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回1927年3月，王明随米夫率领的“联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帮助中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组”到了中国。据王明说：这个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1，帮助中共中央出版日报(为此带去5万美元作开办费)；2，办工农干部政治军事训练班，时间为3至6个月，人数为3～5千人，作扩军及领导农民武装和土地改革的骨干。①4月22日，他们到达武汉。王明回忆说：
到汉口后，米夫带着绍禹去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各负责同志。见到陈独秀时，米夫把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共办日报和办干部训练班，并告诉陈带来五万美金作开办费。那[哪]知陈独秀说：“我们现在忙得很，没有功夫搞这个玩意儿！”米夫又向他解释了为什么要办和具体办法，但陈独秀坚决不同意。
原订训练班收三千到五千人，培养从班级到连级的干部，准备成立三个军(15万人，由叶挺等各兼一个军的军长，实则是作组织工农红军的打算，真正地武装工农)。准备由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广东等省抽调觉悟的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来受训。受训后，一部分派到军队去作干部，另一部分派到农村去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训练班应收百分之七十五的工人农民和百分之廿五的青年学生。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成份，他主张收百分之廿五的工人农民，百分之七十五的青年学生。争了许久，最后达成协议是：工农占百分之五十，学生占百分之五十。陈独秀派张秋人去找房子，但直到武汉撤退前，他们仍未找到房子，实则是陈独秀不愿意办这样的训练班！
关于扩军问题，工作组一到武汉就和陈独秀谈了，但他始终拖延不向汪精卫提。直到武汉撤退前不久，米夫和绍禹一块去找汪精卫。汪当时表示同意，他问武装从那[哪]里来？米夫说：先从汉阳兵工厂和其他地方收集来。很快冯玉祥从陕西出河南，路打通了，苏联可以帮助。②
王明说他们还会见了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等人，他们都表示支持。但由于陈独秀不同意，他们的任务没有完成。如果真像王明说的那样，当时马上举办工农干部政治军事训练班，并马上扩军，这对于挽救大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是会起到重要作用的。
二、关于王明是否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
过去，一般只知道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王明却说他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曾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中，王明在回答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党的领导机关是由哪些人组成的问题时，明确地说：“向忠发被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和陈绍禹三人。向被捕后没有补新人参加常委。”《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也明确地说：“四中全会后，由向忠发、周恩来和陈绍禹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还有两个材料，虽然没有明确说王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仍然表明他是常委。《关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材料》说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是3人，为躲避敌人的追捕，决定不再开常委会，轮流在3人住处接头，“结果只有周(恩来)、陈(绍禹)二人住处常作常委接头地点”，向忠发因为家里有个小老婆，“从来不约周、陈到他的住处去接头”。这也清楚地表明，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向忠发、周恩来、王明3人。《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志当总书记问题》的材料也说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就是周恩来、陈绍禹2人，这也表明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王明在这个时期曾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问题，从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也可以得到佐证，此书明确地说王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③据杨奎松考证，王明是1931年2月担任政治局常委的。为什么那么快就发生变化呢？因为六届四中全会后发现候补常委徐锡根、陈郁卷入罗章龙一派人的分裂活动之中。因此从2月份开始，王明就再度得到提名进入常委了。从这以后，王明渐渐在政治局里，因而也在中国党内，成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了。④
三、关于顾顺章、向忠发的被捕与叛变
关于顾顺章被捕的地点，一般都说是在武汉，但王明说是在南京。他说：1931年4月某日，正当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时，陈庚⑤把周恩来叫出去谈话(因周管特科⑥工作)，过了一会，周回来说：“顾顺章被捕并供出12个机关的地址。”大家都很惊奇地问恩来这是怎么回事？周说：“顾顺章用特科的一只小轮船护送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同志去鄂豫皖苏区工作，不知道回来时他为什么把船停在南京码头上，并且自己下去看看？不料原来在特科工作，后来叛变的‘小阿连’正在码头上，就把顾捉住了！”
很多论著都说顾顺章被捕后，是李克农、钱壮飞最早报告中共中央的，但王明说不是他们，而是秘密党员“老鲍”首先通知特科的。他说老鲍(老包，又叫王八旦，都是他的党内代号，他的真姓名，可能周恩来知道)是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的包探长，是秘密党员。他接到国民党特务总部陈立夫要他立即破获顾顺章供出的12个机关的命令时，这位多年来保卫着党的机关和干部的老鲍同志，立即把顾顺章被捕叛变等情况报告了中央特科。过了不久，李克农和钱壮飞两同志从南京逃来上海，他们俩是隐藏在蒋介石、陈立夫和陈果夫特务总部内的共产党员，而顾顺章知道他们的关系，所以当他们听到有人打电话给陈立夫说：“共产党特务头子顾顺章被捕，供出12个机关”来时，他们立即逃走了。而他们所听到的，和老鲍得到的消息一样。
王明还说，顾顺章被捕后，陆续把李克农、钱壮飞和老鲍3人的关系告诉了敌人。李、钱立即逃走，未遭毒手。老鲍被英国总领事找去盘问时，老鲍说：“这是共产党特务头子顾顺章假叛变，而且想陷害我。我自己到南京去见陈立夫说明情况。”老鲍到南京见到顾顺章，首先打了他两个耳光，说：“你这个混蛋，你假叛变，还想诬赖我。你供出的12个机关，一个也不是真的！我都派人去看了，没有捉到一人，可见你是假叛变！”这样一来，敌人对顾顺章的叛变，不完全相信。老鲍仍回到英租界当包探长。英国人和国民党总部虽然不像过去那样信任他，但并未马上撤他职。在向忠发被捕后，中央劝他到苏区去，他说：“现在已走不了，已被严密监视着，不能离开英租界。”后来英国人不要他了，但仍监视他。直到日本人占领上海英法租界后，老鲍在上海领导抗日运动时，被日本人杀了！
王明说，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央常委决定政治局及其常委暂不开会，常委3人只轮流在各人住处接头，中央日常工作由博古、陈云、洛甫(张闻天)、赵容(康生)等负责处理，遇到重要问题，请示常委3人接头解决(因为顾顺章知道博古是共青团中央总书记，所以中央常委决定把博古同志调离团中央工作；洛甫刚从苏联回上海，才到中央机关工作，顾顺章完全不知道他)。
王明还说，由于顾顺章常用他的岳父、岳母、妻子去做机关联络工作，所以他们也知道很多中央机关和人员，尤其是特科的工作人员。如果他们和顾联系上，就立即增加了3个特务。所以中央常委批准了特科同志们的建议，就是立即消灭这3人，但和顾关系很深的他的家庭女工小娘姨逃跑了，结果她就成了敌人逮捕向忠发的线索和助手。
关于向忠发被捕的经过，王明说1931年5月底6月初，大概是顾顺章被捕后三星期或一月后的某日，特科的同志得到消息说：“顾顺章和小娘姨⑦接上了头，小娘姨已经到某成衣铺去打听过老头(向忠发在党内的代号)的住处。”忆录提供的新资料
王明駁正黨史十大問題 作者： 郭德宏 歷史話題 更新於︰2014-05-09  編者按：王明（1904-1974陳紹禹）安徽金寨人。1925留蘇，任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翻譯，1931年為中共領袖，駐共產國際代表。八一宣言起草人，主張聯合國民黨抗日，1937回延安，任統戰部長。是中共親蘇的國際派領袖，在延安整風中被毛派批判犯左傾、右傾錯誤。1949年負責法治工作，1956年赴蘇至1974年病逝，和夫人孟慶樹（1911-1983）均葬於莫斯科新聖母公墓。王明回憶錄嚴厲抨擊毛路線與人品給中國造成巨大災難。中共史界對王明的評價近年有所鬆動。
最近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新編《王明年譜》（2014-2），是在周國全先生和我一起編寫的。與原來的《王明年譜》相比，字數增加了好幾倍，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王明的一生，以及有關王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我們充分利用了80年代曾到中央檔案館和中央組織 部檔案館查閱的關於王明的檔案。這些檔案材料非常寶貴，可能至今只有我們兩個人看過。還有俄羅斯當代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俄羅斯遠東研究所漢學圖書館查閱有關王明的資料和書刊。更可貴的是，王明之子王丹之先生曾送給我一套由其母親孟慶樹根據王明談話編著的《陳紹禹──王明傳記與回憶》書稿，該書已由莫斯科《本體心理學》慈善基 金會於2011年在莫斯科出版中文版。
這些檔案資料和回憶錄，提供了很多新的資料和看法。下面列舉幾例： 一、關於1927年3月米夫率領聯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組到中國的任務。過去對此不太清楚。據王明說主要有兩個：一是幫助中共中央出版日報；二是辦工農幹部政治軍事訓練班，時間為三至六個月，人數為三至五千人，培養從班級到連級的幹部，準備成立三個軍（十五萬人），由葉挺等各兼一個軍的軍長，實則是作組織工農紅軍的打算，真正地武裝工農，並帶來五萬美元作開辦費。蔡和森、瞿秋白、張國燾等人都對此表示支持，但由於陳獨秀不同意，他們的任務沒有完 成。
二、關於顧順章叛變的問題。過去很多論著都說顧順章被捕後，是李克農、錢壯飛最早報告中共中央的，但王明說不是他們，而是秘密黨員「老鮑」首先 通知特科的。他說老鮑（老包、又叫王八蛋，都是他的黨內代號，他的真姓名，可能周恩來知道）是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的包探長，是秘密黨員。他接到國民黨特 務總部陳立夫要他立即破獲顧順章供出的十二個機關的命令時，這位多年來保衛著黨的機關和幹部的同志，立即把顧順章被捕叛變等情況報告了中央特科。過了不久，李克農和錢壯飛從南京逃到上海。他們倆是隱藏在蔣介石、陳立夫和陳果夫特務總部內的共產黨員，而顧順章知道他們的關係，所以當他們聽到有人打電 話給陳立夫說：「共產黨特務頭子顧順章被捕，供出十二個機關」時，他們立即逃走了。而他們所聽到的，和老鮑得到的消息一樣。此後老鮑雖然不再受信任，但並未馬上撤他的職。直到日本人佔領上海後，他在領導抗日運動時被日本人殺害了！
三、關於向忠發的被捕。王明知道很多細節，他說向忠發被捕是由他家的女工小娘姨向敵人提供的線索。他被捕後，中共中央曾決定立即送五萬元銀行存摺給楊度，讓他去找杜月笙設法營救。但是兩小時後，楊度就把五萬元存摺退回來了，說杜月笙也沒辦法，因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來的。向忠發被捕後立即叛變，把周恩來、王明和博古住的地方都告訴了敵人，並帶敵人去捉人。幸而他們都搬了家，未遭逮捕。不料他還記得中央材料科的地方，結果，該科工作人員張月霞同志及其丈夫被捉去了。但是，由於蔣介石覺得他利用價值不大，很快就把他槍決了。
四、關於王明到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問題。過去很多著作都說是王明被白色恐怖嚇破了膽，自己提出到莫斯科去。但據王明說，他這次到莫 斯科，主要是因為顧順章、向忠發被捕叛變後敵人加緊了對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搜捕，使中央無法開展工作。隨時可以發生危險。於是，共產國際遠東局報告國際，共產國際決定調周恩來和王明一起去莫斯科，半年後再回上海。他們因工作無人負責，不願離開。但國際不同意，屢電催他們早日離開，並派人來佈置到莫斯科去的交通。臨行前，周恩來改變了計畫，說他不願去莫斯科，因為他不久前（1930年秋）才從莫斯科回來，他願以中央軍委主席的資格去中央蘇區視察軍事。於是，王明就於1931年十月十八日啟程赴莫。
五、關於臨時中央政治局的成立和博古負總責問題。過去很多著作都說，臨時中央政治局的成立和由博古負總責，都是由王明指定的。但據王明說，是由共產國際遠東局決定，請國際領導批准的，並不是他提議的。當時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共有五人，即博古、陳雲、洛甫、康生四人，加上原政治局委員、在全國總工會工作的盧福坦。臨時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過誰當主席的問題。因為盧福坦堅持要由他一人當主席，而他的工作能力不夠（他基本上是個文盲）。當時周恩來和王明說明：政治局開會時應輪流當主席。輪流一個時期後，才逐漸地由博古做起主席來，不再輪流。因為盧福坦自知不行，不再鬧了。陳雲、康生自覺政治上不強，而博古在反立三路線鬥爭中站在第二位，所以誰也不和他爭了。 六、周恩來與王明曾一起編輯《南針》雜誌。過去誰也不知道。王明回憶說：1931年9月，他們覺得工作這樣忙，不能離開去莫斯科。於是兩人商量：既不能出去活動，就在家裡合編刊物好了，於是出了一個小型指導黨內工作的刊物，名叫《南針》。王明用韶玉等筆名，周恩來用蘇廣等筆名寫文章。可惜他們相繼離開上海，《南針》只出了幾期就停刊了。（幾期《南針》在共產國際都有存檔）
七、關於臨時中央政治局搬到蘇區的決策。過去不知內幕。據王明說：臨時中央政治局離開上海，主要是工作環境更加困難，臨時中央政治局的安全也成了問題。鑒於這種情況，共產國際遠東局在1932年冬致電請示共產國際，國際的同志就找在莫斯科的王明商量，一時無法。恰好王明看到1930年瞿秋白、周恩來離開莫斯科前去見斯大林的談話筆記，其中斯提議要學吳佩孚的經驗，不要在帝國主義統治的中心附近發展蘇維埃運動，要到離開中心較遠的地方去練兵，等練好了再向外發展。中共中央應搬到蘇區去直接領導蘇維埃紅軍等。於是，王明把這個材料譯給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可否讓政治局的人員搬到中央蘇區去？回答說這個問題太大了，須請示斯大林。請示後，「斯大林同意這麼辦」。然後，由王明、米夫等起草電報給臨時中央，決定政治局四人（盧福坦已被捕自首）中之康生到莫斯科治病，並兼做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其他三人到中央蘇區去。他們還帶去了劉少奇、李富春、楊尚昆、凱豐等人。這說明，臨時中央政治局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搬到中央蘇區去的。 八、關於中央紅軍撤離蘇區的決策。過去只知長征是經過共產國際批准的，但怎麼決策不清楚。王明說，這個電報是他參加起草的。他說：為的避免紅軍遭受蔣介石軍隊從東北兩線來的包圍，為的保存紅軍有生力量，1934年夏，根據蘇軍參謀部第四偵查局局長的提議，由這位局長和王明、康生等共同起草了一個放棄中央蘇區，轉移到四川區建立新根據地的電報。後來中央紅軍的長征，就是根據這個電報進行的。
九、關於王稼祥帶回支持毛澤東做領袖的口信問題。王稼祥1938年回國前，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曾與他談話，讓 他回國後告訴大家，要支持毛澤東做黨的領袖。王稼祥回國後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口信。這對於毛領導地位的確立，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但據王明說：「季米特洛夫夫人──羅莎尤里葉夫娜說這不是季米特洛夫的意見，而是曼努伊爾斯基的意見」。他還說：後來王稼祥臨走前又去見季米特洛夫時，曼努伊爾斯基當著王稼祥的面說：「要選毛澤東做總書記。」曼有意讓季米特洛夫點點頭。結果，季米特洛 夫就點了一下頭！前蘇聯中國問題專家季托夫，也對這個口信的真實性作了徹底的否定。 十、關於王明兩次中毒的問題。在《中共五十年》即《中共半世紀與叛徒毛澤東》一書中，王明一再說在延安時毛曾派人毒害他。國內學者都認為這是他對毛澤東的污衊。但根據傅連暲等醫生1943年寫的《對於王明同志病過去診斷與治療的總結》、《關於一九四八年六月王明同志中毒的證件》等材料可以看出，王明確實在1941年9月至1943年6月於延安嚴重汞中毒，並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1948年6月又因護士拿錯藥在河北省平山縣朱豪醫院再次中毒。 雖然這兩次中毒醫療事故，但中毒現象確實是存在的，並不是他的編造。 新編王明年譜充分吸收二十多年來國內外出版、發表的有關論著，各種書籍250多本、報刊70多種。以便讓大家在比較中弄清事實，辯明是非。而且，儘量引用原版書籍，並對引文注明出處。為了便於讀者查閱原始的材料， 新編年譜盡可能地對每一條材料注明了出處和來源。但來源於中組部和中央檔案館的檔案，還不能一一注明，這是要請讀者鑒諒的。 （2014年2月24日，摘自03-10共識網。本文配圖取自孟慶樹著《王明生平與著作》，為王丹之2013年7月所贈，特此致謝——金鐘） |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