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舒:那个率先报道“西安事变”的中国记者,他的尸骨去哪了? 》
分类: 1930年代至1980年代, 反右, 记者, 抗战, 肃反, 文革
那个率先报道“西安事变”的中国记者,他的尸骨去哪了?
--作者:阿舒
今日记者节。
作为一个读了七年新闻学的新闻专业毕业生,每到这个节日,我颇有些不好意思。因为记者这个词,对我来说,已经越来越久远了。福桃编辑部的小朋友们自称“公号狗”,承蒙公关客气唤声“媒体老师”,公号里熟悉的读者叫我“阿舒”,绝大多数的陌生人则喜欢把我们这一类叫做——
小编。(摊手!)
所以,本小编连我院九十周年院庆都不好意思去,偷偷叫同门师姐给我留了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可乐,而后便在朋友圈见证了同学们的刷屏:有白发苍苍的老师,有美貌和才华并存的师妹,在看到求学时仰慕的学长们迅速吹胀的照片之后,我有点悲欣交集。
到了今时今日,新闻记者的光辉时刻早已谢幕。很多人一说我们这个专业,开口便是“新闻无学”。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如我,面对这一类质疑,往往只能带着倔强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内心是无言以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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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确实也在心里犹豫过,彷徨过,迷茫过。
读新闻专业,会给你带来什么?
年岁渐长,近年有一些新的想法。新闻专业带给我的,也许并不仅仅是具体如何采访、如何写作、如何拍视频,更多的是教给我们对于事件思考的角度:
面对突如其来的一面倒舆论,保持冷静
绝不相信单一信源
不盲从任何权威
……
我的导师李良荣先生每周为我们请来社会、历史、经济等其他各系的老师上专题讲座,是他告诉我,要多看书,看杂书,才能学会用更宽阔的视野来看待问题。
我从毕业之后,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坚持每天读一份解放前报纸,从《申报》《大公报》到各式小报,这是之前上黄旦老师课时留下的痕迹。
甚至,当我开始写公号,新闻系给我的写作训练依旧获益无穷。我时刻提醒自己的,是刘海贵老师讲过的一位新闻系教授的名言:“写文章,前面三句话抓不住人(读者)的话,后面的话都是废话。”
这句话,来自复旦新闻系教授、新闻采访与写作教研室主任赵敏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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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敏恒
赵敏恒这个名字,在民国新闻史上是大名鼎鼎的。
有关他的传奇,我在读书的时候就听过不少:
他是第一个向全世界发布“西安事变”的记者。1936年12月12日上午9时,赵敏恒接到张道藩的电话,张没头没脑地发问:“西安有没有电报?路透社有没有驻西安的记者?”赵敏恒凭着新闻敏感性,从铁路局方向确认,发现西安不通车,再经多方查找线索,他终于向路透总社发电,报道了西安兵变的消息。
他甚至比国民政府更早知道“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九一八”事变当晚,他从驻沈阳的路透社记者处得到消息,随即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求证。而当时,张学良的汇报还没到达国民政府,蒋介石对事变也毫不知情。而在国际联盟调查团来中国调查事件时,赵敏恒设法在餐厅隔壁房间偷听蒋介石和国际调查团的对话。在调查报告书公布之前,赵敏恒弄到了外交部用过的复写纸,向光亮处照着辨认出字迹,从而比别人早4小时发出了报告书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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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7月,摄于复旦大学新闻馆前。自左至右:前排,舒宗侨、王昌孝、陈望道、朱振华;第二排,张允若、俞康成、曹孚;第三排,张四维、蒋孔阳、余家宏、曹亨闻、黄纯初;最后一排,陈望道校长的通讯员、杜月邨、赵敏恒。
我最喜欢听的是赵敏恒在“藏本事件”中的故事。1934年6月,日方忽然宣称,“中国排日分子”杀害了日本驻南京副领事藏本。一时间,日本媒体报道轰轰烈烈,日本大使交涉时声色俱厉,日舰云集下关江面……
赵敏恒此时得到南京警察厅侦缉队的线报,说藏本已在明孝陵山上寻获。警方担心,如果把藏本交还日方,日本仍会狡赖,于是约赵立刻去采访藏本。不料,藏本拒绝接见任何新闻记者,表示自己只想见日本总领事。赵敏恒灵机一动,上前握手:“我是青年会的代表,特来慰问你。”这下,藏本大吐了苦水,说自己想要自杀,是因为“总领事不准他参加外交部宴会,派他去火车站看管大使的行李”。他跑到紫金山,先打算跳崖,结果不舍得;而后把衣服脱了躺在地上,打算拿自己喂狼,结果狼被他吓跑。最终饥饿难忍时,不得不下山至孝陵街买面吃,最终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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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敏恒据此写了报道,真相大白。《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为此专门写了一篇短评,说中国人要感谢紫金山上那些“爱国”的狼,假如它们吃了藏本,中国人岂不是百口莫辩?
日机轰炸重庆期间,为了发布日军暴行,他不顾轰炸去发电报。到了大棵子电报局,见哪里已经是一片火海,后门处抓住一个逃难的电报局职员,赵敏恒开口便问:“你们还有哪里可以发电报?”职员说:“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要发电报?”
因为过于出名,赵敏恒的八卦故事也不少。他桥牌打得好,喜欢抽雪茄,喻血轮的《绮情楼杂记》(推荐这本八卦掌故,超级好看!)里还写过他的一段“绯闻”:
抗战胜利后,任《上海新闻报》总编辑赵敏恒,民国二十五六年间,曾任路透社东方主任,常驻南京,其人颇聪明能干,甚得英人信任。
得暇,辄至夫子庙听书,时群乐茶社有唱须生之露韵秋(原名赵春之),为该社第二台柱,风流俊爽,唱工亦佳,赵昵之,情爱甚笃,竟掷资为之脱籍,匿居于洪武街板桥新村,自此韵秋褪去歌衫,专与赵共缠绵焉。
顾赵有季常癖,其妻为金大女生,甚悍,侦知赵有新宠,大怒!逼赵供出金屋所在,乃亲至板桥新村,痛数韵秋罪恶,并捣毁其家具。韵秋原极爱赵,遭此凌辱,大恸,竟跳楼自杀,跌伤足踝,由赵急送中央医院诊治,幸所伤不剧,月余即愈。
但赵妻终日勃豁,必去此豸而后已,乃由新闻界知名之士,居中调解。结果,由赵出资三干元,与韵秋脱离关系,韵秋虽不愿,然迫于势,忍痛而去。后赵赴渝,每与友语及此事,犹惆怅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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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兰郁和史良(右)在抗战时期商量工作
赵敏恒的太太叫谢兰郁,是著名的妇幼工作者,抗战期间担任战时儿童保育委员会总干事,很受宋美龄的赞赏,同时与邓颖超、史良等人都是好友。是不是“河东狮吼”我们无法查证,但谢兰郁显然是丈夫的知己,因为她曾经这样评价丈夫——
“他采访新闻,不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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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敏恒和夫人谢兰郁在日军轰炸重庆沙坪坝后现场采访,摄于上世纪40年代
赵敏恒从小有做新闻记者的理想。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清华,1923年毕业后,他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文学院攻读英国文学,一年后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25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同时在纽约环球通讯社当编辑。
梁实秋是赵敏恒的清华同学,登陆西雅图之后,他和赵敏恒住同一间宿舍。寝室里只有一张大床,连被褥都没有。忽然一个同学冲进来大声说:“我方才到街上走了一趟,我发现满街上全是黄发碧眼的人,没有一个黄脸的中国人了!”梁实秋回忆,“赵敏恒听了之后,哀从衷来,哇的一声大哭,趴在床上抽噎。孙清波回头就走。我看了赵敏恒哭的样子,也觉得有一股凄凉之感。”
做新闻时,赵敏恒是拼命三郎;但他的内心,是敏感而细腻的赤子之心。这颗赤子之心,直接影响了赵敏恒在1949年的选择。
国民党军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给他订好了机票;宋美龄派人带话给谢兰郁,劝他们去台湾;联合国总部发来邀请函,邀请赵敏恒去美国;《香港日报》和《 星岛日报》总编辑也都请他加盟。田汉将赵敏恒的情况汇报给了周恩来,在重庆时,赵敏恒曾经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为此周恩来多次宴请赵敏恒,表示感谢他对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业绩的报道。周恩来说,欢迎赵敏恒留下,并可以在北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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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儿童保育会正、副理事长宋美龄、李德全同常务理事、负责人合影。中排左起:张蔼真、安娥、庄静、宋美龄、李德全、谢兰郁、赵清阁、吴贻芳;摄于一九三八年年五月,汉口。
赵敏恒的老朋友陈望道则邀请本来就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课程的赵敏恒来复旦教书。
他最终选择了复旦,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和朋友们说,国民党当局的腐败,他是彻底彻底失望了。
赵敏恒对于复旦新闻系是很有感情的。上海沦陷之前,复旦与大夏组成联合大学,往西南迁移。以复旦为主体的一部分迁往江西庐山,以大夏为主体的一部分迁往贵阳。复旦部分因为校舍问题于1937年底迁到重庆,不久两校分立。赵敏恒受程沧波的委托到复旦教书,他当时是路透社重庆分社社长,月薪五百英镑,战争期间,许多学生与家庭联系中断,经济困难。赵敏恒向学校提出,上课不支薪,将应得薪金作为奖学金,资助新闻系优秀学生完成学业。新闻系学生须去报馆实习,往返车费难以承担,赵敏恒主动提出设法补贴学生的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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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天从华东革命大学交代完历史问题,接受了思想改造之后,来到了复旦,担任新闻采访和写作教研室主任。解放初期的新闻系教材需要重新编写,赵敏恒常常工作到深夜编写教材,他在复旦很受学生欢迎。
然而,1955年7月,复旦第五宿舍38号。
有人告诉正在院子里玩的赵维承,“你家好像出事了”。赵维承跑回家时,父亲赵敏恒已经被几个公安带走,据说上了手铐,并用衣服遮盖,带上了汽车。家里还有五六人,正在翻箱倒柜。当时正值“肃反”,赵敏恒曾供职于外国通讯社,又曾经短暂就职于国民政府国防部宣传处长(两个月即主动离职),被视作“特嫌分子”。
妻子谢兰郁四处为夫鸣冤叫屈,据说这个案子一度获得了转机,但到了1960年,判决下来,所有人都震惊了——
赵敏恒被判8年徒刑,去江西劳改;谢兰郁被她所在的上海第六十中学打成右派,去青浦劳改,一年后才摘帽。复旦大学新闻系部分同学,因为“不同意赵敏恒是反革命”,在毕业分配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赵维承跟着母亲看过一次父亲,赵维承后来告诉采访他的李北宏老师:“我们去提篮桥探监时,从边门进入,进入房间,有一个约三米长的走廊,有栅栏将家属和犯人隔开。等到父亲和一些犯人走出来了,我发现父亲完全变形了,很瘦。我母亲问父亲,要不要上诉?父亲说,不需要了,没有用的。他指着我说,维承已经这么大了。母亲说,他想长大了学外交、新闻。父亲说,还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吧。”
临别,赵敏恒对妻子说:“以前,我以为什么都懂,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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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敏恒、谢兰郁分别和儿时的赵维承摄于重庆枣子岚垭家院落
1961年冬日,正在胜利电影院看电影的谢兰郁和赵维承忽然看到工作人员举着一块灯光提示牌,上面写有:“谢兰郁家有急事,速回。”原来是江西新余劳改营打来的电报,电报上只有几个字,赵敏恒在当地病亡。
第二天,谢兰郁带着儿子去上海北站买火车票到江西新余站,再换车,一路颠簸,总算到达劳改犯管理处。管理处人员给的答案是因跌跤出血,感染了破伤风菌,中毒身亡。他们想要见一见医生,又提出想要见一见同监牢的犯人,对方统统不答应。最后,他们总算开恩,让两人看一眼棺材。
后山一间房子前,停着一口薄皮棺材,大家都不说话。谢兰郁要求开棺,再次遭到拒绝。已经懂事了的儿子赶快对母亲说:“算了罢,不要再提要求了,弄不好,我们自己也回不去了!”
她只好到棺材前,拼了命从隙缝望去,望了许久。
她当时没有说话,很久很久之后,她告诉儿子,你父亲的脸是浮肿的。
这是赵敏恒,民国第一记者、“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等重大事件的见证者留给大家的印象,一口薄皮棺材,脸浮肿着,他最后的遗物,是母子二人带回的一条羊毛被。
他连尸骨也没有保留下来。
死了的人死去,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着,他们的生活陷入窘境,只好靠变卖东西度日,这其中便包括路透社的奖品金烟盒--这是他作为第一个报道开罗会议的记者,而获得的路透社内部奖项。
连他之前编写的12本教案也失踪了,赵敏恒留存在这世界上的痕迹似乎消失了。
“文革”后期,路透社社长访问中国,向周总理提出要见赵敏恒。周恩来派人了解后,才得知赵敏恒已经过世。国务院派了两名干部到上海,由里弄干部陪着访问了赵敏恒家属,他们家的生活总算好起来了。后来,路透社驻中国首席代表白尔杰受远东司人事部长的委托,送给赵敏恒家属两千英镑,作为抚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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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谢兰郁摄于居住的工农里棚户区家门口
当时,谢兰郁也已经去世。
1982年,赵敏恒获得平反,上海中级人民法院的结论是:“对所谓‘特嫌’问题,与事实不符,应予否定。”
《解放日报》记者沈轶伦在采访1956年入复旦新闻系的郑重学长时,曾经提起,校长陈望道对新闻系情有独钟,逢年过节,陈校长位于第九宿舍的家里坐满了新闻系的学生。除了糖果,校长总会特意用赵敏恒在路透社时率先发布开罗会议消息为例,鼓励新闻系的学生们要有意识地培养新闻敏感。当时,赵敏恒根据蒋介石侍卫长和苏联要员同时在开罗出现的消息,结合罗斯福和丘吉尔不在各自国内的线索,判断有重要会议在开罗召开。最终,他用加急电报向路透社总社发送了开罗会议的消息,比同行们早了14 个小时。
我相信,所有复旦新闻系的学生内心深处,都希望能有机会做一个赵敏恒这样的传奇记者。这是我们永远的梦想,可正如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讲的那样,我们奋力向前,宛如逆水行舟,最终却还是随波逐流。(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
但梦想还是要有的。
谨以此文献给记者节和我院九十周年华诞。
参考文献
1、复旦大学档案馆馆藏程沧波、赵敏恒档案五件的介绍,新闻大学1999年秋
2、李北宏,新闻奇才赵敏恒的曲折人生,世纪杂志2017-04-21
3、赵星,建国初期复旦大学新闻教育述评(1949-1957年)
4、沈轶伦,郑重:1956 年,复旦、五角场和大师们,解放日报2017 -06-30
5、张桂华,我是赵敏恒的儿子,街道1996年第9期
6、吴中杰,一代名记赵敏恒,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004626/
转自《山河小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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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敏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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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敏恆
出生 1904年12月0日
中國
逝世 1961年1月6日(57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西新余
教育程度 清華學校、科羅拉多大學、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大學
職業 記者、教育工作者
配偶 謝蘭郁
兒女 趙維承
趙敏恆(1904年-1961年1月6日)江蘇南京人,復旦大學新聞系教授,新聞教育家。被認為是第一位報導西安事變的記者,也是1930年代路透社簽約記者,中國分社的負責人。
目錄
1 生平
1.1 職業生涯
1.1.1 九·一八事變與李頓調查團報導
1.1.2 藏本英明失蹤事件報導
1.1.3 西安事變報導
1.1.4 開羅會議報導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
2 評價及影響
2.1 著作
3 參考注釋
生平
1916年以江蘇省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堂,與梁實秋、羅隆基、吳國楨等成為同學[1]。
1923年畢業於清華學校,即官費進入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文學院攻讀英國文學,一年後進入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學習。1925年夏,趙敏恆從密蘇里新聞學院畢業,獲得新聞學學士學位。隨後前往紐約,一面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研究系讀書,一面在世界通訊社工作,一年後成為第一個在美國獲得新聞學碩士學位的中國人。[1]。
職業生涯
九·一八事變與李頓調查團報導
藏本英明失蹤事件報導
西安事變報導
開羅會議報導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
1949年,趙敏恆選擇留在中國大陸,迎接新政權的到來。
1955年5月25日,趙敏恆被逮捕,當局認為其是外國間諜(「國際特嫌」)。趙敏恆隨後被關於上海提籃橋監獄,1960年9月21日,被判刑7年。因距離刑滿只剩1年多,便被送至江西新余礦山勞改。
1961年1月6日死於勞改營。
評價及影響
著作
《採訪十五年》
《新聞圈外》
《外人在華的新聞事業》
參考注釋
陳玉申. 赵敏恒——“最了不起的华人记者”. 清華大學. 2013-01-11 [2019年11月10日] (中文(簡體)).
分類:1904年出生1961年逝世中華民國大陸時期記者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編輯路透社記者復旦大學教授上海政治犯提籃橋監獄囚犯死在獄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清華大學校友哥倫比亞大學校友南京人趙姓
上海 》复旦大学:一代名记赵敏恒
分类:
一代名记赵敏恒
--作者:吴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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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在重庆时,保育总会部分领导成员合影。左起:李德全、冯弗伐、邓颖超、张蔼真、陈纪彝、安娥、刘清扬、郭秀仪、谢兰郁(赵敏恒夫人)。照片转自《二闲堂》网站
赵敏恒这个名字,现在已不大有人知道了,即使在他从业的新闻界。但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却是个名气很大的新闻记者,他的影响并不限于中国,而且名扬国际新闻界。
三次新闻事件和金烟盒奖
赵敏恒之所以能产生国际影响,并不全在他供职于外国通讯社的职务便利--先是担任美国美联社驻南京代表并兼任英国路透社驻南京特派记者,后则升任路透社中国分社社长--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新闻敏感性特别强,善于捕捉重大新闻,率先报道,因而产生轰动效应。这里可举三个例子:
一是关于“藏本事件”的报道:1934年6月8日,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藏本英明突然失踪。日本当局一口咬定,藏本为中国所谋杀,要求中方承担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实际上是借此挑起事端,准备扩大侵略战争。他们一面发出外交通牒,一面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上的日本军舰退去炮衣,瞄准市区,战争颇有一触即发之势。幸好南京警察厅侦缉队次日就在明孝陵东北山中一座破庙里将藏本英明找到,但藏本绝口不谈出走的原因,蒋介石政府又下令各通讯社和各报社不得报道这一消息,以免刺激日本。
赵敏恒从警官赵士瑞处了解到具体情况,就假扮青年会代表去慰问藏本,藏本大为感动,遂向他倾诉了许多心里话。原来藏本在中国工作多年,屡受排挤,不能升迁,因而觉得人生无味,决计自杀。赵敏恒不顾政府禁令,立即将谈话写成新闻稿,通过外国新闻社发表出去,使日本政府狼狈不堪。为此,日本外务省情报局局长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指名大骂赵敏恒是“中国最恶毒的宣传员”。但这一骂,却反而扩大了赵敏恒在国际新闻界的影响。
二是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1936年12月12日上午9时,赵敏恒在家里突然接到中央社的一个电话。电话里没头没脑地发问:西安有没有电报?路透社有没有驻西安的记者?放下电话后,赵敏恒觉得对方问得离奇,决定顺着这条线索去寻找西安方面的新闻。他马上打电话给交通局,询问到西安的通车情况。得到的回答是:“陇海路只通到华阴。”这样,他就断定西安方面肯定有情况。他知道此时蒋介石在西安,就保卫工作而言,决不会把整个西安封锁起来的。根据原先对国内情况和各派力量的了解,他马上意识到,一定是当地东北军发生兵变,扣留了蒋介石,所以才会封锁了整个西安。他再核实了一些情况之后,果断地向路透总社发电,报道了西安兵变的消息。他成为第一个向全世界发布这一重大新闻的记者。
三是关于“开罗会议”的报道:1943年10月,赵敏恒以路透社特派员身份参加访英团,途经埃及、葡萄牙飞赴伦敦。到达埃及首都开罗时,偶然在街上碰到蒋介石的侍卫长,他知道此人是紧随蒋介石身边的,不可能独自远行,所以立刻判断出,蒋介石此时一定也在开罗。于是他就留下来继续寻找线索。恰好这时苏联塔斯社记者罗果夫也在开罗,他问罗果夫苏联方面有什么情况?罗果夫告诉他,这里有许多苏联军政要员。他判断,斯大林也到了开罗。于是,再通过美联社和路透社的关系,打听罗斯福和邱吉尔的消息,知道他们此时都不在国内。这种种迹象都说明:开罗正在举行同盟国首脑会议,而且一定是决定战争进程和世界命运的会议。于是他立刻写好新闻稿,准备通过邮局发往英国,但被告知:上级有令,一律不准往外发送新闻稿。这一通知,再加上沿途见到开罗市内军警戒备森严,使他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确定无疑。于是他立即飞往葡萄牙,在里斯本用加急电报向路透社总社发送了开罗会议的消息。有趣的是,在路透社向全世界发布开罗会议的新闻稿之后,蒙在鼓里的英国外交部,还指责路透社乱发消息。而美联社关于开罗会议的报道,则比路透社整整迟了14个小时。
因为开罗会议报道的特殊成绩,赵敏恒获得了金烟盒奖。这是路透社内的最高奖项,烟盒上刻有受奖者的名字,据说只有很少的人获此殊荣,全社只有十多人得到过这种金烟盒。同时,也因这个报导,赵敏恒被提升为路透社远东司司长。
追求新闻自由的热血记者
赵敏恒能从细微处发掘出重大新闻,但他不是一架新闻报道的机器,更不是为了饭碗而盲从的驯服工具,他是一个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热血记者。这样,他就难免要与政府官员,甚至与顶头上司发生冲突。
抗战之前在南京工作时期,他就与蒋介石手下专管文化的高官张道藩干过一仗。张道藩是法国留学生,以文化行家自居,又自恃得宠于当道,平日非常骄傲。在一次金陵大学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旁若无人地用法语与法新社首席记者及其漂亮的女秘书高声交谈,影响了会场秩序,弄得大家侧目而视,主持人也向他示意,但他仍喧哗如故。赵敏恒实在看不下去,就用英语对张道藩加以斥责,张道藩恼羞成怒,对赵敏恒加以恫吓。为了照顾会场秩序,赵敏恒暂不理他,等散会之后,却候在停车场上,等张道藩出来,就迎了上去,大声地直呼其名,说道:“我倒要领教你如何报复我!”张道藩哪里受过这样的冲撞,显得非常狼狈,而赵敏恒则毫无退让之意,出现了尴尬的场面。别的同行官员连忙出来打圆场,才算了事。
抗战时期,赵敏恒救亡热情高涨,奔忙于各个战区之间,向路透社发送了大量的抗战消息,准确而且及时。他不管党派之争,只要有利于抗战的,一律加以宣传。所以他不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施加的压力,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日抗战,而且还及时报道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指责国民党政府不顾大局,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赵敏恒拿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硕士学位,他信奉的是新闻自由原则,追求的是新闻的真实性,不愿意将新闻报道置于某种政治利益的要求之下。这一点,即使在外国新闻界,也不易做到。而赵敏恒性格倔犟,意志坚定,他宁可放弃现实利益,也要坚持自己的信念。这样,他终于与他所服务的新闻机构所在国当局发生了冲突。
1944年,英国当局组织一批记者到非洲去写英军统帅蒙哥马利的胜利。但赵敏恒看到的是英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非常气愤,他没有去写歌颂蒙哥马利的文章,却写了不少揭露英国在非洲殖民统治的通讯。这些通讯原是寄给他的夫人谢兰郁的信件,却被他的学生陆铿看到了。陆铿觉得这些通讯写得很好,就把它交给重庆《新民报》发表,总题为《伦敦去来》。这些揭露殖民主义的通讯触怒了英国政府,他们要路透社开除赵敏恒,并不准将这些报道汇编成书出版。但路透社是民营机构,政府不能直接管理。社方顶住不办,赵敏恒则表示:如果我写的不符合事实,你们可以处分我、开除我,如果我写的是事实,则这属于新闻自由,他们无权干涉。后来官方对路透社董事会施压,要赵敏恒写检讨。但赵敏恒为了维护新闻自由的原则,为了维护记者的尊严,严辞拒绝。他毅然辞去路透社的工作,拒领退职金。
这之后,他先后担任过重庆《世界日报》和上海《新闻报》总编辑,一直到解放军进军上海。
在肃反运动中的冤屈
上海解放前夕,像赵敏恒这类知名文化人,都存在一个去留问题。赵敏恒是名记者,人脉广泛,要他去的人很多。国民党军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三次催他到台湾去,说机票都已订好了;宋美龄也派她的留美同学张蔼真来找谢兰郁,劝他们到台湾去;联合国总部也邀请他去做新闻官员。
但赵敏恒也有不少左派朋友,田汉夫人安娥是谢兰郁的好友,田汉挽留他说:“共产党是了解你的,你不要走!”并说他已将赵敏恒的事向周恩来汇报过,周恩来也欢迎他留下,并答应在北京安排工作,当年在重庆时,周恩来曾多次宴请赵敏恒,表示感谢他对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业绩的报道,尤其是对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这时,赵敏恒和谢兰郁目睹国民党政权的日益腐败,对他们也彻底失望了,他们最后选择了留下。
但没有想到的是,他却被送进了设在苏州的“革大”--即华东革命大学,那里的主要功课是交代历史问题,接受思想改造。毕业以后,也没有再分配他从事报纸工作。还是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长爱才,他请赵敏恒到复旦新闻系教书,担任新闻采访和写作教研室主任。赵敏恒在重庆时期就是复旦新闻系兼职教授,现在回到复旦做专任教授,倒也轻车熟路,得心应手。
但不久,赵敏恒还是出事了。倒不是因他率先发布了什么新闻,而是由于“历史问题”。
那是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之后,紧接着就全面展开了“肃反运动”,即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赵敏恒因其曾供职于外国通讯社,被作为“国际间谍”、“特嫌分子”,捉将进去了。
那时,复旦被捕的人不少,人们见怪不怪,而且也不准“怪”,所以赵敏恒事件在校内倒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但对他的家人来说,则是一个晴天霹雳。谢兰郁到处为夫鸣冤叫屈,她有充分的理由:赵敏恒不过是受雇于外国通讯社,而路透社又是个民间组织,他只不过做些公开的新闻报道,怎么就成为“帝国主义特务”了呢?这呼叫似乎产生了一些效果。1956年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一位领导人在做报告时,承认肃反运动中有些人搞错了,其中就举了赵敏恒的例子。家人和朋友都高兴了一阵子,但从此就没有下文。原来市委书记柯庆施不同意改正,因为他预料政治风向马上就要转变,所以赵敏恒的案子就拖着,到1960年,还是判了8年徒刑。而且谢兰郁也因“为夫鸣冤”,而被她所在的上海第六十中学打成右派分子,发配到青浦去劳动改造,直到1961年才摘去帽子。
谢兰郁早年在北京贝满中学读书时,认识了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她是贝满中学的数学教师,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后,因李德全的关系,参加了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李德全和吴贻芳发起的“中国妇女慰劳总会”;南京沦陷,撤退到武汉以后,因战乱中流浪儿童越来越多,她与李德全、邓颖超等发起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其后推举宋美龄为理事长,宋庆龄、李德全为副理事长。整个抗战时期,谢兰郁都为这两个机构工作,胜利后还担任妇女指导委员会上海办事处主任。解放初期,政府还承认她这段时期的劳绩,所以安排她担任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委员,但到得要将她打成右派分子时,这些事又都成了历史包袱,于是新账老账一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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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战时儿童保育会正、副理事长宋美龄、李德全同常务理事、负责人合影。
中排左起:张蔼真、安娥、庄静、宋美龄、李德全、谢兰郁、赵清阁、吴贻芳;摄于一九三八年年五月,汉口。照片转自《二闲堂》网站
赵敏恒被捕,谢兰郁下乡改造,这一家人的困境可想而知。住房是日益缩小,不断搬家,从复旦筑庄38号楼上楼下一套日式房子,一直搬到复旦农场的工棚小屋,工棚的四壁是用竹条编的,从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面的田野和建筑工地的情景,当然也就四面透风了;家庭经济也陷入困境,只好变卖旧物勉强度日,甚至把路透社的奖品金烟盒也变卖掉了。
历史不会忘记
赵敏恒判刑后,即押赴江西新余矿山劳动。在离开上海前,谢兰郁带着儿子赵维承到提篮桥监狱去见他一面。只见赵敏恒的头发全白了,健壮的身体变得十分消瘦。谢兰郁问道:“要不要上诉?”赵敏恒说;“不要上诉了,没有用的。”他摸了摸儿子的头说:“维承这么大了!”他感到一种欣慰。停了一会,他又说:“原来我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其实是什么都不懂。要好好学习呀!”真是语重心长,别有深意存焉。
赵敏恒的刑期从1955年被捕之日算起,还有两年就要满期,家人在等着他的归来。但是想不到,等来的却是他的死讯。1961年1月6日,他病死在劳改矿山里,时年57岁。谢兰郁、赵维承母子二人到达江西新余后,扒在一辆油罐车后面颠簸了两小时,才到达那座矿山。她们看到的只是一口薄皮棺材。据说是因跌跤出血,感染了破伤风菌,中毒身亡。谢兰郁提出要开棺见尸,不同意。她再提出要找与赵敏恒一起劳动的犯人谈话,也被拒绝了。这时,已经懂事了的儿子赶快对母亲说:“算了罢,不要再提要求了,弄不好,我们自己也回不去了!”谢兰郁只好作罢,母子二人只带回一条羊毛被,作为赵敏恒的遗物,留作纪念。后来连赵敏恒的尸骨也找不到了,他似乎永远在国人的视线中消失。
但路透社并没有忘记这位为本社立过功勋的记者。文化大革命后期,路透社社长访问中国时,曾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赵敏恒。周恩来派人了解后,告诉他说赵敏恒已经过世,只好作罢。但国务院还是派了两名干部到上海,由里弄干部陪着访问了赵敏恒家属,这在当时,对缓解赵家的政治压力,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到得上世纪90年代,路透社驻中国首席代表白尔杰还是找上门来了。这时,谢兰郁已死,他就对赵维承说,路透社有一笔基金,专门用来给社员家属解决困难之用的,他受本社远东司人事部长的委托,送给赵敏恒家属两千英镑。这对一个贫困家庭来说,当然是一笔大款项了。
赵敏恒的案子,是直到1982年才获得平反,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结论说:“对所谓‘特嫌’问题,与事实不符,应予否定。”
其实,赵敏恒不是特务的事,早在1956年就已查清了。问题就在于政治需要介入了法律审判,使法律失却了独立判案的能力。
我相信赵敏恒的事,后人还会提起。不但他的记者业绩将会作为新闻采访和写作史上的范例,供新闻从业者学习,而且他本身的遭遇,也将成为法制史上的一个案例,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
注:吴中杰,学者,现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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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复旦大学:我是赵敏恒的儿子
分类:
我是赵敏恒的儿子
--作者:张桂华
(一)
采访对赵维承全不新奇。
父亲赵敏恒是著名记者,曾担任世界大通讯社--英国路透社远东司司长,负责中国及东北地区的新闻通讯,以后又任《新闻报》总编辑,解放后调复旦大学任新闻系教授。
母亲谢兰郁也是社会活动家,著名妇幼工作者,曾担任战时儿童保育委员会总干事,抗战期间在大后方为收养,教育因战争流离失所儿童做了大量工作,很受委员会理事长宋美龄的赞赏,并与邓颖超,史良等人是好朋友,解放时为妇女指导委员会上海办事处主任。
一九四九年,赵维承八岁,究竟走不走?走到那儿去?这一严峻的选择摆在父母亲面前。赵敏恒可去的地方很多,《香港日报》总编,新加坡《 星岛日报》总编辑都请他加盟,联合国也邀请他去美国总部担任新闻官员,赵维承二姨夫为国民党立法委员,二姨到赵家劝其一起去台湾,赵谢夫妇不予考虑,再劝其到香港静观时局再作打祘,夫妇俩也不为所动。
赵谢夫妇自有自己的主见,两人的工作使他们与社会各界有着广泛的联系,耳闻目睹国民党政权的日益腐败,他们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因此夫妇俩既不想去海外,更不会去台湾,决定全家留在大陆,等待新中国的诞生。
解放以后,赵敏恒被送到苏州革大学习,回家后再也没等到回《新闻报》报社的通知。复旦解放后第一任校长陈望道得知此事,立刻请赵敏恒到复旦新闻系工作,赵已兼任复旦新闻系教授多年,同事相熟相知,教学轻车熟路,这样,就正式到复旦担任教职,新闻界就此少了一位资深老报人,复旦多了一个新闻实践经验丰富的老教授。
此后,赵维承也随父亲迁往复旦校园,成了“复旦子弟”。 在复旦校园里,度过了自己少年时代,读完六年小学,父母亲的社会地位虽不同于过去,但作为复旦教授,生活究竟还属优越,赵维承至今仍存留着少年时代的美好回忆。
(二)
一九五五年的一天,赵敏恒被上海公安局作为“特嫌”突然被捕。从今天来推断,这可能是由当年潘汉年一案引发抓“特嫌”的波及。赵敏恒被抓入狱后,自此渺无音讯,直到第七年才被判刑八年,但赵敏恒没有坐完最后一年牢,宣判后第二年,即死于江西劳改场。
谢兰郁对丈夫一案坚决不服,多次上诉,这当然是没用的,非但没用,反给自己带来厄运,一九五七年,谢被工作单位上海第六十中学打成了 右派。
父亲被抓,给少年赵维承稚弱的心灵,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巨大震动。昨天还是著名教授的父亲,今天却成了[特务],赵维承整个生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随着生活的俞益艰难,母亲开始变卖家中的什物和首饰,家里住房也开始不断变化,赵家解放后总共搬了九次,光在复旦就搬了六次,一直从小楼搬到复旦农场的工棚内,工棚是赵家住得时间最久的复旦"家属宿舍",“工棚的顶和四壁是竹排编的,里面可清楚地看到外面,屋中狭窄,我常躺在床上看外面农田和建筑工地的情景,夜晚则数着天上的星星离去。”赵维承回忆说。
这段时间,赵维承从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壮实的青年,对母亲的含辛茹苦,备尝艰辛,在屈辱环境下勉力撑持家庭,赵维承怀着深深的同情和敬佩之心,他总在想怎样为母亲分担一点家庭则任,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
高中一年级时,四川,云南,贵州等落后省份到上海招考建设人才,他瞒着母亲报了名,登上了西去贵州的列车。
赵维承很意外地被分配到贵州省建筑工程专科学校读书,高中一年级学生,到贵州居然一下子进大学,连他自己也未想到,但他却不怎么高兴,读书虽然是供给制,住宿,读书,吃饭都不要钱,可他是为早日工作,才千里迢迢赶到贵州的,如果要读书还不如在上海读。写信回家,母亲却很高兴,要他安心读书。
读了一年放假回上海,他就不太想回贵州,想在上海找份工作。母亲不同意,学校也不愿意放弃这位学习出色的学生。可在贵州时,他常感喘不过气,到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心臓扩大,母亲不再勉强他,学校仍不舍得放,要他在上海养好病后再回贵州,保留学籍。后经一番周折,才将档案户口重新办回了上海,并在里弄办的电子加工厂找到一份活,有了固定收入,总算为母亲解脱了一点,如此一年多,直到海外来了固定的接济。
青年赵维承长得高大结实,相貌堂堂,在考场内被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看中,特地关照他报考表演系,考完发榜,比他考得差的都被录取,唯独他榜上无名,这本在他意料之中,并不怎么当回事。母亲却受了重大打击,又急又气,四处奔走找人帮忙,正在此时母亲好友田汉夫人安娥到上海,母亲将儿子考大学之事向其倾诉 ,安娥答应帮忙,回北京后,即将此事告知田汉,田汉了解赵家情况,解放前赵敏恒曾掩护过田汉躲避军警的追捕,田汉写一证明,自己愿意替赵维承高考作政治担保,让其到上海戏剧学院再考。就这样,一九六一年,赵维承居然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五年制设计专业,在他是意外的惊喜,更高兴的是总算满足了母亲的愿望。
大学毕业因文化大革命延误了两年,一九六八年, 赵维承被分配至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工作。去津以前,他仓促结了婚,与妻子一同北上,妻子是他大学同班同学,被分配至天津河北梆子剧团。
赵维承到天津,并没能到人艺搞舞美。当时全国正风行京剧样板戏,京剧本是“大写意”,不需要什么布景,一个凳子一座山,一条板凳一条河, 但“现代革命京剧”改革传统,也大搞舞台布景,而且普及样板戏是头等大事,为此,在他人推荐下,赵维承被京剧团要去搞舞美。
一九七零年,是赵维承人生中又一大转折,因一帮复旦教授子弟文革初期“关心国家大事”的私下议论,加上“出身”问题,被人牵连,赵维承立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中苏边界冲突,珍宝岛事件后,林彪下了一号通令,天津紧急疏散十万人。他自然属于疏散对象。他没有随京剧团疏散,而是随妻子的梆子剧团疏散。妻子可以留城,但为了丈夫,两人一起来到天津西郊的杨柳青农村。
几年下放,赵维承学会了全部农活,耪,耧,收割, 样样拿得起,他干活努力,手脚利索,比得上一个农村壮劳力,其间女儿,儿子相继出世,小家庭成了四口之家。
(三)
一九七六年后,父母亲相继平反,一九八三年赵维承先调回上海,直到一九八五年妻儿才返回上海,赵家三代分离了十六年,至此才获团聚 。
此时,赵家在复旦也开始戏剧性地搬家,五十年代是每况愈下,这一次是渐上层楼,先从工棚搬入第一宿舍,以后又搬入第九宿舍。
赵维承一九八三年调入上海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先从事电化教学,担任电化教学实验室主任,以后又调任装潢美术系系主任,这一年,他年届五十。
如今,赵维承已满头白发,但身体,精神都很好,性情开朗,对生活更有广泛的情趣。回首往事,赵维承没有什么懊悔,他坦荡地说:“我家这样的经历与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分不开,无须多说什么,至于自己个人,我有时也持这样的看法,如果仍像解放前我家那样优裕的条件,说不定我会因此而成为一个废人,人生虽曲折,但可能是我秉承了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坚强性格,任何时候我都没有对自己失去信心, 没有消沉颓唐过,我总祘走过来了!对妻子,对子女,对母亲,我总算尽了为人夫,为人父, 为人子的责任。对父亲我无能为力,母亲晚年,我想她是满意的,我们一家在上海团聚,我伺候在旁,第三代也已长大成人,她是放心而去的”。
曲折的人生,坦荡的情怀,赵维承自有男人的风采 。
原载深圳《街道》杂志1996年第9期,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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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敏恒 (1904-1961) 江苏南京人,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新闻教育家。当年以江苏省第一名成绩考取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学堂,清华大学前身)。
中文名赵敏恒国 籍中国出生地江苏南京出生日期1904逝世日期1961毕业院校清华学校主要成就《世界日报》总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代表作品《外国人在华新闻事业》、《采访十五年》、《新闻圈外》等职 称教授
目录
1 人物生平
2 研究方向
3 主要贡献
4 人物述评
人物生平编辑
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即官费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文学院攻读英国文学,一年后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
1925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同时在纽约环球通讯社当编辑。
1926年获硕士学位。
1926年被留美学生公推任《中国留学生月报》总编辑。
1927年回国后担任北京《英文导报》副总主笔,兼任中国大学教授。1928年曾任民国政府外交部情报处副科长兼秘书。
1927年8月参加英国路透通讯社工作,先后任南京特派员、汉口特派员,中国分社兼重庆分社社长,并兼美国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派员,路透社远东司长。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国际新闻社、英国每日电讯报、日本朝日新闻社、苏联塔斯社都曾聘请他发布新闻。
1945年创办《星期快报》,任重庆《世界日报》总编辑,兼任复旦大学教授。1945年10月,任上海《新闻报》总编辑。
1949年以后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新闻采访与写作教研室主任。赵敏恒是少有的新闻奇才,极具新闻敏感性,多次在国际领域首发新闻,引起世界轰动。
1955年7月因“国际特嫌”蒙冤入狱,1961年在江西逝世。1982年获得平反。
研究方向编辑
1.1932年10月2日早世界各大媒体发布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报告。
2.1934年最早报道“藏本失踪案”。
3.1936年12月12日最早报道“西安事变”。
4.1943年11月早14个小时报道秘密召开的“开罗会议”。
主要贡献编辑
·主要著述:
1.《外国人在华新闻事业》
2.《采访十五年》
3.《新闻圈外》
4.《伦敦去来》
人物述评编辑
赵敏恒是少有的新闻奇才,这在新闻界早有认同。他之所以名扬国际新闻界,是在于他有多次极具分量的报道 [1] 。
·超强的新闻敏感性
赵敏恒善于捕捉重大新闻,率先报道,因而产生轰动效应。有三个事例可以说明。
⑴关于“藏本事件”的报道:1934年6月8日,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藏本英明突然失踪。日本当局一口咬定,藏本为中国所谋杀,要求中方承担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实际上是借此挑起事端,准备扩大侵略战争。他们一面发出外交通牒,一面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上的日本军舰准备开战,战争颇有一触即发之势。幸好南京警察厅侦缉队次日就在明孝陵东北山中一座破庙里将藏本英明找到,但藏本绝口不谈出走的原因,蒋介石政府又下令各通讯社和各报社不得报道这一消息,以免刺激日本。
赵敏恒从警官赵士瑞处了解到具体情况,就假扮青年会代表去慰问藏本,藏本大为感动,遂向他倾诉了许多心里话。原来藏本在中国工作多年,屡受排挤,不能升迁,因而觉得人生无味,决计自杀。赵敏恒不顾政府禁令,立即将谈话写成新闻稿,通过外国新闻社发表出去,使日本政府狼狈不堪。为此,日本外务省情报局局长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指名大骂赵敏恒是“中国最恶毒的宣传员”。但这一骂,却反而扩大了赵敏恒在国际新闻界的影响。
⑵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1936年12月12日上午9时,赵敏恒在家里突然接到国民党负责宣传的要员张道藩的电话。电话里没头没脑地发问:西安有没有电报?路透社有没有驻西安的记者?放下电话后,赵敏恒觉得对方问得离奇,决定顺着这条线索去寻找西安方面的新闻。他马上打电话给铁路局,询问到西安的通车情况。得到的回答是:“陇海路只通到华阴。”这样,他就断定西安方面肯定有情况。他知道此时蒋介石在西安,就保卫工作而言,决不会把整个西安封锁起来的。根据原先对国内情况和各派力量的了解,他马上意识到,一定是当地东北军发生兵变,扣留了蒋介石,所以才会封锁了整个西安。他再核实了一些情况之后,果断地向路透总社发电,报道了西安兵变的消息。他成为第一个向全世界发布这一重大新闻的记者。
⑶关于“开罗会议”的报道:1943年10月,赵敏恒以路透社特派员身份参加访英团,途经埃及、葡萄牙飞赴伦敦。到达埃及首都开罗时,偶然在街上碰到蒋介石的侍卫长,他知道此人是紧随蒋介石身边的,不可能独自远行,所以立刻判断出,蒋介石此时一定也在开罗。于是他就留下来继续寻找线索。恰好这时苏联塔斯社记者罗果夫也在开罗,他问罗果夫苏联方面有什么情况?罗果夫告诉他,这里有许多苏联军政要员。他判断,斯大林也到了开罗。于是,再通过美联社和路透社的关系,打听罗斯福和邱吉尔的消息,知道他们此时都不在国内。这种种迹象都说明:开罗正在举行同盟国首脑会议,而且一定是决定战争进程和世界命运的会议。于是他立刻写好新闻稿,准备通过邮局发往英国,但被告知:上级有令,一律不准往外发送新闻稿。这一通知,再加上沿途见到开罗市内军警戒备森严,使他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确定无疑。于是他立即飞往葡萄牙,在里斯本用加急电报向路透社总社发送了开罗会议的消息。有趣的是,在路透社向全世界发布开罗会议的新闻稿之后,蒙在鼓里的英国外交部,还指责路透社乱发消息。而美联社关于开罗会议的报道,则比路透社整整迟了14个小时。
因为开罗会议报道的特殊成绩,赵敏恒获得了金烟盒奖。这是路透社的最高奖项,烟盒上刻有受奖者的名字,只有很少的人获此殊荣。同时,也因这个报道,赵敏恒被提升为路透社远东司司长。
·忘我的敬业精神
上世纪40年代,日本侵略者对重庆狂轰滥炸,赵敏恒不顾炮火,多次去电报局发电讯稿。一次日机轰炸,他去大棵子电报局,电报局以是一片火海,空无一人。走出电报局后路上碰到一逃避轰炸者,赵敏恒打听哪里还有可发电报地方。那人认为赵是疯子,惊讶地说,这个时候你还要发电报?无奈之际,赵登上嘉陵江上的英国轮船请求发报,终于将日军暴行在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发布。后来英国驻华大使批评赵借用英舰电台发报,赵说,我是路透社记者,我要完成我的工作。我不是你的雇员,你无权命令我。他妻子谢兰郁说:“他采访新闻,不要命。”又如,在开罗会议期间,他敏锐嗅觉到有重大新闻,于是客服重重困难,一路追踪并冒着可能被军事法庭审判的风险,第一时间发出报道。赵敏恒在《采访十五年》中写到:好外勤,应当一生只当外勤;好编辑,应当一生只干编辑。做新闻记者的,不应当争名夺利,而应当求事业的成功。他的忘我铸就了他的成功,也应验“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这句古训。
·恪守职业道德
赵敏恒教授人格独立,恪守新闻职业道德,是非观强烈。1932年“一·二八”后,英国驻中国大使兰浦森要调停中日战争,从北京到南京再去上海,行踪甚为神秘,赵敏恒得知消息后即予发表。兰浦森到上海,看到报纸勃然大怒,约见赵,责问他未经准许怎能发表他的行踪,并要他交出新闻来源。赵义正辞严地回答:新闻如不正确,你能否认,其他方面均无权干预。我更无必要交出新闻来源,因要维护新闻自由原则。赵声称只对路透社负责,而对其无理干预置之不理。无奈之下,兰浦森要求路透社更正并将赵撤职开除,最终路透社拒绝了兰浦,主持了公道。
1944年,英国组织一批记者到非洲去写英军统帅蒙哥马利的胜利。但赵敏恒看到的是英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非常气愤,他没有去写歌颂蒙哥马利的文章,却写了不少揭露英国在非洲殖民统治的通讯。这些通讯原是寄给他的夫人谢兰郁的信件,却被他的学生陆铿看到了。陆铿觉得这些通讯写得很好,就把它交给重庆《新民报》发表,总题为《伦敦去来》。这些揭露殖民主义的通讯触怒了英国政府,他们要路透社开除赵敏恒,并不准将这些报道汇编成书出版。但路透社是民营机构,政府不能直接管理。社方顶住不办,赵敏恒则表示:如果我写的不符合事实,你们可以处分我、开除我,如果我写的是事实,则这属于新闻自由,他们无权干涉。后来官方对路透社董事会施压,要赵敏恒写检讨。但赵敏恒为了维护新闻自由的原则,为了维护记者的尊严,严辞拒绝。他毅然辞去路透社的工作,拒领退职金。
赵敏恒的记者业绩将会作为新闻采访和写作史上的范例,供新闻从业者学习,而且他本身的遭遇,也将成为法制史上的一个案例,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
个人爱好:喜欢抽雪茄烟,桥牌技艺精良。
参考资料
1. 王增藩.复旦大学教授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
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吴非但不能禁止,而且应给以保护。 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 2月1日,工人代表们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进入普乐园会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秘书李震瀛登上讲台,高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为抗议吴佩孚的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进行全路总同盟罢工,李震瀛、杨德甫等主要领导人在江岸指挥全局;高斌、姜海士、刘文松在郑州,吴汝铭、史文彬、洪尹福在长辛店,林祥谦、罗海城、曾玉良在江岸执行总工会的命令。信阳负责的是分工会委员长胡传道和副委员长、共产党员徐宽, 新乡负责人是分工会委员长杜石卿,彰德负责人是分工会会长、共产党员戴清屏。2月4日,总工会一声令下,京汉线全路开始了大罢工。 京汉铁路上的技术工人大多属于外来人口。 杨德甫是湖北帮帮首,曾到日本留学,因工龄长、手艺好、徒弟多而享有较高威望。林祥谦则是福建帮首领。 https:// acftu.org/wjzl/gysl/gysy 最早到达江岸车站的铁路工人中有一批是来自福建马尾造船厂的,在他们的介绍下,京汉铁路的福建籍工人逐渐增多,并形成了福建帮。福建帮帮首林祥谦就曾在马尾船厂当钳工,后通过在京汉路工作的妹夫周连城和几位同乡的介绍,林祥谦及其父亲、弟弟先后来到京汉铁路工作……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张国焘、邓培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列宁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99页。) 这次大会及列宁与中国代表的谈话对中共从事铁路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在工运工作中也逐渐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只有铁路工人、海员、矿工为三个有力的分子”,进而提出组建全国铁路总工会,组织铁路工、矿工、海员三个产业的三角同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1922年直奉战争结束后,中共利用吴佩孚“保护劳工”的政治主张,通过交通部向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派遣了六名密查员,作为中共在各路开展工运工作的特派员,主要目的是发动各路群众,建立工会组织。张国焘甚至认为,中共是以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起家的。 ,约占全国罢工人数的1/7以上,受到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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