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骂人无数，所向披靡，但也被这个人骂了半辈子

马军：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 》 分类： 1900年代至1980年代, 政治人物 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 －－作者：马军 35.jpg 吴国桢和周恩来均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前者曾留美获博士学位，作为蒋介石的密切追随者，历任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等要职。后者在留法勤工俭学中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协助毛泽东展开武装斗争，最终夺取了政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他俩在少年时代是交谊颇深的挚友，成年后却成为政治上的死敌，其关系的演变极富传奇性和戏剧性。探讨两人交往过程的文章不少，但均非学术之作，材料也多出自道听途说[1]。笔者现依据吴国桢已刊及未刊回忆录[2]等一手材料，试图勾勒一个吴氏眼中的周恩来，并着力反映两人几十年间友谊和苦斗的交织。 一　同窗好友 吴国桢，字峙之，1903年10月21日生于湖北建始。周恩来，字翔宇，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历史的命运使两位少年成为了中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主办的天津南开中学的同学。吴国桢于1914年夏入学，年仅十一岁，是当时全校年纪最小的学生，人称“小吴”，被编入己一班。周恩来则属丁二班，比吴早到校一年。尽管吴国桢和周恩来不在同班，又有着五岁的年龄差距，但他们之间却逐渐“铸就了至密的友谊”[3]。事实上，构成这个特殊圈子的还有另一个叫李福景的同学，他性格温厚，成绩优异，年龄介于吴和周之间。吴国桢回忆：“至少大约在两年中，我们三人不仅共度了大部分的业余时光，还彼此交流内心深处的思想和青春抱负”，“三人对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均能达成一致意见”[4]，以致旁人常将他们称之为“三剑客”[5]，而他们也差一点模仿《三国演义》里刘、关、张那样“桃园结义”。共同的见解源于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三个孩子都深受儒学教义的熏陶，在吴氏看来，当时的周恩来“是完完全全的孔子信徒”[6]，绝对想不到他将来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1960年11月，吴国桢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口述采访时，对南开中学时期的周恩来做了这样的概括[7]： 周恩来是个卓越的学生，他的中文在校中名列前茅。他还参加过演讲比赛，但那时他并不像个好的演说家，由于声音太尖，所以只取得了第5名。他是个了不起的组织者，在南开组织了一个社团，名称很有趣，叫敬业乐群会。他很喜欢我，我那时是全校岁数最小的，所以他特地在该社团内建立一个童子部，并选我为部长。那时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他经常阅读我的日记，也很重视我的日记，并在社团月刊中予以刊出。他还是个很好的演员，参加了学校的话剧社。他长得很清秀，声音又尖，如果我们演戏，他总是扮演女主角。他要我也参加剧社，但我是个笨演员，没有适合我演的角色，但他设法让我当一个夫人的差童，这角色完全不用表演。他是个非常好的女角扮演者，每年南开都要上演一出戏，而且是面向公众的。他演戏如此出色，以致经常收到向他表示崇拜的大量信件。 察证相关史料，吴氏的说法相当准确。在校期间，周恩来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批上“传观”两字，获得的国文奖项至少不下四个，分别是丁二班国文传观第二名（1914年12月）、三年二班默国文最优者（1916年5月）、全校国文会考第一名（1916年5月）、毕业考试国文最佳者（1917年6月）[8]。周也是各类课外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在1916年10月初的一次校内演讲中的确获得了第五名，前四名分别是郑道儒、马骏、段茂澜和孔繁矞[9]。至于敬业乐群会，则由周恩来和二十多位同学联合成立于1914年3月，首任会长是张瑞峰，副会长常策欧，周恩来任智育部长，以后又先后担任该会的总干事、副会长、会长和《敬业》杂志总编辑。童子部增设于1915年夏，吸收十五岁以下的低年级同学参加，周恩来负责指导该部，李福景任部长，吴国桢为重要干部。 周恩来还是南开中学新剧团的骨干成员，参加编剧、导演、布景，并演出了许多新剧，后来被著名剧作家曹禺称为“革命话剧的先驱”[10]。当时正处五四前夜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新剧，是作为旧剧的对立面而被倡导起来的。新剧在南开的活跃则源于校长张伯苓的倡导，演出的剧目大都取材于现实，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受到了广大校内外观众的欢迎。不过由于社会风气毕竟未开，男女不能同台演出，女角由男子扮演。周恩来在剧中多扮演女主角，例如《一元钱》中的孙慧娟、《仇大娘》中的范蕙娘、《华娥传》中的华娥、《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醒》中的冯君之妹等等。尽管周恩来是业余演员，但由于演技突出，“不仅在天津一个地方有名，在北京和上海的名声也不小”[11]。事实上南开的许多师生都参加了这些剧目的演出，吴国桢虽在其中，但的确都是演一些小角色，如《一元钱》中的秋葵、《仇大娘》中的仇禄、《恩冤缘》中的烧香小孩等。 作为《敬业》杂志的总编辑，1916年10月周恩来在《敬业》第五期上也确实刊发了吴国桢的部分日记，并且加上了大段的按语： 既入南开，处稠人广众中，所交益多……相交以天真，相待如兄弟者，仅得二人焉。一曰李新慧（福景），一曰吴峙之（国桢）。新慧年长峙之三龄，聪敏异人，非同凡俗。峙之年十有三，入南开方十一龄耳。彼时吾一见即许为异才。逮相识既久，始知峙之之才，纯由功夫中得来。盖幼秉异资，复得家庭教育，锻炼琢磨，方成良玉。读峙之家训，阅峙之日记，知峙之修养之纯，将来之成就不可限量，盖叹世之子弟不可不有良好家庭教育作基础于先也。不仅此也，吾之处新慧、峙之，既一秉诚心矣。而吾每睹新慧，辄令余化愁作喜，推心置腹，有愿作竟日谈，何可一日无此君之慨。及晤峙之，则促膝论道，抵掌论文，欢愉快乐中寓庄严之气象，心神为之清朗。故二君虽幼于余，而实余之益友、诤友。 字里行间，反映并证实了周、李、吴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契合，而且周恩来对吴国桢的家教、天赋、人品、才学均极敬慕，并且预言了“他这位知心朋友的远大前程”[12]。吴国桢四五岁时就是个异才，甚至能够熟练地逐字倒背《三字经》，有“神童”之誉。周恩来对这位小弟弟的格外偏爱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吴国桢被刊发的日记共有十八段，约5,000字，多为读《资治通鉴》、《战国策》等书的心得，以及校园里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其中有三段直接涉及到与周恩来的交谊，而且这也是迄今所见吴谈及周的最早文字： 课暇，与周君翔宇（恩来）、刘君浩、沈君祖征等商议球队进行方法…… 四月八日余偕会中童子部队队员，往高家庄李氏小学比赛筐球。是晨七点半由校中起身，同行者十一人，内有姜更生先生，为吾作向导。会长周翔宇君送吾至门前，祝吾等凯旋归…… 课余与友人周翔宇谈及会事，翔宇曰：“办理会事当用开诚布公之法，凡有益于会者必当竭力为之，然后方能使会务发达。”余曰：“岂独此耶，治国者亦然。今袁项城以不诚待人，故至于死，此其明证。古语有云：以诚待人，以奇用兵，岂不信哉。”翔宇闻言，颔首者再。且曰：“善哉汝言也！” 在三年的密切交往中，有一件事令吴国桢颇感蹊跷，那就是总是侃侃而谈的周恩来惟独对自己的身世避而不谈，也从未向人谈过自己的父亲。“尽管他经常到我北京的家里来玩，但他只邀请我到天津的家里去过一次。从偶尔的谈话中，有时是他流露出来的，我感觉他的父亲要么是早已死去，要么陷入了某种不名誉的、难以启齿的事件中。”[13]吴国桢因此推断，周恩来可能存在着某种家庭问题[14]。 1917年夏，未及毕业的吴国桢提前考入了北京的清华学校。周恩来则在拿到毕业证书后和吴国桢同时离开南开中学，1917年8月至1919年4月赴日本留学，其间曾短暂回国探亲。1919年5月，两人分别在北京和天津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1919年9月周恩来入南开大学，次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周出国前，两人还经常通信和见面[15]。李福景离开南开后，亦随同周恩来赴欧勤工俭学；归国后，他成为了一名技术人员，以后一直在京奉铁路任职，从不参加任何政党和政治活动。后来吴国桢一直打听李福景的消息，但因为自己一直在南方工作，与李会面无期，两人不知不觉中疏远了，再也没有见过面。 几十年后，令吴国桢寻思的是：“三剑客”在青少年的成型期有着如此密切的交往和相同的见解，“但在以后的人生中，竟然各自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我成了一个坚定的民主信奉者，而周恩来则变成了纯粹的共产党人。至于李福景，就我所知，他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而是保持中立。”对此，吴认为应当从三人各自的家庭背景中寻找原因：“无疑我们都来自中产阶级，我们的家庭既不富也不穷。我的家庭是很幸福的，但周恩来则不同。他是由他的伯父养大的，尽管他表面上给人感觉一切都好，但我总觉得事实并非如此。显然他雄心勃勃，但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却没能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而不得不自己谋生。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法国和英国在中国招募劳工，并聘用能说外语的大量翻译随同前往，周就决不会有出国的机会。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心一定非常痛苦。正是靠这次机会他去了法国，并且深入到那场大屠杀带给欧洲的混乱与不满之中，以致狂热地信奉了共产主义学说。”李福景的情况又是一回事：他兼祧两家，两个叔叔都无子女，他的生活受到严密的庇护，人生道路从一开始就标定好了，后来他成了一名工程师[16]。 二　廿载别离 1921年吴国桢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获选赴美国留学。192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周恩来于1920年11月赴欧后，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曾发起组织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从巴黎回国。 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欧洲，两人失去了联系，却分别深受西方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的熏陶，由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吴国桢回国后，一直找寻周恩来的下落，只听说他已经回国，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并在黄埔军校任职。一次有人告诉吴国桢，周恩来可能在汉口，吴遂前往寻找，但没有结果。回国之初，吴国桢应张君劢之请，曾短期出任位于江苏宝山（今属上海）的国立政治大学教授。但其志毕竟不在学术，而是从政，旋即在蒋作宾和孔庚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1927至1928年间先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江苏交涉员公署秘书兼交际科科长等职。 有一天，吴国桢去上海法租界看朋友，在一辆无轨电车上偶然看到了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人，从走路姿势和脸的其余部分看，很像是自己的老朋友周恩来，于是挤过去同他谈话。但此人说他不认识吴。吴说：“听声音你就是我的朋友周恩来。”此人回答却是：“不，我不是周恩来。”车一停，那人就匆匆跳下车，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人群中[17]。这个人究竟是不是周恩来？如果是，那为什么不相认呢？或许在国共分裂以后，周恩来是被通缉、悬赏头颅的要犯，一来怕暴露自己，二来也怕连累吴国桢。当然，这只是推测，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只有历史才知道。 从1928年起吴国桢转赴华中任职，1932年初还临时担任过蒋介石的私人秘书。蒋对这位年轻练达的留美博士印象至深，很快任命他为汉口市长，吴时年仅二十九岁，可谓仕途青云！然而周恩来的命运却大相径庭，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面，1927年8月1日他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随后长期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他又前往中共在江西的根据地。 吴国桢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对共产主义自然持批评态度，他对周恩来从一个读圣贤书的儒家信徒变成一个共产党人实在感到费解：“我难以想象他那样有理想有智慧的人，一个我在南开所了解的人，竟会真的去信奉共产主义。”[18]当时蒋介石在汉口设立了剿匪总部，作为当地的主要行政官，吴国桢的部分职责就是协助铲除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在此过程中，他获得了许多有关周恩来行踪和活动的秘密报告，对周可谓格外关注，“尽管我早已了解了共产主义的真实本质，对其不抱任何指望，但对昔日的同窗好友，我仍然有些心软……总是倾向于做一些有利于他的保留。”[19] 然而有一件事令吴国桢受到了强烈的震撼。1931年，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干部顾顺章被国民党抓住了，他立即被带到蒋介石在汉口的总部。顾供出了约三十个散布在各省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他还揭发说，周恩来对许多这样的组织有一种监督权，而且还训练了一个特别行动队来执行共产党的纪律。那时顾顺章的家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内，由于国民政府对外国租界没有警务权，因此决定立即从汉口派一个特别分队给顾的家属，提供秘密保护。于是匆忙间从吴国桢的市警察局抽走了一个警官。但那人很快就回来了，他告诉吴一个很惊人的消息：顾顺章全家已被“解决”，据某位邻居证实，一个长相酷似周恩来的人也曾到过现场[20]。这个报告令吴国桢十分不安，虽然他从各个角度进行查证，但无法找到否定性的证据。此时的吴国桢最想弄清的问题是：周恩来是否真的改变了，以及是如何改变的？直到1937年下半年他才获得了这样的机会──两人分别二十年后终于在汉口重逢。 三　合作抗日 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西安事变的周恩来，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潮流下来到了汉口。此时他再也不是那个头颅被悬赏十万大洋的“逃犯”，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副部长，此外还是“陕甘宁特区政府”和“八路军”的代表。 自南京失守以后，武汉三镇成了抗日的重镇，作为汉口市长的吴国桢政务非常繁忙。一天他下班回家时，妻子黄卓群突然告诉他，周恩来来过了，并留下一张名片。吴国桢立即赶往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旧日租界中街89号大石洋行），于是就有了他俩久别后的第一次团聚，两人紧紧握手，彼此间很有礼貌。在吴国桢眼中，“就外表而言，尽管过了这么多年，周恩来仍然是老样子，他的特点仍同昔日在学校里一样，看来年龄和许多的艰苦经历都没有在他那平滑而俊俏的脸上留下印痕。”[21]为了重叙旧情和尽地主之谊，吴国桢决定举行晚宴招待周恩来。至于怎样招待这位老友，吴国桢和妻子考虑了很长时间。他们认为周恩来是个共产党人，可能不愿出席一个正式的宴会，于是就办了一桌十六元的三等晚宴，只请了少数几位在汉口的南开朋友作陪。周恩来那天非常高兴，老朋友们都在，他喝了一杯又一杯酒，令每个人都感到快慰。“当他对谈话兴趣盎然时，看上去仍然富有生气。一谈到“昔日的好时光”，他的表情会洋溢出感人且恰到好处的温暖。”[22] 饭后，周恩来对吴国桢说：“我得还礼，但我的住处不如这里舒适，可否借你的家，请今天这些人再来叙旧，由我订菜。”吴国桢应允了。到了这一天，大家吃到了由银行公会大厨师料理的三十六元一桌的酒席，这是汉口所能有的最好最贵的一餐，而周恩来带来的酒也是最好的。大家气氛融洽，喝了又喝，都有点醉了。南开同学段茂澜冒昧地问周恩来：“你的薪金是多少？”周答：“5块钱”。“就这些？”大家吃惊地叫道，周说就这些。于是有人问：“你怎么付得起这顿饭钱呢？”周说：“由我的党来付。”又有人问：“那你的皮衣呢？”周回答说：“也是党提供的。”还有人问：“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党提供的呢？”周说：“你们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党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客人们一个个走了，只剩下周恩来和吴氏夫妇俩。周问吴：“你对现在的职位满意吗？”吴说满意。周想了一会儿说：“我估计你最多能当上一个部的副部长，你的抱负是不是比这还高？”吴说：“我的抱负是尽我所能为祖国服务。”周说：“我也一样。”于是就告辞了[23]。 二十年后的重逢尽管表面上一切都是高高兴兴的，但吴国桢内心却对这位故友深怀疑虑和警惕。吴在1955年这样写道：“对任何一个不太了解他的人来说，他似乎没有多大变化，但对我则不同，我太了解他了。在南开时，我就能凭直觉辨别出一个长于扮演女角的周恩来，和另一个向我倾吐真心的周恩来之间的差别。在汉口我俩重逢时，我发现真实的周恩来不见了，主要是那个作为演员的周恩来在谈话……”[24] 尽管如此，两人的表面关系一直是友好的，彼此都避免谈论国家政事，以免伤及私人友谊。1938年5月张伯苓来到武汉为南开筹款，南开校友闻讯后，一下子聚集了一百多人在汉口金城银行二楼欢迎老校长，吴、周均出席。此后，吴国桢为张校长洗尘，请周恩来等校友作陪。张伯苓也在汉口味腴川菜馆宴请过周恩来和吴国桢等。1938年10月下旬当汉口行将陷落时，一天晚上周打电话给吴问：“你的厨师还在吗？”吴说还在。周说：“我的已走了，我想同你再吃一顿饭，我设法弄些酒来。”不一会儿，周恩来果然带了两瓶高级红葡萄酒来。周问吴：“蒋委员长已经走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吴说：“我要尽可能长地留在这里。”周问：“你到哪里去？”吴说去宜昌。周于是建议吴坐车和他一起走。吴国桢想了好一会儿，客气地说，也许时间会很紧迫，届时两人没法联系，还是各自安排走人最安全。周恩来走后，半夜又给吴国桢打来电话。当时日本人的炮弹已打到郊区。周问：“你现在走吗？”吴说：“我还要等一会儿。”周说：“你有没有重新考虑我的建议，我们一起离开？”吴说：“我还是原来的想法。”于是两人就此分手，后来各自到了重庆。据吴国桢的事后认识，周恩来当时很可能是试图对其实施统战[25]。 重庆时期，吴国桢先后担任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要职，而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团长也几乎一直长驻重庆，住在曾家岩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据吴国桢回忆：“除了在公共场合或开会，我们再也没有见面。”[26]如果说，在抗战初期国共间的合作尚称融洽，那么在进入中期以后则是纷争不断，尤其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更是几乎导致两党的破裂。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吴国桢和周恩来的关系。当时，南开校友总会曾推定周恩来、吴国桢、王文田、杭鼐如和杜建时五人为总干事。吴和周有时同到津南村南开中学碰头，或到张伯苓家吃饭，彼此相遇常因政见不同展开争论。面对两个得意弟子，张伯苓从中调和说：“我看多晚你们两个人不吵了，中国就好了。”[27]当然，两人的裂痕并不是老校长的一句话所能弥合的。据吴国桢的哥哥吴国柄（同是南开校友）回忆，当时弟弟曾劝说他要与周恩来保持距离：“周恩来这家伙是共产党的老狐狸，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但是终究将是势不两立，立场与我们不同，他是位危险人物，你以后不要与他接近。”[28] 经过了这些年的接触和观察之后，吴国桢终于意识到周恩来“已变成了中共一个多么厉害的人物！”[29]在他看来，共产党通常不太靠个人来争取朋友和施加影响，几乎没有哪一个共产党人会努力去塑造自己的风度和个人魅力，但周恩来却不同，他运用其独特的才干有力地推进着中共的事业。吴国桢曾将与之接触过的共产党人分为四个类型，即沉默寡言型、狂风大作型、以愚掩精型和紧张不安型，但周恩来似乎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是独一无二的[30]： 当一个人同毛泽东谈话时，不管毛是否开口，都会让你始终记得他是个共产党人。但同周恩来谈话时，你就会逐渐忘记他是个共产党人。当一个人同别的共产党人谈判时，会强烈地意识到对手的刺耳语言和无理立场。但若同周恩来谈判，则会被诱使相信，事物有两面性，在搞清楚之前，只有先相信他的话才是公平的。 四　针锋相对 如果说抗战时期吴国桢和周恩来的关系，可以用“大合作，小龃龉”来概括，那么在此后的国共谈判和内战中，双方则处于针锋相对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国共两党为争夺中国的执政权而展开大搏斗的缩影。 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奔走于延安、重庆、南京和上海之间，吴国桢则是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尽管吴没有直接参加和谈，但作为政府方面的主要新闻发言人，在中原内战、东北停战、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等问题上，都与周恩来展开了频繁的论战。两位昔日的挚友为了本党的利益，借诸报端，常常指名道姓，唇枪舌战[31]。彼此见面时，也时常充满了原则性的争论，据吴国桢回忆：“我到南京不久，他就拜访过我。国民党军队刚占领了东北的长春，对用武力占领长春，他提出了强烈抗议。当然，我是站在我们政府一边，会谈一点也不和睦。”[32] 1946年5月中旬，吴国桢调任上海市市长。周恩来亦时常从南京来到上海活动，下榻于马斯南路（今思南路）107号的周恩来将军公馆。期间，周恩来夫妇曾前往拜访吴国桢夫妇，四人举行过一次茶会。但两人裂痕已深，双方谈话不多，只是寒暄而已，惟恐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7月间，社会上曾有传闻说，中共将派一万名武装农民袭击上海。为此，周恩来曾专门面见吴国桢并向其保证：“此说绝对不确，莫亲信此种谣言而惊慌。”[33]10月间又有一天，周恩来来到吴国桢的办公室，抱怨说自己在沪外出活动时，总是被特务跟踪。吴则辩解说，这是为了保护周恩来[34]。不久，周恩来离开了上海，此后两人虽然都还有约三十年的生命历程，但再也没有见过面。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国共争斗的焦点。在此过程中，吴国桢常常赤膊上阵，出现在冲突纠纷的现场。吴因此屡屡指责周恩来是那些“混乱”的幕后制造者！在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中，两人作为己方的主将之一，你来我往，以特殊的方式，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彼此拼杀着。1948年底中共军队胜利在望，由周恩来作为主要成员的中共中央将吴国桢定为战争罪犯。然而，共产党的政策一向有其灵活性，就在解放军即将发起渡江战役，攻克南京和上海之前，周恩来还安排了一次对吴国桢的策反。一个吴国桢的留美同学受派前来转达中共的意思，但具有坚定反共思想的吴国桢拒绝了诱降[35]。 战犯归战犯，能干归能干。在国民党高级官员中，吴国桢一向以亲民、勤勉和干练著称，其作风确实与旧官僚迥然不同。对于这一点，周恩来也是承认和赞赏的。1949年4月25日凌晨，北平崇文门外的电车公司发生重大火灾，烧毁了五十九辆电车。在处理过程中，该市公安局官员出现了官僚主义作风，周恩来得知后严厉斥责：“发生了这么大的事，领导不到现场，甚至连知都不知道，还不如吴国桢呢！吴在重庆当市长，发生重大事件，像重庆大火和日本飞机轰炸后都亲自赶到现场。国民党市长能做到，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公安局长还做不到吗？”[36]周恩来就此下令，以后北平发生重大事故，公安局长、处长要去现场调查情况、处理问题。 五 隔海关注 国共内战以中共的全面胜利而告一段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周恩来出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作为红色中国仅次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第三号人物统治着大陆。而吴国桢在上海易手前夕，即辞职前往台湾。为吸引美援，蒋介石在1949年12月任命其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吴也逐渐成为国民党内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和陈诚的第三号人物。一方要“解放台湾”，另一方要“反攻大陆”，吴国桢和周恩来的争斗依然紧锣密鼓。根据现有的材料，即使在海峡两岸剑拔弩张的时代，国共双方的最高层人士通过中间人仍保持着一些秘密接触，但周恩来却再也没有与吴国桢发生过联系。周可能认为，吴的反共思想既系统又根深蒂固，要策反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当时吴国桢也是身怀氰化毒物，一遇不测，便准备随时成仁。 在几年的对峙以后，吴国桢这一方出现了重大变数！吴氏主台期间，他所迷恋的“民主政治”逐渐与蒋氏父子的特务政治发生冲突，而且愈演愈烈。1953年4月，吴辞去“台湾省主席”一职，旋即赴美。1954年2月，吴国桢藉美国新闻媒介强烈抨击台湾当局，由此公开决裂。吴国桢反蒋并不亲共，甚至反共要远甚于反蒋。他自流亡以后，先是住在芝加哥附近的埃文斯顿（Evanston），靠替报纸撰稿和演讲为生，有时也为美国的反共和远东政策提供一些谘询意见。 1955年12月他写就了长篇英文手稿《夜来临》（The Night Cometh），这既是他的回忆录，也重点回顾和研究了共产主义在华的崛起、发展和成功的技巧。其中，吴国桢对周恩来作了强烈的批评，嘲讽他是“天才的演员”。吴国桢为什么要以如此犀利甚至是谩骂的笔调来对付自己的老友呢？吴的解释是：他要揭示周恩来的“真实本性”，不让他继续成为整个自由世界的阻碍[37]。一方面是大陆易手，另一方面自己又不见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真是有心复国，无力回天，这些都令吴的内心极度愤懑，以致屡出恶言。 1960年11月1日至10日，吴国桢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美国中国学家裴斐（Nathaniel Peffer）和韦慕庭（Martin Wilbur）的采访，主题是1946至1953年间吴任上海市长和“台湾省主席”的政治经历。其中有一节专门谈及他和周恩来的关系，措辞要比《夜来临》温和许多。 1962年美国纽约皇冠（Crown）出版社还出版了吴国桢撰写的一部英文政治小说《永定巷》（The Lane of Eternal Stability）。该书以1900至1949年北方某地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其中的两个主人公兰玉文和何大刚，就是以吴国桢和周恩来为原型的。在书的结尾，何大刚终于意识到了主义的“欺骗性”，幡然悔悟，与兰玉文携起手来。当然，这样的情节安排可能只是吴国桢的一厢情愿而已。关于《永定巷》的撰写缘由，吴国桢曾声称：“小说能使更多的人知道历史的真相！”[38] 1965年，吴国桢迁居佐治亚州的萨凡纳（Savannah），并应聘为州立阿姆斯特朗大学（Armstrong State College）东方历史和哲学教授，直至1974年退休。根据其同事的回忆：“国桢谈过他和周恩来是同学，因为他经常用那段经历，来解释周对时事采取的行动和可能的反应。”[39]显然，尽管远隔重洋，在野的吴国桢始终密切关注着在朝的周恩来。 和吴国桢早在1954年就脱离政坛不同，周恩来的政治生涯一直延续到其生命的终结－－1976年1月8日。二十多年间，他和毛泽东几乎主导了中国大陆所有的政治运动和经济进程，其历史作用自有公正、全面的评说。不过，可以确认的是，周恩来也没有忘记吴国桢，这里有几件事可以证明。 其一，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去世，在吊唁过程中，周恩来曾对南开校友说：“小吴可以回来么！”[40] 其二，吴国桢的四叔吴经文在50年代初曾去找湖北老乡董必武谋事，董一见他就说：“你是国桢的叔父，我写信与周总理请他想办法。”周恩来获悉后将吴经文安排在文史委员会工作，一直到他1976年去世[41]。 其三，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关系重新建立。美国华裔科学家曾组团回大陆参观，团员中有许多人认识吴国桢的二女婿厉鼎毅博士。他们到北京后周恩来亲自招待，谈话间，周突然发问：“你们哪位知道吴国桢的近况？”问了一两次。尽管团员们大多知道吴国桢的情况，可是彼此观望，没有一个肯贸然说话[42]。 六　往事如烟 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吴国桢“甚为哀痛”[43]，世界各地报纸登载许多追悼文章，凡是登在纽约报纸上的，吴都仔细阅读。其中有一篇文章曾提到周恩来每次到沈阳，一定要亲自去看一位老友，最少也要打电话给他，好多年都是如此。虽然文中并未提到这位老友的名字，但吴国桢推测此人就是李福景[44]。 1982年11月，吴国桢的长婿俞益元博士从美国回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齐燮元的女儿去看望俞时（齐在世时，与俞的先父交谊甚好），送了一张周恩来和吴国桢当年的合影。这张照片是1917年南开中学放春假时，两人一起在北京的某家照相馆照的，周十九岁，吴十四岁，周穿的是一件薄长衫，吴穿童子军制服。周坐在长靠椅上，吴站在椅子的后面，两人手牵着手，面带笑容，情同手足。周、吴原来各有一张，后来均不知去向，齐女的这张照片亦不知从何而来。 俞益元返美后将此照呈给了自己的岳父。吴阅后触景生情，沉浸在回忆之中，随后在照片背后写下了这样一首诗[45]： 七十年事，今又目睹。 约为兄弟，后来异主。 龙腾虎变，风风雨雨。 趋途虽殊，旨同匡辅。 我志未酬，君化洒土。 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字里行间，概括了吴、周的交往历程，也浸透了吴国桢的惆怅和感伤，两人一切的恩恩怨怨都已成为了过去……在同时代人中，像吴国桢和周恩来这样“同窗不同路”的例子并不鲜见，即使有着血亲的宋氏姐妹亦莫不如此，因为信仰和政见不同，她们至死也未能重逢。这与其说是他们的人生悲剧，不如说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悲剧！ 吴国桢晚年十分关心中国大陆的发展，对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政策极为赞佩。他曾应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邀请，拟于1984年9月回国访问，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庆典，其间也必然要走访他曾与周恩来共度少年时光的母校－－天津南开中学。然而，天不遂人愿，6月6日他在美国的寓所突然去世。耄耋之年，吴国桢之所以打算返回内地，并不表明其意识形态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主要还是因为他思念故土，希望中国富强。正如其夫人黄卓群所释：“虽然他不赞成共产党，但是他对大陆寄予希望。他曾说，像现在这样好好地做下去，五十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一大强国。”[46] 周恩来在少年时期便曾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愿，这自然也是他所期许的。 注释： 1、参见梁吉生：〈周恩来与吴国桢〉，《人物》，1996年第6期，页17-24；尔建：〈吴国桢与周恩来的交往〉，载刘瑞琳主编：《温故（之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页68-80；盛典、岚声：〈周恩来与吴国桢〉，《文史月刊》，2004年第10期，页22-23；毛文君：〈周恩来和吴国桢的交往与友谊〉，《文史月刊》，2004年第12期，页54-55；邵建：〈“同窗不同路”：周恩来与吴国桢〉，《文史博览》，2005年第7期，页53-56；谈新：〈周恩来和结拜兄弟吴国桢〉，《党史天地》，2005年第9期，页16-21。 2、吴国桢回忆录性质的文献主要有三部：其一，Wu Kuo-cheng, The Night Cometh: A Personal Study of Communist Techniques in China（《夜来临──我对共产主义在华斗争策略的研究》），英文未刊稿，现藏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口述研究部。作者于1955年12月撰毕。经吴国桢继承人、长女俞吴修蓉女士同意，笔者已与吴修垣译校完毕，即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二，吴国桢口述，裴斐（Nathaniel Peffer）、韦慕庭（Martin Wilbur）访问整理，吴修垣译，高云鹏译审，马军校注：《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960年11月1日至10日吴国桢口述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其三，吴国桢手稿，黄卓群口述，刘永昌整理：《吴国桢传：尚忆记》（台北：台湾自由时报企业股份公司，1995）。这是将吴氏晚年的手稿《尚忆记》扩充而成的。 3、4、12、13、16　Wu Kuo-cheng, The Night Cometh, chap. 1, 33; 34; 34; 35; 34. 5、6、7、17、23、25、26、32、35　吴国桢：《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页250；250；251；253；254、255；255-56；256；258；77-79。 8、参见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编：《周恩来的青年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图18。 9、《校风》，第41期，1916年10月11日，页7。 10、曹禺：〈周恩来同志　革命话剧的先驱（代序）〉，载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天津市文化局戏剧研究室编：《周恩来同志青年时期在天津的戏剧活动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无页码。 11、潘世纶：〈回忆周恩来同志在南开学校的新剧活动〉，载《周恩来同志青年时期在天津的戏剧活动资料汇编》，页188。 14、周恩来出生前后，其父周贻能长期在外省做小职员，经常失业。生母万氏是一位性格爽朗、精明强干、乐于助人的女人。1899年初，周恩来最小的叔父周贻淦一病不起。为了使贻淦在弥留之际得到一点安慰，也为使他的妻子陈氏有所寄托，周贻能决定把自己不满周岁的头生子周恩来过继给他们“冲喜”。不几年，养父母、生母相继过世，周恩来与弟妹生活艰难。1910年春天，伯父周贻赓将他接到东北，先后就读于银岗书院、关东模范两等小学。1913年周恩来随伯父前往天津，8月间入南开中学。 15、周恩来这一时期的日记对此事也有反映。可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一九一二．十－一九二四．六）》，上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页306-408。 18、19、20、21、22、24、29、30、37　Wu Kuo-cheng, The Night Cometh, chap. 5, 4; 4; 4; 5; 6; 6; 7; 7-8; 9-10. 27、梁吉生：〈周恩来与吴国桢〉，页22。 28、吴国柄：〈江山万里行──游学归国后的工作与生活〉，《中外杂志》，1979至1981年各期连载。 31、参见〈吴国桢驳周恩来〉，《大公报》（上海），1946年4月16日，版2；〈周恩来指责二中全会，吴国桢全部加以否认〉，《文汇报》（上海），1946年3月20日，版1；〈针对周恩来谈话，吴国桢发表声明〉，《文汇报》（上海），1946年4月6日，版1；〈吴国桢昨召开记者招待会，对周恩来谈话有所辩称〉，《华商报》（香港），1946年4月6日，版1，等等。 33、〈周恩来向吴市长保证，共军不会袭击上海〉，《文汇报》（上海），1946年7月26日，版4。 34、〈周恩来汽车生尾巴〉，《文汇报》（上海），1946年10月18日，版3。 36、东方明：〈共和国“特案”揭秘之三：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天津日报》（天津），2001年11月17日，版7。 38、The Kansas City Star, 1 July 1962. 39、43、45、邹海清主编：《吴国桢博士及其父兄》（《建始文史资料》，第五辑）（建始：湖北省建始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页113；1；1。 40、司徒允：〈张伯苓的晚境〉，《人民政协报》，2004年12月19日。 41、42、44　吴国桢：《吴国桢传》，上册，页100；99；101。 46、邹海清主编：《吴国桢──吴国桢博士及其父兄续集》（《建始文史资料》，第六辑）（湖北：新世纪出版社，1996），页343。 转自《二哈视界》 南开三剑客：周恩来、李福景、吴国桢（组图）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6-01-08 18:09:26)转载▼ 标签： 大老虎 毛泽东 一路一带 中超 南海 分类： 热点透视 南开三剑客：周恩来、李福景、吴国桢（组图） 左起：1921年周恩来、李福景与常策欧合影于伦敦。 李福景家人提供图片 2010年9月间，大学新学期开学不久，我接到了一封电邮，来自北京中国科协的王翠玉老师。王老师帮助我们安排大学生每年暑期到北京实习有好几年了，我们常用电邮来往。不过暑期刚结束接到的这封电邮，就有点意外了。原来她有事相求。 她写道：有位国内知名的研究恒星物理和银河系的天文学家，叫李竞，已是81岁了，今年暑期还接待了贵校在北京实习的学生到家里做客。他的父亲曾在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就读，英文名 F.C.Lee，中文名李福景，入学年份1919年至1920年。这位科学家希望能查找其父当年在港大读书时的资料。 要找90年前的学生档案，真不知还有没有，因为香港大学校舍在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曾经被日本军队占据，学校也停办了几年，主楼最后还被大火烧了个通顶。我一方面回邮王翠玉，我尽力而为；另一方面与系主任关国雄教授一拍即合，他即发信给大学教务长和档案中心求助，请求打开学校的档案库，让我翻查里面的陈年资料。 大学档案中心主管 Stacy Belcher Gould女士很快就回信，表示无任欢迎，虽然不肯定档案库里，有多少对我们有用的资料，但非常乐意提供协助去翻查，只是希望我们如有所获，也给一份他们保存。她请我与她的助手 Cheung Mo Ching张慕贞女士联系。 档案中心在大学主图书馆二楼（1/F），面积不大，约150平方米，被一组可走轨移动的铁皮档柜占据了大半空间。正如 Stacy信中说的，中心内不设阅览室，只有沿通道靠墙边摆放一列书桌，供查阅人使用。我有一段时间，每天都耗在那里两三个小时。张慕贞很热情也很细心，一见面就知道，她是那类最乐意助人的人。 张慕贞告诉我，她查过工学院早年的学生登记卡，可惜缺了不少的年份，包括1919年入学的；也查过离校的学生登记卡，没有发现有叫 F.C.Lee的。学生登记卡是学生入学注册后填写的一份记录，包括学生姓名、年龄、注册号、父母或监护人姓名、入学考试年份和入学注册年份，卡的右上方还有一个方框供粘贴学生的相片。卡的下半部份是学位颁授年份和学生参加实验、实习和学生会组织的记录，背面（准确地说，这面才是学生登记卡的正面，因为上面印有大学的校徽和校名）则是学生的历年考试结果。 离校的学生登记卡，都收藏在一个白纸盒里，按学生姓氏的英文字母顺序排放。我不死心，又逐一地把离校的学生登记卡中所有以 L开头的姓名重新翻查了一遍，依然没有发现。我只得相信，档案库保存的离校的学生登记卡并不齐全。张慕贞提醒我，不少学生战后改了名，李福景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名字呢？ 第二天，张慕贞一早给我电邮，字行间充满喜悦。她说从大学录取委员会（ Matriculation Board）在1918年10月10日及1919年1月4日与8日的会议记录中，发现两处提到了 Li Fu Ching这个名字，很可能就是你要寻找的人了！ 《大学录取委员会会议记录》（ Matriculation Board Minutes），是一本用硬皮装订好的当年档，收集了录取委员会从1913年10月8日第一次会议到1941年期间的会议记录。在1918年10月10日的第53次会议，是关于一次特别入学考试的结果，其中在复考英文（ Referred in English）栏下有 Li Fu Ching的名字，其考试号是17。复考生被允许入读，但同时要上入学试的英文课，并须通过在12月举行的英文考试。在1919年1月4日与8日的第55次与56次会议（用了同一份会议记录），跟进了12月的考试结果，在通过英文复考的名单下，又出现了 Li Fu Ching的名子，其考试号是63。 我真佩服张慕贞，这么快就在茫茫的档案文海中，捞到了 Li Fu Ching这根针。我也欣赏当年录取委员会，用 Referred这个字眼的心思，我也得小心翼翼地翻译为：复考。我想，如果不是要复考英文， Li Fu Ching这个大名恐怕不会一而再地留在这么重要的会议记录中呢。我马上把这个发现写给王翠玉，请她询问李竞老师， Li Fu Ching是否是他父亲用过的英文名字。 王老师很快就回邮。她写道：“李竞老师已经确认 Li Fu Ching即是其父的英文名。李竞老师通过我们转达对贵校及你的谢意。李老师知此即可”。 我也很高兴，因为还了这位老人的一个心愿。不过，我没有“知此即可”。这件事挑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去追寻工程学院早年校友的踪迹。 从李竞老师处获知，李福景先生在港大读了一年，第二年即1920年，就远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继续求学。当时是甚么原因驱使李福景转校的呢？ 一天，张慕贞给我看一份影本，题目是《周恩来、李福景关于留法勤工俭学之境遇致严修信》，信的抬头是“严翁老先生大人”，落款是“学生周恩来李福景同启，十年（即1921年）一月二十五日寄自伦敦”。我一看就认得是周恩来的笔迹，精神为之一振：李福景与周恩来一起去欧洲的吗？信中确实写道：“恩来福景离国之期为去岁十一月七号，海行三十六日抵法之马赛。”“福景在法停留一星期便渡海来英，恩来因患小恙延至本月五号始抵伦敦。”李福景果真与周恩来在1920年深秋同船赴欧的。此李福景是彼李福景吗？我一方面又发电邮给王翠玉向李竞老师求证，另一方面立即上网寻查。这一查，查出了当年天津南开人津津乐道的“三剑客”的一段往事。 说的是1914年至1917年间，在天津南开学校求学时的三个最要好的同窗诤友，他们是周恩来、李福景和吴国祯。其中吴的年纪最小，1914年入学时才11岁；周比吴大5岁，高一年级，而李居中，比周少两岁。三个少年志趣相投，课余谈天说地，经常出入成三。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开始搞学生运动，1914年与张瑞峰、常策欧等组织了“敬业乐群会”，首任智育部长，续任会长；1915年在会内增设童子部，特别吸收15岁以下同学参加，先后由李福景和吴国祯任部长。 辛亥革命刚过几年，开明的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宣导学生排演话剧来训练口才，学生也热衷于演出新剧宣导新文化。周恩来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南开新剧团，男扮女装饰演新剧《一元钱》的女主角，成为当时京津戏台的一时佳话。1916年袁世凯复辟称帝，不足百日即亡，周又自编自演了另一台讽刺时弊的街头活报剧《一元钱》，不但饰演了剧中的村妇，还拉上李福景扮演剧中的政客。旁人笑称他们为“三剑客”，他们彼此也惺惺相惜。且看周恩来在1916年10月，在他主编的会刊《敬业》第五期上登载吴国祯日记时，亲自写的一段按语，足见周对两位兄弟的器重。 他写道： “既入南开，处稠人广众中，所交益多……相勉以道德，相交以天真，相待如兄弟者，仅得二人焉。一曰李新慧（福景），一曰吴峙之（国祯）。新慧年长峙之三龄，聪敏异人，非同凡俗。峙之年十有三，入南开方十一龄耳。彼时吾一见即许为异才。逮相识既久，始知峙之之才，纯由功夫中得来。盖幼秉异资，复得家庭教育，锻炼琢磨，方成良玉。读峙之家训，阅峙之日记，知峙之修养之纯，将来之成就不可限量，盖叹世之子弟不可不有良好家庭教育作基础于先也。不仅此也，吾之处新慧、峙之，既一秉诚心矣。而吾每睹新慧，辄令余化愁作喜，推心置腹，有愿作竟日谈，何可一日无此君之慨。及晤峙之，则促膝论道，抵掌论文，欢愉快乐中寓庄严之气象，心神为之清朗。故二君虽幼龄于余，而实余之益友、诤友。” 不过，这种手足情谊仅存于少年懵懂之时。当三人走出南开学校时，已各自有主见，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周恩来、吴国祯投身政治，一个追寻共产主义，一个信奉三民主义；而李福景不再沾指政治，一心求学工程技术，以技术立身效国，所以他1918年报读了香港大学工学院。为何他后来又转到英国去呢？这还是与周恩来有关。 南开三剑客：周恩来、李福景、吴国桢（组图） 周恩来（右）在南开学堂读书时与李福景（左）形影不离（照片摄于1915年）。 周恩来1917年毕业南开后，东渡日本，报考大学不成，至1919年春，得知南开学校创办大学部后回到天津，碰上了“五四运动”。 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以德国战败而结束，中国作为参战协约国之一，也算是战胜国了，有份出席1919年1月18日的巴黎“和平会议”。可是，那积弱已久的旧中国，被人欺负到直剃眼眉，不但未能“乘胜”争取废除外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反而被列强众国强迫，要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4月30日巴黎和会，商订了那份欺压中国的《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徵祥从巴黎发回电报，谓外交已失败，如不签约，连庚子赔款也得不到。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晨报》和《国民公报》上撰文呼吁：“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5月3日，下午以林长民为首的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开会，企图阻止政府签约。身为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将外交失败的消息转报学生。北大学生当晚在法科礼堂召开了学生大会，发动5月4日天安门学界大示威。 是日星期天，北京三间大学三千学生齐集天安门，高悬“还我青岛”的血书，喊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前驻日公使陆宗舆和时任驻日公使章宗祥，三人均曾留学日本，媚日求利。学生派出代表要求会见四国公使，除美国使馆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于是爆发了学生示威游行。游行至赵家楼胡同曹宅，学生遍寻不获曹汝霖，痛打了正在回国述职寄居曹宅的章宗祥，并火烧了曹宅，史称“火烧赵家楼”事件。 话说曹汝霖当天躲过了入屋寻他的学生，在北京东躲西藏了一阵子，最后避到了天津租界当寓公。曹的儿子也随之进了南开学校读书。为免儿子受奚落，他找到校长张伯苓，表示愿捐一万大元给南开。当时南开正筹建大学部，张伯苓因资金短缺而处于窘困之中。正如校董严修说的，南开是私校，得不到政府的钱，只能靠募捐。张见曹捐款，不免心动，要聘请曹为南开校董作答谢。 这件事给回到天津的周恩来捉了个正着。他回到母校，先找他的恩师严修，续找校长张伯苓，力劝他们拒绝曹的捐款，并发动南开同学开展拒款运动。张伯苓顺从了民意，不再接受曹的捐款，还收了周恩来入读南开大学。周恩来名义上是大学生，实际上投身社会运动，先是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继而担任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最后与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男女（包括后来成为他终生夫人的邓颖超）创立了“觉悟社”。 1920年1月29日，为抗议天津警厅查封学生联合会，周恩来和三位学运领袖走进省公署辕门去请愿，反被扣押至7月17日达半年。在羁押期间，周恩来被南开大学开除，他倒不在乎失学。出狱后，周恩来与部分“觉悟社”成员到北京找李大钊先生，请教青年运动的出路。李大钊建议周恩来到欧洲去学习。时逢蔡元培任会长的留法华法教育会，正物色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南开大学校董严修当即推荐了周恩来和李福景（李的父亲李金藻也是南开学校的校董，与严修和张伯苓相交甚深），获得了张伯苓的赞同，为他俩争得了赴欧留学的名额。严修还以“范孙奖学金”的名义资助了他们出国的费用。 于是就有了历史的这一幕：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和李福景随第15批赴法学生团共197人，登上了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远航欧洲。 他们到了伦敦后分手，周恩来问李福景何去何从，李再次回答：“到英国学习土木工程”。而周恩来被问及他又有何打算时，周说：“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本此目标，选择课目”。从此，周恩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他靠“范孙奖学金”在欧洲游历了四年，考察工人运动，组织青年共产主义小组。由于周在欧洲居无定处，他的那份“范孙奖学金”一直由李福景转交，是严修每年两次把钱先交给李父李金藻，再寄去给李福景的。据说当时有人向严修告状，说周拿了钱不上学。严修先生很开通，他用四个字去回应：“士各有志”。他认为用他的钱去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行，不是干坏事就成了。 南开三剑客：周恩来、李福景、吴国桢（组图） 周恩来一篇写于1918年的日记。“有生以来沾着这个‘情’字，至于赤子之心……”这句话的其余部分，被一条粗重的乌黑墨迹掩盖住了。 南开三剑客：周恩来、李福景、吴国桢（组图） 周恩来一篇写于1918年的日记。"此心之伤实历两月。每当月夕风晨、雨窗花前，吾心之念念吾家，想吾慧弟，尤难受也！” 李福景入读曼彻斯特大学后，第三年和第四年都得到了大学的奖学金。他把自己的那份“范孙奖学金”也送给了周恩来，作为对兄长的支持。李福景1925年学成后回国，先后到了津浦铁路局和北甯铁路局当工程师，修筑铁路支线。周恩来也在1924年9月回国到了广州，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任国民党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他们延续着少年挚友之情谊。说来真巧，他们的夫人，即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李福景的夫人柴志兰，也是同校姐妹，都是天津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邓颖超是高两个年级的大姐。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李福景一家掩护着每次到天津的周恩来，周恩来化名王先生住进了他的家。李福景父亲李金藻先生是当时的天津图书馆馆长，是当地的名人。蒋介石的特务再厉害，也不会想到他家里出入着一个共产党的大人物。1928年夏，周恩来和邓颖超要到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也是经过在皇姑屯机务段工作的李福景安排，摆脱了日本特务的跟踪，顺利地通过长春和哈尔滨到达了苏联。 1928年，东北军阀张作霖乘坐专列在皇姑屯被炸死后，东北铁路一片白色恐怖，人人自危。正在皇姑屯工作的李福景慌忙地逃离了东北铁路，凭着曾经留学英国的关系，进入了英国公司开办的林西开滦矿务局当工程师，做煤矿坑道的设计和施工。抗日战争胜利后，李福景出任东北抚顺矿务局副局长、总工程师，华北煤炭管理委员会主任工程师。他还阴差阳错地当上了北平美援办事处主任，专管分发美国援助的军需品和物资。从不沾政治的李福景为啥竟捞上了这份油水美差的呢？原来是他昔日南开小弟弟吴国桢把他给拉了上来。吴国桢已是权倾一时的国民政府高官。 李福景很快就发现这份美差后面的危局，因为此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北平已经被共产党军队围城了。他正踌躇不安是否买机票跟随国民党逃奔台湾时，收到了周恩来派人捎来的亲笔信，希望他留下来，保管好手上掌握的物资，等待北平和平解放。李福景作出了人生最大的一次政治选择，接受了兄长的忠告留了下来，把手上的美援物资转移保管好，最后交给了人民政府。解放后，李福景在开滦矿务局工作。1956年李福景被调入北京，任煤炭工业部科学情报研究所副所长，主任工程师。 南开三剑客：周恩来、李福景、吴国桢（组图） 周恩来与李福景（右一）的情谊维持了一生，照片于1959年摄于中南海，隔年李福景去世，身后事也由周恩来打点。 他们之间的故事，在网上流传的是1958年的一天。作为一国之总理，周恩来与时任副所长的李福景开会后，一同到天津看望了住在云南路聚英大楼的李母刘琴佩。他没忘记李家待他如子女，自家缝制的内裤和布袜，李福景有一份，他也有一份；他也没忘记那天是老人家的生日呢。周恩来带着花篮去给老人家祝寿，老人家笑呵呵：“你送这个太不实惠了，还不如送盒槽子糕呢。” 李福景一生烟斗不离身，1960年10月3日因肺癌病逝于北京。周恩来亲自到嘉兴寺殡仪馆出席祭仪，献上花圈，并吩咐秘书用他个人的钱来为李支付从住院到殡丧包括骨灰盒的所有费用，为这位从小玩到大的莫逆之交送最后的一程。 至于，此李福景是否彼李福景的问题，我后来与李竞老师见面了，看到他手上保存着他父亲与周恩来当年赴欧的通行证。 南开三剑客：周恩来、李福景、吴国桢（组图） 吴国桢先生 至于，“三剑客”之吴国祯，他是另一个传奇人物：1917年未等南开中学毕业就提前进入了清华大学，1921年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1926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回国后进入政界。1932年被蒋介石相中，当了他的私人秘书，同年出任汉口市市长。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出任陪都重庆市市长，1943年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1945年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出任上海市市长，1949年出任台湾省省长。追随蒋介石20年后，终于无法忍受蒋的特务政治，1953年辞职离开台湾到美国定居。 吴国祯离开南开后，与李福景再无见面，与周恩来重逢在20年后之1937年。网上流传着他们那次重逢又离别的几个故事。 话说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抗日，周恩来作为八路军联络官员来到汉口。身为市长的吴国祯设家宴招待他，办了一桌值16元的酒菜，只请了几位南开同窗好友作陪，大家喝酒叙旧，很是快慰。席毕，周恩来相约大家再聚，他对吴说：“我得还礼。但我的住处不如这里舒适，可否借你家，由我订菜，请今天在座的各位再来叙旧”。 南开三剑客：周恩来、李福景、吴国桢（组图） 到了那天，大家发现周恩来订的是汉口最好的厨子——银行公会的厨子，做的最贵的酒席，一桌36元。在座的一位任职外交部的同学好奇地问周：“你每月薪金多少？”周答：“5元。”大家更惊奇了：“你怎么付得起这顿饭钱？”周笑了：“这顿饭钱由组织出，是组织允许我可以用这笔钱请你们的。”那位同学又问：“那你身上穿的名贵大衣，难道也是组织供给你的？”周答：“是的。”大家追问：“那有甚么不是组织提供的呢？”周和盘托出地解释：“我们是共产党人，共用一切。我甚么也不占有，组织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 饭后送走了其他同学，周恩来才有机会与吴国祯细谈。他问吴：“你对现在的职位满意吗？”吴答：“满意。”周说：“我看你最多能当上一个部的副部长，你的抱负是不是比这还高？”吴听出了周的弦外之音，忙兜圈地回应：“我的抱负是尽我所能为祖国服务。”“我也一样。”周明白了，遂告辞离去。 1938年10月日军兵临汉口城下，政府机关已基本撤离，身为市长的吴国祯留守到最后。周恩来打电话给吴国桢：“我们一道走好吗？”吴应：“好呀，你来吧，我有车。”周说：“我的意思是你跟我们走！”吴回：“不行啊，我这里还有一大帮人。”这两位昔日好友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 尽管彼此信仰不同，我相信，他们之间仍维系着一重特殊的关联。君不见周恩来当年在蒋管区出入自如，怕是处处被吴市长关照吧。吴国桢著有一本回忆录叫《夜来临》，里面也许能透露出些许的玄机和秘密呢。 Li Fu Ching，一个在大学陈年档案中的学生名字，竟活灵活现出了一段中国近百年的风云人物故事。这已经挑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要从那几箱工学院战前档案中找寻当年的故事。 作者：郭大江 周恩来与吴国桢：从义结金兰到分道扬镳 女声 男声 粤语 周恩来与南开同学吴国桢曾义结金兰，可在政治道路的选择上却是“同窗不同路”。 义结金兰 1914年，11岁的吴国桢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比周恩来低一级。周恩来是南开中学的活跃分子，在学校里经常有惊人之举。 1915年，南开中学的壁报上出了一则以孟子的话为谜面的灯谜：“犹兽之走圹也，打一新名词。”同学们都被难住了，要求公布谜底。等到无人在场的时候，周恩来悄悄将谜底贴了上去。不久，同学们都知道了这新名词是“田径赛”，学校顿时一片哗然。乍一看，这灯谜很有点意思，但仔细斟酌，有人觉得牵强，更有人认为这是骂人。尤其是那些参加田径赛的学生，更是愤愤不平，联名要求学校查明处理。学校正为难，周恩来主动站了出来，承认灯谜是自己出的，并且表示道歉。此举博得了很多人的好感，但有些运动员还是难以平息心中的怒火，周恩来一一到他们的宿舍，当面道歉。吴国桢的哥哥吴国柄当时是学校小有名气的田径运动员，周恩来来道歉时，吴国桢恰巧在哥哥的宿舍玩，两人自此结识。 几天后，周恩来路上遇见吴国桢，两人热情地寒暄起来。周恩来是个细心的人，想起那天自己道歉时，吴国桢正在一边写什么，便问起这事。吴国桢回答说：“我在写日记。”周恩来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以后，周恩来便经常借阅吴国桢的日记，还在自己办的学生会会刊上将其摘要编出。吴国桢开始在南开校园里小有名气，写作能力也有极大的提高，后来他甚至被人推崇为“天下第一刀笔”。 在周恩来与吴国桢交往的同时，吴国桢的另一位同学李福景也经常与他们在一起，三人很快成为南开校园的“三剑客”。有一次，南开要举办演讲比赛，周恩来报名参加，还动员吴国桢、李福景一道报名。吴、李两人那时还没有见过演讲什么样，表示要先看看再说，结果只有周恩来一人上场。吴国桢后来回忆说：“年轻的周恩来眉目清秀，说话声音略尖，演讲时出口成章，结果得的是第五名。” 说来有意思，在南开中学，周、吴两人在演讲方面只是稍有尝试，日后却都成为了大名鼎鼎的演说家。 三人对演话剧也产生了兴趣，但吴国桢上不了台，因为吴国桢自小爱笑，一笑就一发不可收，哪怕拼命掐自己手心也无济于事，当他看到周恩来和李福景的扮相后总是忍俊不禁，所以无法登台。 有一次，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从美国学戏归来，他编了个《一元钱》的剧本，女主角非周恩来莫属。两朋友转而鼓励吴国桢出演，并让他演女主角的丫头这个角色。为怕他笑，还特地做了补台的准备，一旦吴国桢笑，周恩来扮演的女主角就说：“你这丫头，没事就笑，你还是回家等着我打你吧，不必跟我去了。” 周、吴、李三人经常同来同往，日子一久，彼此都产生了倾慕之心。周恩来提议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吴同桢首先赞成，李福景也点头应允。 正当周恩来考虑选择一种庄重的仪式来结拜时，李福景说只要感情真，结义倒不必。如果结义，彼此就要以大哥、二哥、三弟相称，这样太露痕迹，反而不好。 周恩来只好和吴国桢先结拜再说。这期间，周恩来曾到吴国桢在北京的家，并拉他到照相馆照相。当时，周恩来身着薄长衫，吴国桢也想这样穿戴，但吴国桢的母亲没有同意，硬叫他穿学校的童子军制服。当时周恩来坐在长靠椅上，吴国桢站在椅子的后面，两人手牵着手，面带笑容，场面非常温馨。很可惜，后来吴国桢遗失了这张照片，还是几十年后吴国桢的女婿访问大陆，才有人将这张照片托他送到了吴国桢手上。 民国人都称名而不用字，但他们却各自取了个“私字”，周恩来的叫“翔宇”，吴国桢的是“峙之”。这成了他们以后互相的称谓。 各奔前程 照相过后不久，三个好友就在南开分手。周恩来赴日本留学，吴国桢考入清华大学，李福景则赴英国学习工程专业。 对中国和当时的知识青年而言，20世纪是个大变动的年代。在南开中学时，周、吴二人都尚未满20岁，各自的政治立场并不是很明朗。就周恩来来说，走上坚定的革命道路也有个过程。 在吴国桢的眼中，周恩来后来思想的巨变让他很久不能接受，他曾这样表示：“就思想而言，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时是个完完全全的儒家信徒。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说，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敢用生命打赌说他不会。”但是，事实是，他的周大哥日后不仅成为了共产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个对中国、甚至对世界来说都有着巨大影响的共产主义者。 吴国桢1917年转入北京清华大学辛酉级留美预备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也参加了清华学生的游行以及后来的校园抗议活动(驱逐校长)。 在清华时，吴国桢曾收到过周恩来的信，说他打算去法国学习。临行前，周恩来还专门到清华与吴及南开的校友告别。令吴佩服的是，尽管清华园中从南开来的学生特别多，但周恩来几乎同每个人都很熟。临别时刻大家对周恩来依依不舍的情景，吴国桢终生难忘，可见周恩来年轻时的人格魅力就不同一般。1921年，吴国桢赴美留学。留美5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归国后投身政治，加入国民党。 重叙友情 回国后，吴国桢非常想念他的周大哥，但两人再次见面，已是十多年后的1938年了。此时，吴国桢已是国民党汉口市市长，周恩来则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 那天周恩来突然到吴国桢市长官邸拜访，不巧吴不在，周恩来只好留下一张名片。吴国桢下班回家，夫人黄卓群说：“你的共产党的好朋友今天来看你了。” 吴国桢惊讶地问：“谁呀?” “周恩来。” 吴国桢一听，喜出望外，拿过名片当即就去了八路军办事处驻地。吴国桢刚刚坐下，周恩来就喊着“峙之”迎了出来。吴国桢紧握着周恩来伸出的双手，回叫“翔宇兄”。自1920年的清华一别，已经过去了18个春秋，两兄弟久久地相视无语。 吴国桢比周恩来小5岁，所以每次吴国桢都是让周恩来先说话。这次也是这样，吴国桢等周恩来先开口，可周恩来只是仔细看着吴国桢，看了又看，一直一言不发，这使吴国桢很不安。 为了打破这种不和谐的气氛，吴国桢只能说些客套话，问他近来身体如何，住处是否合适，需要什么帮忙。周恩来的回答也很简单。两兄弟多年未见，应该有说不完的话，但是空气却好像在两兄弟间僵化了，彼此间一问一答，没有兄弟的亲热，却显出了因“道不同”而形成的无形的“隔膜”。 隔了好大一会儿，周恩来仍然不讲话。吴国桢想，也许换一种方式见面更好，于是提议说：“我们18年没见面了，我想请你定一下时间，到我家吃晚餐。不请外人，只请南开的同窗好友陪你。你说好吗?”时间定好后，吴国桢就告辞了。18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前后不超过15分钟，就这样客套完了。 吴国桢回家后，和夫人商量这一顿饭该怎么请。黄卓群犹豫着说：“汉口最好的厨子是银行公会的厨子，最贵的酒席是36元一桌的。我们就这样办，好吗?”没等吴国桢说话，她自己又摇头：“不好，不好。汉口平常酒席只16元，它却贵一倍多。他是共产党，共产党天天骂国民党人是贪官污吏，只图自己享受，不考虑人民大众的福利。我们请他，他如果问起这宴席是哪个地方叫的，这不是证明了共产党的话吗?就算周恩来相信你不贪污，但传到其他共产党人那里，他们相信吗?” 夫妻两人商量来商量去，决定从简，就叫一桌16元的普通席。 宴请那天，到吴国桢家的都是南开同窗。他们对周恩来这位共产党著名人物有一种好奇心理，想先向吴国桢打听一下情况，不约而同都提前一刻钟到场了。可惜，他们不知道，吴国桢同周恩来的接触也只比他们多了15分钟，还没说上几句话。 好在周恩来很守时，彼此寒暄入席后，吴国桢以为旧日同窗可以自己向周恩来问话了，但大家都不知该怎么开口。直到互相敬酒的时候，气氛才渐渐融洽起来。大家也只谈学生时代的往事，重温20年前的生活。 晚宴结束后，大家觉得还没有尽兴，周恩来提议：“我想和主人商量一下，我住的地方请客吃饭不大方便，我想借主人这块地方请大家一次。主人什么都不用过问，酒席我来安排，日期则由大家决定。要紧的是原班人马，一个都不能少。”吴国桢和同学们很爽快地答应了。 很快第二次聚会的日期到了，吴国桢特地提早下班回家准备。刚进家门，夫人迎面就说：“糟了，我们上次叫席叫错了。” 吴国桢不明所以：“怎么了?” “你知道周恩来今天叫的席是哪里的?他叫的是银行公会的。那里的大师傅已经来了，这席一定是36元一桌的了。” 由于是第二次见面，大家的拘束感没有了。入席后，有个叫段观海的南开同窗，当时任国民党外交部的秘书(后升任大使)，菜刚一上来，他就睁大了眼，甚至拿起筷子夹了块冷盘里的肉尝了尝，接着就叫起来：“这是汉口最好的酒席，一定是银行公会大师傅承办的，恩来，是不是?”周恩来笑容满面，点点头。 当周恩来向全桌同窗敬酒时，那位段观海又喊了起来：“这是陈年上好的花雕!” 如此好的酒菜入口，又是共产党人请客，共产党著名人物的神秘感当然也就没有了。 周恩来笑着说：“现在大家都为了抗日，叙叙旧，加深加深感情嘛!” 饭后，客人们一个个走了，只剩下周恩来和吴国桢。这时，两兄弟再不像以前那样生疏了，又开始促膝谈心。周恩来问：“峙之，你对现在的职位满意吗?” “还算满意吧。我的抱负是尽我所能为祖国服务。” “我也一样。” 一席话谈出了两人的心声。虽“道不同”，但爱国之心是一致的，这也正是二人成为挚友的纽带所在。 分道扬镳 两次宴请后，两人后来的来往更加密切。一则两人的感情基础确实很深厚，二则国共两党此时也处于第二次蜜月期。 汉口失守前的半个月，周恩来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吴国桢的家里吃晚餐。反正没有夫人的管束(当时吴国桢的夫人和子女都到昆明避难去了，邓颖超也不在武汉)，两人就天南海北地神侃，经常聊到深夜，不过对两党之间的事还是涉及不多。 可惜两人朝夕共处的美好日子没有多久，日本法西斯的铁蹄已紧逼武汉。 撤退的前一天。晚饭时周恩来又来了，还带来两瓶高级红葡萄酒。他笑着对吴国桢说：“今晚在汉口是最后一餐饭了。” 吴国桢有点惊讶：“今晚，我做市长结束了，还值得庆祝吗?” 周恩来大笑：“怎么，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吗?” 吴国桢一愣，摸了一下后脑勺也笑了：“还是翔宇兄周到，今天农历九月初二，正是我的生日。”20年前，他们结拜兄弟前互相交换了一张生辰八字的帖子，不料周恩来还记得清清楚楚。 正因为是在汉口的最后一次晚餐，周恩来有些话不得不说了：“你知道，蒋委员长已经走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我要尽可能长地留在这里。” “你将到哪里去?” “宜昌。” “坐车吗?” “是的，坐车。” “我们可以一起走吗?” 周恩来的意思是要吴国桢跟着共产党走。吴国桢是个聪明人，哪会不明白周大哥话中深意。他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客气地告诉周恩来：“也许时间会很紧迫，我没法同你联系，还是各自安排最安全。” 周恩来明白，此刻就要吴国桢作出决断是很困难的，他临走时请求吴国桢再考虑一下。半夜，日本人的炮弹已打到郊区，周恩来又打电话给吴国桢：“你现在走吗?” “我还要等一会儿。” “你有没有重新考虑我的建议，我们一起离开?” “我还是原来的想法。” 如果周恩来曾有过要将吴国桢招为共产党人的想法，应该是在此时打消的。他明白争取吴国桢过来已是件没有希望的事情了。 吴国桢此时政途正是青云直上之时。从政以来，他的才能逐渐被认可，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一颗照耀他几十年长盛不衰的“巨星”———宋美龄。“士为知己者死”，再说，吴国桢的政治信仰是追求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此时的两兄弟只能分道扬镳。 淡泊如水 吴国桢是个具有理性和良知的人，为官一任，想的是造福于民。在国民党内，他被人誉为君子；在美国，他被视为国民党内一个最好的官吏。正是他具备的这些优点，周恩来一直视他为知己。 汉口把话挑明后，周恩来尊重吴国桢的选择，但仍然视他为自己的私人朋友。两人的交往，正是古人所向往的那种君子之交，很平淡，但很真实。 1939年，年仅36岁的吴国桢出任重庆市市长。周恩来也在重庆，担任中共驻渝代表团的团长，还是国民政府政治部的副部长。 在重庆的时候，两人有时间会打打电话，聊聊天，每逢节日，互致问候。但除了在公共场合或开会，两人私底下再也没有见面。 武汉失守后，日本改变策略，把重心放在了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蒋介石随风而上，策划发动了一系列反共事件。共产党当仁不让，据理力争。这时的周恩来和吴国桢，该交锋的时候就得交锋。 有一次，周恩来同一起任代表的王若飞，与国民政府代表谈判，谈判中，周恩来和王若飞对吴国桢作了尖锐的攻击。 但公对公，私底下两人还是保持来往。两人在重庆的最后一次聚会是由周恩来发出邀请的。参加的除吴国桢夫妇外，还有另一对国民党的夫妇，南开中学出身的张平群(后任驻纽约总领事)和夫人。其余的都是正好在重庆的共产党员，有王若飞、董必武和叶剑英。大家都显得彬彬有礼，只是聊天。 抗战胜利后，吴国桢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到南京不久，周恩来就去拜访吴国桢，就国民党军队武力占领长春、抢占胜利果实的行为，向南京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当然，吴国桢站在南京政府一边，会谈的结果只能不欢而散。 1946年，吴国桢改任上海市市长。在上海，周恩来夫妇拜访了吴国桢夫妇，但谈得不是很多。到这时，国共两党内战正酣，胜负未定，他们也没有心情谈天说地。 后来在上海，周恩来还为公事见过几次吴国桢。上海解放前夕，吴国桢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不久出任台湾省主席，帮蒋介石支撑危局。 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出任第一任总理。从此两兄弟天各一方，在上世纪台海对峙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无缘再见。 作者：马若寒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8-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