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在1957年1月成立,阎明复任组长,有组员朱瑞真、赵仲元两人。小组的最初使命,是接替师哲,在中苏党政首脑会谈等外事活动上任俄文翻译。翻译组地位高贵,1950年代末,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说,国务院有外交部,中共中央有联络部,中办有小外事机构即中办翻译组。
师哲身份特殊,他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于1929年加入了克格勃的前身即格别乌,此后一直在苏联安全部门工作,直到1940年回国抵达延安。初期,他的任务是作为共产国际的观察员,观察并汇报中共七大的情况,共产国际在1943年解散,师哲依然是延安和莫斯科间电报和书面联系的重要联络人。中苏交恶的预兆刚显露,师哲就预感到自己将有厄运,故主动离开中央去地方工作,他果然在1962年被关押。最终,所有为中央服务过的俄文翻译,都被扣上“里通苏修”罪名。
阎明复记录了好友李越然的遭遇,他便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李越然父亲李芳中在中东铁路交涉局工作时,就担任苏联的谍报人员,苏军进入东北后,精通俄语的李越然开始为苏军做情报工作。孰料多年后,这段经历成为污点,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1956年出访苏联时想请李越然做翻译,政审没通过,最后改派阎明复。只是,阎明复也好景不长。
父亲阎宝航的谍报生涯
阎宝航让苏联、俄罗斯感激不尽的功绩,来自他直接向莫斯科提供的两份重要军事情报。当年他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高官,俄文代号“巴维尔”,国内只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知晓他在为苏联搜集国际情报。他先是拿到了德国计划进攻苏联的确切日期,它来自中国驻德武官桂永清的报告。1944年夏,阎宝航借阅到军委会掌握的日本关东军材料,包括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番号人数、将领姓名等。
实际上,按军事情报学常识,绝大多数情形下,单份情报不可能让人采信,做一个判断需要建立在多种来源、多种形式的情报之上。苏联在苏德战争前夕收到了巨量情报,但情报来源越多,斯大林越发相信是丘吉尔在散播阴谋。同理,佐尔格情报小组的尾崎秀实提供的关东军情报,远比阎宝航的情报丰富,但阎宝航的消息可作为辅助材料来证明尾崎秀实这一情报源的可靠。
“九·一八”事件爆发不久,阎宝航一家人在日军刚占领沈阳时就跑到关内,一别故乡14年。11月,阎明复在北平降生。东北沦陷前,阎宝航已是东北社会的名人、张学良的重要幕僚,他担任了奉天基督教青年汇总干事,那是当时最大的青年组织。1934年,阎宝航担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总干事,会长由蒋介石亲自担任,可见蒋对他的重视。正是在蒋介石身边工作期间,阎宝航在国民政府党政军高层编织了一道关系网。抗战爆发后,阎宝航的官方职务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等,民间职务则更多。
情报界常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能获取的情报价值越大。1937年抗战爆发前,阎宝航由周恩来介绍入党,成为秘密党员。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共产党做出无可替代的贡献,营救被捕的党员,开展地下情报工作,掩护地下工作者……吸收名流阎宝航入党不是小事,延安需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认为他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而拒绝。党内也议论纷纷,部分人嫌阎宝航社会关系复杂,周恩来坚定地说:“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你能做得到吗?”
周恩来此话不假,阎宝航完成了诸多他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民党的专业情报机构并非不知情,阎明复回忆往事时即提及,重庆卫戍司令刘峙找过阎宝航“谈心”,戴笠、康泽、徐恩曾也找过阎宝航“谈心”。但只要没确凿把柄落在国民党手里,没有人敢为难阎宝航,何况这些特务头子多与他交好。逐渐,共产国际也认识到阎宝航的巨大价值,1941年春,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与阎宝航接上线,交代了任务范围、具体要求、技术问题,周恩来事先找阎宝航通了气。阎宝航从此领导一个情报小组,同时给延安和莫斯科两边搜集情报。
阎明复对重庆岁月的最深印象,仅仅是家里有无数陌生人进进出出,他们吃饭、临时借宿、躲藏、打麻将、开会交谈……阎家的三层楼别墅照顾了无数的东北落魄同胞,因此被誉为“阎家老店”。当然,所有的秘密会议都不可能让年幼的阎明复接触到,阎宝航妻子高素桐每次亲自打扫散会后的房间,母亲为什么要担负起佣人的工作,阎明复在多年后才明白这是出于保密需要。
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吴非但不能禁止,而且应给以保护。 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 2月1日,工人代表们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进入普乐园会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秘书李震瀛登上讲台,高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为抗议吴佩孚的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进行全路总同盟罢工,李震瀛、杨德甫等主要领导人在江岸指挥全局;高斌、姜海士、刘文松在郑州,吴汝铭、史文彬、洪尹福在长辛店,林祥谦、罗海城、曾玉良在江岸执行总工会的命令。信阳负责的是分工会委员长胡传道和副委员长、共产党员徐宽, 新乡负责人是分工会委员长杜石卿,彰德负责人是分工会会长、共产党员戴清屏。2月4日,总工会一声令下,京汉线全路开始了大罢工。 京汉铁路上的技术工人大多属于外来人口。 杨德甫是湖北帮帮首,曾到日本留学,因工龄长、手艺好、徒弟多而享有较高威望。林祥谦则是福建帮首领。 https:// acftu.org/wjzl/gysl/gysy 最早到达江岸车站的铁路工人中有一批是来自福建马尾造船厂的,在他们的介绍下,京汉铁路的福建籍工人逐渐增多,并形成了福建帮。福建帮帮首林祥谦就曾在马尾船厂当钳工,后通过在京汉路工作的妹夫周连城和几位同乡的介绍,林祥谦及其父亲、弟弟先后来到京汉铁路工作……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张国焘、邓培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列宁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99页。) 这次大会及列宁与中国代表的谈话对中共从事铁路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在工运工作中也逐渐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只有铁路工人、海员、矿工为三个有力的分子”,进而提出组建全国铁路总工会,组织铁路工、矿工、海员三个产业的三角同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1922年直奉战争结束后,中共利用吴佩孚“保护劳工”的政治主张,通过交通部向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派遣了六名密查员,作为中共在各路开展工运工作的特派员,主要目的是发动各路群众,建立工会组织。张国焘甚至认为,中共是以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起家的。 ,约占全国罢工人数的1/7以上,受到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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