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骂人无数，所向披靡，但也被这个人骂了半辈子

童志强：李一氓与皖南事变 》 分类： 抗战 李一氓与皖南事变 －－作者：童志强 12.jpg 李一氓是中共党内富有传奇色彩的文人。 抗战爆发后，李一氓从延安奉派到由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组成的新四军，担任新四军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掌管军部机要文电及保卫工作。皖南三年期间，他见证并参与了新四军军部所有重大活动的决策。 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他奇迹般地全身逃脱辗转至香港，并向延安连发7份电报，详细报告事变的全过程，以及他本人对造成皖南事变主客观原因等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分析。正如他在1941年4月1日致中共中央电中所说：“除叶、项、袁、周外，我知道的经过比任何人为多。”他的报告为后人研究皖南事变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 虎口脱险 1941年1月12日，是皖南事变发生的第7天，也是石井坑保卫战打得最激烈的一天。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重兵围剿的皖南新四军伤亡惨重，东流山等制高点相继失守，皖南事变已接近尾声。 当天深夜，新四军军长叶挺下令分散突围。在电台向延安发出由叶挺署名的最后一份电报后，身为军部秘书长的李一氓命令电台台长将电台设备彻底砸毁，又目睹机要员销毁全部密码本。等他摸黑爬上山坡时，发觉已和军部其他人员失去联系，平日归他直接领导的机要人员也都跑散了。 为安全起见，在一个树林里的茅草丛下，他挖了一个坑，忍痛将一些极其珍贵的重要文档埋了进去，其中包括毛泽东1937年给他的亲笔指示信、1938年叶挺因与项英闹矛盾离开军部时写给他的长信，以及他本人的长征日记。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遭国民党军8万重兵围歼，除近千人分路突围外，其余大部分被俘和牺牲，几近全军覆没。到1月14日以后，包围圈内尚剩下为数不多的新四军残留人员。李一氓忍饥挨饿地在几个山沟里辗转隐蔽了好几天，有时也能遇到一些新四军流散人员，人数时多时少，但因彼此不熟，又要躲避国民党乡、保武装的搜捕，终未合群。后来遇到相熟的军部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和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钱俊瑞，以及教导队的两个下级干部，于是这5个人便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小小的团队。 就这样，他们在泾县山区埋伏到1月下旬，与一户同情新四军的当地农民取得了联系，白天潜伏在树林里，晚上则悄悄地到该农户家里吃晚饭。此时已接近农历新年，参战的国民党军队都已奉命回撤原防。他们几人商量，一直在山里待下去恐非长久之计，还是要设法尽快出去与上级取得联系，向党中央汇报此次事变的详细情况。余立金、钱俊瑞拟从宁波经上海去苏北到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面见刘少奇；李一氓决定经桂林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面见周恩来；另两位教导队下级干部则表示想返回福建原籍。于是约定先经太平县南下屯溪，然后在屯溪分手各奔东西。 当初突围时，每人都分得一笔经费。他们拿出50块银元给主人，一来感谢他们一家冒着生命危险提供饭食和掩护；二来请主人帮他们添置化装必需的衣物。在农户的帮助下，他们改换了老百姓的便装。热心的农户还为他们设计了一些道具，如李一氓肩扛一根竹竿，上面挂了一些黄鼠狼之类的小兽皮，装成收皮毛的商贩。钱俊瑞则手提竹篮，里面盛些香烛等过年用品。余立金等人亦如法炮制，按各人打扮预习好一套说辞。准备停当之后，主人在前带路，行走约三四里后，将他们送到去太平县城的山口，然后挥手作别。 按照事先约定，为安全计，5人装作互不相识的路人分开前行，互相之间各间隔二三百米，以便前后照应，晚上再到就宿地点会面。设想虽好，但真正实行起来，却纯系纸上谈兵。当时的心情，谁都想早点离开泾县这个险恶之地，因此一路上行色匆匆，很快就乱了次序。李一氓年岁最大，走得最慢，到第二天绕过太平县城时，已远远地落到了最后面。 由于山路崎岖，李一氓又不良于行，不久双脚就打了水泡。途中，他两次遇到在行军路上临时休息的国民党军队，有惊无险，蒙混过关。第三天傍晚，李一氓才赶到潜口镇，由于没有通行证，不敢到旅馆住宿。在镇外的小茅店，尽管他自称是开小差的川军，但精明的店主一眼就判断出他是皖南事变打散的新四军。幸亏新四军在皖南经营三年，口碑甚好，店主不仅没有当面说破，更没有为难他，相反，在店主的掩护和帮助下，李一氓解决了食宿，还花高价搞到一张从潜口到桂林的通行证。 有了通行证，在国统区就可畅行无阻。那位店主帮李一氓雇了一辆去屯溪的人力车，临分手时店主才笑着当面揭开李一氓新四军的身份。屯溪为徽州府治所在地，当时尚属后方，从上海、南京、杭州、芜湖等地躲避战乱的达官贵人麇集于此，加上苏浙皖边各级战时流亡政府机关林立，呈现出一派畸形的繁荣，时称“小上海”。在热闹的屯溪街上，李一氓惊喜地遇到先他而至的余立金和钱俊瑞，只见他们两人换了行头，衣着光鲜，差点没认出来。他们行色匆匆地对李一氓说：已经买好去宁波转上海的船票，即刻就要登船。于是就在屯溪街上握手别过。 李一氓受到二人的启发，也在估衣铺里添了一套布棉袍，又买了一只手提箱，里面放置了一些就地收购的茶叶和屯溪有名的徽墨，将自己打扮成贩卖茶叶的行商。他的目的地是经桂林去重庆，而第一站是从屯溪先乘汽车到浙江金华，然后再转火车。这一天适逢农历除夕，经打听，没有客车去金华，连第二天大年初一也没有车。无奈之下，他只得先找一个小旅馆住下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孤苦伶仃地度过了寒冷凄清的辛巳年春节。 大年初二，李一氓终于花钱请旅馆的人帮忙，在去金华的出租小汽车上买到一个座位，辗转抵达桂林，已是2月6日近元宵节了。在火车站口附近报摊上，李一氓买了一份有中共背景的《救亡日报》，然后叫了一辆人力车，要车夫按报头刊登的太平路21号社址拉到报社，想通过报社找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孰料报社工作人员告诉他：因皖南事变发生，国内形势骤变，桂林八办已于1月20日奉命撤回重庆。再打听，两个熟人夏衍和范长江也都转移到了香港，后来总算与老朋友孟秋江取得联系。神通广大的孟秋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证章。李一氓便以该委员会职员身份住进高档的环湖旅馆。 按原定计划，李一氓是想经桂林去重庆，当面向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汇报皖南事变经过。为此，他托孟秋江去找国民党元老、当年的北伐军第四军首任军长、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帮忙联系交通。李济深认为重庆形势险恶，去那儿恐有危险，而刘少奇、陈毅已在苏北盐城宣布重新成立新四军军部，建议李一氓不如到苏北新军部为好，并答应设法将他从广东送到香港，再转赴苏北。 1941年元宵节后不久，经李济深联系，由孟秋江出面介绍李一氓和同盟会老人李章达见面，后由李章达亲自陪同从桂林乘火车到衡阳，再转汽车于2月17日到达广东韶关。在韶关又等了一个多星期，再从韶关以北的乐昌机场搭乘中美航空公司的航班抵达香港。甫抵香港，李一氓即在机场用航空公司的电话找到老朋友夏衍，被安排住进半山饭店。自皖南险地突围，经皖、浙、赣、湘、桂、粤6省，有惊无险，历时一个多月，他终于在香港与中共驻港地下组织取得联系。 13.jpg 1939年，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领导与周恩来合影。后排左起，袁国平、陈毅、周恩来、项英；前排左起，李一氓、粟裕、王集成、邓子恢 写出皖南事变七份报告 皖南事变突围出来后，李一氓通过中共地下电台，先后向延安党中央发去关于皖南事变的7份报告，为后人研究这一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留下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文献。 还是在韶关候机的日子里，李章达于2月24日设法让李一氓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秘密会见。就在会面的前几天，即194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对内宣布将中央1月15日《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一律传达到团以上干部为止”。据此，张文彬乃将中央的这个决定向李一氓作了传达。 该《决定》尖锐地指出：项英“所领导下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3年中已经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决定》告诫全党全军高级领导干部：“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 身居新四军领导层的李一氓，看到措辞如此严厉的批评，心情非常沉重，思考再三，感到有必要对这个《决定》向中央表一个态度，于是当即起草了一份电报，交由广东省委从韶关通过地下电台发给延安。这就是“皖南事变报告第一号”。 第一号报告电文不长，先是向中央报告已“安全脱险到粤”；其次对中央《决定》表态“完全接受拥护”；最后简要汇报个人突围沿途经过及见闻。 在香港，中共驻港负责人廖承志和潘汉年详细听取了李一氓对皖南事变经过的口头报告，并要求他将事变经过详细情况写成文字汇报，由他们用电台发到延安。李一氓仔细回顾了从1月4日部队出发到1月6日双方打响，再到1月14日战斗结束的亲身经历，由于情节多、文字长，他将有关内容相对集中，断断续续，时写时交，并把电报编了号，以在韶关发的电报算第一号，花了一个月左右，总共发到第七号。 第二号报告时间为3月6日，内容是回答延安来电询问皖变失败是否与敌特内奸机密泄露有关的问题。李一氓分析，“我行军作战皆未下达纸上命令，完全口述行动路线……决定作战布置系六日上午讨论决定，下午传达，是晚即发出，且知道的人很少”，而且第三战区联络参谋陈淡如“四号黄昏由泾县回云岭，（假如陈预知我四号晚行动，他绝不会回来）”，因此他认为：“估计这次失败并非机密泄漏或有内奸的问题。” 报告第三号写于3月18日，主要内容为汇报皖变中“项英同志动摇之经过及我的出走”。1941年1月8日深夜，在部队突围被阻，形势不利的紧要关头，当获悉第三战区前敌指挥官上官云相电令围剿部队“于明（9）日拂晓再行全线总攻”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政委）项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4位新四军高层决策人物先后瞒着军长叶挺，丢弃部队不辞而别，率领身边少数人企图绕小道出走，以求保全自己。叶挺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获悉后，当即向中原局和党中央电报“项、袁、周、李不告而去”。后来他们因没有跑出包围圈，不得不于10日分头返回。然此时中央已来电撤销了项英的指挥权，明令军事上由叶挺负责，政治上由饶漱石负责。 项英返回石井坑与叶挺会合后，自觉有愧，暗自垂泪，乃向延安发报，承认“临时动摇，企图带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影响甚坏”，并表示了“坚决与部队共存亡”之决心。在全军被围的危急时刻，丧失信心，动摇出走。此举使项英多年来在党内和部队建立起来的威信丧失殆尽。 李一氓是项英出走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在致延安中央书记处“皖南事变报告之三”电中，详细汇报了这一经过：“晚10时左右，项忽派人叫我几次，皆未找着。等我回到我的位置，知道项派人来找过我，遂去项处，那时袁国平、周子昆皆在。项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语。即匆匆向后走，此外同行者仅二三卫士。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我还以为找地方开会，决定最后处置。但又不见有老叶。行数十步后，袁始说他的卫士没有来，周又自语说，他没带钱。我才恍然，项又要来他三年油山那一套。我即追问项叫过老叶没有，项反答叫了他不来。此时我对项此种行动不大赞成，我当即表示我不同他们走。项即反问，那你怎么办？我说，我另想办法，打游击也要带几支枪，脱离队伍也要想办法救出几个干部，我还想把军法处、秘书处及胡立教等设法从铜陵、繁昌过皖北。项当即表示赞成，与我握手，并说把xx也带走，他身上还有钱。袁当时表示愿同我走，又听说今晚无把握，须等明天看清情况再决定，结果仍与项、周同走。因同行之猎户是他们唯一之向导，于是分手，他们继续前进。” 对于这次出走事件，李一氓在第三号报告最后向中央检讨了。半个世纪后，李一氓忆及此事，仍有着浓烈的悔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承认在新四军工作当中的错误，没有在叶项之间做好工作，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了项、袁准备离开队伍，既没有劝说他们不能这样做，也没有去找叶挺报告这件事情，反而自己学他们的样子，也找了几个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脱离了部队，其实也没有跑出包围圈，被迫依然返回军部。虽然时间很短，从黄昏到夜半，不超过十个钟头（此处记忆有误，应为从8日夜半至10日中午共1天半时间－－笔者注），但总是一个这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 报告第四号写于3月20日，主要汇报新四军移动时3路纵队的兵力编组情况，以及围歼新四军的国民党部队7个师番号、军力部署，再是解释北移部队为何选择向南迂回这条移动路线。 报告第五号与第四号写于同一天。从内容看衔接前电，主要是汇报皖南部队1月6日、7日两天的情况。6日晚，皖南新四军遵照潘村会议布置，兵分3路连夜冒雨向南开进。7日上午与敌发生激战，道路受阻。身处前线的叶挺军长当时想命令部队打下星潭，冲出包围圈，但同去的副参谋长周子昆说：“是不是回去跟项副军长把情况研究一下。”研究打星潭的会议于7号下午3点在丕岭到星潭之间的百户坑指挥所召开，会上叶挺主张集中主力打出星潭去，但项英临战迟疑不决，举棋不定，会议断断续续一直拖到夜里10点，居然开了7小时之久，后来叶挺气愤地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够犹豫不决，不能够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心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最后项英决定：不打星潭，大部队后撤回到丕岭以西。由于项英的优柔寡断，导致严重贻误战机。对这次决定部队今后走向至关重要的百户坑会议，李一氓在第五号报告中有如下叙述：“叶希夷（叶挺字希夷－－编者注）提出二个方案：（一）立即后撤，循来路回茂林，再渡青弋江，打太平、洋溪、石台、青阳，甚至再南出祁门、景德镇。袁认为可以考虑，项反对，认为政治上说不过去。叶反称此时求生存第一，政治上说得过去否，其次。但终被打消……” 报告第六号写于3月22日，内容为石井坑保卫战经过。 1941年4月1日，李一氓写出第七份报告，从军事角度分析皖南新四军失败原因，十分精辟，全文如下： 检讨这次战役的失败，主要的当然是项的政治领导的错误，但如单纯军事来说，也犯了极大的错误。 1.出动太迟，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结果也不会如此之难堪。 2.估计敌人太低，估计自己太高，以为四十师不堪一击。 3.在地形选择上当把自己放在高山上，放在深谷中毫无作用。 4.战斗准备不足，非战斗人员太多，行装太多。 5.行军过久，行军力不强。敌人是每天一百里路，我们仅四十里路。 6.使用兵力不恰当，兵力分散。假如全军作一路攻击，不会感到兵力不足与彼此脱节。 7.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过去三年，战斗都是团为单位，这次六个团一起打，毫无协同作战可言。 8.因过去子弹多，不注意节省弹药，到后来有枪无弹。 9.参谋长工作差，周子昆只能管后方勤务与教育工作，对作战部署与指导毫无把握。 10.项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差。 11.战时工作全无计划……下级连指导员只有单纯的鼓动工作，缺乏整个战役的组织工作。 以上是我个人对于这次战役的军事上失败的意见。中央及军委如还有查问的，我当据所知答复，因除叶、项、袁、周外，我知道的经过比任何人为多（全报告完）。我拟四月十日左右离港去沪。 由于李一氓在新四军中的地位，他写于皖变结束不久的7份报告，对新四军历史研究者言，其史料价值无疑十分重要。几十年后的李一氓自己对此也有如下评价：“皖南事变是从1941年1月4日起到1941年1月14日止，历时11天。我写电报是3月间的事，中间隔了不过五六十天，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大事变，因此记忆非常清楚。要我现在再做详细的回忆，达到电报的程度，就很困难了。” 14.jpg 李一氓 受到党内口头警告处分 1941年4月中旬，李一氓随潘汉年从香港到上海，半个多月后安然抵达苏北盐城。 当时，为防止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叛变投敌者混入队伍，新四军新军部和华中局成立了审查委员会，对每一个突围归队者进行严格审查。在华中局，李一氓按规定又将皖南事变经过以及本人突围的逐日情况，向组织作了详细的汇报。华中局经研究报告中央，认为李一氓在部队转移过程中一度离队系“对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采取调和态度和自由主义，应该在组织上给一个警告”，延安复电表示同意。 194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华中局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由李一氓检讨自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与会的华中局委员刘少奇、陈毅、饶漱石、曾山对他的错误提出批评，后由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对李一氓同志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给予党内口头警告的批示。口头警告是中共党纪中最低级别的处分。在会上，李一氓对大家的批评和组织处分表示诚恳接受。会议结束已是深夜，散会前端出一盘土制蛋糕当宵夜。李一氓回忆说，因自己是批评对象，所以对蛋糕迟迟没有动手。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心细的陈毅对李一氓发话说：“错误归错误，吃蛋糕归吃蛋糕。”于是他也上前取了一块。 原本以为领受组织处分之后，这件事情就算结束了。但在1942年刘少奇奉命返回延安前，于2月15日至3月5日在苏北阜宁单家港主持召开了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当着数十位各地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李一氓又被安排在会上作了关于皖南事变错误的公开检讨。 此后，李一氓历任中共淮海区委副书记、淮海行政公署主任、中共苏北区委副书记、苏皖边区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旅大区委副书记、大连大学校长等职。全国解放后，又先后出任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在“文革”中，因受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中余立金案的牵连，又翻出皖南事变突围的历史老账，李一氓在国务院外事办任上被无辜地“专政”，关进秦城监狱，蹲了5年大牢。在此期间，他被要求将本人一生的详细历史写成自传。1973年10月获释以后落实政策，他先后出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常委等职。数十年间未就皖南事变发表任何公开言论。 1981年是皖南事变40周年。当年秋天，李一氓怀念昔日战友，赴南京雨花台望江矶凭吊项英，在墓前触景生情，赋诗一首： 秣陵秋染浅丹霜， 独有荒坟卧望江； 麦饭篮空惭无奠， 桐弦调走笑雌黄。 临危受命原无忝， 到死方休亦可伤； 四十年间云岭怨， 皖南山色自苍苍。 综观全诗，从文学角度评判，不失为上乘之作。作者刻意遣用“霜”、“荒”、“怨”、“伤”等词，使调子显得低沉伤感，隐隐含有对项英遭际抱屈的意味。 李一氓本人对这首诗非常满意，1982年清明，他特地手书此诗寄给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收存。李一氓的书法原本就有名气，纪念馆收到他的墨宝，自是大喜过望。孰料该诗被中共安徽省委一位好事者看到后，认为内容情调有问题，便报告省委，并以省委名义转报中央。中央书记处为此事还专门找李一氓打了招呼。李一氓万万没有料到，一首凭吊战友的平常小诗居然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其郁闷可想而知。 项英、李一氓、叶挺的微妙关系 若论项英、李一氓、叶挺3人的关系，确实有点微妙。项英、叶挺之间存在矛盾，在当时的新四军军部并非秘密。 新四军成立后，叶挺尽管是新四军军长，但因不是中共党员，所以部队的实际领导权，理所当然地掌握在身为中共东南分局书记、军分会书记的副军长项英手里，这也是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所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对项英来说，尊重叶挺、团结叶挺就显得尤为重要。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的“五四指示”中，除了对新四军发展方向做出具体布置外，最后特地叮嘱项英：“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毛泽东称叶挺为“同志”深有含义，实际上是提醒项英，不要把叶挺看作外人，而要以“同志”相待。 叶挺鉴于不能参加党的会议和军分会会议，因此在工作中有种种不便，也不能及时参与有关军务事宜的处理，1938年6月上旬他因公去武汉时，便向长江局婉转提出，“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经中共中央研究，为尊重叶挺的合理要求，于6月9日复电长江局，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以项英、叶挺、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为委员，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主任。 可是，项英在新四军军部工作中，仍然没有注意搞好同叶挺的团结。正如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所说：项英在新四军中“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事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叶挺在新四军中受到了不应有的冷遇。原来司令部参谋处与叶挺在一起，后来也移到项英住处。项英开始同叶挺一起吃小灶，不久跑到大食堂吃饭，撇下叶挺一个人吃饭。在这种情况下，军部的其他干部也都有意无意地回避叶挺。孤独的叶挺，经常手持心爱的相机，在军部驻地周围四处溜达摄影，借以摆脱苦闷的心情。 叶挺满腔热血出任新四军军长，为的是抗日报国，一展抱负，而实际上却一方面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掣肘，另一方面又受到项英的排挤。这在他是始料未及的，终于在1938年10月提出辞职，负气出走广东。蒋介石向中共明确表示：叶挺已离开新四军，因此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要另派人去新四军任军长。 中共中央书记处接到报告，得知蒋介石企图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引起高度重视，迅速致电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立即约叶挺到重庆谈话，彻底解决其新四军的工作问题，并要叶挺向蒋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同时指示周恩来在与叶挺说话时，“应确定叶之在新四军之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以坚定其在新四军之安心工作”。周恩来敏锐地看出叶项矛盾的症结所在。他在复中央书记处电中提出解决问题的原则意见：“叶回四军，我的解决原则，共产党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193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复周恩来：同意新四军委员会“叶正项副”的意见，同时指出，“叶挺工作问题之解决影响新四军前途及全国同情者对我之态度，关系颇大”，必须“在新四军干部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关系”。 在重庆，周恩来一方面向蒋介石交涉，提出中共不同意更换叶挺，一方面对叶挺开诚布公，促膝长谈，说服了叶挺。周恩来还决定亲自陪叶挺返回皖南军部。叶挺深为感动，收回了辞职要求。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偕同叶挺一行抵达云岭。在军部，周恩来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方针，以及中央关于尊重并确定叶挺在新四军的地位的指示。周恩来在批评项英时特别指出：“像叶挺同志这样一位很有军事才能的高级军事指挥员，又是北伐战争年代的名将，他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是忠实的爱国主义者。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而不信任。他留在党内，不如留在党外工作，对党的工作有利得多。像这样热爱党的事业的好干部，你不能团结，那还要团结何人？” 然而不到半年，又发生了叶挺再次辞职事件。此时叶挺和项英的矛盾，则已表现在新四军战略方针问题上的分歧。 1939年11月7日，叶挺在重庆与秦邦宪、何克全、董必武、叶剑英联名给中共中央发去专电，就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发展方向提出看法：“江南新四军目前是处在极困难环境中，区域缩小和隔绝，行动被约束，部队被分散，编制、经费被限制。严格说来，新四军是在顽固派和敌寇的攻击中挣扎着。只有坚决而秘密地执行以一部坚持江南现地区，主力向江北发展的方针，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装继续发展。”同时向中央提出了5点具体建议：“（一）立刻调大批政工人员到江北进行政治准备；（二）先将子弹、药物等移到江北适当地点；（三）除酌留部队在江南外，主力分批组织游击支队分头过江；（四）主要地区放到津浦以东；（五）指挥机关秘密到江北去。” 因为叶挺几个月前亲自到江北敌后进行过实地考察，十分清楚新四军在江北发展的条件远较皖南有利。这个建议比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向中央提出的以苏北为突破口打开发展华中局面的方案，时间还要早半个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充分说明叶挺具有非凡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大局的观念。 1955年4月第一次亚非会议期间，陈毅在与当年旧友、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回忆皖南往昔时说：“新四军从集中整编起，内部就存在矛盾，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我对项英很尊重，私人关系也很好，但是在军事战略方针上我却支持叶挺。我同项英多次在私下谈，在会上争，总是谁也说服不了谁。”遗憾的是，项英最终没有采纳叶挺和陈毅的正确意见。如果当时能积极执行上述5个部署，把主力和军部及时分批移到江北，何以有日后的皖南事变发生？ 2010年笔者赴台访学期间，在陈诚带到台湾的“石叟资料”中，查到一本1939年3月编写的《陆军新编第四军成立经过概况》的小册子，在第四部分“人事概况”中写道：“人事属于党的支配，军长叶挺……党权由副军长项英总揽，闻两人之间并不甚睦。秘书长李一氓与项英最为密切，人称其为项之灵魂。”这当然是从国民党的视角得出的评介。连国民党都知道叶、项不睦，可见此事已为公开的秘密。李一氓与项英的关系，无疑要比与叶挺密切得多，这也是事实。项英在皖变中途离队时，撇开了叶挺，撇开了饶漱石，除了拉袁国平、周子昆一起出走之外，还不忘特地几次派人去找李一氓，可见两人关系之深。 在李一氓的角度看来：叶、项两人的矛盾如果公开化，明白地摆出来，“那倒好办了，可以一个一个地根据双方是非，以大局为重，一个一个解决好了。但是这个矛盾却是来无影去无踪，双方都没有直接向我表示过。我当时也没有完全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程度，而且我也无权把他们拉到一起进行仲裁。影影绰绰的，叶挺总想借口离开新四军，采取躲避的办法回重庆、回澳门。影影绰绰的，项英总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并且帮助他离开新四军”。 因为李一氓早年与叶挺、项英都有交集，故中央在筹组新四军班子时就将其考虑在内。1937年底，当李一氓奉命去新四军工作离开延安前，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就对他说，因为他与项英、叶挺都熟悉，要他作为项、叶两人之间的缓冲者。晚年的李一氓感叹道：“我作为缓冲人，明显的是失败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志光就新四军和皖南事变问题数次访问李一氓。1990年，对皖南事变沉默数十年的李一氓在《人物》杂志当年第5期发表《血染着我们的姓名——皖南事变的前前后后》一文。同年12月4日，李一氓病逝于北京。 15.jpg 1992年12月，由李一氓生前自传扩展整理而成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其中有整整一章4.5万字的篇幅详细论述新四军和皖南事变。著名学者何方在2001年第5期《百年潮》著文谈读后感时认为：“作为当事人，可看得出来他确有些难言之隐。”说还是不说，说多还是说少，直接说还是隐晦说，这其中的纠结，可能也是李一氓生前之所以将回忆录定名为《模糊的荧屏》的原因吧。 转自《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