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運史話﹕從《鄭超麟回憶錄》看中共早期歷史(上)--寒山
中國東方出版社最近出版了鄭超麟的回憶錄，上下卷加起來有1200頁。鄭超麟是中共早期活躍分子，1924年在上海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兼上海地委委員，參加過從二十年代中共的一些重要活動，直到1929年在共產黨的路線鬥爭中站錯隊，加入了托派，被中共開除。雖然他為中共早期活動出過不少力，但他的托派歷史讓他在中共建政後從五十年代初開始坐牢，差不多一直坐到1979年，遠遠超過他在國民黨政權下坐牢的時間。這也算是這個他曾經為之效勞的黨對他的報答。
中共雖然也承認在1949年以後自己的歷史中不乏黑暗面，但其早期歷史的主題毫無疑問是奮鬥和犧牲。但鄭超麟的回憶錄恰恰在這一點上剝去了這幅光彩奪目的宣傳畫上的一些油彩。
1924年，中共的一些重要領導人都住在上海里弄的石庫門亭子間裡，經濟上有蘇俄盧布的接濟，政治上有外國租界的保護，生活方式上則深受布爾喬亞知識分子和小市民習氣的感染。當時張太雷、陳延年、瞿秋白、蔡和森和毛澤東等人合租了慕爾鳴路一套兩樓兩底的房子，後來搬到了哈同路的兩個統樓。
這些革命家享受著兩個“娘姨”--即保姆的服伺。一個專門照顧在上海大學當教授、穿戴得象紳士一樣的瞿秋白，另一個則是毛澤東從老家湖南隨身帶來的，名叫“龍嫂”，她的任務是替所有人做飯。毛澤東回湖南時把這個娘姨轉手留給了女革命家向警予，做她和她的男朋友蔡和森的老媽子。雇用外地娘姨是上海有錢人和中產階級甚至小市民的生活派頭，這不但在那個時代、即使在今天也是雇用關係之一種，本來無可厚非。但作為身強力壯的年輕革命家，卻拿著組織的經費去雇人做飯掃地和鋪床，這無論如何聽上去和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要掃除一切剝削和不平等這些冠冕堂皇的口號不和諧。
至於當時的日常坐機關的“革命工作”，鄭超麟回憶說：”除了上課須早起以外，每日都是十點至十一點之間起床，上午看看報就過去了，下午跑印刷廠，逛馬路，找老朋友談天，工作都在夜裡，直至兩點鐘或三點鐘。我吸煙，飲酒，看電影，上遊戲場，打麻將，有時在郊外散步，直至很遠很遠。”
到1925年和1926年，中共的另外一些領導人也搬來上海租界，如彭述之、羅亦農、趙世炎、周恩來、陳延年、張國濤、陳獨秀等等。這時上海機關又搬到橫濱橋附近一個洋房式弄堂房子裡，那裡每家門口都有花圃，裡面很多都有抽水馬桶和浴盆，住家多半是日本人和白人妓女。
羅亦農是當時上海黨組織的中心人物，忙著同和共產黨搞統一戰線的國民黨要人聯絡，和左傾的大資本家接頭，同流氓頭子拉攏等等這些“外交”工作。他穿著一身長袍馬褂，“很象中等公館的老爺”。他給自己布置的住宅比其他人更闊氣，他自己的太太、丈母娘和小舅子也住在裡面。鄭超麟說，他自己和其他中共幹部如王若飛等是羅公館的常客，“在那裡叫菜、喝酒、陪他的丈母娘打牌。”
從鄭超麟的回憶錄中看，打麻將是這些革命家很熱衷的消遣。在1926年秋天，中共上海軍委機關一些人盲動，企圖發動兵變，占領上海。就在發動兵變的數天前，鄭超麟說他還和領導兵變的一位幹部在軍委機關裡打麻將。後來此人兵敗被殺。中共領袖、大家長陳獨秀看來也是一個麻將迷，即使在很多革命的重要時刻也不忘記忙裡偷閒。鄭超麟說，向警予告訴他們，有一次深夜開完會出來，走在弄堂裡，陳獨秀說“他那個三番沒有和成，真可惜，已經開張了，七束一定有，但總不出來”，如此這般喋喋不休地說了好久他的麻將經。
從中共官方的歷史著作中，人們是看不到這些有損於他們偉大光榮正確的形像的日常瑣事的。那麼，在鄭超麟回憶錄更為政治性的那些部分，人們又能看到一些什麼呢？我們下次節目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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