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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革命史 第四章 大革命从胜利转向失败 第四节 国民革命军的发展泸顺起义 一、国民革命军的发展及其进军苏皖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国民革命军的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 　　首先是北伐誓师前的国民革命军各军大都进行了扩编。 　　第一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不仅在军械方面给予优先照顾，而且在江西、福建战场中大肆扩充其部队。在江西，蒋介石将俘获的孙传芳部4万人编入该军，成立补充第一、二两师，收编时只调换旅长以上的官佐，旅长以下的官佐均不更动。在福建，早在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入闽前，蒋介石就批准他编练补充兵3个团，入闽后，何应钦又将归降的张毅部编为4个团，隶属于第一军。 　　第二军在北伐战争开始后，在湖南大量招募新兵，扩充队伍。1927年5月，第二军扩充为两个军，原该军教导师扩充为第十四军，师长陈嘉佑升任军长。同时，原第二军军长谭延闿辞职，由副军长鲁涤平继任。 　　第三军由于在江西收编了滇军杨池生、杨如轩两个师，又从湘黔边境将滇军金汉鼎部调到江西，朱培德升任第五方面军总指挥，于是，5月间，原第一师师长王均升任第三军军长、金汉鼎部编为第九军（后改为第三十一军），金任军长。这时，朱培德部由1月间的1.6万人骤增至6万人。 　　第四军在北伐中战功卓著，荣获“铁军”称号，于是1926年11月下旬，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原师长陈铭枢升任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同时，第十二师扩编为第四军，原师长张发奎升任副军长。第五军留守广州，未参加北伐。 　　第六军在北伐开始后，补充新兵5个团。1927年3月间，第六军攻占南京后，蒋介石施展调虎离山计，将该军挤出南京，4月8日，将第六军十七、十八两师开往江北，密令何应钦和贺耀祖解除共产党人较多的第十九师的武装，遂在该军“清党”，升十七师师长杨杰为第六军军长。6月间，程潜在汉口重建了第六军，在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处长林伯渠的协助下，整理训练，很快又成了劲旅。 　　第七军也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收编了军阀旧部，扩充了自己的实力。 　　第八军由湘入鄂后，竭力招募吴佩孚溃兵，又得汉阳兵工厂的军械，遂新编了31个团。到1927年1月间，由原2.6万余人骤增至约6万人。2月上旬，第八军扩编为3个军：第八军、三十五军和三十六军。 　　其次是一些旧军阀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这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可以分为三类情况： 　　第一，北伐战争开始后，云、贵、川地方军阀纷纷归附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最先来归附国民政府的是黔军袁祖铭。1926年6月初，川黔边防督办袁祖铭及其一师师长王天培、二师师长彭汉章都派遣代表到广州接洽，表示愿意加入北伐，会同唐生智反攻长沙。7月中旬，国民政府任命袁祖铭为川黔国民革命军联军总指挥（也称北伐军左翼总指挥）兼第十二军军长，彭汉章为第九军军长，王天培为第十军军长。国民政府令袁部自贵州出湘西，直捣常德。 　　原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部驻扎滇桂边境百色、平马一带，9月下旬，国民政府委任范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军长，11月底，改任第十六军军长。 　　杨森属四川军阀降吴（佩孚）派，但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他在1926年4、5月间派代表到北京见李大钊，表示愿意脱离吴佩孚，加入国民革命。李大钊同杨森的代表会谈后决定派在中共北方局负责军事工作的彭泽湘随杨的代表到四川万县去和杨谈判。彭、杨谈判达成如下协议：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湖南时，杨即出兵攻鹗西；杨出兵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改编后接受广东派出的政治工作人员。8月间，杨森又派代表到长沙，与北伐军接洽，再三申请国民政府给以名义。国民政府为使杨森牵制鄂西一带的北洋军阀部队，10月初，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总司令，并委派朱德为该军党代表。杨森采取两面态度，虽接受委任，但并不就职，甚至应吴系卢金山的请求，组织援鄂川军总司令部，自封为总司令，图进犯武汉。在国民革命军的反击下，才于11月16日宣布就职。 　　四川军阀刘湘自认和杨森相比，颇不得志于吴佩孚。当北伐军进军两湖时，刘湘联络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通电讨吴。国民政府也派代表赴川，策动刘湘出兵，响应北伐。但是，刘湘一面宣称即将“出师北伐”，一面采取出巡检阅部队的办法，以期拖延时日。当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刘湘等的反吴态度才较为坚定，因此，11月下旬，国民政府分别委任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军军长，12月以后，他们陆续通电就职。 　　四川军阀邓锡候、田颂尧反对刘湘、赖心辉、杨森的扩张政策。12月中旬，蒋介石分别委任邓、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和二十九军军长。但邓、田宣称“南军所委军职能否就职，须视能否奠川为准。”直到次年1月，邓、田才就职。 　　周西成是贵州军阀集团中强有力的人物。1926年8月间，蒋介石派李仲公赴贵州招抚周西成，周受委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12月中旬，在贵阳就职。 　　第二，在北伐军的打击下，孙传芳集团土崩瓦解，一些非嫡系部队纷纷归附国民政府，打起国民革命军的旗号。 　　江西督办方本仁觉察到孙传芳对己不利，乃派代表与国民政府接洽。孙得知后，便任邓如琢为赣军总司令，使邓逐方。方离赣赴沪，国民政府委詹大悲为驻沪代表，与方接洽江西问题。6月初，方与詹同赴广州。8月10日，国民政府委任方为江西宣抚使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 　　驻扎赣粤边的赖世璜与坐镇赣州的杨池生、杨如轩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国民政府派陈赞贤（共产党员）做争取赖世璜的工作。8月下旬，蒋介石调令赖世璜师作为攻克赣州的主力部队，委任赖世璜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军长。 　　浙江省长夏超非孙传芳的嫡系。总政治部派杜伟、胡公冕（共产党员），国民政府派戴任、郑炳垣、马叙伦、许宝驹等与夏超联系，敦促他独立，截断孙传芳退浙后路。10月16日，夏超接受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的委任，将其保安队改编为第十八军，宣布独立，起义反对孙传芳，沿沪杭路向淞江进攻。 　　由于条件不成熟，起义很快遭受失败，夏超被杀。夏遇难后，孙传芳令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回浙，继任省长。但陈仪早已与北伐军有秘密联系，曾派其参谋长葛敬思到南昌会见蒋介石，要求给予名义。12月中旬，蒋介石委任陈仪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此事被孙传芳知晓，遂令孟昭月部入杭，并将陈软禁起来，将其第二团缴械。但第一团在石铎带领下驻扎在绍兴，陈仪脱险后，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陈仪任军长。 　　浙军第二师师长周凤歧任九江警备司令时，隐居在九江英租界的国民党人对周进行了策反工作。总政治部派杜伟，国民政府派赵舒前去做争取工作，与周协议易帜事宜。局部旅长斯烈之弟斯励在总政治部工作，也奔走于沪、杭、浔之间。周凤歧令工兵营长樊崧甫赴武汉与北伐军接洽。当南浔路孙传芳军处境危急时，周企图返浙，与夏超联系。孙本忌周，这时对周防范更严，想调安徽省长陈调元回九江，解决周部，但陈对周持庇护态度。当北伐军向浙江进军时，12月中旬，周在衢州宣布废除浙军名义，受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周任军长。 　　为了反击福建督理周荫人的进犯，国民政府决定夺取福建、夹攻浙江，以驻守潮汕的第一军第三师、第十四师及独立第四师编成东路军，并联络福建第三师师长李凤翔为内应，任李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军长，但李狐疑不决，而其部属第三旅旅长曹万顺，第四旅旅长杜起云毅然投归国民革命军，10月17日，国民政府将其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任曹为军长。 　　在江西福建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安徽省省长陈调元派代表赴赣，请求改编，蒋介石任陈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同时，蒋介石也任皖军第一军军长王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军长。 　　第三，吴佩孚在其主力于两湖被消灭之后，即率残部退居河南，但这时原属其系统的一些部队却举起了反吴的旗帜，归附国民政府。 　　靳云鹗部是吴佩孚残部中实力最大者，辖有高汝桐、阎得胜、徐寿椿、马吉弟4个师，约2.5万人。对于张作霖和冯玉祥的态度，靳云鹗和吴佩孚意见相左。靳力主联冯讨张，吴主张联张讨冯。1927年2月初，当奉张以援助吴佩孚反攻武汉为名，分两路进攻郑州和开封时，靳发表拒绝奉军入豫的通电，靳自称河南保卫军总司令，以魏益三为副司令。自奉军入豫后，靳即与武汉政府通声息。国民政府决定给靳、魏以军饷援助，委任靳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兼豫鄂边防督办。 　　魏益三原为郭松龄东北国民军参谋长，郭松龄倒戈反奉失败后，魏率余部投靠冯玉祥，以后又投靠吴佩孚，但与吴的关系不深。在吴、靳矛盾中，魏站在靳一边。1926年12月，魏派代表与北伐军接洽，蒋介石委魏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军长。 　　任应歧部是从樊钟秀建国豫军中分化出去的，1926年吴（佩孚）岳（维峻）战争后，被吴收编，但任与樊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同吴若即若离。当北伐军向武胜关追击时，任即在郑州宣布独立，反对吴佩孚，并派代表向樊请愿投诚，共同讨吴，得到樊的允许，同时派代表到武汉，与北伐军接洽。9月中旬，蒋介石任命任应歧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 　　这时党掌握的武装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1.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二十五师是第四军参加江西战役后新建立起来的，师长朱晖日，副师长叶挺，下辖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3个团。七十三团是由原叶挺独立团改编的，团长周士第（共产党员）参谋长许继慎（共产党员）。七十五团是新组建的，起初由叶挺兼任团长，叶挺从独立团抽调一批干部作为该团的骨干，并亲赴广东、湖南进行筹建工作。他在广东收集独立团留下来的伤病人员，组成第一营，在湖南收集独立团留下来的伤病人员，组成第二、三营。后来，七十三团、七十五团和七十四团一个重机枪连参加了南昌起义。 　　2.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四·一二”之后，叶挺由第四军第二十五师调来担任该师师长。该师辖七十团、七十一团、七十二团。党从七十三团抽调一部分人员作为二十四师的骨干，如调许继慎担任七十二团团长，宛旦平、黄克健、袁也烈分任第一、二、三营营长。同时，党还在该师成立了一个补充团和一个教导队。后来，叶挺率部离开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时，升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后来，二十四师全部参加了南昌起义。 　　3.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1926年冬，朱德根据党的指示，利用过去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来到江西南昌，着手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官教育团。次年2月底，军官教育团开学。朱德任团长，魏瑾钧任党代表，刘介眉任副团长兼参谋长（后为陈奇涵）。该团学员1100多人，编为3个营，团内建立了党支部，陈奇涵任书记。教育团积极参加校外反对AB团的政治斗争和支援农民运动，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 　　4.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7月初，继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成立后，总指挥部警卫团也相继成立。这个团是共产党组建起来的，党一方面从七十三团调去一部分人为骨干，另方面从别的部队调去一部分党团员。该团团长卢德铭、参谋长韩浚是共产党员，指导员辛焕文是党支部负责人。该团团营干部绝大部分是党组织介绍来的，连排长有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士兵大多数是农民协会送来的。后来，全团2000多人在卢德铭率领下，参加了湖南秋收起义。 　　此外，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第七十七团、程潜部的两个团、陈嘉佑部的两个营、湖北省政府警卫团，以及国民军联军中的驻陕总司令部卫队师（师长史可轩）、第一路第三师（师长张兆丰）和中山军事学校也都是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 　　到大革命后期，国民革命军由8个军发展到40多个军，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四点： 　　第一是北伐战争的迅速发展。 　　北伐战争不到一年时间，就从珠江流域推进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垮了吴佩孚和孙传芳两大军阀集团的主力，削弱了张作霖军阀集团的力量。在反革命势力土崩瓦解的形势下，三大军阀集团中的非嫡系部队，便纷纷归降国民政府，挂起国民革命军的招牌，以保全其原有的实力。这是北伐战争巨大威力的结果。当然，这些新改编的国民革命军仍旧建立在军阀统治的基础之上，军阀们仍利用雇佣兵制度，掌握着兵权。他们并未得到改造，有的甚至在北伐过程中随降随叛。他们归附国民政府的行动，对于促进北伐战争的迅速胜利，在客观上起过一定的作用，同时也为北伐战争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第二是国民政府的策反工作。 　　这些归附国民政府的小军阀，由于和吴佩孚、孙传芳存在一些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革命的影响，国民政府利用了这些有利因素，对他们做了分化瓦解工作。受国民政府委派去做策反工作的，有一部分是共产党人。朱德、陈毅做争取杨森的工作就是一例。 　　第三是蒋介石的收罗。 　　在北伐战争中，蒋介石竭力推行一条使北伐战争循着争夺地盘、取北洋军阀而代之的路线。蒋介石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对旧军阀部队用升官许愿的办法，师长升为军长，军长升为总指挥。他对反正过来的原孙传芳部队中的大大小小的军阀委以重任，仍让其掌握兵权，他滥委军长至数十人之多，而新投靠过来的军阀都是拥蒋的。总之，新军阀为了争夺地盘，竭力扩充自己的军事势力，旧军阀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表面上归附国民政府，新旧军阀这样一结合，便使得国民革命军得到迅速的扩充。 　　第四是中共中央军委的努力。 　　共产党掌握的军队由一个叶挺独立团发展到几支部队，主要应归功于党中央军委的努力。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党中央军委，十分重视“铁军”第四军中共产党掌握的武力。第二次北伐中，第四军牺牲最大，当其返回武汉后，军委利用其补充人员的机会，派去了不少共产党员。军委把派遣工作的范围，从干部扩大到了士兵，有些工人农民中的党员，就派到第四军当士兵。军委还经手分配了朱德、陈毅、刘伯承等人的工作。派朱德到南昌创办第三军军官教育团，陈毅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担任中共党委书记，刘伯承到南昌准备武装起义。此外，叶挺在“铁军”中扩充党掌握的武力中也作出过重要贡献。 　　国民革命的发展壮大，使其继续向苏皖进军较为顺利。 　　北伐军占领浙江后，孙传芳将其残部撤至松江、上海一带整编，并在嘉兴至枫泾设三道防线，同时电请张宗昌调直鲁军至镇江、常州一带驻防。张宗昌于是令入豫直鲁军转赴江苏，并于2月23日到南京与孙传芳开军事会议。双方商定，孙军全部开赴松江前线作战，以鲁军3万人驻守沪宁线。会后，孙、张同赴上海部署。25日又开军事会议。孙因屡次战败，对作战已无信心，为保存残存的一点实力，忽又提出拟将前线各部队调回后方休养和训练，请鲁军担负前线军事任务。张宗昌当即表示同意，随后调鲁军赴前线接防。 　　这时，北伐军东路军何应钦、白崇禧也于2月23日在杭州召开了军事会议。他们认为，上海是帝国主义利益的集中地，为避免引起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决定先行截断沪宁线，与江右军会攻南京。 　　会后，白崇禧率东路军第一纵队（第二十六军）、第二纵队（第一、第二十二师）、第三纵队（第二、第二十二师）主力集中于嘉兴、平湖一带、对上海取攻势防御。何应钦则率第四纵队（第三、第十四师）、第五纵队（第十四军）、第六纵队（第十七军）及江右军之第二纵队（第二军），从苏、皖、浙边向常州、丹阳进攻。 　　3月17日，何应钦所部占领溧阳，第二军占领溧水，随即向常州、丹阳推进。北伐军得到沪宁铁路工人的协助，拆毁无锡附近路轨，切断敌军退路，敌军由常州退守镇江。20日，何部各纵队占领常州、丹阳等地。 　　当何部围攻溧阳时，3月16日，白崇禧令所部开始向淞沪方面推进。在攻占松隐、后岗后，以主力进攻松江。这时，江苏水上警察厅厅长何嘉禄乘机起义，就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六师师长职，派所部缉私队袭扰敌军后方。同时，沪杭铁路工人也积极支援北伐军。敌军凭借坚固工事和白俄兵团铁甲车队，以猛烈炮火，顽强抵抗，使北伐军在嘉兴一带被阻。中共杭州地委立即指示铁路党组织尽快发动工人制造铁甲车供北伐军使用。在中共党员沈干城、洪德生带领下，铁路工人在三天中改装成六辆命名为“中山号”的铁甲车开赴前线。经过两昼夜激战，北伐军于3月21日占领松江。同日，北伐军第二十一师占领苏州，第一师进至上海附近龙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北伐军才开进上海。 　　当北伐军东路军开始向常州、淞沪推进时，程潜指挥的江右军主力第一纵队（第六军）、第三纵队（独立第二师）由皖南向芜湖、南京推进，与东路军会攻南京。李宗仁指挥的江右军则自鄂东向安庆、合肥推进，牵制江北之敌，以配合江左军作战。2月20日，江右军第一纵队进至至德附近，第三纵队进至祁门。这时，刘宝题率部在徽州起义，就任新编第三军军长，并以主力向芜湖推进。皖军陈调元、王普在1926年12月间已派人向北伐军投诚。当江右军一部3月4日进至大通时，他们决定易帜，参加北伐军。5日，陈调元通电宣告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王普宣称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同时皖南叶开鑫部也接受改编。于是北伐军未经战斗就占领了安庆、芜湖和皖南大部分地区。 　　3月中旬，孙传芳所部已全部退集江北，南京附近仅有鲁军万余人。3月17日，江右军第一、三纵队占领当涂，同日，第二纵队占领了溧水。江左军也已进至六安、合肥，与北路军陈调元部一同牵制江北之敌。北伐军已对南京形成围攻之势。 　　3月20日，程潜令江右军各纵队向南京外围各据点发起全线总攻。至23日，各纵队已进迫中山门、光华门和雨花台，24日占领南京，受到南京人民热烈欢迎。 　　二、泸顺起义 　　为了策应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泸州、顺庆起义。1926年11月中旬，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委，杨兼任军委书记，军委会负责领导全川军事运动，统一指挥四川武装起义，其具体计划是：争取驻防顺庆和合川的3个旅首先起义，以顺庆为根据地，在川中站住脚根，随即发动驻防泸州的3个旅起义，以相策应。然后把泸州起义军迅速北调，到顺庆会合，扩编为1个军6个师，以刘伯承任军长，创建中共实际领导的革命军队。 　　可是泸州起义首先爆发。赖心辉部属第四混成旅袁昌文部曾在刘伯承指挥下参加民主革命。第十混成旅旅长陈兰亭与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章甫矛盾很大。重庆地委决定以袁部为骨干力量，吸收陈兰亭参加，在泸州组织起义。12月1日晨，袁昌文利用邀请李章甫前来参加军士训练学校毕业典礼的机会，将李扣留，宣布起义，向李部发起攻击。次日，起义军占领泸州城。袁、陈当即发出起义通电，并以国民革命军第四、五路司令的名义，出示布告。泸州各团体召开欢迎袁、陈大会，庆祝起义的胜利。 　　泸州起义的消息立即传到了重庆，杨闇公决定派刘伯承赶赴泸州，率起义军前往顺庆。正值此时，顺庆武装起义也在12月3日爆发。鉴于顺庆是计划依托的根据地，遂决定按原计划由刘伯承急赴合川，率黄慕颜部起义，随即驰援顺庆，指挥整个起义部队驻在顺庆的是川军第五师何光烈部。何平时以“无政府主义者”自居，反对国民革命，被人称为“活阎王”。何部旅长秦汉三、杜伯乾，在吴玉章等人策动下，逐渐靠拢革命。3日下午，秦汉三、杜伯乾分别指挥起义军向何光烈师部进攻。次日晨，起义军控制了顺庆县城。 　　黄慕颜接到秦汉三、杜伯乾起义的电报后，即在合川举义，率部溯涪江而上，向西往大河坝前进。刘伯承在大河坝赶上了黄部，决定改变行进方向，挥戈北指顺庆。9日，刘伯承率合川起义军到达顺庆，10日，合川和顺庆的起义军7000多人举行誓师大会。在起义军的拥护下，刘伯承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职，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也分别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第一、二、三路司令职。 　　在刘伯承的部署下，起义军以黄慕颜所属司令部为基础，扩编为顺庆方面总指挥部。按原定计划，应以顺庆为根据地，待泸州起义军前来会合，然后向绥定进击，消灭顽固军阀刘存厚。然而，泸州、顺庆、合川的起义，使四川军阀们恐慌起来，气势汹汹地向起义军扑来。而泸州方面，10多天来迟迟没有向北运动的样子。面对这一形势，刘伯承提出：迅速撤出顺庆，向川鄂边区前进，发挥起义军的精神优势，吃掉弱小军阀，壮大革命力量，向武汉国民政府靠拢。正当起义军商议移动之际，忽然接到杨闇公的紧急密信，称已严令泸州起义军火速向顺庆集中，指示一、二、三路原地坚守，等候泸州起义军前来会合。于是，刘伯承重新部署坚守顺庆。 　　在敌人的进攻下，12月14日，刘伯承召集营以上军官议会，讨论放弃顺庆向东转移的方案。22日，刘伯承率领起义军余部2000多人，撤到开江县整顿。 　　12月8日，对泸州起义进行指导和联络工作的吴玉章到达武汉。中旬，杨闇公派李嘉仲前往武汉，找吴玉章联络，向武汉政府和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报告，说明起义的经过情形和起义部队实力情况。并紧急请示如下事项：“一、委刘伯承以军长名义，统率黄、秦、杜、袁、陈五部；二、拨款以济军中急需；三、政治部派人前往服务”。 　　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上，吴玉章提议给泸顺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番号，委任刘伯承为该军军长，会议通过了这一提议。在当时，对起义军尽快给予政治上的承认是有重大作用的。但谭延闿却借故拖延，说什么要经过蒋介石，将此案交给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带往南昌让蒋介石“划行”，故意从中作梗。后来，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邓演达提议任命刘伯承为暂编第十五军军长，会议通过。1927年5月上旬，武汉政府正式任命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 　　1927年1月，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召开军委会议，紧急筹划泸州作战方案，商定由刘伯承即刻赴泸州，全权指挥泸州起义军。1月下旬，刘伯承到达泸州城，对起义军进行了全面整顿，建立了总指挥部，统辖泸州军政财大权，彻底改组旧的衙门，清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加强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抓紧军事训练。但是，从4月中旬开始，军阀刘湘、赖心辉、刘文辉等包围了泸州城。刘伯承带领泸州城军民英勇地坚持了40多天，起义军一些将领投降了敌人。在危急情况下，刘伯承于5月16日突围出来，经西安、郑州到达汉口。同年夏，秦汉三、杜伯乾率起义军余部越过大巴山，沿川陕鄂边前进，向武汉政府靠拢，后来，在鄂西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 　　泸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推动了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震慑了四川军阀，他们纷纷易帜，表示拥护国民革命。这就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止川军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对巩固当时国民革命的大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返回目录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