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骂人无数，所向披靡，但也被这个人骂了半辈子

韩素因：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 》 分类： 1910年代至2010年代, 科学家, 清华大学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 －－作者：韩素因 “我们一家在西院11号整整住了八年。清华八年是我一生中最安定、最值得回忆的一段也是我一生的顶峰。” 说这句话的是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父亲。 大部分人认识杨武之先生，可能是因为杨振宁的书。8岁跟随父母进清华西院11号的杨振宁回忆，在父亲一生中最风光的那八年，度过了他最美好的童年： “清华园的八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 1929年秋，杨武之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刚一年，他受聘为清华大学算学系教授，住进清华园西院19号。（1933年，西院向南扩建，新旧门牌号重新编号，西院19号称为11号，沿用至今。） 1929年，杨振宁入北平成志学校读小学。 88.jpg 杨振宁与父母 晚年的杨振宁对清华园西院的童年生活记忆犹新： “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沿着小路去古月堂或科学馆。那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有行人。” 只是杨振宁万万没有想到，当年在小路上与父亲一起走路的时刻，竟成为他们爷俩一生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中国首位数学博士： 杨武之，这个名字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清华园、西南联大，如雷贯耳。 89.jpg 1936－1937年清华大学数学系合影。前排左起：曾远荣、熊庆来、郑之蕃、赵访熊、杨武之。 杨武之有比杨振宁父亲更显赫的身份，他是中国现代数学先驱，是中国第一位留美的数学博士，是一位优秀的数学教育家，华罗庚、陈省身等大数学家全部是他的学生。华罗庚曾讲：“引我走上数论道路的是杨武之教授。” 90.jpg 华罗庚和他的恩师杨武之先生 杨武之祖上曾是官宦世家的大家族，从他父亲这代开始家道中落，父亲杨邦盛是清末的秀才，早年在私塾教书，后来曾在天津段芝贵的幕府做“笔札”，段芝贵失势后，赋闲在家了好长一段时间。再后来死于去沈阳谋职的旅馆中。 那年杨武之12岁，早在他9岁的时候母亲已经早去世了3年，他成了孤儿。 在杨武之六七岁的时候，家中最小的弟弟病逝了，幼子早亡，杨武的母亲曾搂着杨武之两兄弟：“克纯、克歧呀！你们只有好好读书，将来当官，才不被人瞧不起，才不受人欺负，这个大家庭没有人会帮你们！” 12岁的孤儿杨武之没有任何生存技能，只能寄养在叔叔杨邦瑞家长大。 从小寄人篱下，杨武之受尽时代炎凉，所以读书格外努力，从安会省立第二中学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免费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预科，一年后，入数理化本科。 1918年，杨武之大学毕业后，曾回母校省立二中担任 教员监舍监（训育主任），后因得罪纨绔子弟，害怕被报复从而萌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 1923年，他顺利考取安徽省公费出国留学考试，赴美留学。这一年是他结婚的第四个年头，儿子杨振宁刚出生不满周岁。 91.jpg 在安庆教书的杨武之一家，长子杨振宁不满周岁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他仅用3个学期就取得了学士学位，次年秋天转入数学一流的芝加哥大学，师从世界数学大师L.E.地克森。用不到2年的时间，他又取得硕士学位，两年后顺利博士毕业。 1928年秋，杨武之回国后，先在厦门大学任教一年，次年被清华大学聘为数学系教授。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南下长沙，后来又在昆明合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杨武之任数学系主任，住在昆明文化巷。 92.jpg 杨武之、熊庆来夫妇 当时西南联大数学系大师云集，教授熊庆来，杨武之，郑之蕃、孙光远四人，而学生有陈省身、华罗庚、柯召、闵嗣鹤、许宝騄、段学复…… 包办婚姻的好丈夫： 杨武之与夫人罗孟华，本是旧时代的包办婚姻，但他一生都不后悔父亲为自己“指腹为婚”。 杨父曾染重病，遍寻名医无果，是一位罗姓医生一药而愈，于是两家皆为秦晋之好。 虽然罗孟华也念过几年私塾，但丈夫是留洋博士，巨大的差距，她心里总是担心自己的婚姻。 当时合肥老家附近有一间天主教堂，里面有一些修女，都是一生不结婚或者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合肥老话叫“吃教”，罗孟华曾盘算着，如果杨武之留洋归来抛弃她，她就带着杨振宁去吃教。 93.jpg 杨武之回国之前的杨振宁 杨武之回国后，确实很吃香，被清华大学等顶尖名校争着聘任，如此风光得意的他并没有抛弃发妻，反而对妻子独自抚养孩子这么多年感到十分愧疚，杨武之对妻子更好了，这让她感到压力很大。 在清华园，杨武之同事的妻子，大多都是大学文凭，留过洋的也不少，罗孟华曾经非常自卑，她憋住一股劲儿要把家里家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曾在清华园赢得“治家整洁有方”的好名声，一度让杨武之非常骄傲，总在同事前夸耀妻子： “找夫人就得找我家里这样的。” 诺贝尔奖杨振宁的父亲： 做丈夫让妻子心甘情愿倾其所有，做父亲也毫不含糊。 教育子女，杨武之很有一套，他认为孩子要成才，必须先学文再学理，所以他很注重孩子的国学基础，自己亲自担任孩子家庭教师，一有空就教孩子念中国古文和白话文。 长子杨振宁被寄予厚望，“宁”安庆的别称（北师大大学毕业后杨武之曾在安庆教书）。杨振宁从小聪明，不到六岁就跟母亲学会了3000多汉字，初中时候，12岁的杨振宁就表现除了超常的数学天赋，多次向父亲求教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等数学问题，他不但不教，还让人教杨振宁学《孟子》。 94.jpg 杨振宁学生时代 杨振宁晚年感慨，父亲当年让自己背下的那些儒家哲学对他后来整个的人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他对待数学没有其他同事那种功利主义，全得益于此。 一有空，杨武之还爱给孩子们讲他9岁丧母12岁丧父，寄人篱下，阅尽人间冷锻中，发奋读书的经历，为的是培养孩子不怕艰苦、努力读书、正直做人的精神。 杨振宁受父亲影响，从小对数学产生浓厚兴趣，这对他后来搞物理学起到了决定性影响，父亲是他一生的启蒙。 路漫漫：三次赴日内瓦争取儿子回国未果 2017年2月21日，“杨振宁、姚期智两位教授放弃外国国籍，由中科院外籍院士正式转为中科院院士”的消息已经走出，引发全国舆论。 尤其是杨振宁，他是1964年春加入美国国籍的，再此之前，新中国曾数次放出明确信号，邀其回国，其父亲杨武之更是三次赴瑞士日内瓦与其团聚，主要任务就是劝儿子回国。 1983年，父亲去世十周年，杨振宁讲道：“我的父亲到临终时都没原谅我放弃中国国籍。” 是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为实现“科学救国”的夙愿，一批批海外科学家响应新中国号召，纷纷回国，像邓稼先、钱学森等。 95.jpg 钱学森、邓稼先 但是在1957年就获得世界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却不仅没有选择回来，还加入了美国国籍。后来这成了很多人诟病杨振宁的把柄，而他自己却说“决定申请美国国籍并不容易。对于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做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 1957年夏，杨振宁应邀到瑞士日内瓦工作几个月，作为二战中立国，瑞士在1950年1月就已经与新中国建交，杨振宁发电报希望父亲能来日内瓦团聚，见见还从未见过面的儿媳妇和孙子。 96.jpg 杨武之夫妇与儿子儿媳及孙子杨光诺 杨武之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请求去瑞士与儿子见面，并打算趁机说服他，要他不要去台湾，最好回到中国大陆来。” 1956杨振宁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1957年，理论得到的实验证明，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发现，同年10月，杨振宁、李政道获得世界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此殊荣，在国内引起极大震动。 97.jpg 杨振宁、李政道诺贝尔奖领奖现场 新中国政府当时派出西南联大时期二人的老师张文裕劝其回国，当时李杨二人正处于事业上升期，而国内正值1957年“反右”运动，这对杨、李二人产生了思想顾虑，他们回应：“我们还年轻，争取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时间，到一定的时候再回去。” 1957年8月9日，在离开日内瓦之前，杨武之给儿子儿媳留下两句话： “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 98.jpg 儿媳妇杜致礼，她的父亲杜聿明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陆军中将，黄埔系骨干，1941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成了战俘，那时杜聿明将军正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 功德林原是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座佛寺。民国时期,改建为监狱,蒋介石国民党在此关押了许多爱国人士、异见者。建国后,功德林监狱改为"战犯管理所",专门关押、改造重要战犯，先后有上百名国民党被俘高级将领在此接受“教育"。如:黄维、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廖耀湘、沈醉、郑庭笈、康泽、董益三等人。 99.jpg 功德林战俘。右二：杜聿明 回国后不久，杨武之第一次探访了功德林，见到亲家杜聿明，他希望这个岳父能动员女儿、女婿回国，为国家服务。 杜聿明立即向领导写报告,订了《人民画报》按期寄到美国，以供女婿、女儿阅读,以期他们多多了解祖国建设的新貌。 100.jpg 多年后杨振宁回国，见到岳父杜聿明 1960春，杨振宁再次赴日内瓦工作，这次他们的任务还是说服儿子回国，当时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正在遭遇曲折：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 杨武之希望儿子回国效力，但是国内的环境让他非常矛盾。 “我现在很矛盾，国内各方面有些失序，我怎能劝说杨振宁回国来呢？他回国来怎么还能继续做研究？但是老是留在美国，美国政府又老是以中国为敌，我们又都在国内，长此以往，如何是好？” 所以，这次很失败。 1962年夏，杨武之和夫人第三次赴日内瓦看望杨振宁，杨武之这次热情地向杨振宁介绍国内情况： “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 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 动辄死去几百万人, 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 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 杨先生正说得高兴, 杨夫人却打断了他的话说: “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 站排站了三个钟头, 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 有什么好?” 杨武之很生气, 说妻子专门扯他的后腿, 给儿子错误的印象, 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101.jpg 杨振宁与母亲 此时的中国，确实正处于“大跃进”的遗患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之中。但是，父亲盼望儿子回国的心情，百感交集。 对于父亲三次日内瓦之行的使命以及父亲的矛盾而痛苦的心理，杨振宁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他说： “父亲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杨振宁的二弟杨振平参加了1960、1962年在日内瓦与父母的团聚，他回忆说：“当时中国科学需要人才，父亲希望能争取已经在物理学界成名的大哥回中国。大哥虽然非常愿意替中国服务，可是觉得中国当时的情况不利于他的个人的学术进展。回去之后，科研工作很可能有停滞的现象。他才40岁，如果继续在美国做研究，将来对中国的作用和增进中美科学界的关系恐怕会更有效果。父亲对儿子的看法也觉得有些道理。因此他心理上有点矛盾。他和大哥曾经有多次辩论。终于父亲没能说服振宁。” 在争取儿子回国这个问题上，杨武之是极度痛苦的。这是他与儿子无法逾越的矛盾，所以杨振宁说：“父亲至死都没有原谅我。” 代儿子向李政道道歉： 1972年，李政道回国，杨武之当时已经病得非常重了，住在华东医院里，李政道后来回忆杨振宁的杨武之曾代杨振宁向他道歉。 102.jpg 李政道与杨振宁 “武之先生卧在病床上，病得相当重，说话发音均颇有困难。幸好杨振宁的妹妹杨振玉女士在旁。武之先生觉得事属重要，每一句话，他说后，均由振玉女士重复。” “ 武之先生请我去他病床旁，紧紧地将他的手握住我的手，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忍痛地向我说，振玉女士再全句重复武之先生说的话。武之先生说：“很清楚振宁和你62年破裂的经过，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 “武之先生再次说：“你们是天下的奇才，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虽然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振宁。”然后他更紧地握着我的手，反反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说这几句话。” 后来虽然杨武之去世后，杨振宁和杨振玉登报否认，但是不管真相如何，杨武之在天之灵应该是希望儿子能与朋友和解，希望他正直、真实，受人尊重的，像他自己一生那样。 至死对清华园念念不忘： 103.jpg 杨武之先生 1973年杨武之糖尿病恶化，数次病危，永远回不去清华西院11号成了杨武之最后的牵挂，他心心念念地对儿子杨振平说： “奇怪，我怎么会记不起我们家住在什么地方呢？一回忆怎么就是昆明大西门、文林街和文化巷？北平清华园11号是一定不会想不起来的呀！七七事变前几天我们还在院子里搭凉棚呀！我死前，你们要送我回家。” 至死，仅住了八年的清华园西院11号，是杨武之记忆中唯一的家。 参考文献： ①　《读书教学四十年》，杨振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 ②　《杨振宁传》，徐胜蓝、孟东明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③　《杨振宁文集（上、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④　《晨曦集》，杨振宁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 转自《人物档案》 当前位置： 首页 》这样走过 》佚名；睡在杨振宁上铺的兄弟 》 分类： 1920年代至1970年代, 知识分子 睡在杨振宁上铺的兄弟 －－作者：佚名 01 电影《无问西东》结尾的彩蛋，都是清华大学历史上青史留名的大人物，其中唯一健在的，就是杨振宁先生。 杨振宁现在自然是无人不知的华人之光，他从西南联大毕业以后的人生轨迹，约略就像沈光耀的母亲所期望那样：建功立业，光耀门楣。 但我今天想谈谈另外一个人，一个今天早已被历史抛弃，也已经被世人忘记的人物：他叫赖钟声，当年在西南联大时，他是杨振宁的班长，也是睡在杨振宁上铺的兄弟。 赖班长是山东烟台人，长得相貌俊秀，脸面白净，杨振宁说他成绩比自己还要好。不仅如此，课间休息时，赖班长的一口单刀舞得虎虎生风－－正是个能文能武的全才。 1942年本科毕业后，赖班长去了滇缅铁路工程处工作，杨振宁继续读物理学研究生。1944年，抗战局势吃紧，国民政府提出一个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青年学生参军。 此时，赖钟声已经考取了工程师资格。可能到底是山东人，实在，把笔一扔，就去参军了。而杨振宁这时研究生毕业，获得了庚子赔款的奖学金，准备去芝加哥大学留学。 临走前，他想和班长见一面，但兵荒马乱的，没有联系上。 赖钟声参军后，被选到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学习。既然叫干部学校，当然是培养干部的，很受重视，蒋介石亲自担任校长，“小蒋”蒋经国任教育长，主抓政工人才的培训。 88.jpg 毕竟是给杨振宁当过班长，赖钟声智商高情商也高，在校表现突出，很快就成为小蒋的得意门生，受到重用。 同时受到重用的还有王升，也就是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曾可达的原型。蒋经国有个字，叫“建丰”，学生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建丰同志”。 02 1947年底，赖钟声被派到国民党青年军整编206师，任政工处少将处长。参军两年多就被授予了少将军衔，这是今天无法想像的速度。 他到部队后，很块就创办了一份今天看来名字也很潮的杂志：《革命青年周刊》，向官兵灌输“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思想，并有专用电台与建丰同志随时保持联系。 他还擅长演讲。他的演讲很有西南联大特色，最后经常用这样一句来结尾： 战争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在统一大业完成后，实现工业化！ 人生如一个8字，循环轮回，兜兜转转。1948年3月洛阳战役爆发，206师全军覆没，赖钟声也被俘。 幸运的是，赖钟声没有被列为战争罪犯，关进监狱里仅仅三年，1950年就释放了，被安排到北京一所中学任物理教师。这也算是学有所用，人尽其才。 他的一位学生曾描述过他讲课的情景： 赖先生身材不高，较胖，戴一副金边秀朗眼镜，头发黑亮一丝不乱，衣着考究，透着学者气。他讲课，精气神十足，温和而严正，声音洪亮，略带胶东口音。几节课下来，同学们已被他渊博的学识、精当的点拨所折服。 “十年浩劫”中，赖钟声被当做反革命，丢了工作，经常被批斗和贴大字报，以拉板车、做炊事员为生。后来虽然可以上讲台了，但因替一位生病的同事代课，连续讲了多节课导致过劳中风。 1971年，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在去国26年后，以美国公民身份第一次访问中国，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毛主席接见，周总理亲自设宴招待。 杨振宁托人去联系上了自己的老班长，希望见面。但赖钟声左思右想后拒绝了，他的理由有两点： 一是自惭形秽，有可能杨振宁会看不起自己；二是孤芳自赏，自己有可能看不起杨振宁。 对于前一点，他觉得这是必然的情况，他也认了。对于第二点，他的解释是： 此生最大的慰籍，便是困难当头，日寇猖獗之时，我能够挺身而出，愿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而在相同的时刻，杨振宁选择了出国，虽不算逃兵，至少也算懦夫，懦夫是叫人看不起的！ 赖班长这话说得很硬气，但是他心里真的无愧于自己的选择吗？也不尽然。 他曾经给自己的老长官写过一封信，里面说道： 我本一介书生，因响应蒋介石抗战救国的号召，放弃专业，考入军校……若不去当那个倒霉的青年军整编二〇六师少将政工处长，比如出国留学，学成而归，情况会有多大的不同。 环顾美籍中国学者，大半系我的联大同学，而我不过一中学教师，所以有时难免心烦意乱，大有“冠盖满京华，唯我独消瘦”之感慨！ 可见，赖班长心里还是有怨气的，对人生感到不平。 杨振宁去了西方，他留在了东方。他们在选择时，并没有问西问东，但人生就此分出了西东。 03 在西南联大师生里，后来走出201名院士，还有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师，不过更多的，则默默无闻的名字。 从1937年11月成立，到1946年7月撤销的八年多时光中，学校共招生8000余人，最终只有3800名学生拿到了毕业证。 更多的学生，因为贫困、离乱、参军等原因，未能完成学业，没有机会成为所在领域的大家。但历史并未把他们遗落。 89.jpg 左起：黄昆、邓稼先、黄宛、周光召、杨振宁（1974年，颐和园） 1941年，中美两军成了盟国，来华的美军增多，需要大批的翻译人员。当年9月，教育部下令各大学的外文系男生应征参加翻译工作。这次共征调了70多人，西南联大的学生占了一半。 在这其中，有一个江苏小伙子叫巫宁坤，被安排给“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当翻译。这支部队有个更通俗的名字，飞虎队。 两年后，巫宁坤同学又被派到美国，给中国在美受训的飞行员当翻译。抗战胜利后，他留下来，于1948年考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 在芝大，他还碰到了一位西南联大毕业的校友，两人随即成为好朋友。这位校友就是李政道。 1949年，这个国成立后，急缺人才，向留学生发出回国的号召。燕京大学向巫同学发出了邀请。祖国的召唤让他动了心，他决定放下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回去报效祖国。 李政道听说他要回国，特地前来帮他收拾行李，在他的箱子上写了几个白色的粗体大字：“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1951年8月份，巫同学到达北京，很快被安排到燕京大学上课，成了巫老师。五个星期后，他和京津地区三千多名高校老师，一起听周总理做了七个小时以“思想改造”为主题的报告。 巫老师还没站稳讲台，11月，“三反运动”开始，燕京大学解散了，被合并到其他院校。他也被调到了南开大学。从此就被卷入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中，属于被运动的对象。 1953年斯大林同志逝世，很多师生怀着悲痛的心情去苏联总领事馆哀悼，只有巫宁坤被指责为“一个人非常勉强地参加了队伍，并且毫无悲痛的表现”。 还有人翻出了他1938年夏天在武汉参加国民党干训团的历史。干训团的团长是蒋介石。这下他跳进海河也洗不清了。虽然那时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干训团的副团长有陈诚，也有周恩来。批斗者认为：他不该说周恩来当过对岸人家的官。 更大的劫难还在后面。 1957年，巫老师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且是“极右分子”，名列全校榜首，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也就是同一年，他的同学李政道，与杨振宁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此时的巫右派，先是和其他“同类”一起被关在北京的半步桥监狱，吃着发霉的窝窝头和咸得发苦的腌萝卜，后被派到北大荒劳改。1960年，又被转移到位于天津和唐山之间的清河农场劳动。 当时正值历史书上宣称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连窝窝头都吃不上了。巫右派的大舅子想办法给他送了一包烙饼，同牢房的一位刘的右派问他借了一张吃，还写了个欠条。他见对方的字很漂亮，相约以后给自己写个条幅。 几个月后，巫宁坤接到命令，去农场的角落挖坑。坑挖好后，一匹瘦马拉着一辆平板车走来，车上是一具盖着的尸体。他打开草垫子一看，就是那个借他烙饼的刘右派。 04 直到“十年浩劫”结束，对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改正，巫宁坤才得以回到北京。来来回回，他一直用着当初离开美国时带的那个行李箱。箱盖上，李政道写的几个字“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虽然褪色了，依然可辨。 只是，当他再打开箱子时，可能会回想起揭开草垫子的场景。人生的西东，只有真相被揭开时，才能看得清。 90.jpg 1982年巫宁坤与沈从文夫妇 1979年10月，他偶然从报纸上看到李政道回国讲学的消息。与赖钟声的反应不同，巫宁坤的心里没有多少想法，他立即前往北京饭店看望老同学。 因为李政道忙着备课，两人匆匆聊了一会儿。临别的时候，巫宁坤想：假如当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国，那么李政道还会不会成为举世闻名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呢？ 1990年退休后，巫宁坤用英文写了一本传记A Single Tear，回顾了自己回国后的经历。这本书在英文世界引起轰动，是《纽约时报》当年评选的7本Notable Books（值得关注的书）之一。 在书的结尾，他用九个字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归来”是他的选择，也是他的真心，但此后的“受难”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幸运的是他“幸存”下来了。 晚年，他对来访的一个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说： 如果没有那些运动，我也许会是一个更有成就的学者，也许我会写出几部有关英、美文学的专著。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关於这一方面的专书早已汗牛充栋了。A Single Tear也许是一部更重要的作品。 选择不问西东，但不同的选择会造就不同的道路，塑造不同的人生。 我常常回想起 A Single Tear 中的那个场景：1951年7月18日的早晨，巫老师－－当时还是巫同学从旧金山的邮轮码头出发回国，李政道博士前来送他。 临别时，他问了李博士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回去工作呢？ 李博士笑着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 巫同学还没明白“脑子”是个怎么洗法，邮轮已经启动。 转自《老王叫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