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见到蒋介石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愤然回击:“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张国焘投奔国民党后,蒋介石给他安排做了军统研究室主任,在戴笠手下做事,风风光光一阵后,很快就被冷落了。落寞之余,不免大发感慨。据沈醉回忆:张国焘有次对他说:“我要是过去心狠手辣一点,我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就不会是第三第二了。”
张国焘说自己不够泼辣,确切地讲,是嫌自己不够独断,尤其是在与人发生冲突、受到外界压力时不能坚持己见。在回忆录中,他也多次对这一性格表示不满。如,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张国焘曾反对中共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认为这样会使中共丧失独立性,而且会让那些老国民党员感到共产党人去抢位子,势必导致国共交恶。
在他看来,国共合作的方式应当是“两党联合”,“两党联合的形式,可以是平行的,也可以让国民党为大股东,中共为小股东。任何一种形式均可避免两党党员在党内争夺地位和权势”。
但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压力下,他屈服了,最后还出席了国民党一大。
又如,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失败后,他带领红四军进入川北,打算抛弃过去的苏维埃政策,建立“四川人民政府”。他认为苏维埃政策是失败的,政权的基础过于窄隘,土地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
但中央来电严令不得有建立人民政府的幻想、要求立即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时,他又屈服了。
但他心中却愤愤难平,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我这个流产的主张,后来就被斯大林拾起来,取消了错误的苏维埃政策,改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乃至国共合作的共同抗日政策。”由此他感叹道:“我之所以不能改变中共错误政策,原因甚多,其中一点是我不够泼辣之故。”
张国焘缺少一种“一意孤行”的泼辣劲儿。他不仅不敢违抗共产国际的命令,甚至对与自己积怨颇深的王明也俯首帖耳。
这就不难理解,张国焘在1924年被北京政府抓捕后会变节,供出李大钊等党内同志的名单。
同样也不难理解,在投降国民党后,张国焘竟然会接受在戴笠手下做特务工作的安排。其委曲求全至此,岂偶然哉?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最直接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很害怕。
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
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你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当然,“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于是,他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走了。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还能接受,王明对他的评价则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
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逃离延安了。
应该说,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王明断言其虽不是托派却也是帮凶,则是促使张国焘出走的直接原因。
中共中央对张国焘做了大量的挽救工作,在武汉张国焘住的旅馆里,周恩来对其彻夜劝说,但张国焘去意已定,最后他提出见在武汉的蒋介石。
1938年4月16日下午,周恩来陪同张国焘一起过江到武昌去见蒋介石。
张国焘见到蒋介石后,开口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听了十分生气,立即对他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接着,张国焘向蒋介石汇报了边区政府的一些情况,一来事先没有准备,二来他并不是为汇报工作而来,所以语无伦次。蒋介石见到这种场面,也不便多说什么。
回到办事处,周恩来严肃批评了张国焘对蒋介石谈话时奴颜婢膝的态度。
晚年张国焘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抗大给全体学生作报告时,说:
“张国焘到延安后,中央多次开会批评他,他多次承认错误;但尾巴犹在,一反一复,两面派行为始终存在。他资格老,过去做过工人运动。我们讲仁义道德,还让他做边区副主席,希望他割掉尾巴。他说割掉了,实际上穿起长袍子,尾巴藏在里面。这次他借口到陕西中部祭黄帝陵,黄帝抓他到墓里去了,我们也只好开除他的党籍。”
5月7日,陕北公学举行第二期学员毕业典礼,毛泽东出席并讲到了张国焘的问题:
张国焘过去在政治上早已“开小差”,现在在组织上也“开小差”了。此人一贯称自己是“中国的列宁”,什么都要争第一,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十足的“老机”,历史上不“左”就右。
党的“三大”讨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开会十几天,他反对十几天。到了武汉,他又支持陈独秀右倾。
长征路上,他反对北上抗日,主张到西藏去建立根据地。以后,又另立“中央”。
到陕北以后,1936年10月,他反对党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信,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说什么党中央的信是“韩文公祭鳄鱼文,与国民党合作是幻想”。西安事变后,他半夜敲我的门,坚决主张对蒋介石(毛泽东用手比画着在脖子上一割)处以极刑。
党中央进入延安后,张国焘说:“延安是块鸡骨头,食之无肉,弃之有味。”这是曹操主义,结果味也没有了,开了小差,一直逃到汉口。
延安有自由,有民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好的工作作风,但张国焘没有看到。张国焘在革命的道路上从头到尾是机会主义,沿途开小差。
他最后勉励学员:“我今天讲的是坚定革命的旗帜,就作为对同志们远行的礼物。每个同志出去要记住,坚决奋斗,不怕困难、不开小差,不学张国焘。”
张国焘的悲剧,多少与他的“不够泼辣”有关。不够泼辣,意味着性格中存在软弱的成分,在关键时刻往往缺乏血性,缺乏一种宁为玉碎的精神。也正因如此,张国焘在党内一直被他的政敌斥为“老牌的机会主义“。若以能够坚持己见、抵制外来压力而论,张国焘的确不如毛泽东“泼辣”。
历史人物的性格,颇值玩味。因为它所影响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浮沉,而且往往关系到历史的大事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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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条评论
《毛年谱》明确记载,是洛浦找的恩来。提出要换领导,说博古不行。他两都认为应该由教员出来主政。但是到了教员那,教员说:“应该让洛浦做一个时期”。文献室在另一部著述中给出了更详细的解读(刚去翻书没翻到,但大意还记得):教员说博古是国际认可的,我们以后还要和国际打交道,换人也要换国际了解的人,这样可以避免误会。所以洛甫是合适人选。近些年历史虚无主义者造谣,说教员过河拆桥,篡了洛甫的权,完全是瞎扯八道。
再,博古下台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遵义会议后他被孤立了。除了上层的几位还在和他打交道,连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太搭理他。军队上下基本一致认为,他应该为丢失苏区和湘江牺牲的五万红军战士担责。他自己呆在那位置上也很不自然。经过很复杂的思想斗争后,才同意交“担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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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博古下台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遵义会议后他被孤立了。除了上层的几位还在和他打交道,连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太搭理他。军队上下基本一致认为,他应该为丢失苏区和湘江牺牲的五万红军战士担责。他自己呆在那位置上也很不自然。经过很复杂的思想斗争后,才同意交“担子”的。
(小编,这不算敏感吧?都是公开文献)
张就是个老机,真是一点没错
连王明都斗不过。。
长征南下北上争论时 他可是下令准备武装夺权的 毕竟中央军只有1万多人他手里有4万多人 另立中央失败后仍然舔着脸回延安 这样的人不够泼辣?
毛爷爷的演讲真是生动,白话有趣而又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