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主要内容

 有关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几个争议问题

徐云根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第6期
    中共上海发起组(从前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现又称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它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它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上具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有关它成立的时间、主要成员、性质和地位等问题还存在着一些争议,现将目前尚存争议的几个问题做一些简单评介,以此引起广大党史研究者的进一步探讨,同时也作为对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90周年的纪念。
    一、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时间、最初人员和名称
    关于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时间,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些权威党史书籍大多定为7、8月间。如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伟大的开端》说:“1920年6月,中共上海发起组开始筹建,7、8月间正式成立。”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委员会编的《共产主义小组》说:“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即陈独秀寓所)成立。”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也说:“(1920年)8月,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中心的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 这些书籍主要是依据了沈雁冰、张申府、张国焘及郑佩刚等人的回忆。如张申府在1979年9月的回忆中说:“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开始创建,地点在上海和北京”。
    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中共上海发起组重要成员之一俞秀松日记的发现和发表,逐渐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学者沈海波根据俞秀松日记中的两条有关记载否定了以往一贯的7、8月成立说,另外他根据张太雷1920年春给共产国际运动书记处的报告及陈望道等人的回忆认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应该成立于1920年5月,他认为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成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实际上就是党的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上海小组进行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一个机构,两者的实质是相同的。 另一学者金立人则认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时间应该是1920年6月。金立人根据俞秀松日记的记载,同时结合历史文献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俄文报告及施存统、陈公培等人的回忆材料,经过认真考证后认为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提出建党,但是中间经过了一番曲折,直到6月才正式成立。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也认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于1920年6月,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说:“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约一年之前的1920年6月中旬——而非通常所认为的1920年7、8月,以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为中心,在上海成立了后来被认为是党组织雏形的‘社会共产党’,这个‘社会共产党’就是党史上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当然这时的‘社会共产党’,还是仅具有简单的纲领、章程的初步组织。” 这一观点目前已为大多数党史学者所接受,1999年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已经采用了这一成果。不过这一说法还没有完全得到中共党史权威部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采纳。200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这一事件的表述是这样的“1920年6月,他(指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此后不久,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 它把6月作为创建的开始,最后成立还是沿用了以往的8月说。可见关于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时间学术界的看法还不尽一致,有待进一步挖掘史料及时间的沉淀。
    由于时间上的不统一,所以对中共上海发起组最初成员的认定也必然产生歧议,《中国共产党上海史》明确提出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最初成员有5人,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 《中国共产党历史》则笼统地说:“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后改名施光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 而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则列举了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四个人的名字,同时补充说:“后来在最初成员以外,又有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等陈独秀的友人,以及李达(8月由日本回到上海)、周佛海(1920年夏从日本暂时回国)、沈雁冰、袁振英等新成员加入”。
    关于中共上海发起成立时的组织名称,也因为认定成立时间的不同而不同,如果采用6月成立说,那么根据俞秀松1920年6月至7月的日记记载可以确定,当时的组织名称是“社会共产党。”这个名称实际上即可以称为社会党,也可以称为共产党,如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中几次把“社会党”与“吾党”交替使用。而施存统、陈公培等人的回忆中认为当时称“共产党”。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认为1920年8月成立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时的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明显缺乏史料依据,即使张申府的回忆中也只是说“共产党”,没有说“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一词比较确切的应该最早见之于1920年11月7日出版的《共产党》月刊,而中国共产党一词则见于1920年11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从陈独秀的文章可以肯定,使用共产党或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应该在1920年9月以后。至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共上海发起组、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等名称都是后人给起,并不是当时就有的。

    二、中共上海发起组与上海革命局的关系
    “革命局”这个组织在以往有关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论著及回忆录当中都没有出现过,(其实,此前苏联学者指出过中共建党过程中曾经成立了革命局,但是并没有引起中国史学界的注意。如卡尔图诺娃在《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援助》一文中就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革命局”的情况。) 但是,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原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与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有关档案资料的开放,《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的翻译出版,“革命局”一词开始出现在中国广大党史研究者的眼前,从而引起了中国学者对这一中共创建时期重要机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不过对于这一机构的看法,可谓众说纷纭,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
    当然这里对“革命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上海“革命局”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关系方面。最早对这一机构进行研究的是学者杨奎松,他根据对俄罗斯公布的有关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的研究后,认为上海“革命局”是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召集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大会,并产生“社会主义者同盟”之后的派生物,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中共上海发起组。 他认为上海革命局就是中共上海发起组,只是站在不同角度的不同称呼而已,性质是一样的,当然在时间上有一点前后的过渡。
    学者金立人则提出了与之截然不同的观点,他否定上海“革命局”与中共上海发起组之间的关系,认为上海“革命局”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随着同盟的解散,该机构也就消失了。“中共上海发起组则是中国拥护、追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来的。” 这是和陈独秀一贯倡导的独立自主的建党宗旨是相符合的。
    另一学者田子渝认为,中共上海发起组与上海“革命局”是两件事,但它们又有密切的联系,即:中共上海发起组曾作为上海“革命局”的重要成员,参加了它的全部工作。随着“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谢幕,上海“革命局”也不复存在,中共上海发起组则于1921年7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学者李丹阳和刘建一则经过对共产国际这一组织机构本身的发展演变同时结合大量的档案资料的研究后,认为上海的“革命局”是直属于共产国际东亚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是共产国际在华的一级机关,其他城市的“革命局”是设于上海的“中央局”的分支机构。随着“革命局”主要使命的完成和中共的建立,“革命局”也归于消失。
    笔者经过研究比较后认为上海革命局与中共发起组应该是两个独立存在的组织,一个是由维经斯基直接领导,成员相对比较复杂,具有统一战线同盟性质,而中共上海发起组应该是由陈独秀负责组建的,是由纯粹的共产主义者所组成,当然两者也是有联系的,因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部分成员也参与了上海革命局的工作,因此有些工作就很难分清彼此,这也就是造成研究者困扰的原因吧。

    三、中共上海发起组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据有关学者研究, 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后的11年里,国内外都曾把1920年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
    1921年3月,准备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撰写的一份报告中谈到:“我们党认为自己当前的任务是:(1)进一步加强工会的组织,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建设的基础;(2)……。” 4月,共产国际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视察上海、广东等地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情况,称当时的《新青年》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 5月,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祝辞说:“我很荣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大会发言。……” 6月,张太雷建议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立中国支部,其要点为:1)为了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有关问题,为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互通情报,以及向中共转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立中国支部。2)…… 同月,张太雷和杨明斋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张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做报告并参与大会工作机构。 可见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中国人和共产国际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存在了。
    整个1920年代,中共方面人士在各类报告和文章中,也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于1920年。例如,蔡和森1925年底至1926年初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说:“究竟吾党何时成立呢?何时发起组织呢?仲甫到沪,1920年‘五一’节后,即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及一女人来发起组成,……于是于1920年就正式成立了,……这个青年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十月革命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 社会科学研究会1927年1月编印的一份供党员内部学习使用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小册子,也说“1920民九年组党”。 周佛海1927年在《逃出了赤都武汉》中说,他1920年暑假由日本回国,9月在上海加入了共产党。“我加入共产党以后,不久就到日本去了。以后共产党便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各地组织起来,并在上海出机关月刊,名为《共产党》。我在这一年的工作,就是在《共产党》上写了三四篇文章。” 陈独秀1929年在《告全党同志书》中开篇即说:“我自从1920年(民国九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 邓中夏1930年也明确谈到:“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具体指明:“1920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
    中共方面最早提出党成立于1921年的,是1930年的李立三,他说:“我们的党已经从1921年到现在,可以说是九年的历史”。 其次是1934年的张闻天,他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一书中,从中国近代国情讲到五四运动,然后简略提到“于是中国共产党也在1921年产生了”。 陈潭秋是第一个提出此观点的出席一大的当事人,他于1936年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杂志用俄文发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它十五周年纪念的时候”的说法。 毛泽东则于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 同年6月12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出《宣传大纲》,决定7月1日至7日为“抗战周年纪念与中共建立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周”。 1940年7月1日的《新华日报》和7月7日出版的《群众》杂志第4卷第18期分别发表社论,纪念中共成立十九周年。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说:“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 这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正式确定下来,从此沿用至今。
    对这一重大变化党内既未说明理由,也从未展开过讨论。直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
    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学者曾长秋,他在1989年发表的《党史质疑二则》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应是成立于1920年,他认为把1921年7月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其实这是将党的代表大会与党的成立混淆起来了,实际上二者是有区别的,正如第一国际于1864年举行成立大会,而1865年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团组织也是这样,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到1922年6月才在广州召开团的“一大”。中国共产党的发端,如按历史的本来面目,应恢复到1920年,而不要把“一大”前的组织称为本无此名的“共产主义小组”。否则,既宣传“一大”建党,又肯定“一大”前有党员,本身就有逻辑矛盾。应该承认,如果不首先成立党的组织,也就没有党员,更不能产生党的代表,何来党的代表大会? 上海“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这个新生事物在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而1921年7月举行的“一大”,则是党在组织手续上的完备,即正式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以前陈独秀担任书记职务是推定的)。
    学者任全才则根据历史文献、有关当事人回忆及一般政党的特征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他认为政党是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具有政治纲领、政治目标、组织机构和组织纪律、领袖集团、开展实际活动等五个有别于一般政治团体的显著特征。从政党的这五个特征看,1920年8月在上海建立的党小组或共产主义小组就是中国共产党。
    学者谢晓鹏、吴北战认为,1920年夏,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成立的历史条件已经具备,她已有了自己的正式名称——中国共产党;有了“临时中央”——上海共产党组织;有了“临时中央”书记——陈独秀;有了机关刊物——《新青年》。随后,又有了自己的纲领——《中国共产党宣言》,并积极开展各方面的活动,到中共“一大”前已拥有几个地方支部和几十名党员。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应在1920年夏(具体日期有待进一步考证),中共“一大”只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非成立大会。 可见学者们大都认为党的一大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日缺乏历史依据。
    学者洪小夏认为,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后十余年时间里,国内外都以1920年上海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共诞生的标志。上海党作为中共发起组和临时中央的地位,当时是得到广泛认可的。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曾报告他自1921年10月初赴华视察以来的情况说:“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始于1920年春,……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共产主义小组,与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有组织上的联系,上海小组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上海小组具有领导作用,不仅因为它是中心组,而且也因为有陈独秀同志参加。” 非常遗憾的是后来修改了这个历史事实,将上海党降为与各地平行的“小组”地位。究其原因,是与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并成为托派有关?还是为了提高毛泽东党内地位的需要?不得而知,也无从揣测。
    当然也有许多学者不以为然,提出反对意见的,如学者曹仲彬、李亮认为,上海早期组织成立时的确冠名 “中国共产党”,但就其性质而言,是一地方党组织,而非能够领导地方组织的全国性共产党组织。1920年上海早期组织的成立并不意味着正式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
    而学者李三星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一个历史过程。1920年2月“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酝酿建党的启端,1920年夏天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建立是组织上筹建党的开始,并非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标志。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才宣告了党的正式成立。
    实际上对中共成立时间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是一个标准问题,即以什么标准界定中共的正式成立,问题是这个标准由谁来定。笔者以为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摒弃非科学、非客观的传统思维,平心静气,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评论

此博客中的热门博文

鲁迅骂人无数,所向披靡,但也被这个人骂了半辈子

鲁迅骂人无数,所向披靡,但也被这个人骂了半辈子 原创|发布:2017-09-09 12:18:43 更新:2017-09-09 12:18:43阅读 23990赞 310 大家都知道,鲁迅以“骂人”著称,从政界、军界,到学界,几乎被他骂了个遍。但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有一个人骂鲁迅也骂得很厉害,让人叹为观止。 文/刘诚龙 大家都知道,鲁迅以“骂人”著称,从政界、军界,到学界,几乎被他骂了个遍。但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有一个人骂鲁迅也骂得很厉害,让人叹为观止。 这个人,名叫苏雪林。 苏雪林比鲁迅小16岁,虽然同时代,但不同辈分,两人没同过事,按理说,他俩是没有什么利害冲突的。然而,自鲁迅覆盖“民族魂”的挽幛永远离开世界后,苏雪林就开始了骂鲁生涯,其语言之尖刻,立场之坚定,谩骂之长久,被称为“骂鲁第一人”。 以阶级斗争而言,鲁迅不能称为极端革命者,苏雪林也谈不上是极端反革命,两人为什么如此交恶?好像也找不出一个标志性事件来,苏雪林出道之初,本来是特别崇拜鲁迅的,称得上是鲁迅的粉丝,由崇鲁一变为反鲁,起因之细小,让人不敢相信。 1928年,苏雪林在文坛崭露头角,是年7月7日,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组织了一次作家派对,受到邀请的有文坛宿将鲁迅、林语堂、郁达夫,也有文学女青年苏雪林。苏氏此时借了成名作《绿天》赢得盛誉,也赢得尊严,却不料,林语堂将其引到鲁迅面前时,苏氏伸出了纤纤素手,准备与偶像亲密接触,鲁迅却没有伸出手来,只是朝她点了点头。场面突然变得尴尬起来,苏雪林脸上泛红,林语堂也面上发窘。 鲁迅与苏雪林的“握手门事件”,让苏雪林永远关闭了她对鲁迅的崇拜之门。鲁迅新故,按说可以忘却恩怨了,人都死了,还说什么呢?苏雪林却不惜犯了不对亡灵说不是之忌,写了《致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专攻鲁迅“私人行为”,谩骂的调门相当高,连苏氏的老师、鲁迅的论敌胡适也觉得过火,劝她“旧文字的恶腔,我们应该深戒”。 而苏雪林莫说深戒,浅戒也不戒,从此拉开了其半生骂鲁生涯,骂鲁迅是“诚玷污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邪小人”,刻薄之极,无出其右。 抛开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从人的性格弱点来看,上世纪学界大家之间的人群撕裂,也是不可忽视的大因。苏雪林与鲁迅,其中固然有政治与思想立场因素,但其个人性格也不可小觑。在苏鲁之间,苏雪林的小家子气毕现无遗,而其他大家呢?是不是都是胸...
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https://book.douban.com/annotation/55129577/ 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作者: 维克托·乌索夫 出版社: 解放军出版社 副标题: 20世纪20年代 译者: 赖铭传 出版年: 2007-7 页数: 307 定价: 25.00元 丛书: 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ISBN: 9787506554930 豆瓣评分 8.2 32人评价 5星18.8% 4星56.3% 3星15.6% 2星9.4% 1星0.0% 评价: 写笔记 写书评 加入购书单 分享到 推荐 内容简介 · · · · · · 《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作者叙述了苏联对外情报机关的形成过程,特别是与远东相关的那部分,介绍20年代在中国的情报工作(这一工作对那一时期我国同中国的关系状况有所补充),展示其复杂性和多面性及其成就和挫折。笔者的目的在于:对国内外现存的使我们感兴趣的这一题材的资料加以综合归纳。 目录 · · · · · · 译者的话 序言 第一章苏联对外情报机关形成简史 1.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2.情报部——第四部——工农红军情报总局 3.共产国际 第二章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中国培养干部的熔炉 第三章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的情报工作 1.争取承认的斗争 2.驻北京的谍报机关 3.驻哈尔滨的谍报机关 4.驻上海的谍报机关 5.驻广州的顾问和谍报机关 6.张家口顾问团和开封顾问团 第四章在中国工作的暂时收缩 结束语 注释 · · · · · · (收起)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1929年夏,周恩来利用上海一家医院建立了适于党的领导人会晤的可靠的秘密地点。他还在上海秘密举办了几期军事和政治干部训练班,结业的学员于当年9月就被分派到各个苏区传授经验。 1931年5月,20岁的潘汉年被调到中共中央特科担任领导工作,直工作到1933年,此前他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担任负责收集情报的二科代科长,完全转入地下活动。他最常用的代号之一是“小开”。和他一起工作的活动家有李一氓、夏衍、杨度、姚蓬子、梅龚彬。他有好几次差点被捕,但他都能化险为夷。 例如有一次,他在回到自己的家门口时,发现有人在跟踪他,这时折回已经来不及了,便大步跨入门内,高叫...

中國共產黨廣東區執行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廣東區執行委員會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跳至導覽跳至搜尋 中共廣東區執行委員會 機構概況 上級機構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機構類型 區執行委員會 聯絡方式 總部  實際地址 廣州市越秀區文明路194-200號[1] 機構沿革 1921.8 中共廣東支部 1922.6 中共廣東區執行委員會 1924 中共廣州地方執行委員會 1924.10 中共廣東區執行委員會 1927.5 中共廣東特別委員會 1927.8 中共廣東省委員會 1931.1 中共廣東省臨時委員會 1931.3 中共兩廣省委員會 1931.6 中共兩廣臨時省委員會 1931.12 中共兩廣省委員會 1932.3 中共兩廣臨時工作委員會 1932.9 中共兩廣工作委員會 1933.1 中共兩廣臨時工作委員會 1934.3 中共香港工作委員會 1936.9 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 1937.10 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 1938.4 中共廣東省委員會 1940.12 中共粵北省委員會、中共粵南省委員會 1942.2 中共東江軍政委員會 1943.1 中共廣東省臨時委員會 1945.7 中共廣東區委員會 中共廣東區執行委員會(簡稱中共廣東區執委)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的區執行委員會之一,負責領導中共在廣東、廣西、福建、雲南地區的工作。 目錄 1 歷史 2 主要成員 2.1 廣東支部(1921年8月-1922年6月) 2.2 廣東區執行委員會(1922年6月-1924年初) 2.3 廣州地方執行委員會(1924年初-10月) 2.4 廣東區執行委員會(1924年10月-1927年4月) 2.5 廣東特別委員會(1927年5月-7月) 3 直屬地執委、部委、支部 4 參考文獻 歷史 1921年春,陳獨秀、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及米諾爾、別斯林等在廣州成立共產黨廣東支部(廣州共產主義小組)。7月,陳公博作為廣東黨組織的代表參加中共一大。8月,中共廣東支部成立,譚平山任書記。 1922年6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中共廣東區執行委員會(廣東區執委)成立,譚平山繼任書記一職。六一六事變事變後,陳公博因支持陳炯明而被開除出黨。1923年6月中共三大後,譚平山任中央駐粵代表。 1924年初,廣東區執委改為中共廣州地方執行委員會(廣州地執委),直屬於中共中央局。10月,廣州地執委恢復為中共廣東區執行委員會(廣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