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吴非但不能禁止，而且应给以保护。 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

 

中国大革命史 第三章 大革命的高潮 第四节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 一、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及其后对中国革命的指示 　　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派出蔡和森、李立三、向警予等组成代表团出席会议。2月17日大会正式开幕，蔡和森（化名苏方）代表中共向大会致贺词，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在3月15日的会议上，李立三（化名陈京佑）报告了“五卅”运动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情况。这次会议，比较重视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认为“民族革命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联合”，是革命“获得胜利的保证”。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会后，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的代表，对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继续作出指示。 　　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六次扩大全会继续坚持国共合作的方针。《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军阀是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进行统治的支柱，他得到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支持，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胜利的主要障碍。因此，“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整个封建军阀制度”，争取国家独立和建立民主革命政权，是国共两党“革命联盟的基础”。《决议》谴责了国民党右派分裂国共合作，“反对广州政府的革命政策”等破坏活动；对国民党“二大”肯定“国民党必须同共产党人结成战斗联盟”给予了赞扬。 　　关于革命武装问题：六次扩大全会指出了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认为：由于封建军阀集团的崩溃和分化，由于民主组织的影响的扩大，“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走上了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的道路”。在这方面，广州政府也创造了更加彻底的民主武装力量的组织形式，国民军在华北的建立及其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重大成就，它和广州军一起成为建立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军的基础。《决议》指出：这些武装力量的使命“是坚决打击封建军阀集团”，“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维护民族的独立”。 　　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问题”。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能否取得胜利，取决于四亿中国农民群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同中国工人一道并在他们的领导下参加决定性的革命斗争”。农民问题首先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千千万万农民没有土地，一贫如洗”，地主富户的“租赁条件又十分苛刻”，“弄得民不聊生”。因此，“共产党和国民党应当想方设法帮助扩大和深化广州政府所实行的国家民主化的工作，应当在各地组织地方的民主机构，实行土地改革”。1926年10月1日，即北伐军进攻两湖以后，鲍罗廷在广州作农民土地问题的讲演时进一步指出：农民是“革命的根基”，“土地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国民革命是要首先解决土地的问题，若不解决土地问题，是不能够成功的”。 　　关于党领导的职工运动：六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共产党人在工人运动中的当前任务》和《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对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运动给予了充分的评价和肯定。文件指出：上海、香港和天津的罢工，说明中国无产阶级“已有高度的觉悟和组织性”，“成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中流砥柱和主要力量”。又说：上海和香港中国工人的政治罢工，是中国人民反帝解放斗争的转折点和全民运动的起点，它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人阶级，“是民众运动的领导力量”，是争取国家独立、建立人民政权的“倡导者和主要战士”。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斗争过程中，不断巩固自己的组织，不断加强自己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罢工，以改善工人的待遇。《决议》提醒中国共产党应“特别注意国际改良主义”对中国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的破坏和影响，及时揭露其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叛徒嘴脸”，党在反对“有害的倾向的斗争中”要加强工会工作，“在工会内部建立党支部”，使自己的组织不断扩大和团结一致”。这样，“党才能保持自己对运动的领导”。 　　共产国际六次扩大全会的上述指示，其基本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合作，重视农民问题，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以及自身的建设，都是有指导意义的，因而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共产国际六次扩大全会对中国革命的指示中，也存在比较严重的缺点和失误：首先，在国共合作方面，《决议》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性质及其作用估价偏高。会后，共产国际领导集团内部对国共合作出现了严重分歧。《决议》认为，国民党“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的革命联盟”，广州国民政府同“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建立了联系”，“是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的先锋队”和“未来的国内革命民主建设的典范”，也是“东方革命民主政府的第一个样板”。这就夸大了广州国民政府的革命性，忽略国民党内还有地主、资产阶级反共右翼势力的存在。由于对国民党的革命性估价过高，因而六次扩大全会把国民党作为同情党接纳加入共产国际，把蒋介石当作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的代表列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名誉委员。六次扩大全会闭幕不久，中国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在共产国际领导层内部，对国共合作的策略问题出现了分歧。季诺维耶夫等主张“共产党人立即退出国民党”；斯大林等则认为退出国民党，无异“使共产党人从各种革命力量所进行的斗争中退出来”，共产党人应当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使国民党右派退出国民党或把他们开除出去”。斯大林等主张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在强调国共合作时，同样忽略了对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的反共纂权活动进行斗争。鲍罗廷在广州国民政府任职期间，执行和贯彻了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估价偏高和对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的妥协退让政策。共产国际的这个政策影响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政策，也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国际由来。其次，在革命武装方面，同样存在把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的革命性估价过高。《决议》对这两支军队的历史和现状缺乏具体分析，概然称之为“彻底的民主武装力量的组织”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军的基础”，把建立革命武装主要寄托在国民党军官和对旧军队的收编上，没有提出建立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军队的问题。六次扩大全会后，共产国际来中国的代表，都没有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军队的观念。“中山舰事件”后，中共提出建立自己“独立的军事势力”，国际代表不赞成，甚至批评中共在武装问题上“有宗派主义倾向过分注意军事工作”。他们害怕“引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因而反对武装农民，把从苏联运来的枪支弹药全部交给蒋介石。由于共产国际积极帮助国民党发展军队，不同意中共建立自己的武装，所以，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没有独立掌握正规军队。当国民党反动军官发动军事叛乱时，人民革命力量就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再次，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由于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估价过高，因而把解决农民土地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希望广州国民政府自上而下实行土地改革。其实，广州国民政府执掌军政大权的要员，“大部分出身于中、小土地所有者阶级”，“对土地改革怀有反感”。因此，依靠广州国民政府实行土地改革的方针，是不可能实现的。 　　北伐军占领两湖后，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迫切要求铲除封建剥削，改变土地所有制。共产国际代表时而提出在北伐军已克复的地方，“一俟政局稍定”，即“从速解决土地问题”；时而指示中共：“在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当加强土地运动”。共产国际六次扩大全会，开始重视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但却没有提出明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也未指出发动农民解决土地问题。 　　共产国际六次扩大全会闭幕后，出席会议的中共代表没有即时回国。蔡和森留在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李立三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会议，向警予等留苏联学习。 　　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 　　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李维汉、彭述之、项英、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等，还有团中央代表和各地区负责人陈延年、罗亦农、赵世炎等。 　　会议是在革命发展的重要转变时刻召开的：即一方面，国民革命军北伐正在向湖南战场推进，工农群众运动从“五卅”运动后开始在全国蓬勃开展；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出现了“讨赤”的反革命联合，制造大沽口事件，炮击国民军，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策划“三·一八”惨案，指使段祺瑞政府血腥屠杀示威群众。与此同时，在统一战线内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纂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日益猖獗起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策划了“整理党务案”。 　　面对变化着的复杂的政治形势，党的策略路线应该是继续贯彻中央二月北京特别会议精神，发展大好形势，掌握革命领导权，打破国民党新右派对北伐的控制，争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然而这次全会未能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 　　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报告》，还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农民运动议决案》和《军事运动议决案》等13个议决案，通过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对时局的主张》。 　　上述议决案和主张，在理论上对中国革命作了一些正确的分析，原则上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是，会议受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影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 　　首先，关于形势和党的任务。《中央政治报告》和《对于时局的主张》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认为中国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封建军阀残酷压迫及其连年不断的军阀战争。目前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压迫之民族解放运动”到了一个“新时期”。但另一方面，美、日等帝国主义者与直、奉北洋军阀，基于维护自己反动统治的政治需要，在反对“南北二赤”的口号下暂时协调合作，正在策划扑灭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因此，党在当前任务是：代表一切被压迫民众的利益，建立各阶层人民的“国民的联合战线”，推翻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在中国的统治。这种分析和提法，理论上原则上是对的。但是《政治报告》和《对时局的主张》对正在进行的反帝反军阀的北伐战争，却采取消极的态度，只字不提北伐的意义和党在北伐战争中的任务，也没有把正在胜利发展的北伐战争作为推翻军阀统治的主要手段，离开北伐战争这一重大实际，空谈“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强调国民会议运动“是国民革命时代‘国民的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也就是国民革命时代自始至终一切运动的骨干”。这种脱离当时革命斗争实际，把国民会议运动作为党在当时的主要斗争形式和基本口号，企图以国民会议取代武装斗争、结束军阀统治和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这只能导致无产阶级在北伐战争中领导地位的丧失，这是党还不重视武装斗争的表现。 　　其次，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会议坚持了中共“四大”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思想，提出要“与资产阶级争此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政治报告》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国民党的成分作了分析。认为：军阀、官僚、买办、新旧士绅代表中国的“半封建势力”，“他们站在帝国主义旗帜之下”，是“反革命”的；工农群众和激进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小资产阶级、中小商人，遭受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剥削，“有感觉革命之必要”，工农阶级应争取团结他们；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不同，他们和帝国主义、军阀有矛盾，“有倾向革命之可能”，但又容易和它们“妥协”，甚至“背叛革命而与敌人合作”。《政治报告》还认为国民党内已分化为四派即代表工农和激进知识分子的共产派；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代表资产阶级的中派（即新右派）；代表军阀、官僚、买办、新旧士绅的右派。国民党内部这种分化，正是“上面四种社会势力”的“反映”。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议决案》中指出：“中山舰事件”是国民党新右派策划的一次“对共产党进攻”，适应了帝国主义、军阀“反赤运动”的需要，“是反革命的行动”，并检讨了中共对“中山舰事件”的妥协退让政策，同时批评了中共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错误的。上述分析对认识近代中国国情，处理国共两党关系，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是有益处的。然而，《政治报告》和《议决案》中又提出了与之互相矛盾的错误观点，如在分析资产阶级时，说它在民主革命中，“站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没有它的“有力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这种过高估量，实际上否定了工农群众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又如对“中山舰事件”发生原因的分析，说是由于中共对国民党“包办过多”，“造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的形势”，掩盖了新右派为纂夺领导权而阴谋策划的事实。基于上述错误认识，因而在实施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和处理国共关系的具体方针、政策上，放弃了独立自主原则，不敢对其反动倾向作原则性的斗争，陷入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关于无产阶级对领导权的争取，主要不是同资产阶级争夺国民党党权和国民革命军的军权，而是局限于群众运动、群众组织，“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导向下，中共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日益削弱，党、政、军实权，均被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掌握。《议决案》规定对国民党的策略是：“扩大左派”，与之“密切地联合（汪精卫、甘乃光等）”，“共同应付中派（新右派蒋介石戴季陶等），公开反对右派（冯自由、古应芬等）”。“扩大左派”就是“帮助”国民党左派积极发展，“扶助”他们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地位，不是“代替左派”。《议决案》认为，中派已取得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中共对他们应采取“竭力赞助”的政策，只要中派不镇压工农群众，就要帮助他们发展。会议对新右派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阴谋活动，未加有力的揭露和谴责。 　　再次，关于农民运动和革命武装问题。会议通过的《农民运动议决案》一致地肯定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必要性，并对保障农民最低的政治和经济要求作出了规定。如限定租额不得超过农民收获量的50％；月息最高不得超过2分5厘；农民有集会、结社自由；反对民团执行逮捕、审判、司法等职权。但是，《议决案》借口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因而对农民运动提出了种种限制。其一，规定农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在所谓“农村联合战线”的口号下，主张佃农、雇农、自耕农与中小地主“团结”，中立“不积极作恶的地主”，混淆了农村阶级阵线，使农民最低的政治、经济要求无法实现。其二，不许农民运动超越资产阶级政权所允许的改良主义范围。规定农会“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主张“以正绅代替劣绅”，保存地主阶级绅权；“地主与农民有冲突时”，应让受地主阶级控制的“旧农会居调停地位”；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如干涉行政、收缴民团枪械等），是防御的自卫，而不是进攻的自卫”，“不可有常备的组织”，不能用“自卫军名目”，“以免引起误会”。《议决案》之所以对农民武装实行种种限制，就是害怕农民“有了武装之后，很易发生超出于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即害怕农民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农民政权，取代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社会地位。 　　在《军事运动议决案》中，虽然提出无产阶级政党“随时都准备武装暴动”，在民族革命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但所规定参加的武装斗争工作，只是帮助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的发展。即在军阀部队中作军事运动，以促其分化瓦解，并争取其归附到国民党方面来；通过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的政治工作，促使其“团结”和“革命化”。当时，在无产阶级没有真正掌握军权的情况下，这些工作客观上是帮助资产阶级发展军队。《军事议决案》虽然提到要“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但同时又在农民运动等《议决案》中对已经发展起来的工农武装力量采取种种限制。 　　北伐战争时期，本是发展中共领导的武装的极好时机。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也由于中共在当时对争取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扩大会议没有提出建立中共直接领导人民军队的任务。 　　扩大会议是北伐大举进军湖南和占领长沙之后召开的。南方的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出现了大好的形势。然而会议并没有把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移到北伐战争方面来；会议提到了要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然而却把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这些极重要部位的领导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虽然认识到无产阶级要领导农民运动，但又把已经发展起来的农民运动限制在改良主义的“合法”圈内；至于事关大革命发展全局的无产阶级掌握军队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会议则很少涉及。也就是说，在革命一些重大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和策略上，扩大会议陷入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扩大会议接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政策，但还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全面执行贯彻。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各地党组织的大部分领导人和广大党员，仍以北伐战争为主要工作任务，满腔热情地领导群众直接参加和支援北伐战争。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一号通告，及时纠正扩大会议在北伐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号召各级党组织积极发动和领导群众推动北伐战争，这是北伐胜利进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在莫斯科举行。谭平山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身份出席了会议，邵力子以共产国际同情党中国国民党的代表身份参加会议。这时，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中国大革命正在走向高潮，它打击了英、日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震动了东方国家和世界。鉴于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战略和策略，需要重新思考和确定。中国革命的问题就成了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 　　会议的第一天，选举了布哈林、斯大林、曼努意斯基、谭平山等22人组成了大会主席团，成立以彼得罗夫为主席的中国委员会，11月29日，谭平山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30日，斯大林在中国委员会上发表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著名演说。12月16日，全会第28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斯大林的演说和共产国际的《决议》，从理论和策略上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第一，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严重性。 　　斯大林说：忽略或低估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是极端错误的。在现今的条件下帝国主义进行干涉，决不限于直接派兵入境，更偏重于采取在附属国内组织内战的办法，采取资助反革命势力反对革命的办法，采取在精神上和财政上支持其中国走狗反对革命的办法。“假他人之手进行干涉——这是现在帝国主义干涉的主要特点”。吴佩孚和孙传芳，张作霖和张宗昌等直奉军阀的“反赤联盟”的形成，就得到英、日等帝国主义的金钱和军械的援助。共产国际《决议》分析帝国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时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国民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者认识到“军阀不再是破坏革命运动完全合用的工具，便通过和解政策在民族运动内部寻找其他同盟者”。即一方面，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政府相继承认广州国民政府；另一方面，又“教唆”对革命“一直持观望态度，甚至持反对态度的部分大资产阶级，乃至军阀”，“转向广州政府方面”来。这一策略的目的，在于从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中夺走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以阻止革命的发展”。《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警惕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策略手段的新变化，戳穿“其背后隐藏着”的“反对革命的敌对阴谋”。 　　第二，强调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斯大林批驳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内的一部分人认为“不能在农村掀起革命”，害怕农民卷入革命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错误意见，认为中国人口“十分之九以上是农民，”只有“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而满足农民最迫切的政治和经济的要求，是中国革命胜利最必要的条件。他要求国共两党，都应设法帮助农民满足其最切身的要求。至于采用没收地主土地的办法，还是采用减税减租的办法，“则看情况而定”。《决议》进一步指出：在目前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土地问题尖锐起来，这是目前形势的中心问题”，也“是胜利结束反帝斗争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前提”。谁对于这个基本问题持坚决态度并能给予彻底回答，谁“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为了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特点，分别制定土地革命的策略。在北伐军占领的地区，共产党与国民党应当立即实现如下土地政策：减少地租；取消或减低捐税负担；没收反动军阀和与国民政府为敌的买办、地主、土豪的寺庙与土地；保障佃农的佃权；限定地租最高额；解散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支持农会；资助农民互助合作组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清楚地表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农民问题的中心又是土地问题。 　　第三，阐述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斯大林批评了某些中国共产党人忽略和低估了中国革命军队的重要性，批评他们“不把广东军队的北进看做中国革命的展开，而是看做广东军阀对吴佩孚和孙传芳的战争，看做一些军阀和另一些军阀争雄称霸的战争”。他从帝国主义列强联合中国封建军阀共同绞杀革命的严重事实出发，提出了“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著名论断。并指出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要求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中国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应当着手研究军事”和“学好军事”，不应当把军事看做次要的事情，而应看成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共产党人应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竭力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模范的体现者”，争取在革命军队中担任领导职务。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第四，指明了中国的前途和未来政权的性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都指出，由于中国革命发生在俄国苏维埃革命胜利和世界革命时代到来以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了”。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大体上类似我们在1905年所说的那种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或者说“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这个政权，“将是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那么，这个“过渡”是否一定胜利并且绝对胜利呢？这要取决于许多情况。但“首先取决于无产阶级的作用”。要求中国共产党“竭尽全力”争取“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革命前途。斯大林批评了某些中共党员提出现在退出国民党的极错误主张。指出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及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紧自己的工作。 　　斯大林的演说和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从思想理论上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及帝国主义干涉的严重性；提出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阐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批评了中共领导机关在上述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这对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土地革命和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对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都有积极的意义。 　　七次扩大全会虽然在理论上对中国革命一些重大问题做了精辟的论述，但由于斯大林等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对中国实情知之不多，也由于中国大革命形势发展变化迅速，因此，这些正确的理论原则未能在制定具体政策和指导革命实践上充分发挥作用。 　　其一，关于农民土地问题。斯大林的演说和共产国际《决议》都提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如不满足农民要求，“就不能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就会失去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不论中国共产党或国民党“都应当立即从言论转到行动”以满足农民的要求。然而，七次扩大全会并未提出明确具体的土地革命纲领，也没有提出无产阶级直接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而寄希望于广州政府自上而下没收地主土地，减免农民的捐税，实行土地改革。但是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实际权力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右派手中，要依靠他们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不可能的。 　　其二，关于革命武装问题。斯大林过高估价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把它们概称为“中国的革命军队”。认为是“中国工农争取自身解放的极重要的因素”，对其缺乏历史的和阶级的分析，忽略了它们仍在限制工运、压迫农会的事实。由于夸大了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的革命性，因此只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到国民党军队“尽力加强政治工作”，帮助它们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体现者”，根本不提共产党人争取军队的指挥权，更没有提出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的任务。 　　其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斯大林批评了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作用和意义强调得不够”，多次提到无产阶级要“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应面向着无产阶级”。《决议》亦提出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巩固本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对农民的领导也应由无产阶级来实现，“共产党应该领导农民运动”。但是，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呢？怎样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加以保证呢？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决议》都没有提出明确、彻底的纲领和政策，而且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指导思想是模糊的，甚至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例如，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虽然主张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但又规定只和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把广州国民政府，看成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民主专政的萌芽”，共产党人“应该参加”，“以便支持革命左翼反对右翼”，“促使广州政府”满足农民的政治经济要求，没有想到无产阶级应该去掌握这个政权。至于关系中国革命成败进退的革命武装和农民土地问题，七次扩大全会的报告和决议，从未提出中国共产党要独立建设自己领导的人民武装，也不要共产党独立自主制定土地革命政策。反而在这两个根本问题上约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实际上把领导权交给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 　　共产国际七次扩大全会，没有及时把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提上议事日程，因而土地革命也就无法实行。中国共产党不牢牢掌握军队和没有依靠工农做坚强的后盾，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也就在事实上被架空。这是七次扩大全会在中国革命基本策略问题上的严重失误。 　　共产国际在上述三个基本问题的错误认识和主张，吻合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影响了中共中央大革命后期的路线和政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把大革命推向新高潮和变北伐战争的胜利为人民胜利的有利时机，这也是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因素。 返回目录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