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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從作家杉山平助那裡知道中國人缺少 激情、不懂感謝。後來他雖然知道自己在敵對狀態下接觸的不是中國人 真實自然的一面,種種討好與諂媚的舉動無非是為了求生存,然而他仍 然把中國人看做一個整體,也同意杉山平助的觀察,認為中國人意氣不 揚,少有士為知己者死的氣概。46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東史郎乘坐日本軍艦抵達大沽港口

 如他從作家杉山平助那裡知道中國人缺少 激情、不懂感謝。後來他雖然知道自己在敵對狀態下接觸的不是中國人 真實自然的一面,種種討好與諂媚的舉動無非是為了求生存,然而他仍 然把中國人看做一個整體,也同意杉山平助的觀察,認為中國人意氣不 揚,少有士為知己者死的氣概。46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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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東史郎乘坐日本軍艦抵達大沽港口


(一)「他者」支那 十九世紀末葉日本帝國主義的崛起,主要是以鄰為壑。一八九四年, 第一次中日戰爭日本大敗清國,簽下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使日本首度 嚐到明治維新現代化的甜美果實,也更加襯托出中國的老大與落後。在 這種不對等關係中,日本軍國主義向海外取得資源、疏散本國人口壓力 的一連串行動,無不以中國為擴張對象。日本先後提出「滿洲主權未定 論」、「中國不是一個國家」、「膺懲暴戾支那」等說法,以合理化其 殖民主義。依此邏輯,從滿洲事變到蘆溝橋事變,挑起戰爭的責任不在 日本,而是因為中國敵視日本,與共產勢力勾結。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 五日,日本海軍轟炸中國首都南京的同時,日本政府發表〈帝國政府第 二次聲明〉:「日本的忍耐也已到達極限,為了懲罰中國軍隊的暴力行 一的、全世界的人民……」,中譯引自楊曉明,《欣悅的靈魂:羅曼羅蘭》(成都:四 川人民出版社,1997),276~279。 43 竹內迅著,田原、張嬿譯,《為證言的證言:一個日本記者的東史郎訴訟案實錄》,184。 44 東史郎第一次到南京謝罪時,演講均以「我就是被稱作東洋鬼子的東史郎!」作開場白, 這使他成為中國人心目中一位真正的謝罪者和懺悔者。http://news.xinhuanet.com/ (accessed 2005/7/9). 190 羅 久 蓉 為,以促使中國政府反省,如今已到了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的時候。」45 語氣在挑釁中帶有強烈的鄙夷。 東史郎日記稱「中國」為「支那」,「中國人」是「支那人」。後 來他說當時不知道這些是貶抑詞,為保持日記原貌,出版時未加更動, 但「支那」與「支那人」這兩個用語顯然已從最初不帶價值判斷的「秦」 的諧音,變成負面指涉名詞。即使東史郎說他不知道「支那」與「支那 人」代表鄙視與不屑,但他選擇的觀察位置與行動,顯示這種想法已經 深入一般日本士兵腦海,使他們很難平等對待中國以及生活在這塊土地 上的人們。中國的落後、中國人的不潔與卑劣正好加深了這種優越感, 把「膺懲暴戾支那」變成一場聖戰。 對「支那人」,東史郎從一開始便是以全稱類別觀念去理解;中國 人之於他,並非一個個鮮活的血肉之軀。一九三○年代,日本人普遍接 受中日國民性優劣不同的概念,在以偏概全的理解下,中國人只是一個 空洞的名詞,任何現象都可以中日國民性高下優劣不同來概括解釋。到 中國之前,東史郎對中國人的瞭解主要來自閱讀,到中國之後,他用親 身經驗來印證書本上的知識。如他從作家杉山平助那裡知道中國人缺少 激情、不懂感謝。後來他雖然知道自己在敵對狀態下接觸的不是中國人 真實自然的一面,種種討好與諂媚的舉動無非是為了求生存,然而他仍 然把中國人看做一個整體,也同意杉山平助的觀察,認為中國人意氣不 揚,少有士為知己者死的氣概。46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東史郎乘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東史郎乘坐日本軍艦抵達大沽港口,登陸 後他對中國以及中國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骯髒,只見「骯髒的支那人」 來兜售葡萄,雖然大家都很口渴,但部隊禁止士兵向中國人購買食物, 即使沒有這項規定,東史郎也不放心吃那種「不乾不淨」的東西。翌日, 開始行軍,晚間抵達軍糧城,部隊強宿民家,東史郎對自己分隊住宿的 房屋評語也是一個髒字,他寫道:「我根本無意住在這麼髒的人家,我 倒覺得住在露天下比這還好呢。」一九四一年謄寫這段日記時,東史郎

檢視自己當時的心情說:「那時,只要是支那人家的房子,即使是算乾 淨一些的,我大概也根本沒心思去躺下來。」 相對於對「支那」的厭惡,東史郎以日軍軍容壯盛為傲。離開軍糧 城那天早上,他和他的戰鬥夥伴因為即將展開的行軍之苦,心情鬱悶, 但一想到「這是在支那農夫、支那豬和支那雞的面前」,他們就「精神 抖擻」,「在髒髒的農夫和討厭的豬以及許多飛來跑去的雞當中」,離 開了軍糧城。47不過他很快就發現骯髒是戰爭的一部分,急行軍途中, 士兵們經常一個月無法洗澡或換洗衣服。登上中國陸地不到一星期,他 已經在日記中寫道:「如果有清潔感,有潔癖,就不能成為火線上的戰 士。早晨起來要洗臉,上了廁所要洗手,有這種念頭的人是不能當火線 上的戰士的。」然而,對東史郎而言,這種骯髒不同於「支那人」的骯 髒,這是「回歸野性」的髒,代表的是勇氣和鬥志!48 從第一天起,東史郎就以敏銳的觀察力,比較中日兩國不同的風俗 習慣,包括日本和服與中國婦女服裝、洋裝的優劣、49中國與日本對待 戰死者屍體的態度,50「支那」的落後與「支那人」的審美觀等等。51在 這些觀察中,有的只是描述眼前景象,如他發現在華北養鳥非常普遍, 華南的中國人留頭髮,華北的中國人卻個個光頭。華北、華南民居式樣 構造的不同,有些則印證了關於中國落後的看法,如廁所簡陋不潔,52鑿 井而無「排水」概念,農村沒有電燈,農民用打火石和火槍,過著近乎 47 不只「支那」農夫髒,鄉下髒,天津也是一個髒得「令人嘔吐的城市」。《東史郎日記》, 16、19。 48 《東史郎日記》,34。 49 如東史郎看到在天津看到的日本婦女大都穿和服,就說「她們不穿輕率的支那服裝和洋 裝,這實在是值得頌揚的。」《東史郎日記》,20~21。 50 《東史郎日記》,34。 51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進入南京城以後,東史郎發表對南京的觀感:「我一點都 不覺得南京是現代化的都市,建築物多是粗糙的木結構。支那人的審美觀簡直是太原始 了。」《東史郎日記》,208。 52 《東史郎日記》,252~254。 192 羅 久 蓉 原始人的生活。53這一切都證明,相對於已經現代化的日本,中國是一 個落後國家,於是除了「膺懲」之外,在日本士兵眼中,這也是一場文 明與野蠻之戰。 作為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國民,東史郎努力在中作為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國民,東史郎努力在中國人面前,維持日本 軍人的驕傲和尊嚴,即使在掃蕩南京國際難民區軍紀蕩然情況下,也不 例外。例如,當一名被搜身的中國男子掏出一張二十元的紙幣,遞給東 史郎的時候,他立刻懷疑對方有沒有看不起自己的意思;「是要我的錢 呢,還是想用錢來收買我?他以為我們日本軍人都是見錢眼開的,和支 那士兵一樣。」想到這裡,他「啪!」的給了男子一個耳光,把錢扔到 地上,又補上一記耳光,才大踏步走出房間。即使當時日軍佔領南京城 後姦淫擄掠的惡劣行徑,早已使日本士兵在中國老百姓面前的形象滑落 至禽獸不如的地步,東史郎仍然執著於維護「正派」、「偉大」的日本 軍人形象。54 這些偏見在與中國人實際接觸過程中,一點點轉化為鄙視,也成為 施暴的藉口。如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向南京推進時,東史郎在隆平縣一 個中國人家中值勤,吩咐男主人打點水,當看到打來的是不潔的髒水時, 他氣得給了那人一個耳光,中國夫妻倆跪在地上不停道歉,然後打來乾 淨的水。東史郎感嘆:「大概支那人就是這樣的吧。」55 一九三八年二月,他在磁縣遇見一群開口閉口都是錢的「支那人」, 毫無「戰敗國民所特有的羞惡感。只要給他們好臉色,他們就會得寸進 尺。」雖然他發現磁縣的情形有點特殊,或許是當地日軍安撫政策不當 所致,但厭惡之餘,他認為對付這些中國人,除了高壓統治,別無其他 辦法。56 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東史郎和隊友觀看一家中國人在他們面前內 鬥不休,他們覺得有趣,故意扔些值錢的東西為餌,然後在一旁作壁上 53 《東史郎日記》,463。 54 《東史郎日記》,209。 55 《東史郎日記》,89。 56 《東史郎日記》,236~237。 一個人的戰爭記憶:解讀《東史郎日記》 193 觀。東史郎形容這家人就像「飢餓的狗互相爭吵、搏鬥」,他看不起他 們!57 以上三個例子分別發生在不同時空背景下,它們共同指向東史郎如 何透過一些特殊的個別經驗,得出適用於所有中國人通論,他將這一切 都歸諸於中國人根深柢固的「國民性」。 東史郎部隊第一次到大連時,即與一個日本居停主人討論「支那國 民性」問題。主人告訴他,中國人是一個不可信任的民族:「對支那這 個國家的國民絕不能松〔鬆〕懈大意。即使彼此的關係再親近,一旦事 關錢的問題,他們馬上就會成為敵人。」58東史郎將中國人的性格歸納 成以下幾點:自私自利、性格千變萬化、喜歡自我吹噓、不能堅守原則、 沒有骨氣、趨炎附勢,不是譁眾取寵,就是卑躬屈膝,和他們交往就像 和「幫閒者」打交道一樣,令人啼笑皆非。上述中國國民性與生俱來, 即使經過知識薰陶也無法改變。例如,他承認宋美齡是位有教養的女 士,但骨子裡認為她仍是一個中國人,教養不過給這性格罩上一層「面 紗」。59 這種本質性的論述把利己與缺乏國家觀念看成是中國人國民性的 一體兩面,儘管近代許多中國有志之士毫不諱言對此現象表示憂心,但 在從小被灌輸效忠天皇思想的日本人眼裡,這種利己思想適足以證明中 國根本缺乏作為一個現代獨立自主國家的條件,因而大可以此合理化日 本對中國的侵略與統治。基本上,國民性論述是以理論與經驗相互印 證,形成一個不斷自我強化的封閉系統,把中日文化差異歸諸於歷史、 地理、種族等因素,最終目的是為了證明日本挾其成功的現代化經驗, 有權向中國及亞洲其他地區施展領土擴張的野心。 因為鄙視「勇於內鬥、怯懦自私、骯髒不潔、沒有羞恥心、毫無國 家民族觀念」的中國人,許多日本士兵執行「膺懲暴戾支那」戰鬥計畫 57 東史郎:「我發現支那人是相當自私的利己主義者,我們看不起他們,他們是一群狗。」 《東史郎日記》,314。 58 《東史郎日記》,116~117。 59 東史郎聽說宋美齡很會宣傳,他將此歸諸於「支那」的國民性。《東史郎日記》,327~328。 194 羅 久 蓉 時,自覺或不自覺地將「支那佬」非人化:這些軍隊宣傳摻雜著戰地個 人體驗的印象,在日軍進行燒殺擄掠暴行時,發揮巨大作用;讓許多日 本士兵在自己與施暴對象之間,保持距離;殺中國人就和殺一條狗沒有 兩樣。東史郎在日記中歌頌生存競爭,以其為適者生存的必然法則;正 義就是力量,「唯有力量才是正義。世上一切都是弱肉強食,此外什麼 也不是,有力量才是正義。世上一切有力量者就是正義者。在這個力量 即是正義的面前,所有的善將不再是善。在力量的面前,人道不知為何 物,惡道也可成為正義。」60 在這種優勝劣敗的思想主導下,日軍在華暴行之所以一發不可收 拾,背後固然有軍事、政治、社會及文化等複雜因素,但崇尚強權與鄙 視弱者是一體的兩面,一切後果應由中國人自己來承擔。如果中國人本 來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法則下該被淘汰的一群,日軍飄洋 過海前來「膺懲」,又何罪之有? 鄙視和仇視不同,鄙夷一個人不見得總與仇恨結合,但鄙夷卻會加 深仇恨,而憎恨敵人是戰場上存活的不二法門。61但作為日本軍國主義 教育的一部分,二者都是建立在把中國和中國人視為抽象「他者」的前 提上。為了自保,日本士兵被教導必須區分「我們」與「他們」。這裡 的「他者」可以是農民,可以是敵軍,東史郎知道對「他者」不能心存 憐憫,戰場上沒有慈悲: 我們每當宿營時,都是首先掃蕩村子,殺掉農民,然後睡覺。農民之 死可以保障我們睡眠的安全。 我們往往僅僅為了天亮之前平安地睡上三個小時而讓許多農民去 死。這也是戰場上的一大悲慘情景。62 60 《東史郎日記》,94~96。 61 東史郎對殺人這個動作曾經做過一番省思。他在日記中指出,武士道精神就是犧牲與無 我,前者是「樂於把生命獻給君主」,後者是佛教禪宗所說的輕視生命。只靠理性無法 殺人,也就是說,除有正當的理由之外,還須對於對方「有強烈的憎恨之感」。《東史



「聖戰」的教訓 ──「效忠天皇重於泰山,你們的生命輕如鴻毛。寧當護國之鬼,不受 生俘之辱!」這樣一來,更可以理直氣壯地替殺人辯解:


家興起後,逐漸與忠君思想結合,國民對天皇「不求回報的忘我忠誠」 漸具強制性。明治時代知識界還曾高談把人道主義與愛國主義結合的理 想,大正自由主義盛行時期,小學修身課尚可見「人類愛」、「人道」 等字眼。但到了昭和時代,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的想像空間已大幅壓縮, 武士道的自我超越轉化成以天皇為唯一效忠對象的忠君愛國思想,日本 人全都成了「天皇的臣民」。85 若槻泰雄檢討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

陶醉在「死亡美學」中的日 本士兵,個個無所畏懼地迎上前去擁抱死亡。86然而,在槍林彈雨中體會 「死亡美學」,果真如「剎那寂滅」的櫻花般淒美?面對生死無常,東 史郎心中不無掙扎,雖然他理智上告訴自己要把「一切乃至生命,奉獻 給親愛的祖國」,但求生意志依然強烈。雖然〈戰陣訓〉等忠義規訓全 都指向死亡,但他發現自己並不想死: 我們總是在面臨死亡的時候,越發強烈地感覺到生的寶貴和美麗, 越發對它強烈地嚮往,也越發羨慕能在山野裡四處奔跑的健康。


。武士道文化孕育出以下三種跨越生死形式: (一)自利性殺人:武士切腹,重死輕生、視生命如朝露、草芥。 (二)利他性殺人:切腹儀式中「介錯」補刀,協助武士完成超越 自我的心願。


東史郎因為有不忍「雞」之心,譴責苦力的殘忍,可是他卻吝於把 這份不忍施捨給他的敵人。大約兩週前,東史郎在潞王墳車站,親手把 一個二十歲左右中國青年的頭砍下。他在日記上記下平生第一次砍人經 過的每一個細節,包括周遭人的談話、自己的心理反應和心得:「我認 為砍人的時候,刀往前伸會砍不動。如果要說刀往前伸與刀往後拉,哪 一個更需要力氣的話,我想還是往後拉需要相當的力氣。鮮紅的血流了 出來,刀刃上只留下一道很細的血痕⋯⋯砍人的時候要果斷,必須是一 瞬間。隨著『嘿』的一聲吶喊,立即砍下去。」 這段精準無比的文字顯示東史郎明白自己正在做

他感到噁心, 但仍想到如何不損壞借來的軍刀。相砍人事件發生當天晚 上,他和隊友下山回到營地,飲酒唱歌,「酒後大醉,躺倒在地」。91噁 心是生理反應,以「何等兇殘」譴責對一隻雞的暴力卻蘊含強烈道德判 斷,讓人感到諷刺的是,前者對人,後者卻是對雞!

,其中沒有 殘暴與否的問題。如前所述,東史郎在日記中曾不止一次說中國人豬狗 不如,語氣充滿鄙夷與不屑:「用刺刀殺人比殺一只雞還容易」、「⋯⋯ 支那人的屍體還不抵一頭死豬」、「豬還可以用來飽餐一頓」、殺支那 人「不如殺一條野狗」。94 斬首事件發生後翌日凌晨,東史郎和隊友奉命偵察敵人行

隊友開始唱〈袈裟曲〉,為死者超渡時,他腦 中突然浮現年輕人頸部「石榴般的刀口」。稍後他一人唱〈袈裟曲〉, 但自稱內心十分平靜,「感覺不到任何恐怖和不安,完全是一種坦然的 心態」。95 東史郎自始至終是以一種置身事外的態度談論自己親手完成的斬首


戰爭初期引起全世界震驚的「百人斬」照片之所以能夠通過新聞檢查, 見諸報端,顯示日本軍隊在意識到外界反應不佳而禁止發佈消息之前, 這是一項被日本社會大眾接受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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