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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宝航阎明复

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在1957年1月成立,阎明复任组长,有组员朱瑞真、赵仲元两人。小组的最初使命,是接替师哲,在中苏党政首脑会谈等外事活动上任俄文翻译。翻译组地位高贵,1950年代末,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说,国务院有外交部,中共中央有联络部,中办有小外事机构即中办翻译组。 师哲身份特殊,他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于1929年加入了克格勃的前身即格别乌,此后一直在苏联安全部门工作,直到1940年回国抵达延安。初期,他的任务是作为共产国际的观察员,观察并汇报中共七大的情况,共产国际在1943年解散,师哲依然是延安和莫斯科间电报和书面联系的重要联络人。中苏交恶的预兆刚显露,师哲就预感到自己将有厄运,故主动离开中央去地方工作,他果然在1962年被关押。最终,所有为中央服务过的俄文翻译,都被扣上“里通苏修”罪名。 阎明复记录了好友李越然的遭遇,他便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李越然父亲李芳中在中东铁路交涉局工作时,就担任苏联的谍报人员,苏军进入东北后,精通俄语的李越然开始为苏军做情报工作。孰料多年后,这段经历成为污点,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1956年出访苏联时想请李越然做翻译,政审没通过,最后改派阎明复。只是,阎明复也好景不长。 父亲阎宝航的谍报生涯 阎宝航让苏联、俄罗斯感激不尽的功绩,来自他直接向莫斯科提供的两份重要军事情报。当年他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高官,俄文代号“巴维尔”,国内只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知晓他在为苏联搜集国际情报。他先是拿到了德国计划进攻苏联的确切日期,它来自中国驻德武官桂永清的报告。1944年夏,阎宝航借阅到军委会掌握的日本关东军材料,包括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番号人数、将领姓名等。 实际上,按军事情报学常识,绝大多数情形下,单份情报不可能让人采信,做一个判断需要建立在多种来源、多种形式的情报之上。苏联在苏德战争前夕收到了巨量情报,但情报来源越多,斯大林越发相信是丘吉尔在散播阴谋。同理,佐尔格情报小组的尾崎秀实提供的关东军情报,远比阎宝航的情报丰富,但阎宝航的消息可作为辅助材料来证明尾崎秀实这一情报源的可靠。 “九·一八”事件爆发不久,阎宝航一家人在日军刚占领沈阳时就跑到关内,一别故乡14年。11月,阎明复在北平降生。东北沦陷前,阎宝航已是东北社会的名人、张学良的重要幕僚,他担任了奉天基督教青年汇总干事,那是当时最大的青年组织。1934年,阎宝航担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总干事,会长由蒋介石亲自担任,可见蒋对他的重视。正是在蒋介石身边工作期间,阎宝航在国民政府党政军高层编织了一道关系网。抗战爆发后,阎宝航的官方职务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等,民间职务则更多。 情报界常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能获取的情报价值越大。1937年抗战爆发前,阎宝航由周恩来介绍入党,成为秘密党员。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共产党做出无可替代的贡献,营救被捕的党员,开展地下情报工作,掩护地下工作者……吸收名流阎宝航入党不是小事,延安需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认为他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而拒绝。党内也议论纷纷,部分人嫌阎宝航社会关系复杂,周恩来坚定地说:“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你能做得到吗?” 周恩来此话不假,阎宝航完成了诸多他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民党的专业情报机构并非不知情,阎明复回忆往事时即提及,重庆卫戍司令刘峙找过阎宝航“谈心”,戴笠、康泽、徐恩曾也找过阎宝航“谈心”。但只要没确凿把柄落在国民党手里,没有人敢为难阎宝航,何况这些特务头子多与他交好。逐渐,共产国际也认识到阎宝航的巨大价值,1941年春,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与阎宝航接上线,交代了任务范围、具体要求、技术问题,周恩来事先找阎宝航通了气。阎宝航从此领导一个情报小组,同时给延安和莫斯科两边搜集情报。 阎明复对重庆岁月的最深印象,仅仅是家里有无数陌生人进进出出,他们吃饭、临时借宿、躲藏、打麻将、开会交谈……阎家的三层楼别墅照顾了无数的东北落魄同胞,因此被誉为“阎家老店”。当然,所有的秘密会议都不可能让年幼的阎明复接触到,阎宝航妻子高素桐每次亲自打扫散会后的房间,母亲为什么要担负起佣人的工作,阎明复在多年后才明白这是出于保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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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英總參謀長徐光英葉挺參謀長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1920年留法勤工儉學鄧演達創建的「第三黨」軍統

徐光英(1899年-1984年),字樹屏,廣東省海陽縣(今潮安)浮洋鎮徐隴村人,中共早期高級軍事幹部。軍統元老。[1] 生平 1920年留法勤工儉學。1921年加入旅法共產主義小組,後到西班牙讀軍事。1922年8月轉入中共旅歐支部。 北伐戰爭中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1927年3月參加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為暴動指揮部五人團成員,負責工人糾察隊的武裝訓練與指揮。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任第11軍第24師(師長葉挺/古勛銘,黨代表顏昌頤)參謀長。南昌起義部隊南下途中,徐光英負責繪製行軍路線圖一直做到江西南部尋烏縣。1927年9月23、24日分別攻克潮州、汕頭後(史稱「潮汕七日紅」),李立三任汕頭市公安局長,未到職前由徐光英代理公安局長。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政治紀律決議案》,共10項處分:[2]徐光英因在汕任公安局長時,取締工人擅自逮捕並殺乘機搶劫貧民三人,應處以留黨察看一年之處分。 1927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起義軍總指揮葉挺,副總指揮葉劍英,總參謀長徐光英,副官陳賡,師長徐向前等。徐光英率領中路起義軍(第四軍教導團第一營和工人赤衛隊第一聯隊,突襲東較場,攻克廣九車站和廣州市公安局。 左右江起義前,中共中央派一批幹部奔赴廣西,徐光英化名徐開先,協助張雲逸做兵運和軍訓。起義失敗後,徐光英脫離中共。1930年參加鄧演達創建的「第三黨」,出任該黨陝西省委書記。 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軍統組建忠義救國軍,任參謀長。別動軍第三縱隊司令、軍統貴州息烽訓練班副主任。黃埔軍校南寧分校少將政治主任。軍事委員會軍需署少將軍需監。 1947年赴港居住。 參考文獻 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 編:《潮州人物》,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 中共中央出版的《中央通訊》1927年第13期(油印本) 分類:1899年出生1984年逝世軍統局人物海陽人徐姓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1年入黨)黃埔軍校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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