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如何將南粵（Cantonia）劃入東南亞外圍地區
广州革命政府国共合作和工会整合的模式都来自爪哇共运寄生于伊斯兰运动的模式，后者当时比国民党和共产党强大得多。马林亲口对伊罗生承认：“我只是以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伊斯兰教联盟是爪哇最早的群众组织，建立于1911年，具有经济、社会和宗教混合一体的性质，斗争锋芒直指欧裔糖厂主对爪哇人的剥削。这个群众组织的左翼（集中在三宝垄）接受印地社会民主同盟的宣传，这个同盟是我帮助组织并使之沿着阶级斗争路线开展宣传的。这种宣传在伊斯兰教联盟内部得到了强烈的支持，特别在1914–1918年的战争年代里是如此。
结果，1918年代表大会的宣言接受了同「罪恶的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思想。和伊斯兰教左翼的联系创造了在我们自己人领导下组织工会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是铁路工会。纯粹的民族主义分子反对我们社会主义宣传日益增长的影响，效法正在发展的工联主义，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工会。伊斯兰教联盟这一松懈的组织形式，使我们社会民主同盟对印尼人、爪哇人、马来亚人的影响迅速增长。其影响之大，甚至在军队里也建立了联合会，而这种情况还是在战时呢！由此，你就能理解：（共产国际）在中国努力同国民党建立这种形式的合作，是直接以爪哇的成功经验为依据的。保持我们的中国共产党独立性，是这条路线的逻辑结论。”他在1923年5月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述职时，顺理成章地南粤和爪哇的最新进展放在同一份工作报告中。
马林请求共产国际将远东区从中东区的领导范围内分出来，依据也是爪哇穆斯林的势力、而非国共两党。“我跟荷属东印度的运动一直保持着联系。由于在共产党和伊斯兰联合会的人民运动之间发生过一场很激烈的争吵，结果工会中央发生分裂。我曾建议那里的领导人对伊斯兰运动采用另一种策略，因为没有理由助长分裂。资产阶级报纸和荷属东印度政府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对革命运动中的意见分歧是如何幸灾乐祸。贝尔格斯马同志和易卜拉欣·马拉卡同志言归于好，为两个工会中央的重新统一做了准备。因此，这两位同志也被荷属东印度驱逐出境。
马来亚人马拉卡现在是荷兰共产党提出的议会候选人。这个年轻的同志在爪哇的四个大城市里，为爪哇孩子们办起了伊斯兰学校，从而大大促成了共产主义-伊斯兰主义运动的重新联合。这些学校实行的教学大纲，与俄国人民教育相同。（荷兰东印度）政府对这些学校，从一开始就怀有敌意。当爪哇人从十五个城市募得款项来开办这些学校时，领导人已被逐出荷兰东印度。现在，（荷兰东印度政府）准备采取合法措施查禁这些学校。
共产党的一些地方支部，例如在西里伯斯岛的塔尔纳托，已遭到政府的严重迫害。领导人遭监禁，一个支持当地运动的荷兰同志被赶出西里伯斯岛。这里的人都知道，拥有25000名会员的革命工会已经加入红色工会国际。这25000名会员中，有16000名铁路工人和4000名石油工人。制糖业的工人联合会属于伊斯兰派中央，但是这两个中央若重新联合起来，便可望在不久的将来，为在这些工人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创造出新的条件。”他直到1923年，仍在哀叹：“若同印度和荷属（东）印度相比，（广州）这里的状况是多么落后。”
出非洲的最古老人類、造船技術、中古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火器、近代基督教、殖民主義、共產國際、冷戰代工經濟傳入遠東的路線和次序都是一樣的，印度-爪哇-南粵-吳越。國共合作是印尼伊斯蘭聯盟的下游打工者，正如改革開放則是四小龍的下游打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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