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不是蔣介石打贏的，而是蘇俄將軍們打贏的 ◎余杰
2019-06-28 【六都春秋】
文/余杰
我們已經佔據了國民革命各部的好職位。－－季山嘉（古比雪夫）
蔣介石是收割榮譽的敗軍之將
蔣介石將「北伐成功」與「抗戰勝利」當作他的兩大歷史功勛，但這兩場硬仗都不是他打贏的。北伐期間曾與蔣介石共事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後來成為中共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對蔣介石的軍事才能有一番有趣的酷評。
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日，周恩來在接受美國左派記者愛德格·斯諾（Edgar Snow）的訪問。那時，蔣介石在德國軍事顧問的幫助下，將共產黨趕到延安那個鳥不拉屎的地方，共產黨似乎已經山窮水盡。但在那種情形之下，周恩來仍看不起蔣介石。
斯諾問：你對蔣介石作為一個軍人，看法如何？
周恩來回答説：
不怎麼樣。作為一個戰術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為一個戰略家則或許好一點。
作為一個戰術家，蔣介石採用拿破崙的方法。拿破崙的戰術需要極大地依靠士兵的高昂士氣和戰鬥精神，依靠必勝的意志。而蔣介石正是在這方面老犯錯誤，他過於喜歡把自己想像成一個帶領敢死隊的突擊英雄。只要他帶領一個團或一個師，他總是把他們弄得一團糟。他老是把他的士兵們集中起來，試圖用猛攻來奪取陣地。
一九二七年的武漢戰役中，蔣介石帶領一個師在別人失敗後進攻那個城市，把全部力量用於進攻敵人的防禦工事，這個師全部被打垮。
在南昌，他又重複了那種錯誤。他襲擊了由孫傳芳防守的那個城市，並拒絕等待增援而用了他的第一師。孫傳芳撤退，讓蔣介石進入部分城區，然後反擊，把蔣軍趕入城牆和河流之間的陷阱。蔣的軍隊被消滅了。蔣介石擁有第一師、第二師和第二十一師三個師，但他只用了第一師。葉劍英（現在是東征的紅軍參謀長）那時統率第二十一師。蔣的愚蠢使葉厭惡，不久就離開了他的指揮部。
在這次陝西戰役中，蔣介石命令陳誠將軍派兩個師進攻紅軍並殲滅他們。陳誠是個比較高明的戰術家，他拒絕這麼做，怕遭伏擊。我們截取到他給蔣介石的覆信。我們實在歡迎這種集中，正是在這種進攻中，我們於去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把張學良部隊六千人解除了武裝。
蔣介石在北伐中（以及以後的剿共戰爭中）打了很多敗仗（北伐中兩次重要的戰役，攻打南昌和攻打徐州，蔣及其嫡系部隊一敗塗地，蔣把過錯推給其他將領），但這並不妨礙蔣介石通過戰爭攫取權力。北伐前，國民革命軍有七個軍，構成國民政府在北伐前的軍事武裝基礎，但因各自派系不同，自成一體：第一軍屬黃埔校軍，以蔣介石為首；第二軍屬譚派湘軍，以譚延闓為首；第三軍屬滇軍，以朱培德為首；第四軍屬粵軍，以李濟深為首；第五軍屬福軍，以李福林為首；第六軍屬程派湘軍，以程潛為首；第七軍屬桂軍，以李宗仁為首。在這七大派軍事力量中，除蔣介石外，其餘六派首領大都是革命元老，且名望地位極高。蔣介石作為後起之秀，能以黃埔校軍為基礎，成功躋身七派首領之一，已讓人側目。當時所認為的「中央軍」，更多是指李濟深統帥的粵軍，蔣介石的部隊多以「校軍」或「黃埔軍」代稱。
北伐之後，蔣介石麻雀變鳳凰，其嫡系部隊有六個師三十六個團十五萬人，在新形成的蔣、馮、閻、李四大集團中，實力遙遙領先。當時擔任六個師師長的分別是劉峙、顧祝同、錢大鈞、蔣鼎文、方鼎英和陳誠，除方鼎英之後退出軍界外，其餘五人被稱為蔣介石的「五虎上將」。然而，就實際戰功而論，蔣介石及其「五虎上將」並非北伐的靈魂人物，真正的靈魂人物是來自遙遠的北方的客人——蘇俄的軍事顧問們。
晚清，朝廷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華爾、戈爾的「常勝軍」在若干戰役中戰功卓著，但西方僱傭軍將領不是整體性、全局性的戰略策劃者；在北伐中，則無論是戰略，還是戰術，都由蘇俄軍事顧問全面主導，北伐的主帥，與其説是名義上的總司令蔣介石，不如所是蔣對其言聽計從的加侖將軍（布柳赫爾元帥）。
加倫將軍力主北伐，制訂北伐戰略
在所謂「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蘇聯的情報機關在中國南方的活動公開化了，尤其是在孫文、蔣介石和國民黨控制的廣東。早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下旬，莫斯科就選派了第一批軍事顧問來到廣州。一年後，他們正式在新成立的黃埔軍校擔任軍事教員工作。隨即，由巴甫洛夫將軍率領的第二批多達五十多人的軍事顧問來到廣州，並成立蘇聯軍事顧問團。由於巴甫洛夫不久即意外溺水身亡，一九二四年八月，應孫文要求，蘇聯又派名將加倫將軍來華任軍事總顧問。
加倫為布柳赫爾在中國使用的化名。布柳赫爾早在一戰期間就投身軍旅，戰功纍纍。後來，他在十月革命、蘇聯國內戰爭中，從烏拉爾山打到西伯利亞，曾經創造了以一個步兵師打垮裝備有坦克、裝甲車的機械化白衛軍的傳奇。蘇聯當局捨得派出這員猛將，可見對中國的重視。在蘇聯軍事顧問的指導下，黃埔軍校及隨後組成的國民革命軍，完全按照蘇聯紅軍的方式，設立黨代表和政治部，成為現代中國第一支「黨軍」。有了這支「聽黨的話」的軍隊，孫文和國民黨再也不必像過去那樣，惶惶如喪家之犬般周旋於各地方軍閥之間。
加倫將軍當時不到四十歲，年輕俊俏，說話簡潔，曾有工人背景，常常坐著轎車在廣州街頭疾馳，警衛荷槍實彈，站在車子踏板上，可謂人人皆知。在訓練時，他軍紀嚴明，一絲不苟，是一位極為嚴厲的教官。他帶領黃埔軍校的學員們初試身手，時時強調他在俄國發明的基本戰術：運動、奇襲、速進、包圍。
在以加倫為首的蘇聯顧問的幫助和指揮下，黃埔軍人迅速成為華南地區最有戰鬥力的部隊。蔣介石以黃埔學校學生軍為主力，發動東征作戰，小試牛刀，接連取得重大勝利。國民黨的勢力範圍很快從原來的廣州一隅之地，擴大到廣東和廣西的大部分地區。廣東和廣西兩省的地方軍閥，見勢不妙，不管是否懂得「三民主義」，紛紛歸依到國民黨的旗幟之下。
一九二五年夏天，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加倫開始策划北伐事宜。他提出：「為國民革命運動著想，現在重新提出北伐和進軍長江的主張，不僅是現實的，而且是必要的。」在他看來，「這次北伐於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初即可開始」。他通盤估計了北伐的可能性和勝利的把握性，按照他的推算，北伐軍不僅能順利地進抵長江、佔領漢口，而且「有可能向東擴展到上海」，成功「無可爭議」。
然而，國民黨的左右兩派及共產黨，都不看好北伐的構想，他們認為加倫的設想是好高騖遠的天方夜譚。就中國歷史來看，從來都是北方征服南方，由南方發動的「北伐」鮮有成功案例。當國民黨內部鬥爭愈演愈烈、國共之間的分歧和摩擦日漸增加之際，蔣介石轉而支持加倫的北伐設想。身為軍人，惟有在戰場上才能積攢最多資本，進而問鼎最高權力。否則，軍人將永遠受政客支配——就資歷和威望而言，蔣介石無論如何都趕不上胡漢民和汪精衛。正是在蔣介石的支持下，加倫的北伐才從紙上談兵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
蔣介石等人制訂了一份北伐計畫，加倫對此作了仔細研究。他發現這份計劃在戰略上存在著一個致命缺陷，即同時進攻吳佩孚和孫傳芳兩大軍閥，幾乎平均分配兵力：以四個軍進攻湖南的吳佩孚，以三個軍進攻江西的孫傳芳。他認為，以目前的實力，國民革命軍不足以同時對付兩大軍閥，他主張「江西、湖南兩省要擇其一攻打之，攻克一個省，再迅速廓清另一個省」。他建議先進攻湖南，消滅威脅最大的吳佩孚集團，並將攻佔武漢作為首要目標。軍事委員會最終同意了加倫提出的北伐方案。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行動正式開始。北伐軍從軍一級到師一級，幾乎都派有蘇聯顧問協助指揮，並嚴格貫徹加倫的作戰計畫。勃拉戈達托夫在《中國革命紀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書中記載，做為軍事總顧問的加倫不僅親臨前線，而且多次乘飛機飛到敵軍陣地上空瞭解戰場情況。加倫依靠的是一個全部由蘇聯軍官和專業人員組成的參謀部，以及既負責前線偵察，也直接參與轟炸敵軍的由蘇聯飛行人員組成的飛行小組。
加倫擊敗北洋第二代強人吳佩孚和孫傳芳
北伐開始後，加倫一直在前線，緊跟進攻部隊前進。在攻打武漢外圍據點汀泗橋時，加倫通過審訊戰俘查明，吳佩孚在汀泗橋附近已集中十二個全員團兵力，而國民革命軍在這個方向上作戰的只有六個團。加倫冷靜分析各種條件後，依然決定進攻汀泗橋，並將作戰計畫報告蔣介石。蔣介石開始一聲未吭，良久才表示反對：「兵力相差懸殊，我們無力攻佔汀泗橋。」加倫堅持説：「我深信，一定能攻下！」蔣介石反問道：「打敗了你能負責！？」加倫一拍胸脯說：「總司令，我一向不怕承擔責任。我們的部隊一定能夠勝利！」蔣介石只好同意了。
汀泗橋這場惡戰持續了一天一夜，最後雙方展開短兵相接的白刃戰。狹路相逢勇者，汀泗橋終於被北伐軍突破，北伐軍俘獲五千名敵軍官兵。
吳佩孚急忙將嫡系部隊調往城外剛剛加固的築壘地域。加倫認真研究了地形，找投誠人員和當地居民瞭解情況，查明城外到處是塹壕和鐵絲網。若是強攻，肯定損失慘重。他向蔣介石建議實施夜間進攻，夜戰可以減少傷亡，甚至可以出奇制勝，這是他在蘇俄慣用的戰術，當時中國的軍隊並不習慣夜戰。
八月三十日淩晨，國民革命軍向敵人陣地發起進攻。這場突襲性使他們突破敵人的三道防線，打退敵人的四次反衝擊。拂曉時，國民革命軍開進漢陽和漢口。
吳佩孚不肯輕易投降，利用固若金湯的武昌要塞進行頑抗。國民革命軍包圍武昌，久攻不克，傷亡慘重。蔣介石看到己方「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在指揮車廂裡，沮喪地對加倫說：「如此損兵折將，看來只好回師廣東……」
加倫一面設法穩定蔣介石的情緒，一面緊急召集蘇聯其他各兵種顧問商量具體對策。航空兵顧問謝爾蓋耶夫向加倫建議：「我可以去執行轟炸武昌城牆的任務，利用超低空投彈，保證炸準。」加倫同意了他的建議。果然，飛機投彈瓦解了守軍意志，再加上城外另一支吳佩孚的部隊倒戈，彈盡糧絕的武昌城竪起了白旗。
吳佩孚集團覆滅後，加倫揮師東進，集中兵力對付孫傳芳，他興奮地預言：「一周後，我可以進南昌了。」
然而，孫傳芳的軍隊裝備精良，並以刻苦善戰著稱，曾打敗南下的奉軍。一開始，國民革命軍在與孫傳芳部兩次較量中均遭慘敗。加倫反覆研究失敗的教訓，認為各兵團應重視相互間的協同作戰，必須防止以大部隊從正面進攻築壘地域，而要尋求包抄和側翼突擊的戰法。
十月末，國民革命軍開始執行加倫提出的作戰計畫，打開了新局面。十一月十五日，加侖電告總部：「孫傳芳部遭到慘敗，從鐵路線向湖內逃竄，被南北合圍，殘部投降。據統計，我軍共繳獲四萬支槍、數十門大炮和大量機槍……九江和南昌地區戰俘遍地，人數多達四萬。」十一月末，國民革命軍攻克安徽重鎮安慶。次年三月二十二日，開進上海；兩天後，攻入南京。
是加倫，而不是蔣介石，擊敗了北洋第二代戰力最強的吳佩孚和孫傳芳。就兩軍統帥而論，吳、孫雖善戰，但跟新發於硎的加倫相比，其軍事知識已老化：加倫經歷了一戰、蘇聯內戰以及對抗協約國干涉軍的作戰，且更熟悉新一代的戰術和武器，這些素質是吳、孫望塵莫及的。蔣介石清共前夕，地位在加倫之上的蘇聯最高顧問鮑羅廷對形勢的評估非常樂觀，認為武漢政府得到唐生智的支持較為穩固，蔣介石則「處於漂泊浪人的境地，東奔西竄，不知所措」。而加倫對局勢有一種比較接近實際的評估：唐並不可靠，威望也不高；沿海大部分省份的軍隊和資本家都支持蔣，蘇聯在中國的勢力搖搖欲墜。
後來，事態發展恰如加倫所料：不是史達林將蔣介石像檸檬一樣擠乾扔掉，而是蔣介石將蘇聯像檸檬一樣擠乾扔掉。史達林的對華政策如竹籃打水一場空，史達林惱羞成怒，遷怒於鮑羅廷和加倫，由此埋下兩人成為「大清洗」犧牲品的伏筆。
加倫將軍在北伐中的功勛被國共兩黨不約而同地貶低和掩埋了。對國民黨而言，要將蔣介石神化為「民族救星、國家偉人」，同時就要將加倫描述為蔣身邊可有可無的參謀、助手，而在後來「反共抗俄」的語境中，加倫更是憑空消失。對共產黨而言，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中蘇絶裂之後，當然不會如實披露北伐是由蘇聯顧問主導的歷史。出於民族主義的考量，中國的歷史書認為北伐是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聯手打贏的，跟加倫這些「老毛子」關係不大。
一九二七年八月，經過喬裝打扮的加倫和擔任共產國際特使羅明納茲聯絡員的妻子秘密離開漢口。此前，幾乎所有俄國顧問都已離開，有人要對加倫下毒手的謠言暗地滋長。共產國際代表拉祖莫夫回憶説：當時決定，加倫要秘密離開。加倫和妻子被喬裝打扮一番。之所以必須這樣做，是因為這個城市的人太熟悉他了，他曾經乘汽車或駕摩托車自由自在地跑遍了漢口。一位蘇聯將軍在當地的一份報紙上刊登了一則公告，説加倫將軍及其司令部定於某月某日乘某艘輪船離開。到了指定的時間，一輛輛汽車開過來，把行李裝上輪船，造成加倫真要動身的熱鬧景象。出發時刻到了，加倫卻不見蹤影。那位蘇聯將軍聲稱加倫病了。船長則説他不能等下去，輪船於是離岸而去。
以上都是掩人耳目，加倫夫婦是第二天乘日本輪船前往上海的——這個細節頗具諷刺意義，蘇俄最大的仇敵是日本，他們在中國掀起轟轟烈烈的革命，但他們在中國偏偏只能乘坐日本的輪船，才能確保自身安全，因為無論哪個陣營的中國軍隊，都不敢輕易攔截和搜查日本輪船。
據蘇俄情報人員巴拉克申記載，當時上海氣氛緊張，但加倫仍然去跟蔣介石作正式告別。兩人在過去三年半裡建立了深厚感情，此時雖分屬兩個敵對陣營，但加倫料定蔣介石不會加害於他：蔣介石同加倫關係良好，不同於其他蘇俄顧問如鮑羅廷、季山嘉等人一直關係緊張。蔣介石認為，加倫是傑出的軍人，品質優秀的人，在北伐戰爭中表現出卓越的指揮才能，跟其他蘇聯顧問完全不同。……兩人分別時，加倫情緒不好（他的奮鬥似乎付之東流），蔣介石對他説：「我們還有共事的機會，不必苦惱嘛。」加倫回答説：「我希望這不是我們最後一次會面。」
一語成讖，這確實是他們的最後一次會面。抗戰爆發前後，蔣介石重新與蘇聯建立聯繫，從蘇聯獲得人員和武器的援助，他幾度向蘇聯提出希望再請加倫做軍事總顧問。一開始，蘇聯含糊其辭、不置可否，在蔣介石的不斷追問下，最後才不得不告知實情：加倫早已被處決了。
蘇聯援助讓馮玉祥的國民軍鹹魚翻身
當加倫、鮑羅廷、季山嘉和其他蘇聯顧問在中國南方國民黨的中心開展工作時，具有豐富作戰經驗的一些蘇聯軍事首長也被派到中國北方。莫斯科對剛剛來訪的北方軍閥馮玉祥寄予厚望，認為馮是一名可以跟蔣介石媲美的強有力的、可以為其所用的軍事首長。北伐的成功，主力是南方的國民革命軍，但也離不開馮玉祥的國民軍從西北南下的配合作戰。
早在發動北京政變以前，馮玉祥便由中共北方局介紹，向蘇聯輸誠。中共早期領導人羅章龍記載説：馮自稱為泥水匠兒子，傾向共產主義。一九二五年，馮開始向蘇聯取得軍火物資援助，其運輸路線經過庫倫，軍火運輸由駱駝二千匹，汽車一百輛組成。自一九二五年四月間起至一九二六年三月止，整整一年間從蘇聯輸入武器，分別交給國民一、二、三軍接收使用。國民軍對蘇聯運來軍械，由馮玉祥實行郊迎大典，並同時迎接蘇俄派來軍事顧問十七人，分駐各軍所在地，協助國民軍改進軍隊素質。計第一軍顧問為烏斯馬婁夫，參謀長西爾哥耶甫·喀爾邊科。孫良誠顧問為賽福林，方振武顧問為安特爾士，弓富魁顧問為洛加等。
馮玉祥是善變之人，有奶便是娘，吃了奶之後便不認娘。
羅章龍接著評論説：馮玉祥後見大批軍械己到手，於是對蘇俄態度漸變。馮玉祥對（毛子）顧問釆取敬而遠之的
態度，平日使其單獨居住，與軍隊隔離。中共派往國民軍工作人員，馮除暗中拉攏一部使為己用外，對於不接受馮拉攏的中共黨員則公然排斥，不令接近國民軍，甚至採取非常手段對付。馮嘗向郭名忠說：「國民軍對中國各政黨都可講合作，惟西披（即CP，共產黨簡稱）手段毒辣，最難做朋友。」郭聞言大恐，遂投馮以求自容。
一九二六年九月，馮玉祥軍隊共編為七軍，計二十個師，合計十餘萬人，這便是馮玉祥一九二七年聯蔣反共的基本力量，且為蘇聯所供給的精良武器所組成。
馮玉祥的國民軍組成混雜，且避居貧瘠的西北，軍費和軍需嚴重不足，戰力較弱。國民軍能在崩潰的邊緣重獲新生，得益於蘇聯的援助。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日，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在向準備派往馮玉祥部隊的蘇聯軍事顧問說明對馮策略時，明確肯定説：「馮軍為中國北方國民解放運動之柱石，應造成馮軍之戰鬥力使之強固持久。」蘇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多次討論進一步向馮玉祥的國民軍提供兩千多萬盧布大規模援助計畫的可能性。其援助速度之快、力度之大，已明顯超過對孫文和國民黨的援助。原因很簡單，就是加拉罕所說的：「蓋奉張之勝利即守舊派之勝利，亦即帝國主義（尤以日本為最）之勝利，深足為蘇聯之危害。即不將奉張破壞，亦宜削弱之。此時奉張之重要敵人即系馮玉祥。」
鑒於馮玉祥的國民軍將要與吳佩孚和張作霖的聯軍展開決戰，蘇聯特別派遣在國內戰爭中擔任過西南戰線司令員、有著突出戰績並在戰後就任蘇聯紅軍總參謀長的葉戈羅夫來華擔任駐華武官，以便就近協助馮玉祥的國民軍。葉戈羅夫與布柳赫爾同為蘇聯早期「五大元帥」，一北一南，遙相呼應。儘管此舉並未能使馮軍取勝，蘇聯政府仍繼續給予馮玉祥大量軍事援助。
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八月，蘇聯援助馮的國民軍飛機十架、三英寸口徑炮六十門、炮彈五萬八千發、鐵甲車八輛、機關槍兩百二十七挺、步槍三千五百支、子彈五百一十萬發。正是在蘇聯的大力援助和在蘇聯顧問的全力幫助下，馮軍五原誓師，從陝西進佔河南，直接威脅奉系軍閥控制的河北和山東，並成為國民革命軍最後完成北伐戰爭目標的一支重要輔助力量。
如果沒有蘇俄強力介入，蔣介石和國民黨不可能打贏北伐之戰。蔣介石的軍事才能不如吳佩孚和孫傳芳，廣東軍隊的素質也不如吳孫的軍隊。蘇俄幫助國民黨打造了一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黨軍」，這是國民黨奪取政權的關鍵所在。
加倫將軍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全球最優秀的陸軍將領之一。在納粹德國的陸軍成形之前，當時最強悍的陸軍無疑是蘇俄陸軍，蘇俄在經濟上遠不如英美和西歐發達，但蘇俄陸軍戰力極強。加倫將軍作為蘇聯陸軍中名列三甲的帥才，當然「打遍中國無敵手」。
然而，北伐的勝利固然是國民黨的成功，卻並非中國的福音。北伐顛覆了有憲法和憲制（儘管運轉不良）的北京政府，締造了威權主義的、追求大一統的南京政府，打斷了中國脆弱的民主共和轉型之路，堪稱歷史的大倒退。北伐是一八四零年之後影響中國政治模式和發展方向最深的一場戰爭，它直接引發了慘烈的中日戰爭以及更慘烈的國共內戰。最後，蔣介石和國民黨敗退臺灣，承接北伐遺產的偏偏是國民黨的仇敵共產黨。孫文種下的苦果，卻由蔣介石來品嘗。
本文收錄於余杰新作《顛倒的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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