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秘书绝对不会出卖我
[摘要]有一次郑超麟在上海被捕，当时有人劝陈独秀赶紧搬家，以防万一郑超麟供出他的地址。陈独秀却很坦然，仍住原处。陈独秀说：“郑超麟绝对不会出卖我！”
陈独秀资料图（图源网络）
1998年8月1日清早，我接到郑超麟先生的侄孙女郑晓方的电话，她悲痛地告诉我：“爷爷在今天早上4时29分走了！”
我即给香港发去电讯：
托派领袖郑超麟在沪去世
受海外关注的中国托洛茨基派（托派）领袖郑超麟，8月1日在上海去世，享年98岁，至死坚持政治理想。
郑超麟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的领导人之一，留学法国期间与邓小平同住一个房间，后来曾经担任陈独秀的秘书及以陈为首的托派中央宣传部部长，解放后曾因托派问题而被关押27年。近年，郑曾亮相于《邓小平》文献纪录片第一集，也曾出镜于中央电视台最近播放的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
这里是按照中国习惯而言，“享年98岁”是虚龄。
香港《亚洲周刊》发表了这一消息，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全文予以转载。由于《参考消息》发行全国，据晓方告知，许多郑超麟的亲友都是从《参考消息》上得知郑超麟去世消息的。
郑超麟先生一生坎坷，他曾用一句话向我概括自己的苦难：“在国民党的眼里，我是共产党，所以我坐了7年国民党的监狱；在共产党的眼里，我是托派，所以我坐了27年共产党的监狱。”我曾开玩笑地对他说：“对这两种监狱能够有一种‘比较感’的人，非你莫属！”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自从1984年11月13日第一次骑自行车前往上海郑超麟先生家中采访，成了忘年之交，从此多次登门采访，彼此书信往返不断，直至1998年8月5月出席郑超麟先生追悼会，对于郑超麟先生可谓有始有终。
我如期赶往龙华殡仪馆为郑老送行，见到满墙满地都是花圈。表示悼念的，不仅有郑超麟的亲属，而且有中央电视台、中共党史研究部门、上海市政协、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以及郑超麟的家乡——福建漳平市政府。
我注意到，郑超麟的遗体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我不由得记起，1984年10月，我在上海市监狱采访，得知中国托派领袖郑超麟曾经在那里关押，便决定前往采访这位历史老人。上海市监狱告知，郑超麟虽然获释，而且已经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但是要采访他，必须持组织介绍信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说明采访理由，这叫“挂号”——不然的话，连你也将成为政保处“关注”的对象！
托派，在中国曾经有过可怕的名声，等同于“反革命”，被称之为“托匪”。记得，我的家乡温州曾经是托派活跃的地区之一。我在温州念中学的时候，我的一位表兄因“托匪”嫌疑受到审查好几个月，后来才终于获释回家。他反复对我说及他的审查结论：“确非托匪！确非托匪！”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托派极其“危险”。
到了1984年，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但是对托派依然“外松内紧”。我对托派的历史进行了研究，这才弄清楚托派的来龙去脉。托派，其实是共产党的党内反对派，其源头在苏联。列宁在遗嘱中，指定当时担任红军总司令的托洛茨基为接班人，而斯大林却抢班夺权，成为俄共布尔什维克领袖。斯大林极力排斥打击托洛茨基。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游行时，反对斯大林的群众和学生突然打出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横幅。斯大林从此把托洛茨基派定为“反革命”。当时的中共深受斯大林影响，把以陈独秀为首的党内反对派定为托派，也作为“反革命”。
郑超麟作为陈独秀的机要秘书，被定为“托派骨干”，于1952年12月22日被捕，关押于上海市监狱，他一个人独处一个房间。1972年9月28日，郑超麟获释，被送往上海南汇周浦镇附近某劳改工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郑超麟于1979年6月5日恢复公民权，离开劳改工厂，迁入新居（也就是我采访他时所住的两居室）。
这样，我来到他当时鲜为人知的住所——偏远的居民新村一幢普通的楼房。叩门之后，开门者便是他。那时，我已身着春装了，他却穿着厚厚的浅棕色滑雪衫，头戴一顶藏青呢无檐帽，脚穿一双蚌壳式棉鞋，弯着腰，行动显得有点迟缓。
我与他作了第一次长谈。郑超麟一听到我的名字，就说知道知道。他当时显得很惊讶，我怎么会去采访他这样身份特殊的人。
记得，他当即在我的采访本上，题写一首诗送我：
深巷家居鲜客尘，
闲吟词句学苏辛。
老来敢作孤芳赏，
一个南腔北调人。
确实，当时郑超麟“深巷家居鲜客尘”，几乎与世隔绝。他的福建口音很重，如他自称“一个南腔北调人”。
当时郑超麟家几乎无访客，我的到访使他感到意外。他向我说起自己的身世：
他是福建省漳平县人氏，出生于1901年4月15日（即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1919年他中学毕业，正遇陈炯明（当时任援闽粤军总司令）来福建招考留法学生，每县两名，半官费（即每年费用600大洋，官方给300）。他考取了，当年离乡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当中国旅欧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赵世炎、李慰农、杨士彬、尹宽等在巴黎开会，成立“少年共产党”时，郑超麟是18名代表之一。
1923年3月18日，郑超麟和赵世炎、王若飞等12人赴苏联学习，周恩来同行。郑超麟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1924年春，他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主持了他的入党仪式。
郑超麟于1924年7月下旬离开莫斯科，途经海参崴坐船回国，9月下旬到达上海，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此后他参加上海工人的第二次、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共的四一二政变。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郑超麟出席了会议。会后，郑超麟在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杂志。
此后，郑超麟追随遭到批判、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头子”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担任陈独秀秘书。1929年3月18日下午，他在上海家中被国民党逮捕，关押40多天后出狱。6月，他参加陈独秀为首的中国“托派”。由于陈独秀坚持“托派”立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9年11月15日通过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年底，郑超麟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
1931年5月1日至5月3日，中国“托派”召开了“统一大会”。统一后的中国“托派”组织，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举七名中央委员，郑超麟当选了。陈独秀为总书记，郑超麟为宣传部部长。
此后，郑超麟命运乖戾，先是被国民党关进监狱，接着又被共产党长期关押。然而他一直坚持他的托洛茨基主义信仰。在陈独秀去世之后，他成为中国“托派”领袖……
郑超麟的妻子刘静贞也是“托派”，于1979年6月与郑超麟一起离开劳改营，不幸的是她在获得自由之后不足半年逝世。她是云南昆明人，生于1902年12月18日，终年77岁。他们的儿子弗来（郑超麟告诉我弗来是法语中“自由”的谐音），生于1938年，夭折于1945年。
我在郑超麟家的墙上，看到他与妻、儿泛黄的“全家福”。照片下面，是郑超麟所写的一首《摸鱼儿》，寄托了对妻、儿的一腔深情：
记当年双栖梁燕，一雏初展毛羽。甘泉烽火频惊夜，四野茫茫烟雾，愁几许！但双翦差池，未改原风度。雏儿颖悟，便一笑一颦，一言一动，总有可人处。天何意？嫩蕊先凋霜露，柔枝早折风雨。呻吟宛转三年近，旧眼无言漫注。终莫补！似清夜流星，一闪随尘土。韶华易误，况比翼分飞，故巢久破，追想更凄楚。
经历长期的监狱生活之后，他患冠心病，双膝患关节炎。虽然看上去老态龙钟，然而，他思路敏捷，记忆力甚强，几十年前的事能记清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随口而谈，不用查阅资料。接受我的访问之时，郑超麟白内障日重，视力差，看书时要摘去眼镜，鼻尖几乎挨着书本，但他每日读书、写作不已。床头柜上，放着他正在阅读的厚厚的《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一书，那是美国罗伯特•艾森•丹尼尔斯写的。床头，摊着几本新到的杂志——《党史通讯》《化石》《科学画报》，还有《文汇报》，他说他自费订阅了许多报刊。书柜里，整齐地放着马、恩、列、斯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选集。此外，还有《三中全会以来》《苏共野史》《布哈林选集》《陈独秀年谱》《新文学史料》《卡德尔回忆录》《权力学》《龚自珍集》，等等。
由于视力差，伏案劳神，他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写作方式：把稿纸夹在一块木板上，拿在手中写作。这几年，他就这样写下几十万字的回忆文章，其中有忆陈独秀、忆瞿秋白、忆茅盾、忆尹宽，等等。他手头还正在写作回忆童年的文章，床头放着已写好的一叠厚厚的手稿，字迹清楚、工整。
他每天夜里一两点睡，上午八点多起床。天气晴朗的话，他吃过中饭就外出散步。市政协开会，他一般都出席，借机会见老朋友。平日在家，他就是两件事——看书、写作。
他谈锋甚健，一口气跟我谈四个小时也无倦色。只是他福建口音较重，谈到一些我所陌生的人名时，往往要请他写在我的笔记本上。除了长谈外，他还把一些回忆文章借我参阅，使我对他的身世逐渐了解……
当时，我虽然对郑超麟进行了录音采访，但是还不能为他专门发表报道。我在1985年初发表的关于上海监狱的上万字的报告文学中，用1000多字写了郑超麟。这篇报告文学发表之后，香港报纸立即敏锐地注意到那1000多字，加上“中国‘托派’领袖郑超麟健在”醒目大字标题，全文予以了转载。
一次次采访，一封封书信，使我对郑超麟逐渐由陌生到熟悉。
郑超麟有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是有一次郑超麟在上海被捕，当时有人劝陈独秀赶紧搬家，以防万一郑超麟供出他的地址。陈独秀却很坦然，仍住原处。陈独秀说：“郑超麟绝对不会出卖我！”
二是在抗日战争末期，郑超麟儿子病重，急需一笔钱。这时，一家出版社得知他政治阅历甚为丰富，便约他写回忆录，愿预付一笔稿费。这本《郑超麟回忆录》在当时没有出版，1986年作为内部发行的图书在北京出版，我在书前的《出版说明》中，见到这么一段非同凡响的文字：“作者至今在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种种重大问题上，仍完全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并仍然拥护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种种主张。”我当时有一种震慑感，一个因“托派”问题而被单独囚禁达27年之久的老人，在出狱后仍公开声明“完全坚持托洛茨基立场”！据告，出版社曾经再三劝告郑超麟，请他删去这段话，他却坚持要在书前写上那样一段“说明”。这使出版社感到为难。郑超麟说，如果不加上那段“说明”，他宁可不出！据说，为了书前要不要这段“说明”，出版社向上请示，而又没有得到及时答复，使这本书迟迟不能印行……
三是记忆力极好。比如，我向他请教鲜为人知的朱锦棠其人。他头一句话就说，朱是江西安源人！他说，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他结识朱。那时，郑和张伯简一起担任大会的记录，大会发言十有八九是他记录的。我问，是叫“朱锦堂”，还是“朱锦棠”？他答，“叫朱锦棠，海棠花的棠，不会错。”他还记得，朱是知识分子气质，不是工农分子。中共“四大”时，约30来岁，长得很漂亮。开会时，朱坐在后排。每一次开会，朱都到会。此后，他就不知朱的消息——将近70年前的往事，郑超麟记得清清楚楚。
四是爱憎分明。1988年5月24日，我给他去信，写及：“最近，王克全的女儿王成芳来找我，谈及她父亲的历史情况。王克全去世时，她才3岁。您的回忆录212~213页谈及王克全，她想拜访您，未知可否？便中望复一函。”郑超麟于5月26日即回复我：“王克全，我认识，我的回忆录中两处提到他，除您信中提到一处外，尚有P233和P234一处，我对他本有好感，但他以后做了叛徒，我就没有好感了。对他的女儿尽说无好感的话，是不合中国人为人之道的。还是不见面好。”
郑超麟是陈独秀的秘书，我曾经向他“盘问”起关于陈独秀的种种细节。他略作沉思，回答道：“陈独秀讲一口安庆话，怎么想就怎么说，习惯动作是用手拍脑门；不大讲究衣着，但很干净；长袍、马褂都穿，帽子不常戴，难得穿西装；烟瘾重，但不抽香烟，而抽雪茄；文章写得快，有学问，但口才并不好……”郑超麟谈毕，笑道，你问这些细节有什么用？从未有人向我问这些问题。我却认为，要勾画陈独秀的形象，他谈的这些细节颇为珍贵。
我为郑超麟写了报告文学《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很欣赏这个题目，认为很能反映他的特点——特殊。这篇报告文学却命运乖戾，在三四家刊物“旅行”了一番，谁都不敢发——不言而喻，“托派”一直没有一个“说法”，谁敢发表关于“托派领袖”的报道？！
终于，到了1991年，北京的《炎黄春秋》杂志向我约稿，我当时正忙于长篇，没有万把字的文章可供杂志发表。我忽地想起压在抽屉里的那篇《一个特殊的人物》，便对他们说：“我手头倒是有一篇现成的稿子，只是你们恐怕不敢发！”经我这么一说，他们倒是非要看看这篇文章不可。《炎黄春秋》是一家有眼力、有魄力的杂志，他们不仅在1992年第1期发表了我的那篇文章，而且把标题改得非常鲜明：《郑超麟和中国“托派”》！这样，终于把郑超麟先生从“冷冻库”中推到了广大读者面前……
我把《炎黄春秋》寄给郑超麟。1992年1月26日，他给我复函：
昨收到你寄来的《炎黄春秋》，谢谢！
用放大镜仔细读了大作，很好。比前几年写的那一篇好多了。不褒不贬，只叙说事实，最为得体。
文中所叙事实，几处错误，但都无关大局。例如，我去蒙达尔橡胶厂做工时，邓希贤早已在那里做工，你认为他在我以后才进橡胶厂的。这类错误虽无关大局，但为了避免后人致信为符合事实，我打算一一加以订正，以使大作收入文集时用。
郑超麟晚年，由“冷”变“红”。在1997年，他出现在中国千家万户收看的大型文献电视纪录片《邓小平》中。在第一集里，他曾三度出现。他操着带有浓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回忆着邓小平。
他第一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中国留法学生”；
他第二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他第三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上海市政协委员”。
郑超麟比邓小平年长3岁，年轻时赴法留学，曾与邓小平同住一室，此后，他与邓小平有过许多交往。正因为这样，他是邓小平早年革命活动不可多得的健在的见证人。他多次出现在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是理所当然的。
晚年，他著述不已。就在他去世前夕，还以97岁的病躯，写完一部新著，还写出法国纪德所著《从苏联归来》新译者序（20世纪30年代他在国民党监狱中曾译过这本书）。他的许多手稿，至今尚未得以刊印，相信日后总会有一天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之上。
1998年1月7日，他因胃出血住院时查出晚期肝癌。晓方不愿让爷爷增加痛苦，便一直瞒着他。到了5月初，他开始感到疼痛。先是腰的两边痛，后来发展到胸部，痛得半夜睡不着觉。他意识到自己得了重病，便加快写作进度，在5月20日把最后一部书稿全部完成，翌日住进了医院。
这时，他的癌症已经严重扩散，而他自己并不知道。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他觉得病痛轻了些，就坚决要求出院。6月9日，他出院了。
6月28日，香港李谷城博士夫妇来沪，欲访郑老。我给晓方打电话，晓方告知，医生说，爷爷最多只能活两个月了。医生的预言果然很准确。
郑超麟也自知不起，坦然而又泰然地给自己拟好了讣告，而且把身后事一一吩咐晓方。他把后事的细节，都一一安排妥当。
郑超麟在电话中，告诉他的朋友们：“我这个人什么病都没有。我这个瓜熟了，给了营养也吸收不了。父母给我的生命用完了。我这个瓜，你不去摘它，它也要掉下来。”
7月20日晚，中央电视台将播放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其中有他的镜头。他正惦记着在晚上看这电视片，却不慎在中午跌了一跤。晓方接到爷爷电话，急急从单位赶回家中，送他到附近医院，缝了六针。回家之后，他的头脑还清楚。到了晚上6时，他昏迷，被急送仁济医院，医生开出了病危通知。
从此他在昏迷中度过最后的11天……
郑超麟晚年，所幸晓方极为孝顺，细心照料，才使他如此长寿。我曾对郑超麟戏言：“邓小平比你小3岁，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比你好得多，却先你而去。你郑超麟如此‘超龄’，晓方的功劳‘大大的’！”他大笑说：“邓小平比我忙得多，我是‘闲人’一个！”
他告诉我，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的处境得到明显改善，心情舒畅。
当我问及他现在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时，他沉思了一下，说道：“就理论上的是非而言，我并不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我是‘托派’，我仍保留我的一些见解。”
确实，郑超麟先生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我如实地把这位特殊人物特殊的人生道路写出来，孰功孰罪，历史自会评说。
所幸的是，我闯入“‘托派’禁区”，由于事先向有关部门“挂”过“号”，总算没有给我带来政治上的“麻烦”。
也正因为我在采访中闯进了种种“禁区”，所以我在历史的“角落”发现了诸多值得发掘的“现代文物”……
本文摘自《历史的绝笔：名人书信背后的历史侧影》，叶永烈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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