的危机，打开了新局面，一年后中共取得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中共的力量得到大发展，“长征”就此天下闻名。 　　现在我们知道，中央红军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败而被迫转移的，最初的目标是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后毛在批判王明路线时称之为：从冒险主义，保守主义，到逃跑主义，也就是说最初没有“长征”的计划，也没有“长征”这个词语。而国民党从3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一直将中共的长征诬称为“西窜”。 　　一直到1935年夏，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才出现“西征”这个词，这还是红四方面军先用的。与此同时，陈云到达莫斯科，写了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也用了“西征”这个词，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刊物，传到了中国。 　　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用“长征”一词，他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是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从此，“长征”一词进入史册，也应了毛的一句名言：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1936年下半年，毛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本来，在长征结束后，党的领导人就有计划，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有关个人日记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东征等军事紧张，此议就被耽搁下来。到了下半年，全国的形势有新的发展，两广发起反蒋运动，周恩来等对张学良的统战已见成效，陕北的局面出现转机，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陕北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这样，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采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经三个月的努力，到十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約50万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时已到达陕北，她和另一个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参加过长征的成仿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并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共收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是为《红军长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国内著名的时政文化杂志《逸经》上发表的《两万五千里西引记》，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其内容也是取之于这份书稿。 　　二，徐梦秋这个人， 　　说起《红军长征记》这部最早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录文本，就不能不说到它的总编辑徐梦秋，他就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那个“红色历史学家”，可是他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徐梦秋是安徽人，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进入江西苏区，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在长征过雪山时冻坏双腿，到延安后锯掉，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是唯一的。众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五十多岁的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四老”，也没有一个不是安全到达陕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吴玉章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没有参加长征）。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徐梦秋特别疼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苏联治腿。 　　徐梦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面军的红军干部，1937年，组织上安排李玉南和徐梦秋结婚，之前，两人互不认识。李玉南初不愿意，后组织上对其进行劝说，要李玉南“为革命做更大贡献”，才和徐梦秋结了婚，并随丈夫一同去了新疆。到达迪化（今乌鲁木奇）后，徐梦秋听闻苏联正在进行大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鸣”，担任新疆教育厅副厅长、代厅长及新疆学院院长，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工作。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梦秋去苏联安装假肢。后苏联方面因其伤重，又将其送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行至边境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秋全家辗转经哈萨克回国后滞留在迪化，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梦秋被捕，毛指示要重点营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 　　建国初，徐梦秋在重庆向政府自首，即被长期关押，政府给了李玉南一笔钱，让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梦秋离婚，她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李玉南从此一直单身，其子徐维陶虽然成绩优秀，但因其父的历史问题“不能升入高中”，“文革”中，全家几次躲进山里，也不知道徐梦秋是何时去世的。李玉南说过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 　　三，最真实的长征记忆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讫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 　　通常回忆录都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写作时因年代久远，事主对当年发生的事件等已记忆模糊，但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就在长征刚结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主编徐梦秋也是长征的亲历者，完整经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协助他编辑的成仿吾也是长征亲历者，他们的编辑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术性方面，就是删除重复，文字精炼等。更为重要的是，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不似后来的各种叙述已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写作要求的影响。 　　这样的叙述和编辑方针，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确的。 　　1，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确实是长征的灵魂； 　　2，“路线斗争”和党内斗争也是事实，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在长征中或他们写作的1936年，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党和军队的中高级干部，离核心层较远，而这方面的内容又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大多数红军干部并不了解详情； 　　3，最重要的领导同志没有参加写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刘少奇、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罗迈（李维汉）、聂荣臻、罗荣桓、杨尚昆、邓小平、邓颖超等；他们才是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参加者和目击者，但他们知道“内外有别”，不会把这方面内容向外界（国统区和外国）去展示，即如毛在1936年和斯诺谈话时，也没有去展现他和博古、张国焘等的分歧，而是尽量表达党和军队的团结一致。 　　红军长征除了中央红军，还有二、四方面军的长征，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为什么在很长的时期里，世人知道的多是中央红军的长征，而对其它红军长征的历史却很少了解呢？ 　　其实道理并不复杂，中央、中央军委是和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在战时状态下，是几块牌子，一个“单位”，中央红军的领袖就是党的领袖，上有共产国际的承认，又有最多的政治局委员，是中国革命的司令部，所谓“正宗”和“名正而顺”，加之红一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较多，留俄生也多，写史或写传，就很自然以红一方面军为中心了。 　　其次，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重要力量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历经艰难险阻，在徐向前等的指挥下，取得过许多重大战绩，但其将士多为不识字或识字少的贫苦农民出身，由于张国焘长期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厉行极左的歧视知识分子的政策，识字者常是极左肃反的对象，故而四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很少，识字不多的一般红军干部更难在短期内写出有关四方面军长征的回忆文本。 　　更重要的是，张国焘在长征中“另立中央”的分裂行为，1937年春在延安被全面批判，其间一度出现扩大化的倾向，波及和伤害了许多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加之红西路军的失败，使得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一时也没有心绪来写自己的长征经历。随之，有关红军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草地分家”等重大事件，又被中央作了结论，成为认识和评价这些事件的有着巨大约束性的前提和标准，这样，为了维护党和军队的高度团结和统一，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全貌和更复杂、更细致的长征历程，也就无从叙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叙述就以红一方面军为主体了，这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四，外界是如何知道长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外报章都有报到，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从日本新闻社的报道才获知红军突围的消息的。 　　这个时候国人对中共和红军的认识受到国民党或国内中产阶级报章的很大的影响，国民党方面曾组织新闻界人士去江西“共区”参观，《大公报》等一些报章也派出了自己的记者单独前往采访，国民党军队的长年军事围剿，战争的严重破坏和极左经济和社会政策造成苏区百业凋零，人民生活艰难，《大公报》、《逸经》杂志等对此都有报道，使得国内中产阶级和知识界对中共和红军畏之如虎。 　　这样，对国统区的民众宣传红军长征就得面对这个现实，直接歌颂之，必定受到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而不能通过，只能转换角度，以旁观者的视角，向国人介绍长征。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陈云，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发表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长文，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细致叙述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纲领，以及红军长征至四川阶段大量生动的事例，文中以“赤军”和“南京军”分别指代“红军”和“白匪军”，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和《救国时报》一样，再通过巴黎—上海的海路，流传到国内，成为最早向世界和国内介绍和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而董健吾为了适应国统区的言论环境，甚至借用了国民党诬称长征的“西窜”一词，却丝毫没有减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价值。 　　这是中共和红军自己对长征的叙述，这在当时，外界是不知道内情的，没多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国共在抗日的旗帜下，再度合作，国人通过《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关长征的史实。 　　抗战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达延安，许多是被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吸引而来的，参加过长征的人，除了“红小鬼”，都被这些后来者尊称为“老干部”，不少在白区坐过国民党监狱，正接受组织审查的同志，更对自己缺少这一段长征经历深感遗憾，从此，参加长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而在这之前，到达陕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参加过长征的，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长征的英雄事例也开始作为训练干部的思想教材，使得有关长征的叙述越来越丰富。 　　五，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以后的有关长征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 　　随着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胜利，建国后，党和政府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长征事例广泛的宣传，通过建立红军纪念碑，纪念馆，红军烈士陵园，戏剧，电影（《万水千山》），歌曲，舞蹈、美术，年画，宣传画，连环画、以及更重要的中小学教科书，使全国人民对长征史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并深入人心，那就是：红军战士为革命，为抗日，冲破敌人封锁线，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翻越夹金山，穿过六盘山，突破腊子口，奠基直罗镇，胜利会师在陕北，奔向抗日最前线。笔者至今还记得小学时读过的两篇课文：陆定一的《老山界》和吴华夺少将的《我跟父亲当红军》。 　　可是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仍然作为党内参考资料。这一次的刊印，对1942年版的错字做了校订，并在“文字上略作修改”，其最重要的变化是是删除了何涤宙《遵义日记》、李月波《我失联络》、莫休《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 　　1954年被删去的几篇的主要的原因，是依着50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竟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裹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剪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反而对遵义会议没一字的描写。 　　可是这能成为删去这篇文章的理由吗？红军长征艰苦卓绝是事实，特别是过草地的那一段，红军战士牺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区，也是红军粮食极度短缺的的最艰苦的阶段，但是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身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处处真实可信。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也是红军长征中占领的唯一的中等城市，为了给遵义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张闻天特别要求红军战士和干部在进城前要穿上鞋子。何涤宙的文章虽然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作为一般的红军干部，在当时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要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得在这之后。这就是1936年写回忆录的红军干部的认识，也是我们今天的认识，可是在50年代，人们对长征的认知已逐渐程式化，删去何涤宙的《遵义日记》，似乎也顺理成章。 　　六，长征叙述的转变 　　195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大型系列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开始出版，许多参加过长征的老将军纷纷发表了自己的长征回忆，写作者包括原一、四、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各个方面的老同志，基本格调是多侧面反映长征的历程，突出红军将士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和战胜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 　　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对长征的叙述逐渐从宣传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向总结长征的历史经验，颂扬领袖的丰功伟绩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向转移。1959年，刘伯承元帅发表《回顾长征》一文，成为建国后领导同志撰写的第一篇有关长征回忆的重量级文章。到了60年代初，特别是在1963年之后，对长征的叙述在继续过去的主题的同时，更加突出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强调毛领导长征的丰功伟绩和党内错误路线对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代表性作品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建国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也正式出版，广为发行。这两个美国人一前一后写的这两本有关长征的名著，提供了红军长征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感。 　　以1981年12月问世的《彭德怀自述》，1984-1987年出版的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例如：过去说中央红军“仓促转移”是不完全确切的。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已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吹风。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广大指战员并不知晓、（在过第一道封锁线时，粤军有部分前沿阵地还没有接到“放路”的命令，曾和红军发生过激战）。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实力，只是到了1934年11月28日——12月1日，红军强渡湘江才遭到重大伤亡，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 　　又如，过去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联，对四方面军长征中的战绩很少提及，80年代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四方面军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同志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在1938年春被秘密处决于迪化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李特，黄超，在90年代也得到了平反。 　　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的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由毛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90年代后期也对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的忠诚。 　　七，长征成为重大的精神资产 　　革命理想主义和党和军队的高度统一，保证了长征的胜利，1935年9月12日，毛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干部战士讲话时留下了眼泪，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而从江西走过来的红军几乎没有当逃兵的，一路长征过来，更没有听说过哗变的事的发生。 　　长征从此成了“合法性”主要来源之一，成为重大精神资产，长征结束后，毛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革命的种子，是党和军队的精华，在他们的带动下，革命力量大发展。长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建国后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主要来源，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爱护，参加过长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冯雪峰等极个别文职干部。建国后党和政府在生活待遇方面对长征干部也有较多的照顾，都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文革期间，许多群众对王洪文不满，就是因为他没吃过苦，是坐“直升机”上去的。1969年4月，毛在中共九大上还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是吃过苦的，和当时在国外的王明是不一样的。 　　参加过长征，以后脱离中共，投降国民党的只有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出身贫苦，因对批判张国焘不满，脱离了革命队伍，投奔张国焘，以后又离开张氏，通过自学成为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何畏夫妇在镇江长江边投水而亡。原一方面军干部郭潜，又名郭华伦、陈然，抗战期间曾担任中共南方工委重要的领导职务，1942年被捕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工，1949年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后为台湾国民党军情局副局长。原红一方面军干部蔡孝乾，1949-1950年任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也成为台湾军情局高级特务。蔡孝乾于1970年12月在台湾还出版了一本有关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经历的回忆录，剔除这本书中的国民党的“套话”，对红军长征的叙述还是较为客观的，许多资料也是取自于《红军长征记》。 　　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共产党和红军，因特殊情况，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一段关系。在长征中曾被红六军团在贵州抓获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跟随红军长征队伍中走了18个月，以后被释放回到他的出身地英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青，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萧克将军在给其回忆录的中文本写的序中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薄复礼的对长征的记载，也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有关长征的叙述。 　　最后，《红军长征记》在今年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的书名，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54年删去的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已全部补上，从这本珍贵的历史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当年一群怀抱着理想和热情的青年人，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征程中，所经历的既有希望和欢乐，也有悲伤和痛苦的战斗生活，在经过七十年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原点，从那儿去体会一个真实和感人的长征。 除特别声明外，本站不拥有文章版权。如引用，请注明原始出处。 please quote the original source if you are going to use this paper 本文收入文库时间为2006年11月20日。 网站首页 > 专题报道 > 专题专栏 > 中共党史学习教育专题 > 特支风采 徐梦周：中共小甸“特支”的宣传委员 浏览次数：352 信息来源：淮南市作家协会 作者：张昌涛 发布时间：2021-04-01 17:01 字体：[大 中 小] 回望峥嵘岁月，功勋彪炳史册。1923年冬，安徽最早成立的农村党支部，中国共产党寿县小甸集特别支部成立了。曹蕴真任书记，徐梦周任宣传委员，鲁平阶任组织委员，“特支”直属党中央领导。 徐梦周，是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党员之一，在小甸集这个偏僻的安徽农村中党的火炬最早点燃、党的旗帜最早举起的地方，他对“特支”的筹建做出重大贡献。 徐梦周历史照片 一     小甸镇位于淮南市寿县境内，地处江淮之间、瓦埠湖东岸。1904 年，在这片水资源充沛，生态环境优美的土地上，徐梦周出生了，他又名徐德辅，是小甸集李山庙人。     2020年11月5日上午，我随淮南市作协的同志来到寿县小甸镇的时候，远远望见一处园林式的建筑出现在路旁，一座纪念碑高耸在苍松翠柏之间。走近一看，正是小甸集特别支部旧址、安徽第一面党旗纪念园。     “1923年冬，受党中央指示，曹蕴真、徐梦周、鲁平阶组建中共小甸集‘特支’，直属党中央领导，是安徽最早的党组织。”纪念园小甸集特支纪念馆馆长韩志坚介绍，小甸集“特支”的成立，标志着安徽革命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极大地推动了寿县当时的革命形势。“徐梦周经常利用农村集市贸易等特殊时机，以各种形式宣传革命真理，同时，积极组织农民群众，发展农会等群众组织。”     在“特支”的领导和影响下，小甸集一带反压迫、反剥削的群众运动高涨，短短半年多时间，在小甸集就发展了党员20多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后，安徽各地的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     “来到省内最早的党组织旧址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对我们党员来说是一次精神洗礼，提升了我们对党史的认识，尤其是先烈的革命创业精神，催人奋进，也提醒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拥护党的领导，珍惜这么多年来的发展成果。”如今，纪念园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瞻仰先烈、接受教育的党员和群众。他们面向党旗，举起右手，集体重温入党誓词，其情其景，令人振奋。 二     徐梦周的哥哥徐梦秋曾向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系统地讲述过人生经历。据这篇自述文章回忆：他们的家庭是旧式封建家庭，祖父是地主，但没有文化。父亲徐士端是家中的长子，受过很好的教育。他生性慷慨，分家产时，把祖父留下来的300亩地平分给了三个弟弟 ,自己靠做教书先生谋生。（《徐梦秋自述 1937年于延安》）     “徐家兄弟姐妹共6人，两个姐姐，兄弟4个，徐梦周年龄最小。在书香家庭中长大，受父亲影响，徐梦周从小就开始上学读书。”纪念园小甸集特支纪念馆馆长韩志坚带领淮南市作协一行人，边参观边介绍说，大概10岁左右，徐梦周到他叔叔任教的学校就读，学习四书五经之类的古典经文。“这所学校共有30名学生，都是沾亲带故家的孩子。” 此时，由于徐梦周的父亲由教书先生转而经商，生意场上没有成功，逐渐家道中落。     在徐梦周上学前，家中的经济条件很好，因此他的长兄从小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长大后参加了辛亥革命。这样的家庭氛围，让徐梦周在小学的时候，就能够了解到外面发生的事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进步的思想。五四运动后，革命的思潮冲击着徐梦周的心扉，涤荡起他自小立志报国的灵魂。1920年春，在姐姐的资助下，他先入寿县芍西国立小学读书，1921年转入芜湖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学习。     在当时，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的民主、革命气氛十分浓厚。革命活动家恽代英等都被聘请来讲学。徐梦周得到恽代英的教诲，进步很快，不久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芜湖，徐梦周还结识了好友曹蕴真，就是后来小甸集“特支”第一任支部书记。两个人是老乡，且志同道合，就经常一起畅谈人生和理想。     根据哥哥徐梦秋自述文章的回忆，当时农业学校是免学费的，在这里有400多名学生，多数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他们组织了一个由20人组成的小团队，借以影响其他学生。他们成立读书协会，目的是一起研究社会问题，并制定一项改造乡村生活的计划。随后，他们开始阅读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 如《向导》《新青年》等，思想上逐步发生转变，渴望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徐梦秋自述 1937年于延安》） 三     小甸镇李山庙杨圩村，是徐梦周的出生地。2020年12月3日，当我们来到这里寻访时，已经无法看到先烈当年在此居住和开展革命活动的痕迹。作为小甸镇重点贫困村，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2020年，这里已经旧貌换新颜，水泥路四通八达，且组组通户户通，村民们在雨雪天气出门也可以做到鞋不沾泥，这在几年前还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村出列户脱贫，村集体经济逐步壮大，脱贫攻坚接续乡村振兴，人们的经济收入逐年提高，杨圩村人正在努力奋斗拥抱美好生活。念及先烈，心怀崇敬。杨圩村党总支书记张宇与我们一起回忆峥嵘岁月中的徐梦周。 作者采访李山庙杨圩村（徐梦周出生地）党总支书记张宇     怀揣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1922年，徐梦周和老乡曹蕴真一起远赴上海大学求学。当时的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创建的，校长是于右任。他们在上海大学读书期间，深受进步教师，特别是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张太雷、施存统等我党早期革命领袖的亲切教海。在这些精英的教育和引导下，他们的革命觉悟有了很大进步，人生的志向逐渐明确。学习期间，他们成立了“爱社”等进步组织，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并给家乡进步青年寄回《唯物史观》《社会进化史》《新青年》《向导》等书籍传播进步思想。同时也利用寒暑假返回家乡，以走亲访友的形式，宣传马列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     从当时实际情况来看，徐梦周在宣传工作方面是有着超凡的才干的，这在后来他成为“特支”的第一任宣传委员这件事上，也得到了印证。     1922年春，曹蕴真、徐梦周、鲁平阶在上海大学，经过曾参与东京共产主义小组组建的中共早期党员、时任团中央书记的施存统介绍，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徐梦周成为安徽籍最早入党的为数不多的党员之一。     不久，党组织派他们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寿县在民国十一年就有二三同志的组织，当时是党的婴儿的时候”。这是1929年5月9 日中共寿县县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的一段话。“二三同志的组织”指的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甸集特别支部，这是由徐梦周、曹蕴真、鲁平阶等3人在1922年暑假返乡后成立的，该支部直属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徐梦周等人在成立了小甸集社会主义青年团特支后，临时形成中共小甸集小组，这无疑为后来建党做了组织准备。     1923年寒假，曹蕴真、徐梦周、薛卓汉等受党组织指派回乡建党。不久，曹蕴真、徐梦秋等到瓦埠小学任教，徐梦周、鲁平阶、薛卓汉、方运炽等到小甸小学任教。徐梦周等人一边任教，一边利用课余时间把进步教师、学生和农民组织起来，传播救国救民真理。先后介绍小甸集小学校长曹练白和进步人士方运炽、陈允常入党。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在小甸地区建立党组织的条件逐步成熟。     1923年冬，中国共产党寿县小甸集“特支”成立了，党员有曹蕴真、徐梦周、鲁平阶、薛卓汉、徐梦秋、方运炽、曹练白、陈允常等8人。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寿县地区就有了自己的组织，寿县人民革命就有了领导者和组织者，革命也有了前进的方向和目标。     “对内发展党员、团员，对外建立农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是中央指示的小甸集“特支”的重要工作任务。“特支”先以瓦埠，小甸集、李山庙等小学为阵地，党员多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党中央也适时地邮寄来一些进步刊物。此时，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在半年的时间内，当地群众运动风起云涌，不断有新党员加入，先后发展了20余名党员。小甸集周边也陆续成立了瓦埠小学、城关、窑口、堰口等党支部。     时光无声流淌，岁月嘹亮如歌。97年过去了，在小甸集特支纪念馆，我们目睹历史照片、蜡像雕塑、绘画油画，以及采用的文物时，一瞬间仿佛又回到了1923年冬天那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在小甸集小学那个激情澎湃的校园里，在绣有镰刀、锤头的旗帜下，曹蕴真、徐梦周等一批热血青年，庄严地宣布中国共产党寿县小甸集特别支部成立…… 徐梦周蜡像雕塑 四     74岁的徐佩新是小甸镇李山小学退休教师，他的爷爷和徐梦周是堂兄弟。近些年来，他一直想方设法与徐梦周的后代取得联系，“徐梦周的后代目前生活在南京，我们也在微信上讨论，看什么时候能回到小甸镇相聚。”     徐佩新通过阅读寿县党史和有关公开发表研究寿县红色文化的文章，他对徐梦周的革命事迹有一定了解。“开展小甸集‘特支’工作一段时间后，徐梦周又回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继续学习。毕业后受党中央派遣，于1926年3月到了北京，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作。”     1926年9月，冯玉祥在苏联顾问乌斯曼夫、赛夫林和中共党员刘伯坚、邓小平陪同下回国督师，邀请中国共产党人帮助他在部队中做政治宣传工作。徐梦周和宣侠父、陶新畲等100多人奉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之命赴任。徐梦周被分配到宋哲元部。 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自治区）誓师后，徐梦周随军攻打北洋军阀刘镇华，解西安之围。当时大革命发展迅速，中国共产党和冯玉祥以及陕西省主席于右任都深感军政干部紧缺，必须抓紧办校培养干部，以应急需。为此，决定改西北大学为中山学院。学院名义上是国民党办的，实际上组织领导为共产党人掌握。徐梦周于1927年2月任西安中山学院教育长。     恩爱双心结，姻缘一线牵。徐梦周在这里遇到了他一生的挚爱。当时中山学院妇女班有位女共产党员叫崔文玉，是陕西三原人，人长得端庄秀丽，革命工作非常出色。徐梦周和崔文玉在教学和工作中增进了感情，建立了恋爱关系，后来经组织批准，结为伉俪。崔文玉是徐梦周革命生涯中的得力内助。 1927年6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将在中山学院工作和学习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礼送出境”。1927年7月，徐梦周脱离西安中山学院转为地下活动。中共陕西省委任命他为延安县委书记。11月，徐梦周在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省委常委，分管组织工作，并兼任常委技术书记，不久任组织科主任兼省委秘书长。     “兀兀高墙一线天，眼前景色可人怜。一腔热血满腹恨，胸中自有主义真。此情欲诉凭谁说，强拈秃笔赋长歌。”1928年春，中共陕西省委遭破坏，徐梦周和潘自力、刘继曾等被捕入狱。敌人对他们软硬兼施，诱供逼供。徐梦周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凛然正气，并赋诗一首《狱中吟》。     1930年11月，杨虎城将军任陕西省主席，南汉宸担任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以秘书长身份主持政务，首先处理的一件大事，就是释放西安监狱的政治犯。徐梦周等共产党员得以脱身。     徐梦周出狱后，经张汉民(时任第17路军警卫团长，中共地下党员)保荐到孙蔚如的师部任秘书主任。1931年该师扩编为第38军，徐梦周任军部秘书处长。不久他与地下党员军部参谋武志平取得联系，共同开展党的军运工作。他俩又配合杜斌丞力促孙蔚如联共反蒋。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地区。胡宗南的追剿大军接踵而至，蒋介石还急令西北军杨虎城部和川军田颂尧部合围红四方面军于巴山地区。这时陕西东起巴镇西至宁强，沿大巴山一线均为杨虎城第17路军防线，如果能促使杨虎城部与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条约，对于红军集中兵力对付主要敌人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于是，徐梦周等人向孙蔚如进言。他们巧妙地利用了杨虎城、孙蔚如和蒋介石以及四川军阀刘湘的矛盾，加之徐梦周平时谨言慎行、办事干练，深得孙蔚如的信任，孙最后被说服。1935年5月初，孙蔚如派武志平作为38军军代表去川陕苏区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商谈互不侵犯、共同反蒋事宜。武志平行前，同徐梦周、张汉民多次研究，制定了川陕交通线计划。     川陕红色交通线成功的建立，沟通了白区的党组织与川陕苏区的联系，给川北红军提供了许多军事情报，输送了大批急需的军用物资，为红军集中力量粉碎刘湘的六路进攻、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年底，徐梦周告假脱离孙部。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获圆满解决，国共初步实现第二次合作，孙蔚如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杜斌丞任政府秘书长。他俩联名电召徐梦周速返西安。     徐梦周回到西安后，通过西安党组织，向中央请求奔赴延安。中央认为，徐梦周在白区创造的环境和社会关系对党的工作十分有利，因而未批准。徐梦周随后就任陕西省政府秘书处第一科科长。在党内属中央特科系统，从事情报工作。罗青长当时化名文志军，是党内情报系统的党支部书记，徐梦周就是他联系的一个地下党员。     罗青长以考学校请徐老师补课的名义和徐梦周取得联系，将党的文件送给他看，徐梦周向罗交纳党费，提供情报。他曾将陕西省政府人员的政治态度作了系统的调查，得出了“反共的是少数，坚决抗日的也是少数，大部分是中间状态”的结论。这对党中央制定对中间派的政策，起了积极作用。     这期间，徐梦周在西安白王兵庙街的家成了革命同志聚会、避难的场所。邓颖超、张琴秋、宣侠父经常到徐梦周家叙谈。柯庆施、靖任秋等曾在徐梦周家住过一段时间。丁玲(徐梦周在上海大学的同学)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西安，徐梦周为其找住地，联系演出场地。     为了壮大革命队伍，徐梦周还通过多种渠道输送大批革命青年到延安。仅本家亲属就有徐枫、徐霁远等10多名知识青年，后来有的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有的成了党和国家的中高级干部。     1941年，徐梦周转入西北农学院，任教授、院长秘书。在校内发展数名青年党员，带领进步学生与混入学生队伍中的国民党特务和反动训导员班志洲、院长周伯敏等人作斗争，后于1943年春离开农学院。     1944年，徐梦周和杜斌丞等前往陕南、汉中、城固等地发展民盟组织。其间，在由城固返回汉中途中，徐梦周不幸因车祸而殉职。     得知徐梦周因公殉职的消息，周恩来将徐梦周之侄徐枫召到杨家岭面告噩耗。国家安全部在关于徐梦周生平事迹的公函中，对徐梦周的评价是“忠贞可嘉”。西安地下情报工作人员也一致认为，徐梦周的牺牲，使我党失去了一位精明能干的忠实同志。 五     想把徐梦周的红色足迹写完整，他的哥哥徐梦秋，或许是一个绕不开的人。     徐梦秋、徐梦周兄弟俩在家排行老五老六，年少始就一起在私塾上学，又同赴芜湖、上海读书，共同成长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洪流中，还携手传播革命思想，筹建小甸集特别支部。但之后，兄弟二人的人生经历就不尽相同了。     大革命失败后，党派徐梦秋去苏联，进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年秘密回国。1931年抵达江西苏区，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此后，他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等。1933年底，他在红军大学讲授政治课，一些红军高级将领都曾听过他授课。毛泽东在征战闲暇与他也有接触，谈论时政、历史，每每谈到深夜。徐梦秋随同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在途中冻坏了双腿。到了延安，马海德大夫主刀，锯掉了他的双腿。     徐梦秋是留学苏联的才子，也是苏区一位著名的笔杆子。1936年，毛主席亲自组织人员编写的长征回忆录《红军长征记》，是由红军总政治部成立的编辑委员会负责编辑和加工的，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有丁玲、成仿吾、徐梦秋等，主要是徐梦秋负责。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称徐梦秋是红军队伍里的“红色历史学家”。     1937年，徐梦秋(化名孟一鸣)离开延安赴苏联治病。到达新疆迪化后被伪装民主进步的“新疆王”盛世才留用，任命为教育厅副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1942年春，盛世才诬称中共在新疆有秘密活动，阴谋推翻政府，把毛泽民、陈潭秋等一大批共产党人投入大牢，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毛泽民、陈潭秋等人坚贞不屈，但徐梦秋等人却先后变节，并于1944年秋被任命为军统局少将特研组长……1949年解放时，徐梦秋被逮捕归案，1976年在狱中病死。 来源：http://hn.ahwang.cn/hnwenhua/20210129/21913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