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骂人无数，所向披靡，但也被这个人骂了半辈子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恩怨恩怨(图) 陈炯明(1878年-1933年)，字竞存，广东海丰人。中华民国时期广东军政领袖，毕生坚持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致力于以和平协商的方式统一中国，与孙中山奉行的中央集权、不惜以武力征战谋求统一中国的政治纲领不合，最终分道扬镳、反目成仇，为国共两党均不受欢迎的争议人物。下野后退居香港，协助海外最大的华侨社团组织‘洪门’转型为中国致公党，并首任该党总理。后病卒于香港，翌年迁葬广东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陈炯明主政广东期间颇有建树。主张“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中国。 惟英雄能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陈炯明挽孙联　1925） 六一六事件发生后，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致党员书’（报告陈炯明叛变），论及陈炯明时说： 以陈炯明与文之关系而论，相从革命以来，十有余年。。。及六年乱作，陈炯明来沪相见，自陈悃□，再效驰驱，文遂尽忘前嫌，复与共事。。。此役则敌人以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具其阴毒凶狠，凡敌人不忍为者，皆为之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中山丛书1928，5：39－48〕 这里孙中山说他与陈炯明的关系，在民国六年（1917年）南下护法之前，实有“前嫌”，但是他又接着说陈炯明受他“卵翼”十余年。究竟陈炯明是多年受孙中山“卵翼”，或是后者受前者多年“卵翼”呢？孙陈间又有什么“前嫌”呢？ 从陈炯明的观点，他和孙中山的关系经过四个阶段：（一）从辛亥革命到1917年7月南下护法是‘革命同志’的阶段；（二）从1917年7月到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广州非常大总统时是‘精诚合作’的阶段；（三）从1921年5月到1922年6月决裂前夕是‘分道扬镳’的阶段；（四）六一六事件发生，救孙一命，日后反被诬指为蓄意谋害。 革命同志 这阶段包括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即两次讨袁）时期，孙陈间可以说是普通革命同志的关系。譬如，以黄兴来说，他是炯明在广州黄花岗起义里一同冒险犯难的革命伙伴。但是孙中山，对炯明来说，不过是身居海外，一个松散革命同盟（同盟会）里的“名誉”会长。第一次讨袁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1913年9月）脱离国民党，另组‘中华革命党’，到1919年10月才回归国民党 [郭廷以1986，2：472注1]。所以，二次革命时期，孙陈根本不属同一党籍。 上文孙中山提及1917年以前的“前嫌”，实有两次，是当年众所周知的事实。第一次是有关广东都督的问题。1911年底，孙中山乘英国邮船抵港，广东都督胡汉民（在任不过四十二天）赴港迎接，旋即随孙北上。临时议会指责胡汉民“视广东如敝屣”，弃职不辞而去，并恳请陈炯明接任维持大局。 副都督陈炯明接任代理都督，即积极整理财政，维持纸币，解散民军，不到三个月，美国领事便赞美炯明的政绩说广州得到平静渡日，可以说是一个奇迹。〔美1264，1912。3。11，广州〕 孙中山偕胡汉民北上，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仅三个月。1912年4月（得票太少）辞职后，即亲携胡汉民南下，助胡重登都督之位。炯明退避香港，让胡复职，但心理是难得悦服的。胡复职后，知道他需陈之助，于5月初，派人到港迎接陈回广州，按照双方协议来分工合作。胡主持一般行政，陈主持军事，维持秩序，兼理禁除烟，赌，斗，盗四害〔广东辛亥史料1981，419〕 孙陈间（1917年前）的第二次“前嫌”是有关陈炯明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1913年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新党章程中，有向孙个人宣誓效忠，打手指模为证的条例。因此，大部份主要的国民党同志如黄兴，谭人凤，李烈钧，熊克武，柏文蔚，龚振鹏，白逾桓，刘大同与炯明等均拒绝加入这样的新党。 1914年9月7日，孙中山致函叶独醒，请叶将劝勉炯明和李烈钧入党的函件径为寄发，“以示无私”。函中说：‘惟陈等在南洋，近闻颇有自树一帜之举，其果能受善言而改悔来归与否未可知。尊书若由此间寄发，彼等或认为弟所运动指挥，反于效力有损，故不如仍由尊处发寄，示以无私，或可动以诚恳也。兹将陈，李两君住址抄上’〔国父实录1988，3：2453〕。 到了1915年8，9月间，炯明自欧洲返回新加坡后，先后接到叶独醒两信，即于10月中旬函叶，解释其不入新党的理由： 顷得8月20日及9月30日两书，诵悉一是，具见爱国爱党之盛心，至为感慰。惟书中所言，不无传闻之误，此盖由道远情睽，不明真相所致。然党人未泯，怀挟成见，故为轩轾，亦所不免。弟与中山，本无丝毫意见，其改组新盟，实在去岁，维时居东同志，如黄，李，柏，谭，林，熊诸公，以及各省重要党人，多半以其章程誓约，有背民党宗旨，均期期以为不可，未敢盲从。。。。 至章程誓约，应否改良，判诸良心已得，无须赘述，述之反近诋琪。现在国事已急，吾人只求宗旨坚定，切实向革命做去，各尽天职，至将来大功告成，党事自有一致之日，无须远虑也。。。炯明启。〔革献，48：122〕 这函中所说的“其章程誓约，有背民党宗旨”，就是指孙中山要党员向他个人宣誓效忠，及打手指模为证的规条。国民党于民国元年由同盟会改组为一个公开的政党，而今孙中山却要倒行逆施的把它改回为秘密会社式的“新党”，这对炯明与黄兴等一般国民党老同志是无法可以接受的。 但是，据孙中山的看法，如果不加入他的新党去革命（讨袁），那就是“自树一帜”来反对他（孙）。所以炯明在覆叶独醒的函中，特别指出“现在国事已急，吾人只求宗旨坚定，切实向革命做去，至将来大功告成，党事自有一致之日”。（日后炯明在所著的《中国统一刍议》中，有批评孙中山视革命似“一若版权所有”，而“革命目的，原非排斥异己”之语〔陈炯明1927，120〕）。炯明写这信时，是10月15日，两个月后的12月12日，袁世凯便宣布恢复帝制了。 精诚合作 1917 年5月，北方督军团变起，黎元洪被迫退位，解散国会。海军总长程璧光首倡‘护法’（即要求恢复国会与黎总统职）[章年谱1979，2：635]　广东省长朱庆澜电陈炯明于上海，请陈回粤商议北伐“护法”〔美2685，1917。7。2，广州〕。7月中，陈遂与孙中山，章炳麟，等乘海军军舰南下，号召“护法”。时朱庆澜与广东督军陈炳昆（桂系）不和，8月中，辞职离粤前，委任陈炯明为省长公署亲军司令，陈遂藉此名义收回省长警卫队二十营（实为年前讨袁结束后，改编的共和军旧部）。 炯明把这二十营警卫队于1918年1月改编为‘援闽护法粤军’，8月进驻漳州，炯明从此在闽南逗留两年零四个月，埋首经营‘闽南护法区’，等待粤军回粤。时在广州的军政府为桂系所操纵，5月初时，广州非常国会取消孙中山之大元帅职，代以委员会制，设七政务总裁，孙中山愤然辞职赴沪，24日道经汕头时，曾到三河坝粤军前敌总司令部晤陈，商谈时局。 当粤军誓师于广州东郊时，孙中山曾饯粤军将领于军政府，致词略谓： ‘军政府成立数月，毫无进展，经陈总司令竭力经营，使得有此军队，即以此军队，实行护法，再造共和，实所厚望’〔年谱1957，22〕。 孙中山困处上海时，炯明在漳州每月汇大洋一千元，以下有五百元级，及三百元级者，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与居正，戴季陶等俱在内〔莫纪彭 1997，22〕。 这时候，孙中山公开赞成联省自治（见《孙中山与联省自治》），所以1920年粤军胜利回粤，逐走桂系，陈炯明于 11月2日返抵广州，尽忘前嫌，即请孙中山回粤重组军政府，团结西南，为建立十二省联省政府的初步计划。12月8日，上海申报就有广州军政府各总裁拟采用美洲合众国的制度，定名为联省政府的报导。章炳麟也由上海致电陈炯明，主张军政府改名为联省政府〔申1920。12。12〕。 分道扬镳 孙中山从离开上海到广州，于1921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前后有五个多月。在这一段时期内，他表面上一直申言赞成联省自治，所以他与陈炯明在这最重要的政见上，似已无异议。但是，孙陈不和，终必决裂的传说，早已极盛其时。2月中旬，上海《字林西报》驻北京的美籍记者乔柏（Rodney Gilbert）亲自南下访问。他有趣的对孙中山说：‘我南下想采访些有关孙陈发生冲突的新闻资料，可是我失望了！’孙答说：‘我很抱歉令你失望。我与陈炯明决裂的传说，不足置信。我不能否认我们之间有意见不同之处，但是我们能够避免“讲客气”的恶习，有事便尽量坦白的在会议席上争论。将来也许有不能解决的重要大事，以致用武，亦未可料。但是目前这些谣言，全是由北方制造出来的’。 乔氏随后往访陈炯明，在晤谈中，陈对军政府未表示任何意见，而对于建设广东为“模范省”，以广东为推进“联省自治”运动之核心的计划，却畅怀的谈了一个小时，仍有余兴未尽之意。〔字林1921。2。16；2。17　附于美3809，1921。2。18，上海〕 孙中山于（1921年）2月中旬便召集留在广州的国会议员，提出开非常会议，选举总统的建议。孙的理由是南方选出总统，组织正式政府，可得到列强承认，而分享关税剩余，向外发展。当然，他心里也知道把总裁合议制的军政府取消，代以总统独揽大权的“正式政府”，他的行动便可名正言顺的，不必再受到其他三总裁（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和陈炯明的衡制了。 当时反对选举总统的人，除西南各省的领袖外，国民党要人如吴稚晖〔康白石1978，130〕，蒋介石〔李敖1987，172；康白石1978，28〕等亦都反对；粤军将领从军事上的观点，表示激烈反对（见‘陈炯明与粤军’中‘援桂之役’一段）。 陈炯明的意见，则认为此举将破坏西南团结，孤立广东的地位，况且旧国会议员在粤者不过二百五六十人，远不足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依总统选举法，须有两院议员总数三分之二出席，即五百八十人，方能开总统选举会）〔李剑农1971，566〕。这样孙中山自己违法，又怎能口口声声喊“护法”，而指斥北方的徐世昌为“非法”总统呢？ 北京方面知道孙中山要选举总统，必图谋向外发展。遂一面唆使桂省陆（荣廷），陈（炳昆），准备入侵广东，以先发制人。一面联络香港广州商人，以离间孙陈。3月27日，香港华籍高等立法议员刘铸伯到广州与陈炯明晤谈了三个小时。根据刘向香港总督的密报，当时北京秘密派遣两代表，向陈炯明表示愿意正式委任陈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之职，并允代付清所欠军队的薪饷。条件是陈必须与孙中山脱离关系〔英6649/44， 1921。3。30，香港〕。两个月后（5月17日），香港总督史塔士（R.E.Stubbs）在其致伦敦外交大臣的密电中说： 立法议员刘铸伯企图在广州和香港筹款，组织“商人公会”，以资助陈炯明。唯一条件是陈必须答应和北京政府合作，与孙中山完全脱离关系。但是陈炯明对于此事，未作任何行动，结果令孙中山成功的选举了自己做总统。〔英6649/55，1921。5。17，香港〕 留粤的旧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于4月7日召开紧急联合会议，即席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总统已选出的消息传出，舆论哗然，西南各省之议会，社团纷纷来电表示反对。孙中山本拟定于（4月）20日就职。粤军在粤各主要军官闻讯，以西南大局为重，于14日联名请求劝告孙暂缓就职，并邀请胡汉民，汪精卫二人代达各军官意见，又晋谒陈炯明，请劝孙不可遽行就职，声明若劝告不从，则决定一致驱逐国会〔华字1921。4。18〕。 4月9日香港《华字》社论，认为孙中山选举总统一举，全是为对付陈炯明而发，其中一段说： 则吾以为所谓总统选出后之粤局，必将与我粤人良心上之希望，绝对背驰。何以故，以所谓总统，固明明为广州总统也。质言之，所谓总统之目标在广州，所谓总统之战略在广州，其全副精神，实完全为对付陈炯明而发。。。 彼（指孙中山）盖以为今日为彼党之劲敌者，不在北方之徐世昌，尤不在广西之陆荣廷，而在实迫处此，不主急进，而主缓进之陈炯明。非先去陈，即绝对无复发展之余地。然去陈固未易言也，一方面既难得军政府内部之一致，一方面又虑因此惹起舆论之攻击。惟挟所谓大总统的名义以临之，大权在握，独断独行，反对党魁事小，违抗元首则事大。在陈固不能不俯首听命。 陈炯明为顾全大局，委曲求全，制止粤军将领妄动，如港督所说，‘结果孙中山成功的选举了自己做总统’，也不幸正如上述社论所预测的，结果陈炯明被迫弄到“违抗元首则事大”的帽子压在头上。但是，正如粤军将领所惧怕的，北方资助的广西军队于6月中旬发动入侵广东〔美3918，1921。5。20，广州〕。炯明于6月20日亲自督师援桂，四个月后，才胜利班师回粤。 8月中旬，粤军进驻南宁，孙中山即先后遣派汪精卫，胡汉民，居正，邹鲁等前往南宁，劝使陈炯明率师北伐，不果。10月15日，孙乘兵舰离广州赴梧州，决计由桂林取道湖南，进兵北伐。25日，孙由梧州乘舰抵南宁，与陈炯明会商。会商结果，炯明答应调遣黄大伟所部三千人随孙北伐。根据李剑农的叙述，孙在南宁时，曾对陈说：‘吾北伐而胜，固势不能回两广；北伐而败，且尤无颜再回两广；两广请兄主持，但毋阻吾北伐，并请切实接济饷械’。〔李剑农1971，569〕 其实，孙中山不但知道陈炯明不赞成北伐，而且也知道广东省库空缺，实无法对北伐能“切实接济饷械”的。援桂之役，粤库已共支去八百余万元。在援桂之前的三月里，香港华籍立法议员刘铸伯访问广州后，向香港总督史塔士（R.E. Stubbs）报告，说广东每年税收总共一千六百万元；但每年支出需要三千二百万元。所以入不敷出是百分之一百！〔英6649/44，1921。3。 30，香港〕 至于‘毋阻吾北伐’一语，陈炯明于11月下旬，就很坦白的告诉广州的美、日两总领事，说他极不赞成孙中山之北伐，但将不阻孙之行动，他也不助孙〔美4167，1921。11。21，广州〕。 孙中山的北伐军在桂林滞留六个多月，入湘不成功，遂决计“改道攻赣”，把全部北伐军回师广东，再由粤北进攻江西。据他后来向国民党同志的报告，入湘不成功的原因，全由于陈炯明的阻碍，报告书上说： 其一，文自桂林出师，必经湖南，而陈炯明诱惑湖南当局，多方阻碍，使不得前，其函电均为文所得；其二，诸军出发以来，以十三旅之中，而行军费及军械子弹，从未接济，滇黔诸军，受中央直辖者，并火食亦靳而不与，屡次电促，曾不一诺；综此二者，一为阻我前进，一为绝我归路。〔李剑农1971，569〕 孙中山这种说法，显然是借口用来回师广东，好对付陈炯明。入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湖南严守中立，不许孙军过境。但是湖南当局的“阻碍”孙军前进，实在用不着陈炯明去“诱惑”的。而且，当时炯明正在广州埋首建设，施行“地方自治”的工作，乐得孙中山远征北伐，“阻碍”孙入湘，对广东没有好处。其实，当时湖南人民，反对北伐军入境，比湖南当局尤切。如李烈钧所说的，“湘省久经兵燹，元气已颓”〔华字1922。6。28〕，人民苦不堪言，当时吴佩孚的北军尚驻在岳州，北伐军一北进，北军将乘势南下，湖南复变为战场。所以北伐军进入湘桂边境，当地人民就拒绝接纳孙中山从广州带去的军用票，和二角银毫。而且，正在此时（1922年3月）李烈钧所辖的一万七千滇黔军，几乎全部随着唐继尧返云南（驱逐顾品珍），李手下的北伐军，只剩下二千多人〔美4393，1922。4。 24，广州〕。孙中山因此失掉了一万多人，也迫不得不改变入湘的计划，再作他图。 孙中山突然回粤的消息，实出陈意料之外，也对广东人的“太平盛世”像打来一个雷霹。据英国总领事的情报，孙到梧州后，给陈“最后通牒”，要陈参加北伐，以及提供五百万元经费，如果办不到，陈必须离职。极力鼓动此事者是孙的心腹胡汉民。胡汉民指责陈与吴佩孚和卢永祥勾结，以反对孙和孙的新盟友张作霖。英国总领事又指出，当“最后通牒”到达时，由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赴梧州与孙磋商，获得“暂时协议”（Modus vivendi）（据香港报纸的报导，这些“政府官员”该是省府政务厅长古应芬，总统府财政次长廖仲恺，及外交次长伍朝枢〔华字1922。4。15〕）。 “协议”中指定陈须参加北伐，而广东省库交孙控制。这代表团回到广州后，孙即于4月19日率军赴肇庆，21日下令免陈本兼各职，任命伍廷芳为代理省长，魏邦平为广州卫戌司令。（4月22日）晨二时，陈即乘车赴石龙，当日中午一万军队随往。英国总领事觉得陈突然退让出走，出其意料之外，因二十四小时前，陈仍十分坚定，但与幕僚商议后，也许感到无法阻止孙之进入广州。〔英7997/189，1922。4。22，广州〕 4月21日，廖仲恺，伍朝枢等认为尚有转圜的希望，力劝陈炯明往肇庆，亲向孙中山解释猜疑。陈已答应，临行，忽接部下密报，谓肇庆舰上，伏有刺客，企图谋害。陈知已无协商余地，虽尚有军队一万人，但不愿“同室操戈，糜烂桑梓”，遂于即晚（22日晨二时）赴石龙，转往惠州。〔年谱1957，29；美4393，1922。4。24，广州；美4576， 1922。6。22，广州〕 港粤舆论，纷纷为陈抱不平。例如，吧城华侨李怀庆等于6月1日给孙中山一封公开信，请求孙退让，由陈炯明回广州，维持粤省治安，再图救国大计，言极中肯： 自粤军返粤，以至援桂成功，不知掷几许壮士头胪，耗费吾民几多膏血，方造成此西南局面。乃不意先生误信宵小之言，为一般卑鄙龌龊，无聊无赖之政客，攘夺位置权利。始则阻唐联帅回滇，继则抛弃桂省，率军回粤，驱陈省长下野，先生之任性妄为，真令人梦想不到者矣。 唐为滇黔主要，陈为两粤中坚，西南之柱石，先生之股肱也。先生侈谈北伐，乃自斩其手足，虽匹夫匹妇之愚，未有如先生之甚。。。。先生自忖以广东半省之兵，能否敌曹吴数省之众，不观奉张之入关乎？其始吴氏处处佯败，节节退却，诱张氏深入重地，而后四面包围，十万奉军，竟一败而不可复振。先生扎大营于韶关，前锋已攻入赣境，恐曹吴之战略，又将以待奉张者待先生也。先生虽不为自力惜，当为吾粤健儿惜也。 总之，西南大好局面，经先生拒唐逐陈，不可挽救矣。吾爱先生，正为先生计，宜速电退职，请回陈省长，维持粤省治安，徐图救国大计，则先生仍不失为识时之俊杰，爱国之伟人，四万万民众当为先生曲谅也。〔华字1922。6。16〕 （1922年）5月中，孙中山改变以前强硬的态度，给陈炯明的电信中，多用恳挚之词，并派遣汪精卫，居正，程潜等多人到惠州劝驾，请出山北伐，陈均婉拒之。〔群报1922。5。24；转载于汕尾人物1994，5：466〕 在覆孙之一电文中，陈曾感慨的说：‘乃知所谓革命之结果如此，重累吾民矣。今奉孙公爱我，俾遂初服，慰奉何极’〔华字1922。5。4〕。 陈对居正解释他当时对北伐的态度： 我（竞存）的意见，重要只有两层：第一，我（竞存）对于北伐，始终主张积极进行，惟方法上与总统〔指孙中山〕稍有出入。我（竞存）以为用兵与政治当并重，故主张于未来局面政治上重要条件，当先与北方之可以言而有力者先为协定，然后用兵，否则贸然用兵，而无具体的目的，纵然军事胜利，而在政治上终无结果。我（竞存）意即在对于一定之目的用兵，并且以政治的方法促进用兵，决非舍用兵而单讲政治也。而外间不察，乃谓我（竞存）反对北伐，殊属误会。第二，我（竞存）以为粤军总司令部不可撤废。。。。。〔上海《民国日报》1922。5。11；转载陈炯明集1998，下：861〕 可注意的是炯明认为孙中山在1924年改组国民党前的北伐，是没有‘政治目的’，仅为个人或一党一派争权夺利的武装行动。换句话说，以孙中山来代替黎元洪或曹锟为大总统，对陈炯明来说，不是政治‘目的’，以联邦制来代替中央集权，那才是炯明最终的政治目的。 救孙一命的后果 陈炯明在六一六事件前后，一直对孙节节退让，不许部下妄动，（参考《陈炯明与六一六事件》）。救孙一命，日后反被诬指为蓄意谋杀，这是什么缘故呢？ 1922 年8月孙中山回抵上海，发表‘护法总统宣言’，说陈炯明于6月15日出驻石龙，嗾使粤军第二师至夜发难放火，而烧政府，‘欲陷予于绝地’，又说粤军军队抢劫省城及各地，而蹂躏人民之生命财产。复引咎自责，谓使人民蒙此惨祸，实由于用人之误。〔顺天1922。8。17〕〕 上海《中华新报》对孙当时的态度，曾作一段分析： 孙氏左右有二种潮流，一为孙洪伊之联直主义，其理由谓目下孙氏之敌，宁在西南，即唐继尧，赵恒惕，熊克武等，皆可认为反对党，如陈炯明尤为最新之仇敌。故拟乘曹锟，吴佩孚向孙表示好意之际，与之握手，另开一新局面。。。至反对‘联省自治’一点，孙中山与吴佩孚之思想，颇为一致。。。 其二则为张继等之革命派论，谓必须推倒北洋直系，解放长江一带之人民，故西南诸省纵属可憎，而陈炯明以外，必不可目为敌人。。。故于‘联省自治’，非谓全然反对也。惟其困难之点，陈炯明亦标榜‘联省自治’，陈为彼等不可不去之人物故也。〔转载顺天　1922。8。17〕 这段分析，极为准确。孙中山在其宣言中，就把六一六事件，全归咎于陈炯明个人身上，而对‘联省自治’则认为是军阀盘踞式的自治，表示反对。这样，把‘叛孙，叛党，叛国’的帽子压在陈炯明的头上，连带的把陈所标榜的‘联省自治’也压制下去了！ 结 语 孙陈间恩怨的根源，不在个人感情上的关系，而是在政见上的异同。他们不是冒险犯难，出入生死的革命同志，实在说不出什么私人间的恩怨。从孙中山的观点，正如李剑农所说的，‘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能受他们的党魁列宁的指挥，中国国民党却不能由中山指挥如意，并且生出陈炯明这种叛徒来’。从陈炯明的观点，正如他复吴稚晖信中说：‘我的毛病虽可跟人走路，但不能闭起眼睛而瞑索以行。若灼知所行之非路，必明以相告。告而不听，让其试验，不加反对可也。勉从其强拉同入迷路，每每不肯迁就，以此之故，适与孙先生自信为识途，强拉人瞑行，而又不容人献替者，恰恰相反’〔年谱1957，47〕。 孙陈决裂后，炯明退居粤东两年多，一直抱着消极态度，不跟孙走路，让其试验，不加反对，也不宣扬他为什么与孙决裂的理由，连章炳麟也引起误会，章于1922年8月27日给熊克武信里说：‘竞存既已通吴（佩孚），中山亦受曹（锟）氏运动’〔章年谱　1979，649〕。到了1924年底，港报对孙陈的复合与陈的态度，就有下面评语： 孙陈调和。但彻底观察，要有数疑点:(1) 陈孙政见上，性质上到底未必能合作。(2)孙文之党治主义，能否适合于今日之中国。(3)孙文及其党徒，是否确能救国。(4)孙文在粤自称非常总统，自称海陆军大元帅，及其残民以逞，是否可逃国法及公论之制裁。故吾以为竞存有志救国，自当异军特起，堂堂正正，以最鲜明之旗帜，与孙氏对抗，不当以暧昧态度，致惹引起天下之疑虑。〔华字　1924。11。6，7，8〕 孙陈恩怨的后果，梁冰弦曾感叹的说：‘识者都认定孙陈和则两利，分则两伤，后此偏偏大分特分，这也许是中国的运气使然！’ 分享： 4 喜欢 0 赠金笔赠金笔 阅读(1344)┊ 评论 (2)┊ 收藏(2) ┊转载(12) ┊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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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以湖南省为首，西南各省相继展开“省宪运动”，广东社会也出现类似情况，“这一方面是受到舆论报刊之影响，而另一方面，实在也是因为桂系和政学系控制下的护法军政府在广州存在的三年多期间中，使广东省民有了痛苦的经验”（胡春惠语）。就陈炯明个人而言，除受风潮影响之外，“且其在闽南之政治经验，也是鼓励其决心自治的原因”；再加上“护法已不足为号召”（陈炯明语），全国人民渴望的是“和平统一”。此时，北有“非法”总统徐世昌，南有“非常”总统孙文，当时的舆情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南北政府已完全破产：论法则南北皆非法……论武力则南北自身皆无本领以统一中国。欲解决此不死不活之局，舍实行联省自治外，更无其他比较妥善的办法”。 1921年初，广东省议会起草省宪时，省长陈炯明同时写了一个文件，即《建设方略》，其中强调建立“地方分权”政制的必要，即“徒以中央与地方之权尚未规定，中央恶各省之异，而思以兵力制服之。各省患中央之专制，而思以兵力抵抗之，兵革既起，政治之纷乱，乃不可收拾矣”。也就是说，“联省自治”并非要破坏“国家统一”；在军阀割据的情况下，只有“废督裁兵”，走“联省自治”的道路，建立一个有实权的中央（联邦）政府，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若如诉诸武力来“统一中国”，以新军阀或拥有军权的党派来代替旧军阀，结果还是“弄成集权专横的局面”。 实际上，孙文就任非常大总统时，也赞成“联省自治”。在宣言中称：“……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孙文后来却改变了这一想法，认为中国原来即是统一的，不应该把各省再来分开。中国眼前一时不能统一，是暂时的乱象，是由于武人的割据，这种割据，我们要铲除他，万不能再有联省的谬主张，为武人割据作护符……陈、孙二人之争，及至1922年发生“6·16”炮轰广州观音山总统府事件，以胡适当年的看法，即“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之酿成“武装的革命”，最大的问题在于“政治不曾上轨道”。但无论如何，“这件事表露了南方内部的公开破裂，给联省自治运动一个重大的挫折”，由此和平统一运动终被以武力为手段的革命运动所压倒，而此一转折，对中国近代化方向的影响，可谓深远。 陈炯明当年对美国教授杜威说过，“中国所有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真统一’的问题”。在他看来，“北之军治，南之党治，皆违反共和原则”；客观地讲，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并未脱离当时的现实，就广东而言，不仅物产丰富，“更有庞大的侨汇为其后盾”，所以，在民国初年，“各省皆穷的情况下，被认为是有着自力更生条件和最能实行立宪自治之省份”，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李剑农就认为：“若要解决国内的争端，还是非用联邦的方法不可；这是国民团体的一般心理。”从这一点看，陈炯明并非是一个“空想的理论家”，其“政治理想”亦并非毫无历史价值。事实上，他是一个面对挑战，在上世纪20年代复杂的中国南方社会，力求解决实际问题的“改良者”———尽管失败了。 发评论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1922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究竟是怎么回事(图)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1-07-24 08:27:28)转载▼ 标签： 陈炯明 宋庆龄 孙中山 文化 五四 辛亥革命 新文化运动 一百周年 分类： 无法遮蔽的历史 1922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究竟是怎么回事(图) 1918年，护法运动爆发，陈炯明率粤军入驻福建漳州，建设闽南护法区，赢得了“模范小中国”的美誉。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一般人印象里，陈炯明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军阀，其罪证之一，就是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上海。然而，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不是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把历史事件放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作客观的考察，还是率由旧章，简单地用“乱臣贼子”、“犯上”、“弑主”、“逆伦反常”之类封建罪名，作为定谳，实在无助于重新厘正这笔历史旧账。 　　根本分歧 　　陈炯明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他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 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 （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陈炯明并不赞成此说，他曾经批评： 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文告-，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 （《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 　　“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联省自治者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国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这似乎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 陈炯明对联省自治尤为心驰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见解： 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 （《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然而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 　　总统选举 　　对孙中山的主张，陈炯明等人则不以为然：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都变成镜花水月。 　　孙中山则以为陈炯明的保境息民怀有私心，他的性格，是认准了的目标，便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此亦所谓“知难行易”也。陈派的人最终拗不过孙中山。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结果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正如陈炯明预料的一样，孙中山当选总统和西征、北伐，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三个环节，它们是紧紧相扣的。 　　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粤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楔入广西境内，8月初，进驻南宁。 　　随后，孙中山派邹鲁到广西，敦促陈炯明出师援鄂，并由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但陈炯明说，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差不多都投进去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也只能筹到200万元，还要等北伐军出发以后才能付出。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中山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结果陈炯明仍然主张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北伐，只是现在兵疲将惫，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 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他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遂有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之举。（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载《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此事亦经黄大伟本人撰文证实） 　　邓铿之死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所以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 　　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从目前的史料看，这种说法大可质疑。据罗香林记述：“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后事。”（罗香林：《革命先烈邓公仲元传》）《陈炯明叛国史》也说：“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 　　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他怎么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呢？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申报》1922年4月30日）可见邓的亲属都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有一种说法是，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中山的北伐，孙中山为解兵马粮饷之忧，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以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以收杀鸡骇猴之效。（汪荣祖：《邓铿之死真相探索》，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90年2月） 4月9日，孙中山决意变更计划，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明才知道。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 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 　　举兵北伐 　　4月23日下午，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孙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因此，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 　　孙中山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发展，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然而，当孙中山谋求与奉、皖结盟时，已经把北伐降格为一次普通的军阀战争了。 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 　　炮轰总统府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在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顿时沸反盈天。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 “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 　　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然而，局势在继续恶化，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 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孙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 （《申报》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叛乱终于发生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饶是如此，这场叛乱同谋杀还是有点差别，因为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他们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晨报》，1922年6月4日，并参见袁伟时先生相关分析：《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三期，2002年6月29日） 　　值得注意的是，真正造成平民死伤祸乱百姓的则是孙中山。孙中山先得粤军总指挥叶举的警告走避永丰舰。粤军仅开土炮「三响吓之」，从而缴械解散总统府守军。六月十七日下午，孙中山则指挥海军大炮，乱轰广州市区。包括永丰等七舰在内分别于午后一时半和午后五时，两次炮轰造成房屋损失总共不下五百万元，平民死伤总数在百人以上。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 陈钦：陈孙分歧与中国百年大变局 》 分类： 1920年代, 民国, 政治人物 陈孙分歧与中国百年大变局 －－作者：陈钦 004.jpg 陈炯明是北洋时期一位雄踞一方叱咤风云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人们印象里，他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派，罪证就是1922年“六一六炮轰总统府”事件，逼得孙中山化装逃往上海。然而，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孙陈二人为何决裂？ 陈炯明与孙中山因护法运动而开始合作，这里的“法”是指孙中山1912年3月11日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当年的孙中山对陈炯明的品德一直很欣赏，他曾感慨说：“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孙中山还曾以“狼、大、快”三字喻陈炯明的革命作风，粤语“狼”字比喻勇猛进取。最初被外界知晓的孙、陈二人分歧是一次选举。 1921年4月，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在孙中山坚持实行记名投票要求下，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大纲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等均由大总统一人独断。孙中山被选举为非常大总统。 此举遭到陈炯明的反对。陈炯明认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应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达到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总统选举，此时广州旧国会议员只有200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简直是在自毁法律！陈炯明质疑道：“这和之前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用一个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去反对另一个同样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这是非常行不通的，结局只有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 陈炯明反对孙中山任职，拒绝参加就职典礼。自此，二人政见分歧开始明朗化。但实际上，早在1909年陈炯明加入同盟会之时，二人政见及民主理念的不同就已为日后决裂埋下了隐患。 秀才出身、个性温和的陈炯明虽加入信奉革命、激进的同盟会，然而与众多革命党人不同的是，他的政治抱负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建设”，这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大部分同盟会员“革命至上”、“革命流血至死”的心态和主张完全是两条路。 孙中山是“武力统一派”中彻底的中央集权主义者，他的理想是以领袖权力为核心的大一统。当时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是“中央集权”，要以“北伐”这种暴力武力方式来颠覆北洋政府，统一中国，成立中央政府。 陈炯明则主张“联省自治”，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建立与其相仿的联邦政制，以“南北妥协”的和平手段来谋求中国永久的统一。这与当时部分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认为，美国的崛起正是因为独立战争后，北美13州脱离英国，经过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这段历史。这些学者认为，美国的这段历史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可行选择。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南北内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之后，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诉诸武力、民众免于生灵涂炭而最终实现全国和平统一。 陈炯明一直对联省自治非常推崇。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 而孙中山认为，中国刚从清朝封建社会的皇权主义走出，需要的是区别于皇权主义的“一党专政”及以“军政”、“训政”的思想来统一中国。他要求所有党员要在“绝对服从党魁”的党章下签字，发誓效忠领袖，他甚至认为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 陈炯明认为，所有党员要在“绝对服从党魁”的党章下签字效忠，本质上与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没有不同，只是君主换成了党魁而已。孙中山的民众保姆说，也遭到陈炯明的批评，他认为：“政府把国民当成‘无知可怜’的幼儿，那人民就永远会是长不大的‘无知可怜’的幼儿，永远不可能实现民主政治。” 陈炯明对于以自治治理国家有深入的思考和实践。1909年，他就在家乡创办《海丰自治报》，倡导自治才是救中国的唯一良方……正是基于长期的政治实践积累，使得陈炯明可以很轻易地指出孙中山观点的破绽，并批评道：“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 005.jpg 《陈炯明首行联省自治之民选县长》油画素描稿子 对于苏联的态度，也是两人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1920年列宁密使波特波夫，曾经专门拜访当时在中国南部军事实力最强的陈炯明，表示愿意全力支持他统一中国，但是要放弃外蒙，承认外蒙独立，并表示苏俄可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供给粤军使用，遭到陈炯明严词拒绝。而孙中山则与苏联一直保持密切联络，陈炯明对此，从来不赞成。他认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不在强权而在公理，不在抗争或报复，而在诉诸国际之间同情及其相互之利益”。 1921年6月，坚持武力统一中国的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 陈炯明认为此刻中国民众甚苦，不能再轻易发动战争，且将士疲惫，军费不足，根本不可能完成北伐，仍然主张先定省宪，再议国宪，先确立民治的基础，再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在遭到陈炯明的消极抵制后，两人摩擦不断升级，以致孙中山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共事。”竞存是陈炯明的字。有传言说他曾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传到陈炯明那里，两人嫌隙于是无法弥补。 在美国国家档案局于1946年后才公开于世的机密文件中，广州美国领事报告，1922年4月中旬，因北伐军入湘不成功，改道攻赣，孙中山在梧州的军事会议席上，说南方有三人－－陈炯明、唐继尧、赵恒惕－－都该受到严厉处罚。英国领事亦有同样的报告。 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是南北两个政权对峙，孙中山为表明自己“天下为公”的心迹，多次对外界放出话来，只要“独裁”的北洋政府徐世昌下台，他也将同时下野。 1922年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于是一时间，社会各界纷纷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现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实现国家共和统一，其中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200多位名流甚至联名要求孙中山下台。但出乎意料的是，孙中山断然拒绝辞职。顿时，社会各界大失所望，孙中山民望迅速下跌。 陈炯明对此也非常反感，他认为“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 尽管北洋政府几乎同时宣布实施孙中山坚持恢复的《临时约法》，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应该宣告成功了，孙中山仍然不顾陈炯明的反对，坚持要通过军事北伐，暴力推翻北洋政府。 006.jpg 1923年8月14日，孙中山、宋庆龄在永丰舰与官兵合影 根据当年香港中英文报纸报道和英、美两国外交官的相关记载，1922年6月17日，孙中山以海军大炮炮轰广州。当时海军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得到海军司令的命令，由于没有海军司令的下令，在孙中山下令放炮后，一时没有士兵敢动手，孙中山气急之下，索性自己动手亲自发炮，“孙大炮”由此得名。 孙中山炮击广州后，胡适曾批评说：“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们，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 孙中山靠陈炯明打天下，陈炯明帮孙中山撑起了南方政权。如果孙陈二人生前有一出“将相和”，那段历史固然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中国近代历史也许会重写。但是，道不同不相与谋。真正有着坚定政治理想的仁人志士，决不会因为个人交情而放弃自己追求的真理。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陈炯明亲拟了一副挽联：“唯英雄能生人杀人，功首罪魁，留得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私情公谊，全凭一寸赤心知。”恩怨功过全由后人评说。 对孙陈二人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谁优谁劣，谁是谁非，自有历史评说。不过，陈炯明赴汤蹈火的努力最终却以惨淡失败谢幕，而孙中山发动的北伐破坏了南北妥协，失去了一次和平统一中国的大好机会，也扑灭了各地民主治理热潮及刚刚建立起来的民主体制。这对陈炯明个人来说是悲剧，对国家、民族来说，何尝不是一大遗憾？！ 以上摘自陈钦著《北洋大时代：大师们的理想国》 转自《战略家书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