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在1957年1月成立,阎明复任组长,有组员朱瑞真、赵仲元两人。小组的最初使命,是接替师哲,在中苏党政首脑会谈等外事活动上任俄文翻译。翻译组地位高贵,1950年代末,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说,国务院有外交部,中共中央有联络部,中办有小外事机构即中办翻译组。
师哲身份特殊,他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于1929年加入了克格勃的前身即格别乌,此后一直在苏联安全部门工作,直到1940年回国抵达延安。初期,他的任务是作为共产国际的观察员,观察并汇报中共七大的情况,共产国际在1943年解散,师哲依然是延安和莫斯科间电报和书面联系的重要联络人。中苏交恶的预兆刚显露,师哲就预感到自己将有厄运,故主动离开中央去地方工作,他果然在1962年被关押。最终,所有为中央服务过的俄文翻译,都被扣上“里通苏修”罪名。
阎明复记录了好友李越然的遭遇,他便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李越然父亲李芳中在中东铁路交涉局工作时,就担任苏联的谍报人员,苏军进入东北后,精通俄语的李越然开始为苏军做情报工作。孰料多年后,这段经历成为污点,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1956年出访苏联时想请李越然做翻译,政审没通过,最后改派阎明复。只是,阎明复也好景不长。
父亲阎宝航的谍报生涯
阎宝航让苏联、俄罗斯感激不尽的功绩,来自他直接向莫斯科提供的两份重要军事情报。当年他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高官,俄文代号“巴维尔”,国内只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知晓他在为苏联搜集国际情报。他先是拿到了德国计划进攻苏联的确切日期,它来自中国驻德武官桂永清的报告。1944年夏,阎宝航借阅到军委会掌握的日本关东军材料,包括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番号人数、将领姓名等。
实际上,按军事情报学常识,绝大多数情形下,单份情报不可能让人采信,做一个判断需要建立在多种来源、多种形式的情报之上。苏联在苏德战争前夕收到了巨量情报,但情报来源越多,斯大林越发相信是丘吉尔在散播阴谋。同理,佐尔格情报小组的尾崎秀实提供的关东军情报,远比阎宝航的情报丰富,但阎宝航的消息可作为辅助材料来证明尾崎秀实这一情报源的可靠。
“九·一八”事件爆发不久,阎宝航一家人在日军刚占领沈阳时就跑到关内,一别故乡14年。11月,阎明复在北平降生。东北沦陷前,阎宝航已是东北社会的名人、张学良的重要幕僚,他担任了奉天基督教青年汇总干事,那是当时最大的青年组织。1934年,阎宝航担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总干事,会长由蒋介石亲自担任,可见蒋对他的重视。正是在蒋介石身边工作期间,阎宝航在国民政府党政军高层编织了一道关系网。抗战爆发后,阎宝航的官方职务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等,民间职务则更多。
情报界常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能获取的情报价值越大。1937年抗战爆发前,阎宝航由周恩来介绍入党,成为秘密党员。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共产党做出无可替代的贡献,营救被捕的党员,开展地下情报工作,掩护地下工作者……吸收名流阎宝航入党不是小事,延安需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认为他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而拒绝。党内也议论纷纷,部分人嫌阎宝航社会关系复杂,周恩来坚定地说:“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你能做得到吗?”
周恩来此话不假,阎宝航完成了诸多他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民党的专业情报机构并非不知情,阎明复回忆往事时即提及,重庆卫戍司令刘峙找过阎宝航“谈心”,戴笠、康泽、徐恩曾也找过阎宝航“谈心”。但只要没确凿把柄落在国民党手里,没有人敢为难阎宝航,何况这些特务头子多与他交好。逐渐,共产国际也认识到阎宝航的巨大价值,1941年春,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与阎宝航接上线,交代了任务范围、具体要求、技术问题,周恩来事先找阎宝航通了气。阎宝航从此领导一个情报小组,同时给延安和莫斯科两边搜集情报。
阎明复对重庆岁月的最深印象,仅仅是家里有无数陌生人进进出出,他们吃饭、临时借宿、躲藏、打麻将、开会交谈……阎家的三层楼别墅照顾了无数的东北落魄同胞,因此被誉为“阎家老店”。当然,所有的秘密会议都不可能让年幼的阎明复接触到,阎宝航妻子高素桐每次亲自打扫散会后的房间,母亲为什么要担负起佣人的工作,阎明复在多年后才明白这是出于保密需要。
鲁迅骂人无数,所向披靡,但也被这个人骂了半辈子 原创|发布:2017-09-09 12:18:43 更新:2017-09-09 12:18:43阅读 23990赞 310 大家都知道,鲁迅以“骂人”著称,从政界、军界,到学界,几乎被他骂了个遍。但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有一个人骂鲁迅也骂得很厉害,让人叹为观止。 文/刘诚龙 大家都知道,鲁迅以“骂人”著称,从政界、军界,到学界,几乎被他骂了个遍。但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有一个人骂鲁迅也骂得很厉害,让人叹为观止。 这个人,名叫苏雪林。 苏雪林比鲁迅小16岁,虽然同时代,但不同辈分,两人没同过事,按理说,他俩是没有什么利害冲突的。然而,自鲁迅覆盖“民族魂”的挽幛永远离开世界后,苏雪林就开始了骂鲁生涯,其语言之尖刻,立场之坚定,谩骂之长久,被称为“骂鲁第一人”。 以阶级斗争而言,鲁迅不能称为极端革命者,苏雪林也谈不上是极端反革命,两人为什么如此交恶?好像也找不出一个标志性事件来,苏雪林出道之初,本来是特别崇拜鲁迅的,称得上是鲁迅的粉丝,由崇鲁一变为反鲁,起因之细小,让人不敢相信。 1928年,苏雪林在文坛崭露头角,是年7月7日,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组织了一次作家派对,受到邀请的有文坛宿将鲁迅、林语堂、郁达夫,也有文学女青年苏雪林。苏氏此时借了成名作《绿天》赢得盛誉,也赢得尊严,却不料,林语堂将其引到鲁迅面前时,苏氏伸出了纤纤素手,准备与偶像亲密接触,鲁迅却没有伸出手来,只是朝她点了点头。场面突然变得尴尬起来,苏雪林脸上泛红,林语堂也面上发窘。 鲁迅与苏雪林的“握手门事件”,让苏雪林永远关闭了她对鲁迅的崇拜之门。鲁迅新故,按说可以忘却恩怨了,人都死了,还说什么呢?苏雪林却不惜犯了不对亡灵说不是之忌,写了《致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专攻鲁迅“私人行为”,谩骂的调门相当高,连苏氏的老师、鲁迅的论敌胡适也觉得过火,劝她“旧文字的恶腔,我们应该深戒”。 而苏雪林莫说深戒,浅戒也不戒,从此拉开了其半生骂鲁生涯,骂鲁迅是“诚玷污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邪小人”,刻薄之极,无出其右。 抛开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从人的性格弱点来看,上世纪学界大家之间的人群撕裂,也是不可忽视的大因。苏雪林与鲁迅,其中固然有政治与思想立场因素,但其个人性格也不可小觑。在苏鲁之间,苏雪林的小家子气毕现无遗,而其他大家呢?是不是都是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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